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國忠：從紙上到石上——墓誌銘的生產過程

彭國忠先生

引言

墓誌銘是非常獨特的一種文體。這個獨特性有兩個方面的體現。一，它主要是向後世廣大讀者介紹墓中死者的生平事蹟，而不是以當代讀者爲主要閱讀對象，但是在撰寫完成後，必須首先獲得死者親屬或者僚屬友朋的認可，即必須首先得到當代極少數讀者的同意；二，它雖然像其它文體一樣，產生於紙上，但最終以刻于石上、藏於墓中，直至出土重新問世爲歸宿，紙本固然可以像其它文體一樣流傳于世，石本在經過歲月的允許出土以後，也可以流傳於世。這樣，爲某一死者撰寫的墓誌銘，理論上就會有兩個版本——紙本和石本。有的墓誌銘，只見紙本，有的則只見石本；而有的墓誌銘，紙本、石本，並行於世。比較同一墓誌的兩種版本，會發現有時二者一致（姑且不論文字寫法的不同或措辭用文的小異），有時二者不一致，且差距較大。墓誌銘如何從紙上到石上？到石上後，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是怎樣產生的？有無價值？考察這些問題，對於我們深入認識這種文體，無疑是有益的。

墓誌銘是誌、銘兩種文體的合稱。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墓誌銘》：“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歿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窮，若蔡中郎（名邕）集所載朱公叔（名穆）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于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于古意無害也。迨乎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謂可以信今傳後，而潤飾太過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然使正人秉筆，必不肯徇人以情也。至論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並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序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者，則別體也。曰墓誌，則有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有（按：疑衍，或“而”之誤）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卻是銘，題云銘而卻是誌者，皆別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歿於他所而歸葬者，曰歸祔誌。葬於他所而後遷者，曰遷祔誌。刻于蓋者，曰蓋石文……凡二十題。或有誌無誌，或有銘無銘，皆誌銘之別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唯敘事實，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爲節段者，有虛作誌文而銘內始敘事，其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爲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故墓誌銘有多種形式，與神道碑、壙銘、碑銘等等，並無實質性區別。本文所論，統稱之爲墓誌銘；亦以題中冠以“墓誌銘”者爲主要文例，少數情況容或有例外。

紙上墓誌銘：一個不完整的文本

紙上墓誌銘，指的是保存在文人別集，以及詩文總集中的墓誌銘。紙上墓誌銘實際是一個沒有完成的文本，留有一些未定項和許多空白項；它的完成，必須先以紙本形態進入消費環節，經過消費者也就是死者家屬的閱讀、改動、認可和確定，再藉眾人之手，才能上石，成爲石上墓誌銘。石上墓誌銘，是一篇墓誌銘的終結態；即使仍然留空，即使形式上再不完備，也是完成態了。

（一）紙上墓誌銘的來歷：多數讀者都會把紙上墓誌銘的撰寫者當作墓誌銘的唯一作者，其實，從來源看，紙上墓誌銘的撰寫者並不是墓誌銘的唯一作者。墓誌銘撰寫之前，多數都有死者的行狀，包括紙本的行狀和口述行狀兩種；撰寫者只是墓誌銘的筆錄者和加工者，它實際有合作者，有的還不限一名。

清人秦瀛《論行述體例》云：“名公卿大夫之歿，作行狀以述生平事蹟，上之史館，謂之公狀。類由他人所撰。狀首先列所狀者之曾祖、祖、考名諱，其例已古。今人于父母之歿，人不論顯晦，位不論高卑，其子孫率自具其先人行事，以乞銘於人。又以子孫不得自稱祖父名諱于文後，托他人之名系之，曰某人填諱。此例不知始自何人，而今文章家明於義法者，亦用之。”雖然有些絕對化，但所言人沒之後，先具行狀，再乞人撰寫墓誌銘，則大體如此。就名公卿而言，撰寫行狀的目的，首先是上呈國家史館，由史館根據其生平、行事等，擬定其諡號，上達朝廷，或封蔭後人，或賞加哀榮，等等；其次，則是乞人撰寫墓誌銘、神道碑一類文字。其中，又因爲時代或者誌主身份的不同等而異。如南朝與北朝不同，“南朝由朝廷出面營葬的王公貴族，其墓誌的撰寫一般也就是由秘書省諸著作或相關人員來承擔，這些人所依據的資料，只能是秘書省原有的檔案(名臣傳、功臣傳之類)，所以在名號、稱謂、生平等等方面，是符合有關規定的，這與北朝墓誌很不一樣。”北朝後期，“敘述誌主生平的誌文與銘辭部分雖然一般是委託文士來完成的，但其基礎應來自於由喪家所提供的誌主之‘行狀’”，而“儘管並非墓誌製作的行爲主體，北魏後期的朝廷仍然以特有的方式參與了墓誌的生產過程。從而使得墓誌這種本以死者個人爲書寫對象、以喪家爲製作主體、以後世爲默認讀者的壙內之物，一定程度上帶上了具備當代公共性與政治性的社會生產‘裝置’色彩。喪家也借由這一過程對自身在北魏後期社會權力網絡中的位置感進行確認與強化”，如死者的贈官、諡號等。就一般人而言，無大功名顯赫事蹟可大書特書，無份于封諡蔭，具行狀只是爲了乞得墓誌銘，以存其人寄哀思。故墓誌銘多數都會交代某人奉狀或者某人乞銘之事。但奉狀、乞銘者，並不限於死者子孫，凡是死者親屬若子若孫，若門生故吏，若兄弟甚至長輩、妻妾，等等，不一而足。今僅以韓愈所撰墓誌銘爲例以說明之。韓愈《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皋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于博士韓愈曰……”這裡出現的行狀，由死者之子派遣使者送達韓愈，以乞銘。《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於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行狀由死者妻弟韋楚材撰寫，而請銘者爲其同母兄、弟。《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交代請銘者而未言行狀撰寫者，則死者行狀由其母兄、夫人、子女中一人或多人口述。《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死者事蹟，當由其子口述或筆錄。有的墓誌銘，則由死者生前託付某人撰寫，韓愈《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既病，謂其遊韓愈曰：‘子以吾銘。’”死者生前託付，則對死者事蹟生平瞭解必熟，這種墓誌銘，其創作權似乎應該完全歸於撰寫者，但也不能排除另有筆錄行狀或口述行狀的可能。

