一部苏联“大国梦”破灭的醒脑之作
有一些苦难,已经过去很久,却又在刚刚发生,比如《切尔诺贝利午夜》中揭开地真实内幕——当局是如何封锁消息,制造人类史上的永恒噩梦。
1986年4月26日凌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一线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并上报。在威力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的爆炸面前,副总工程师竟一口咬定没有爆炸,并以开除威胁一线人员闭嘴。
当体制发现不能解决问题,就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数百公里内,居民听到爆炸出来观望,在致死的辐射中惊疑不定。核电站管理层则忙着甩锅,副总工推给总工,总工又推给副总工。地方长官的最终指示,将旷世灾难在报告中变成了一场小火灾,无视常识和百万人的生命。
大灾难面前,体制的第一反应不是负责和应对,而是一致封锁消息。
在三万倍致死量的辐射下,第一批逆行者,赶来扑灭“火灾”的69名消防员几乎全部丧生。灾区在政府组织下举行了人数创历史记录的“五一劳动节大游行”,一切都被当做没有发生。15年内,将有8万民众死去,十多万人终身被疾病折磨,无数出生的婴儿畸形。
体制每撒的一个谎,就是欠真理一条债,这债迟早是要还的,还债的却不是欠债人。
当辐射云飘出俄罗斯,飘到欧洲,瑞典能源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声称检测到异常辐射,怀疑本国发生核泄漏,一时间专家和媒体惊疑不定,民众大骂瑞典,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联系各国,各国纷纷展开排查,只有苏联不予回应。29日,美联社最先宣布,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
想让灾难不在体制下被掩盖,唯一的方式是让它成为国际事件。
事故中出现了三位“吹哨人”:
一是现场值班长阿基莫夫,遭到当场训诫;
二是核能研究所所长瓦西里,他第一个将灾情上报,接到威胁电话,遭到苏联科学院警告,最终被送上法庭;
第三位是国家科学院院士勒加索夫,他从简报中发现端倪,坚持认为不是火灾,而是核泄露。而且他发出了能打动上级的警告——其他三座反应堆也可能爆炸,莫斯科乃至半个欧洲都将陷入毁灭。终于揭了盖子,开启了一场大救援,挽救了亿万人的生命。
事故两周年之际,勒加索夫在自己的公寓楼梯间上吊自杀,在录音带中留下了当时尚未公开的灾难真相。1996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终于为其平反。
一个吹哨人的非正常死亡,不会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苏联举国的大救援中,24万名消防人员、军人和医务人员勇敢地进入辐射区,他们的平均寿命减少了10年,600名飞行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事后,苏联宣布,这是“用实际行动积极对抗资本主义宣传的欺骗和抹黑”,大救援充满了“勇气和英雄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次伟大胜利”。
资深调查记者亚当·希金博特姆用十多年时间深度调查,很多当事人都年事已高,作者抓住最后的采访机会,集合数百小时采访录音,不但涉及当时的上层决策者,更包含科学家、卡车司机、消防员、医生、寡妇…等无数亲历者,全景式展现了这场毁灭性灾难的全过程。
其中有大量重要档案均为历史首次曝光,由于俄罗斯档案政策收紧,事故中众多受害者和责任人已经去世,本书对这一体制性大灾难成因的揭示,不仅空前,很可能还将绝后。
本书一经出版,立即轰动西方世界,进入欧美多家一线媒体年度榜单——《柯克斯书评》年度最佳非虚构,《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年度图书,2020年安德鲁•卡内基奖;堪称“比任何一部恐怖电影更令人痛心,比任何一本惊险小说更惊心动魄,又比任何一部政治寓言都发人深省。”
一切灾难,都源自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更可怕的是,这种无知和无耻,在今天仍在持续。35年过去了,作为核事故的切尔诺贝利已经尘埃落定,而政治中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却在不同的领域一再发生,拷问着一个个“大国梦”背后的荒诞,权力和体制的傲慢和失败,更是一个经历过灾难和荒诞的普通人的自救和醒脑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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