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的力量：谎言重复一万遍，也成不了真理
谎言重复一万遍
也成不了真理
文：刘东 编：先知书店
编者按：有种东西，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拥有，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才具备。它就是——通识。
通识听起来简单，但能够真正掌握的人，从来都是少数。更多的人，其实是误把偏见当成通识。
比如，人类社会最基础的两大学科，政治学和经济学中，偏见和谬误就屡屡出现，试举两例最典型的：
1、资本家以剥削工人为生，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
2、政治不过是“权力斗争”，是“政客八卦”，是“阴谋阳谋”。
纳粹头子戈培尔曾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同样的，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相信谬误，谬误便会成为强大的社会共识。更致命的是，每个缺少现代文明基本通识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都很容易屈服，成为恶的一份子。
“伪常识洗脑”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常识的匮乏。而掌握了各学科的基本通识，在面对“洗脑”荒谬论点时，就会一眼辨别其荒谬性，而非急着接受或顺从。这便是通识的重要性。
不仅可以让“谎言重复一万遍，也成不了真理”，也是抵御“碎片化信息过剩”，重建现代人精神自治的最低要求。
▌通识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
近来国内媒体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尽管我国各大名校陆续成立了国学院，但面对体制上的难题，在究竟如何施展教学方面，它们竟全都束手无策，因为在教育部的分科体系中，根本就没有“国学”二字的学科代码。
一方面，相对于文、史、哲这样的学术分科而言，国学的覆盖面似乎是太普泛了，人们怀疑世界上怎么可能有“样样都懂的专家”。
另一方面，又不断有人在鼓吹西方教育的“通识”或“博雅”，似乎中国人天生就喜欢分科，天生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似乎只有通才和全才教育，才是西方如此成功和一直成功的真正秘诀。
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在“国学”名称下的种种说法。“国学”是西学背景下对民族学术文化的总称；西学在经历现代化之后出现了严重分化，中国文化又在不断地西化中被外来范畴所割裂。
作为对中国教育体系过于西化的反弹，“国学”恰恰代表着中国通识教育本身。尽管这种意义上的“国学”与眼下太过西化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我们还是必须澄清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当中华文明还像是个正常文明的时候，通识原本正是其最主要的内容。
的确，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之初，不管中华文明缺乏什么，也绝不缺乏通识教育。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说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也就是说，至少是按照严复的判断，相对于具有专业钻研精神的西方人而言，当时的中国人，反而是更偏向于通识、通才和通人。
不过，除了像严复那样的留洋学生，当时的中国学者，非但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会以此种通识为荣，因为历史上的大儒，从孔夫子到朱熹，从王夫之到顾炎武，早就为他们树立了这方面的榜样。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能从钱穆当年的文章中听到这样的历史回声：
“中国学问经史子集四部，欧阳修已一人兼之。其实中国大学者尽如此。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故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苟其专在一门上，则其地位即若次一等。”
可见，我们的文明在权衡价值与效率时，宁愿要通儒的人格，也不要专家的机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好；事实上，反观全世界任何延续至今的正常的古代文明，也一定是以通识教育为先的。因为任何文明需要自我赓续，一定要让已有的文明成果被广泛接受，否则它们就无法进行大体不走样的自我复制，其教育目的就会谬以千里，其文明就会日趋式微，也就很难被后人所知了。
▌中国通识教育偏颇的文化根源
对于往日错误的修正，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表现为新一轮的西化和对自家传统的继续漠视。
进一步了解中华文明是如何偏离对通识教育的重视的，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严复当年提出的文明二分法，并且回到文明碰撞之初，检讨当时的人们认识文明的方法，包括认识外部文明的方法与认识自身内部文明的方法。