有的墓誌銘，主要內容就由口述行狀或筆錄行狀構成。韓愈《襄陽盧丞墓誌銘》開篇云：“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于職方員外郎韓愈，曰”，下文即由“曰”字撮錄盧行簡的話構成：“吾先世”如何，“吾父”如何，“吾母”如何，父母歿事：“先君沒而十三年夫人終”，子嗣情況：“生子三人”，某、某、某各自職官，“女子”出嫁何人，將於何時葬父母於何所，與一般墓誌銘內容無異，僅敘述者換爲其子而已。之後，撰寫者韓愈的直接話語僅爲50字左右：“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余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最後是銘文，僅19字：“弘農諱懷仁，沂諱璈，襄陽諱某。今年實際引數和六年。”明代歸有光《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云：“（李）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采次其語。”明確交代自己撰銘“頗”採摘行狀。其《太學生周君墓誌銘》云：“余晚獲與其子仲季交，得考論其世。至是閱君之家狀，推其平生艱難困苦之跡，所以貽其後者至矣。”墓誌銘的內容顯然來自家狀。《李惟善墓誌銘》云：“李瀚以嘉靖二十九年月日，葬其父李君。先期爲狀，來請銘。曰：……狀如是。”雖然敘述語氣換爲自己，但顯然內容還是來自其子所撰行狀。《方母張孺人墓誌銘》：“鄉進士方范循道之母張孺人卒，將葬，乞銘於予。其狀云……”，以下700字左右的內容，都來自行狀，然後是“狀如是”，其余約200字（含銘文）是其自撰。《陸孺人墓誌銘》：“履冰（孺人婿）述孺人狀甚備，予爲采次其辭，而爲銘曰”，亦交代墓誌銘來自行狀。

（二）紙上墓誌銘的留空：像其他金石文字一樣，墓誌銘也留空。留空，一種是直接留下空格，一種是以“某”、“某某”代替。

清葉昌熾《語石》卷九論碑誌，專有“空格待填”一則云：“六朝唐人造象、墓誌，有空格待填之例。如武定六年《偃師縣石象碑》，文首題邑主之下敬造之上，文中‘故佛弟子，邑主’之下，皆空八格。《中州金石》記曰：此非殘缺，當時待填姓氏耳。又兗州府武平三年一百人《造靈塔記》，‘今邑義主’下，亦空三格，此造象空格之例也。《隋太僕卿元公誌君》諱　字　智，其夫人《姬氏墓誌》，‘夫人姓姬，諱’下字下，空一格，‘姬’下空兩格。兩誌‘葬於大興縣　　鄉　　里’，地名皆空二格。唐儀鳳二年《淮南公杜君墓誌》，‘君諱’下空一格，即接‘字’，‘字’字下又空十二格。光宅元年《宋夫人王氏墓誌》，‘夫人諱某字某’，諱字下皆空一格。大中元年《馮光清墓誌》：曾門皇諱某字某，祖門皇諱某字某，諱字下亦空格，留名字待補。貞元十六年《清河郡張氏夫人墓誌》，‘貞元十六年葬於’之下，空格留地名待補。又《張頡墓誌》，‘貞元十　年　月　日，奉靈櫬祔於’，年月日下，‘祔於’下，皆空格，留卜葬之時地待補。此墓誌空格之例也。”此論雖針對石上墓誌銘，但石上墓誌銘顯然來自紙上，有紙上留空，石上填寫者；未見紙上填空而石上不填者。

之所以留空，一個原因是死者子嗣等不便直呼其名、其先世名，故在行狀中留空。此即所謂“填諱”。而填諱者往往另有其人，當然，也可能是死者親友託名他人。其次，墓誌銘的撰寫者，可能也不知道死者先世名諱，故紙上墓誌銘仍然留空。再者，撰寫者不能詳知死者後代等具體情形，更不能預知死者將於何年何月何日何時葬於何所，故這些內容也要留空。

（一）紙上墓誌銘相關信息的缺失：墓誌銘是實用性很強的文體，其最終歸宿是上石安於墓穴，但是，紙上墓誌的完成，只是全部流程的一半：誌主家屬要過目討論甚或修改，定文後再請人填諱，請人書寫、書丹上石、篆蓋，這樣才真正畢工。而這些信息，在紙上墓誌中全無。故相應地，紙上墓誌相比石上墓誌，缺失不少信息。

唐李翱《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誌銘》，周紹良藏拓本題作《唐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誌銘並序》，署“外孫歐陽溪書”，不獨題名完備，增加“並序”，且有書寫人姓名。唐顏惟貞《朝議郎行雍州長安縣丞上柱國蕭府君墓誌銘》，石本題作《唐故朝議郎行雍州長安縣丞上柱國蕭府君墓誌銘》，下署“中大夫行薛王友顏惟貞撰”，撰者顏惟貞之署銜，可補《全唐文》小傳之缺。宋李覯《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陳公墓誌銘並序》，石本題下署“同郡李覯撰，蔡通書，陳備篆蓋”，文後署“黃奕鐫”，比紙本增加書寫者、篆蓋者、鐫字者信息。蔡襄《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潤州劉君墓碣》，署時爲“嘉祐七年四月”，而石本題作《宋故朝奉郎通判潤州軍州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騎都尉借緋劉君墓碣文》，末署“嘉祐六年歲次辛丑四月十九日，樞密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莆陽蔡襄撰並書，陶翼模刻”，不惟撰寫時間不同，而且，撰者署銜，及刻字者信息皆爲紙本所無。清梅曾亮集中《奉政大夫永定河南岸同知馮君墓誌銘》，國家圖書館藏石本拓片題爲《皇清誥授奉直大夫直隸永定河南岸同知馮君墓誌銘》，下署“上元梅曾亮譔，道州何紹基書並篆蓋”，碑文後署“崔寶慶刻字”。《資政大夫戶部侍郎總督倉場毛公墓誌銘》，石本《皇清誥授資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毛公墓誌銘》，下署“上元梅曾亮撰文，長白倭仁書丹，漢陽葉志詵篆蓋”。凡此不勝枚舉，可謂紙本墓誌之“缺”。

墓誌銘的撰寫，作者不一，有的墓誌，誌文作者與銘文作者不是一人，這樣，從紙本看，分別載于誌文作者和銘文作者兩處的文字，就都不完整，只有上石後才形成一篇完整的墓誌。唐盧藏用《太子少傅蘇瓌神道碑》，結尾云：“刊石紀頌，詞如清風。”缺少銘文。而張說集中存有《故太子少傅蘇公碑銘》，銘文爲三十二句四字韻文。唐崔湜撰《故吏部侍郎元公碑》，有文無銘；張說集則有《故吏部侍郎元公碑銘》，有銘無文。張均撰《王府長史陰府君碑》，有文無銘；張說撰《王府長史陰府君碑銘》，有銘無文。這在古代亦屬常見之事。前引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墓誌銘》論云：“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者，則別體也。曰墓誌，則有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有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卻是銘，題云銘而卻是誌者，皆別體也。”其實是一種誤解，有誌無銘、有銘無誌，以及“單云誌，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卻是銘，題云銘而卻是誌者”等等，皆是正體，非別體，只是誌、銘分屬異處，未得璧合。此可謂紙本墓誌之“失”。

從紙上到石上：墓誌銘的完成

就一篇墓誌銘而言，其基本生命週期是一樣的：從行狀到紙上，從紙上到石上。石上墓誌銘隨死者一起埋入地下，待若干年後重返人世。因爲石上墓誌銘不能很快進入閱讀程序，故其價值的實現，主要依靠紙上墓誌銘。紙上墓誌銘的客觀載體形態已經相當完備，但由於未經消費，故不是最終形態。紙上墓誌銘是如何進入石上的？它進入石上，發生哪些變化？對此問題，我們可從以下幾點考察。

（一）填諱的完成：填諱，本謂子孫爲祖先撰寫行狀碑誌等文字，請人代寫其祖先名號。填諱，也稱題諱。清錢大昕《題諱填諱》云：“《彭王傅徐浩碑》，浩次子峴所書，碑末有‘表侄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十二字。題諱，即今人所云填諱也。周益公《跋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末題‘通郞田橡填諱’，是宋人已稱填諱矣。”《徐浩碑》一般認爲是現知最早明確出現“題諱”字樣者。

古人對是否要填諱，填諱的合法性，填諱的意義，已經產生異議，且尚無定讞。一種意見認爲行狀、墓誌銘中爲先人避諱合於禮的規定，不避諱是對死者及其先世的不尊重。一種意見認爲“臨文不諱”古已有之，墓誌銘中留諱待填，不是古法，而是一種陋習，不可取；墓誌銘的價值本即在於爲死者及其先人後代揚名後世，空其名不書，與初衷相悖。一種意見認爲，墓誌銘的諱，可填可不填。今各略具文例以論。

認爲必須避諱者，如清秦瀛載：“先考歿，余竊用其例，於先代世系、名號，並詳述之，而從先考之所稱。或者病焉，曰：文家體例，當以韓、歐爲法，兗公之表瀧岡也，以皇考稱崇公，而于祖考則稱皇祖考，于曾祖則稱皇曾祖考，皆兗公之自爲稱，而不從崇公之所稱，‘刃’皆不書名諱。今人於行述內，既直書考之名諱，而于考之曾祖、祖、考名諱，則又從考之所稱，而直書之，不亦悖於禮乎！震川歸氏撰《先妣行略》，于妣之祖稱外曾祖，于妣之父稱外王父，此于妣之祖父且然。蓋韓、歐遺法也。”秦瀛不避家諱，遭到別人的嚴詞申斥，於此可見一斑。

認爲不必避諱，應該直接寫出諱字不留空。此論又分幾種情況。清盧文弨《群書拾補·怪神第九》：“今人作父、祖行狀，空其名，請他人填諱，出於近世，非古也。或遂有不填者。本欲揚名，而反深沒其名，即並世人尚有不盡知者，況後世乎？此甚不可也。然劭屢斥祖父名，亦所未安。”指出行狀之類本爲揚名，避諱不出現名字，反而會深沒其名，但屢斥死者名也不可取。清葉奕苞云：“漢人碑文，云某君之孫、之子，不著祖父諱。隋唐以後，率書之，如陳子昂、顏魯公、白樂天序先世名並不加諱字。竊笑今之人，事事不及古，而狀祖父行略，必屬戚友填諱。偶得宋人《黃裳墓誌》，乃其孫中美所撰，末云：‘壻進士吳容填諱’，在光宗嘉定之三年，此風固已久矣。”認爲填諱乃隋唐以後陋俗，非古不足法。又曰：“東方朔《七諫》恐犯忌而幹諱，故命名者不以國，不以山川等，使之易於爲諱。《禮》有‘卒哭乃諱’之文，以見生者之不必諱也。故生曰名，死曰諱。顏氏云：‘名終則諱之。’馮巡爲常山相，見無極、白石兩碑，與此碑同爲光和四年立，而稱巡曰‘諱’，何耶？今人狀述先世事蹟，至不敢填諱，而用達官顯者填之。其文愈密，其情愈僞。要自此碑開其端耳。然漢碑中之生稱諱者不一，或當時習俗然也。”以爲子孫述先世事蹟不敢填諱，不是出於真情，對當時填諱之風甚爲不滿。

認爲填亦可，不填亦可。袁枚《隨園隨筆》卷二十一有“不可亦可類”條云：“填諱非禮，而周益公行之。今人作祖、父行狀，末書某人填諱，未知起自何時。大抵六朝諱親名過甚，後人遂因而附會之；且必求一顯貴之人，爲之列官稱爵而填之，非禮也。按《曲禮》卒哭乃諱，蓋葬而虞，虞而卒哭。虞之前，事死如事生，故不諱也。《檀弓》曰：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曰：舍故而諱新。亦卒哭乃諱之義。今人立行狀時，未葬未卒哭，又何諱之填！《喪服小記》：書銘，自天子達庶人一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姓。《檀弓》云：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旌識之。名可書於旌，獨不可書於行述乎？今婦人狀，亦書填諱。婦人有氏而無諱，又何諱之填乎！況子貢、子思稱仲尼，子路稱孔邱，樂正子稱孟軻，屈平稱皇考伯庸，《春秋》稱臧孫紇，《論語》稱杞不足征，不在其位；《詩》稱亶父、公劉，‘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曹志爲植之子，而上表稱幹植無私；杜甫父名閑，詩中不諱閑；《太史公自序》曰：喜生談，談生遷；李翱《皇祖實錄》曰：公諱楚金；《顏氏家廟碑》曰：公諱惟貞，字叔堅；陳子昂作父墓誌曰：公諱元敬。皆自填諱也。以上諸說，汪蛟門先生言之甚詳。余按周益公集，《跋王左丞贈曾祖詩》，末書‘通真郞田橡填諱’，則填諱之非，由來久矣。”