众所周知，自从中西两个文化圈相互重叠以来，对外部文明和内部文明的这两种认识从来都是相互依赖的。
从人性之常出发，各文明就注定存在着相当广泛的文明之常。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些常态与常量，各文明之间的信息传递与相互借鉴，以及由此获得的调适更新，才可能有了坚实的人类学基础。
但可叹的是，在严复那个时代，近代西方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逼得人们必须在二分法的框架下，企图运用简单的逻辑去把握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欠发达国家似乎存在着一个比较的幽灵，一旦发现西方某种特有的东西，马上就会把它认定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不二法门，并且一门心思地去学习，从而让自己的文明黯然失色。
我们不妨扳着手指头数数看：不仅仅是社会分工和学术分科，从制度到科学，从悲剧到史诗，从宗教教会到孤独个人，从管弦乐队到竞技体育，哪一样西方社会的特性，优也好劣也罢，没被说成是西方的奥秘？
不客气地讲，严复对通识的判断，就是从这“极化”比较思维的陷阱里发出的。他当年《论世变之亟》的上下文，几乎样样都在走这样的极端：“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
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严复思想的决定性影响，以往实在是被大大低估了。其实，在严复提出并被广泛接受的两极文明框架之下，温和渐进的改良派和亢奋激进的革命派，区别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大：他们无非是要推动本土文明，朝一个相反的对立面发展，两者之间充其量只在手段和速率上有所差别罢了。
在一边倒的西风下，即使本土文化还想有所抵抗，也总要遭到百般嘲弄。1960年，钱穆在美国哈佛东方研究院做“人与学”的学术讲演，当论及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贵通人不尚专家时，李济对钱穆的讲法深不以为然，当时的反应是“白眼时多，青眼时少”。
有了这样的社会压力，才会流传出这样的顺口溜：“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习惯势力既已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不要说大学里的通识教育了，就连中学时代的孩子们，也早就根据智力高低，被划分成了文理两科。
由此一来，才会造成如此反讽的事实：尽管我所从事的哲学教育公认最需要天才头脑，可按照时下的潜规则，考生们却“理科全都考不上，才考文科；文科全都考不上，才考哲学！”在做出这种选择之后，教授们即使再努力又有何用？因为早从学生那里，就被釜底抽薪了！
由此可知，我们的本科教育产生这种偏颇，其深层的文化根源在于，自从中西方两大文明彼此相识之初，就出现了对于文明事实的漫画般处理。在任何堪称正常的传统社会，人类的知识构成，例如“专”和“通”的比例，或者“约”与“博”的比例，大概都只会是三七开。
然而，工业革命以后，这两种学识之间的比例就率先从西方开始变化，逐渐发展到了五五开甚至六四开。而我们竟还要基于对西方文明的偏颇总结，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变本加厉，使两者之间的比例升到了七三开、八二开甚至九一开！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个一向被称做“礼仪之邦”的社会，也终于从以往的“君子不器”，发展到了如今的“小人皆器”，以至于走到哪里都缺乏安全感，无论推出什么举措，都要事先防范钻空子，徒然增加了高昂的社会成本。
即使已经落入这般田地，我们还是只会从现代学术分科的角度，来检讨中国的教育制度：如何才能培养出那只占百分之五的最高端科技人才？无非还是抛洒重金向外广派留学生呗。他们怎么就想不到：由于通识教育的全面缺位，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个社会共识的缺失，我们的社会正在流失最起码的地基？
然而，通识教育还是沿着当年的简单逻辑在向前推进。正如专业分工曾被视为西方的最大奥秘，等人们沿这条斜坡越滑越远，才又在今天反过来发现：原来只有通识或博雅教育，才算得上西方成功的真正谜底！
尽管人类的各个文明从来就必须相互借鉴，但真正聪明的学习方法，应该遵循缓步调适、渐次增长的策略，而不是采用彻底格式化的、大开倒车的手段。既然当年已然是矫枉过正，而且现今已经确认了这种偏差，那么，对于往日错误的修正，即使不表现为彻底复归，也应当表现为朝着相反的方向去调适，从而部分地回归中国传统。无论如何，它也不应该表现为新一轮的西化和对自家传统的继续漠视。
要想深入打破通识教育的困境，首先需要弄清的是，在当今这个乱糟糟的全球化时代，究竟什么才算得上名符其实的“通识”？
真正的通识，让人意识到自己认知的局限，并主动打破圈层，不在受限于固有的认知模式中。事实上，通识就是要不断学习新的学科知识，掌握新的概念。只因每一种学科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都是打开新世界、新认知的钥匙。
比如对人类社会运转影响极大的——金融、经济、管理、政治、社会科学等...
比如对人类心灵影响最深的——哲学、心理学、文学等...
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掌握底层逻辑：各学科的思维方式”（含独家好书，附赠《通识：学问的门类》）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