但留諱不書，畢竟是多數墓誌銘的做法。而由紙本進入石本，諱字則有不少填寫上了。庾信集中《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夫人諱某，字某，本姓陸；石本作“夫人諱須蜜多，本姓陸”，校勘記云：“原石作‘夫人字須蜜多’”，亦誤。宋李覯《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陳公墓誌銘並序》：“公諱某，字某。”石本作“公諱肅，字仲容。”此類甚多，不具。

還有一種情況是：紙上已經填諱，卻填錯了，或者名、字有缺。韓愈集中《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君諱蕃，字陳師。而石本作：“君諱蕃，字師陳。”漢代有陳蕃，可知苗氏取字來歷。儘管馬其昶說“漢有陳蕃，故蕃字‘陳師’”，也大體可以說得通，但究竟石本的“師陳”，要優於紙本的“陳師”。柳宗元集中《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云：“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石本作：“唐故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蹈規，字履恒”。不但名不同，而且增加了字。清代梅曾亮集中《資政大夫戶部侍郎總督倉場毛公墓誌銘》：“公諱樹棠，字芾村。”石本作：“公諱樹棠，字蔭南，號芾村。”改正原字爲號，增補其字。

（二）誌主家世的完善：唐韓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殿中侍御史李君虛中，字常榮。其十一世祖沖”，馬其昶校注曰：“舊注云：據《元和姓纂》，虛中乃沖八世孫。”舊注已經發現十一世與八世之間的較大差異。而石本作：“其七世祖沖。”無論七世祖還是八世祖，都要比紙本的十一世善。史學家岑仲勉先生指出：“計世之法有二焉，一連本身，一不連本身。唐代用後法者多。”則石本“七世”顯然善於十一世，“十一”恐爲“七”之形近而誤。韓愈文又云：“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石本作：“娶尚書左丞薛邕妹。”本來，紙本、石本所言角度不同，可以兩存；但墓誌石末有云：“妻兄盧禮源書文”，盧姓與薛氏已不同族姓，所謂妻兄，當爲後妻之兄；後妻之兄書文時改文，乃是爲了提高誌主李君知名度，蓋李虛中原配薛氏之父雖爲陳留太守，不及薛邕官職（尚書左丞）高。柳宗元集中《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環……藏簡祖曰某官鯢。唐興，中書令仁師議刑不孥，其二丗大父也”，石本作：“祖曰太子左贊善大夫環……祖曰太常寺太樂丞鯢。唐興，中書侍郎平章仁師，議刑不孥，其五丗大父也”，右贊善大夫被改爲左贊善大夫；某官，具體改爲太常寺太樂丞；崔仁師的官職也變了；二世改爲五世，是合理的，從唐初至中唐，崔仁師不可能僅爲崔簡二世祖。左贊善大夫，在崔邕所撰《唐故鄂州員外司戶薛君墓誌銘》中，得到驗證：“大父太子左贊善大夫環。”唐獨孤及《唐故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誌銘》：“曾祖道立，嘗典陝、濟、陳三州刺史”，而石本作“曾祖道立，嘗典隰、齊、陳三州，封高平郡王”，三州刺史即有二州不同。唐顏惟貞《朝議郎行雍州長安縣丞上柱國蕭府君墓誌銘》：“父溫恭，修文館學士、渝州司功參軍事。”石本作“修文館學生”，從下文“譽光黌序，位屈巴賓”看，當以“學生”爲是。宋王珪《賈黯墓誌銘》：“自君之曾祖始徙于鄧”，國家圖書館藏墓誌拓片作：“自君之曾祖始徙于穰下”，穰下雖屬於鄧州，但下文云：“今爲穰下人”，則石本善。宋曾鞏《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曾祖考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湛，高祖吳越文穆王元瑤。”石本曾祖名作“諶”，“高祖”後有“考”字，與前文一致。梅曾亮《奉政大夫永定河南岸同知馮君墓誌銘》：“先世自順治時移黃陂，籍于商城”，石本作：“先世自黃陂移籍商城”，亦與紙本不同，相對完善。

（三）誌主事蹟的增補修正：石本交代的墓誌事蹟，可以增補紙本之不足。庾信《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夫人……吳郡人也。”石本作：“吳郡吳人也。”吳郡，郡；吳縣，縣。後者比前者具體。唐李翱《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誌銘》：“八月癸酉”，石本作：“大和元年歲次丁未九月庚申”；“前例某等一十五人合錢二千，僦人與司錄養馬”，石本作：“前例某人等一十五人合錢□僦人與司錄養馬”；“前司隸皆然”，石本作“前司錄皆然”，考上文“及爲司錄，始就官，承符吏請曰：‘前例某等一十五人合錢二千，僦人與司錄養馬’”，故當爲“司錄”。宋王珪《賈黯墓誌銘》：“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爲領文書，澤始去發喪。若是豈爲孝乎？”敘述誌主事蹟，而“若是豈爲孝乎”一句與前文不屬。考石本則作：“益州推官桑澤……既服除，且求磨勘。君言：‘澤與其父不通問者三年，借非匿喪，若是豈爲孝乎？’”不只益州刺史之姓改爲桑，“若是豈爲孝乎”前，有“君言”等十六字，事件清晰。清梅曾亮《奉政大夫永定河南岸同知馮君墓誌銘》敘述馮德峋事蹟，其中，“補河間府泊頭通判，領四縣堤工”，石本作“民以賊黨四匿，驚恐鄉煽。君每夜巡曙歸，民得安寢。滹沱、官渡爲行旅患，榜於舟‘過車錢若干’，違者杖。得溺人而奪其金者，罪舟子如律。任三年，旅人大安。二十三年，建礟台天津，事創行，無諳者，乃令權天津同知，董其役。尋補河間府泊頭通判，領四縣堤工”，補充了治上的具體事蹟；“道光二年，河決東光”，石本作“道光三年，河溢東光”；“總督那文毅公設局捕盜，君主之”，石本作：“總督那文毅公患多盜，于按察司署設局捕盜，君主其局”；“尋躡四出，盜不加少，人務見功”，石本作“四出尋躡，逮捕紛紜，而盜不加少，今一切以多獲盜讞盜爲優，人務見功”；“後權宣化府，興起士類”，石本下有“丁母憂，服闕，以原官用直隸。訟多旗租，執詞繳繞。君履畝定議，獄不再興。及它獄至省者，多君所讞定。十八年，權知宣化。治民余功，興起士類”54字；“是科取一人王生”，石本作“郡久無舉鄉試者，至是舉一人王生”；“屢折疑獄”，石本有“民情大歡，群上請借君補是缺。君馳騎諭止。上官爲緩君去者數月”26字；“二十六年三月卒”，石本時間具體到“三月一日”；“君久習民事”，石本作：“君性孝友樂易，少習制藝，應鄉試，得而復失。工書。好古圖籍。于錢帛不計較於人。大吏以君之習於民也，盤錯之事，歸勞於君。官工軍興，竭蹶支應，不以自難。而非道求進，則恬然不屑”；“官直隸四十年”，石本作“仕直隸後幾四十年”；“通判州縣任，凡十六七”，石本作“通判州縣任，凡十六七年”，意思大不相同。這篇墓誌銘，石本記載的誌主事蹟，遠比紙本豐富。

（四）誌主年歲生卒、後嗣及卒後安葬情況的具體交代：庾信集中《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建德元年七月九日，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長安之北原”，石本作：“建德元年歲次壬辰七月辛丑朔九日己酉，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一日歸葬長安之北原”，卒時更爲具體，葬時則略異。韓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男三人：長曰初，協律”，石本作“長曰初律”。柳宗元集中《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以叔舅命歸於薛”，叔舅爲誰，令人不知；元刊本“叔舅”後小字注：“子厚自謂”，才有所交代。而石本徑作“以叔舅宗元命歸於薛”，清晰無疑矣；“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石本作：“元和十三年五月廿八日”，考崔雍《唐故鄂州員外郎司戶薛君墓誌銘》，薛巽“（卒）以元和十五年後正月三日……夫人博陵崔氏，先君二歲，棄二子于武陵”，石本是。“年若干”，石本作“享年三十一，歸於薛凡七歲也”，“某月日，遷柩於洛，某月日祔于墓”，石本作：“十月甲子，遷柩于路；其明年二月癸酉，祔於墓”；“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女子曰張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石本作：“丈夫子曰老老……妻之子女子曰陁羅尼，丈夫子曰那羅延”。顏真卿《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墓誌銘》：“夫人……與子楊以冬十一月二十有四日壬申”，石本作：“夫人……與子肅以冬十一月二十有四日壬申”，其子名換了，表面看似乎無關緊要而可兩存，其實，可能涉及到其人去世後家庭嫡庶之爭。獨孤及《唐故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誌銘》：“乾元二年某月日寢疾，終於揚州，春秋若干，某月日，權窆於衢州。……公歿後十有二載……由是大曆九年夏四月二十七日，公長子居介，及居佐……奉公之輤柩，歸葬於洛陽先使君夫人宅兆之側……故作銘以刊之于石。”石本作：“乾元二年六月十六日，終於潤州，春秋五十。七月十六日，權窆於衢州……公歿後十有六載……由是大曆九年夏四月廿八日，公長子居介，支子居佐……奉公之輤裧，歸葬于洛陽清風鄉北邙之南陲，申報幽路”，時間具體化，還有變動，紙本子嗣居佐的身份未定，石本居佐爲支子則明確，歸葬地點也異。曾鞏《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葬於其歲某月某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石本作：“葬于十一月之庚申，墓在南康軍西城之北原”，時間、地點都有清楚交代。梅曾亮《翁母張太淑人墓誌銘》：“乃以道光二十八年某月某日卜葬于虞山西鵓鴿峰下”，石本時間具體爲“九月二十一日”，地點爲“白鴿峰”。同人《資政大夫戶部侍郎總督倉場毛公墓誌銘》：“女孫一”，石本作“孫二，女孫一”，增補了兩名孫子；“求銘”，石本作“曾亮爲之銘，而歸以葬”，無“求”字，作銘者即由被動者變成主動者。

至於自撰墓誌銘，必撰于作者生前，爲紙本，其撰定之後至卒後信息，紙本皆無，有待於他人之補充，“刻于石上的自撰墓誌主要指家世科第和生平履歷由作者自撰，而卒葬月日以及死後贈官等生前無法預知之事，仍由家人或後人填補”，如千唐志齋所藏盧載自撰墓誌，盧載自撰墓誌後又活八年，誌末由其侄補記；崔慎由墓誌的最後一段由其子崔安潛補述；薛丹墓誌最後有一行文字，也是家人補述的內容。韓愈子昶自撰墓誌銘，“而文中卒葬月日皆具，此殆預爲文於前，而卒後孤子書石時增敘卒葬月日也。誌於‘名某字某’之下有‘傳在國史’四字，昶位不甚顯，又無大功，國史亦未必爲立傳；即或有傳，安能自知之而預書於誌銘之首？且於上下文氣亦不貫注，顯系其子增入之語也。”其實，增加的不限於卒葬月日，還有葬所等信息。

石上墓誌對紙上墓誌的改變

墓誌銘從紙上進入石上，完成了文本的定型（即使仍然留空）及生命的一半週期。但石上墓誌銘在填空、增加的同時，也有意掩蓋、遮蔽誌主一些非善甚至惡的活動、事蹟，篡改了一些內容，甚至與墓誌銘撰寫者本意相悖。同時，石本因爲材質與紙張不同，因爲書手及其他多種因素，在上石過程中另會產生一些非人爲的改變。

（一）隱蔽、掩蓋一些事蹟或事實真相：爲死者諱，爲尊者諱，本爲禮所允許，也是人之常情。但在石本墓誌銘中，這些被諱言的內容，往往因爲其未出現而不被人注意；人們也因爲墓誌銘的可信性而忽略誌主或者其先世、後人的不善之處或者惡處。柳宗元集中《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言崔氏父簡云：“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惑得罪，投驩州。”而石本無“病惑”二字。所謂“病惑”，猶言精神失常、昏庸，這與銘文中對崔簡的評價一致：“簡之溫文，卒昏以易。”昏以易，精神錯亂。柳宗元在前後文中，對崔簡的評價分別採用“惑”、“易”二字，這令人聯想到《韓非子·內儲說下》中所載“惑易”典故：“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故柳宗元這篇墓誌所寫崔簡，是不是有惑易的真實事情發生，難以猜測，但病惑顯然不是好辭，所以，在石本中不存在，精神失常之類心理疾病，被當作“惡”而隱去不書。隱蔽、掩蓋事蹟，有時借增加文字來達到隱蔽、掩蓋的目的。元代虞集撰《張珪墓誌銘》，其中關於延祐七年鐵木迭兒殺蕭拜住、楊朵兒只、賀伯顏之事，《道園學古錄》、《道園類稿》本皆作“鐵木迭兒復爲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而《元文類》本亦即上石之本，則作：“先是，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以私讎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表面上，石本增加“以私讎”三字，是對事件真相的揭示，比紙本更爲真實。但實際上，根據現代學者的考證，“以私讎”恰恰是對事實的掩蓋：“關於鐵木迭兒殺楊朵兒只、蕭拜住、賀伯顏事，《元史·英宗本紀》載：‘鐵木迭兒以前御史中丞楊朵兒只、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違太后旨，矯命殺之，並籍其家。’又載：‘上都留守賀伯顏坐便服迎詔棄市，籍其家。’明確顯示鐵木迭兒此舉是奉了答己太后的旨意。泰定帝即位後雖然爲這三人平了反，但也只是將罪名全部歸到了鐵木迭兒頭上，爲答己太后諱飾。”同樣，《元文類》本增加“英宗南坡遇弒、張珪密書迎泰定帝即位、泰定帝厚待張珪、張珪誅殺鐵木迭兒之子唆南等事共計389字”，這比虞集所寫紙本墓誌銘增加的近400字，一方面屬於“實錄”，另一方面也是爲了彰顯張珪之過失，因爲“泰定帝駕崩，兩都之戰爆發，文宗圖帖睦爾最終擊敗泰定帝之子天順帝阿速吉八登上皇位，從此直到元亡，泰定帝的正統性一直未被承認，連廟號也沒有。張珪與泰定帝即位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其家族又捲入到了兩都之戰中”，五個兒子被殺，家產被籍沒，“至順元年（1330），文宗以珪議立泰定帝，追怨之，又疑景武（按：張珪子）等附上都，復籍珪五子家資。順帝元統初，曾受張珪知遇之恩的監察御史王文若奏：‘蔡國張公父祖再世積有勞烈，天曆之初諸子橫罹戕害，官籍其家。宜革正之，以爲昭代勳臣之勸。’奏寢不報。張景武兄弟之死成爲元中後期一大冤案，直到順帝朝仍未平反。”其中更深層的原因是：仁宗、英宗、泰定三朝，都全面否定武宗的朝政，而文宗乃武宗之子，順帝爲武宗之孫，即位後自然要否定仁、英、武三朝，擁立泰定帝的張珪及其五子，其遭遇可想而知。虞集的《張珪墓誌銘》撰寫於泰定帝時，但蘇天爵編纂《元文類》初刊於順帝元統二年（1334），眾所周知，《元文類》本名《國朝文類》，據書前順帝至正二年（1342）“皇帝聖旨”及中書省、江浙等行省相關官方檔可知，該書雖爲蘇天爵私人搜輯編纂，但成書後卻被當作國家文獻，以與《唐文粹》、《宋文鑒》等相抗衡，彰示有元一代風雅，“敷宣治政之宏休，輔翼史官之放失”，經過官方層層審定，而“去取多關於政治”。故這兩處大的增加，其實是對順帝朝廷行事的有意掩蓋。

（二）對誌主等人評價的改變：庾信集中《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言夫人卒後，“殿下傷神秋月”，石本此句前增加了對夫人的高度稱讚之語：“夫人奉上盡忠，事親竭孝，進賢有序，逮下有恩。及乎將掩玄泉，言從深夜，內外姻族，俱深節女之悲；三五小星，實有中閨之戀。”“銘曰”二字之前，石本再次讚頌夫人：“太夫人早亡，夫人咸盥之禮，不及如事。至於追葬之日，步從輴途，泥行卌余裡，哭泣哀毀，感動親賓。桂陽之賢妻，空驚里火；成都之孝婦，猶掩江泉。嗚呼孝哉。”這些評價，不僅使“殿下傷神”不再空洞，也足以增加後人對夫人的積極認識。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五八中有一篇《唐左千牛韋珮母段氏墓誌銘》，近年洛陽也新出土一篇《有唐武威段夫人墓誌銘》，作者都是元稹，誌主均是韋夏卿小妾段氏，吳偉斌先生詳勘其六處主要不同：第一，標題不同；第二，稱呼不同，即“段氏”和“夫人”之差異，這非常重要，反映出誌主地位以及對誌主的看法；第三，對誌主先世的介紹詳略不同；第四，評價不同，石本用“實命夫人主視之”，紙本“略去‘夫人’兩字，僅作‘命主養之’”，而“‘主視’與‘主養’所涵蓋的褒貶之義並不相同，區別明顯，‘主視’者是主人身份，而‘主養’者，則顯然是奴僕身份”；第五，石本稱誌主“不怨不偪”，紙本作“不怨不德”，“一字之差，一褒一貶，意在其中”；第六，石本銘文評曰“‘母以子貴，貴稱夫人’，語義明確”，石本則作“‘母以子貴，貴必因人’，仍然在回避‘夫人’這一關鍵性字眼，‘貴必因人’一句，褒貶之義在句外。”六點不同，除了第三點外，其實都是對誌主的評價在石本中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改變誌主評價的評價，不是簡單之事，有時會引起誌主家庭的反對。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宋人筆記等多記載此事，如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歐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數趣之，文忠以書報曰：此文極難作，敵兵尚強，須字字與之對壘。蓋是時，呂申公客尚眾也。余嘗于范氏家見此帖，其後碑載初爲西帥時，與申公釋憾事，曰：二公歡然，相約平賊。丞相得之曰：無是，吾翁未嘗與呂公平也。請文忠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擊，公等少年，何從知之？丞相即自刋去二十余字，乃入石。既以碑獻文忠，文忠卻之曰：非吾文也。”邵博《邵氏聞見後錄》云：“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論呂申公降饒州。歐陽公爲館職，以書責諫官不言，亦貶夷陵。未幾，申公亦罷。後歐陽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共力國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堯夫以爲不然，從歐陽公辨，不可，則自削去‘驩然’‘共力’等語。歐陽公殊不樂，爲蘇明允云：‘《范公碑》，爲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張邦基《墨莊漫錄》亦云：“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人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讎。’公亦歎曰：‘我亦得罪于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讎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讎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這場爭論，導致撰寫者歐陽修對墓誌碑誌評價人物不再信任，其《集古錄跋尾》九《白敏中碑》云：“其爲毀譽難信蓋如此，故余於碑誌唯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爲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爲據者，以此也。”“毀譽難信”，可謂深刻。

（三）石材及書手等主觀因素造成的改變：墓誌銘從紙上到石上，還會因爲材質的改變，而產生文本的不同。這種不同，不是單純人爲因素造成的。而書手書、刻時產生的錯誤，雖屬人爲，但非主觀意願如此。葉昌熾《語石》專列“碑文脫訛塗乙旁注一則”云：“遇石泐，文每空格以避之。曾見一經幢，空至十余字。錢竹汀《跋齊州神寶寺碑》云：古人書丹于石，遇石缺陷處，則空而不書。此碑，及《景龍道德經》皆然。墓石或限於邊幅，銘詞之尾往往擠寫，或改而爲雙行，甚有奪去一二句者，此亦操觚之率爾，未可以古人而恕之也。又有行中闕字，即補於當行之下，如《廖州智城山碑》第九行下，補‘棄代’二字，初未詳其義，尋繹碑文，始知此行‘懸瓢荷筱之士，離群棄代’，‘棄代’二字適當石泐，緯繣不明，此二字爲補闕也。第十一行‘氤氳吐元氣之精，及堅之又堅’，‘吐’字下、‘堅’字，皆微泐，亦於行下補刊‘吐堅’二字。尚有四五行補一字。類此，其筆法與全碑一律，決非後添。”這是說在墓石上刻寫文字，遇到石頭因紋理而裂開，無法刻字，就空而不刻，有時甚至會一連十余個空格。有時恰巧空間不夠了，就把結尾處的銘文擠在一起寫（其實，還有開篇正文就擠寫者，如《唐故朝散大夫秘書省著作郎致仕京兆韋公墓誌銘》，“首二行擠而不勻”），或者改單行爲雙行刻寫，甚至漏寫一二句。還有行中間缺字的，就在當行之下補上。又云：“碑誌訛字、脫文，亦有塗乙。《萃編》《橋亭記》文中‘人獲壹錢’，脫‘人’字，旁注。又‘鄉老重書’，‘老’字，古人書碑不拘。又按《高湛墓銘》末四句‘昆山墜玉，桂樹摧枝。悲哉永慕，痛哭離長’，‘離長’當作‘長離’，與上‘枝’字韻，刻石時未改正。《虢國公楊花台銘》：‘布衣脫粟，有丞相之風’，落‘相’字，旁注。《李光進碑》‘旬有八日’，‘八日’上衍者，字旁用點抹去之。”葉昌熾其實只列出脫字、衍字、乙字，而沒有指出訛字。訛字在石本墓誌中也較爲常見，如唐周遇撰《唐故劉氏太原縣君霍夫人墓誌銘》，《授堂金石跋》指出“廿系文之韶矣”一句，“韶即昭之轉訛”；而王昶進一步辨別：“誌書‘世’字避諱作‘廿’，‘瑉’字避諱作‘【瑉缺末筆】’……‘皆生之矣’，‘之’當作‘知’，‘違裕若是’，‘裕’當作‘豫’，皆誤字。”唐無名氏《唐處士包公夫人墓誌銘》，“‘恩通己子’，‘通’當作‘過’；‘哀墓無容’，‘墓’當作‘慕’。”《唐魏州冠氏縣尉盧公夫人崔氏墓記》結尾處，不但重複文字，且有顛倒、漏刻而他行補字，致使文意不通：“夫人無子，有女三人：長女隴西李安親妻，中女隴西李又用妻，合祔之期，更俟他歲。無子，有女三人：長適隴西李安親，次適隴，皆已吉終；季女滎陽鄭遇妻，從夫家于秦，道路懸遠，不克送葬，故西李又用，季適滎陽鄭遇。懼陵谷之無常位也，故銘云：……”此類甚多，不具。

現代學者把因爲刻寫所造成的這些不同，稱爲“異刻”。墓誌銘的異刻，含有二義，其一是楊克炎《北魏墓誌中的同誌異刻現象》一文所用，楊文所謂“同誌異刻”，指“同一方誌石，其上書寫的文字，由於鐫刻的原因，或更改鐫刻方法，或變換鐫刻工具，或由不同刻手鐫刻，從而使其呈現有差別的形體、氣韻、風格。”其二是徐沖所用，他在《從“異刻”現象看北魏後期墓誌的“生產過程”》指出：“所謂‘異刻’，不是指在墓誌定型化之後所出現的非典型或不標準的墓誌，而是指在同一方墓誌之內所出現的非正常刻寫……這些異刻現象應該來自於墓誌生產過程中的失誤、變通、修補等負面因素，卻也因此而留下了完美作品所不能呈現的標識。”包括九類：(1)左方留白；(2)誌尾擠刻；(3)誌題擠刻；(4)誌題省刻；(5)誌題記歷官、誌文記贈官；(6)誌題記歷官、其後補刻贈官；(7)二次贈官；(8)諡號空位；(9)諡號補刻。這些異刻現象，皆非紙本墓誌所有，不只是形式問題，不少都會造成文本的差異。當然，其中諸如贈官、諡號等補刻的內容，與書手無關，而是涉及到朝廷、喪家等複雜的關係。

墓誌銘的商品化生產

古代中國商品經濟極不發達，而墓誌銘卻是古代中國社會的一朵奇葩，其商品化、市場化異常得發達。

（一）墓誌銘撰寫的模式化：墓誌銘的撰寫，很早就存在模式化的現象，這是其商品化的必然表現。清黃本驥《古誌石華》云：“前《蕭思亮誌》有‘龍門之桐，始半生而半死’，此文（按：謂《胡佺誌》）亦有是句。蓋唐人作文，已有活套，轉相剿襲，要知此語尚不始於《思亮誌》也。”岑仲勉《貞石證史·突厥人澈墓誌》引用此語云：“余少讀書，見夫舊日三家村冬烘先生，爲人寫婚禮書帖，往往編成一種套語，預備鈔謄，故除郡望外，幾無不大同小異。以此而推，古代民間墓誌，如非平生事蹟可紀，或延文人捉刀者，當亦難免斯弊。”並舉例說：“例如《安神儼誌》云：‘原夫吹律命系，肇跡姑臧，因土分枝，建旟強魏，英賢接武，光備管弦，……公秉和交泰，感質貞明，誌局開朗，心神警發，仁惠之道，資訓自天，孝友之方，無假因習。’（《芒洛三編》）又《康杴誌》云：‘原夫吹律命系，肇跡東周，因土分枝，建旟西魏，英賢接武，光備管弦，……君秉和交泰，感質貞明，誌局開朗，心神警發，仁惠之道，資訓自天，孝友之方，無假因習’（《芒洛四編》）兩段文各五十九字，不同者只姑臧改東周，強魏改西魏，康或得爲胡人之後，如曰漢姓，則姓氏書稱康叔之後，東周字總非貼切，可見碑誌中姓源文字，常不可信賴也。前誌以調露二年二月立，後誌以永隆二年八月立，相去只一年半，且同出北邙，則疑文出一人手，否亦相識，故有此一段鈔填文字。”更有甚者，初唐時期竟有《范雅墓誌》、《鄭滿墓誌》、《趙昉墓誌》、《樂達墓誌》、《張琛墓誌》、《韓通墓誌》六方，大同小異，甚至用文都一致，這裡僅舉其二爲例：《范雅墓誌》云：“自開封命氏，懿德嘉猷，並國史家牒之所詳，故存其梗概而已……簪裾弈世，德望相循，□乎不移，自根窮葉……莫不世襲□□，□傳學術，編戶悅其仁惠，搢紳揖□風規。時英國華，郁乎斯在。君承茲餘慶，膺時挺生，總六藝之精微，罄三端之神妙。幼年底節，弱歲飛聲……(貞觀二十二年)葬於邙山之陽，禮也。恐年代浸遠，蕪沒德音，乃勒□石，以存不朽。嗚呼哀哉!乃爲銘□：□彼清原，赫哉芳裔，儒秀競馳，清風相繼。載誕光儀，才雄冠世，瞻仰難階，溯沿無際。其一。璵璠播美，蓀蕙傳馨，弱□砥節，幼歲飛聲。忘懷寵利，□誌幽貞，頹齡何遽，奄躐□城。其二。淒涼館宇，寂寞帷筵，長辭皎日，永赴幽泉。玄宮□□，貞石斯鐫，山川革易，蘭菊逾宣。其三。”而《大唐樂君（達）墓誌》亦云：“自分封命氏，懿德嘉猷，並國史家諜之所詳，故此略存梗概而已……莫不世襲孝廉，家傳學術，編戶悅其仁愛，搢紳挹其風規，令聞美談，郁乎斯在。君承茲餘慶，含章挺生，總六藝之至精，罄三端之神妙。幼年砥節，弱歲飛聲……依仁葺宇，問道通交……(永徽元年四月)廿九日窆於邙山之陽禮也。恐年代浸遠，蕪沒德音，乃刊斯文，以爲不朽。嗚呼哀哉！乃爲銘曰：邈彼洪源，赫哉芳裔，儒秀競馳，公侯相繼。載誕光儀，才雄冠世，瞻仰難階，溯沿無際。其一。璵璠播美，蓀蕙傳馨，實惟華胄，世載英聲……頹齡何促，遽躐佳城。其二。悽涼館宇，寂寞帷筵，長辭皎日，永赴幽泉。玄宮是闢，貞石斯鐫，山川貿易，蘭菊逾宣。其三。”

黃氏所謂“活套”，岑氏所謂“套語”、“鈔填”，都揭示出墓誌銘撰寫中的另一重要現象：模版寫作，套路明顯。這也是墓誌銘類文字異於其它文體的一個表現。閱讀前代墓誌銘，可以真切感受到朝代與朝代的不同，同一朝代不同時間段的細微區別，包括套語的使用，結尾格式的變化等等。積極地看，可以稱之爲墓誌銘的時代特徵；反過來看，可以說時代不同模版不同。

（二）職業墓誌撰稿人的出現及墓誌的產業化：這裡僅以王化昆《唐代洛陽的職業墓誌撰稿人》爲例。王文指出：“職業墓誌撰稿人，包括專門以代爲別人起草狀子等文書、家書、墓誌文之類爲生者，也包括其人有官職或其他固定職業，但又有文才又有名氣，經常受人之托，爲別人寫文章者。因爲經常有這樣的事情，所以他們也懶得每次都絞盡腦汁去構思，若遇到相似類型的，他們就用過去的底稿，然後根據不同情況加以修改，即又成爲另一篇新文，從而完成任務(當然，若是自己的好友，則另當別論)，或者就這樣輕易拿到一筆潤筆費。另一方面，由於墓誌文是刻于石而埋於地下的，輕易不會穿幫，所以，這類類文就更多地出現在墓誌文中，且很少署作者大名。這樣的情況更多地用於宮人墓誌，其內容幾乎一樣，僅改數字而已，毫無史料價值，這也早爲人們所熟知。但這些宮人墓誌當爲朝廷專職人員所爲，宮人之外的墓誌文出現如此多的類文，似乎並不爲人們所注意。”王文所舉之例，除了前引《范雅墓誌》、《鄭滿墓誌》等六方出自同人之手外，尚有《劉粲墓誌》與《李彥墓誌》，《慕容夫人墓誌》與《王夫人（玉兒）墓誌》、《楊夫人（玉姿）墓誌》，《張嶽墓誌》與《邢弁墓誌》、《張瓘墓誌》，《唐遜妻柳夫人（婆歸）墓誌》與《張君妻秦夫人（詳兒）墓誌》，《毛盛墓誌》與《楊昭墓誌》、《邢仙姬墓誌》，《任道墓誌》與《宋榮墓誌》，《馬忠墓誌》與《吳孝墓誌》、《劉普曜墓誌》，《李清墓誌》與《皇甫德相墓誌》，《趙安墓誌》與《張欽墓誌》，都分別出自同人之手。這還僅僅是初唐時期的洛陽情形，其他時代、朝代，其他地方，情況未必都如此，但職業墓誌撰稿人的存在想必沒有疑問。

有些文人，雖然不是以撰寫墓誌銘爲職業，但是，撰寫墓誌銘爲他們帶來豐盛的經濟利益，稱這些人以撰寫墓誌銘爲副業大體說得過去。李邕諛墓堪稱有唐一代代表。《舊唐書·李邕傳》載：“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制，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钜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中云：“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卒造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將圖不朽，積縑帛萬匹，請于韋相，貫之舉手曰：寧餓死，不茍爲此也。”這裡有三個信息，一是韋貫堅決不爲錢財而撰寫墓誌文，這在古代是極爲少見的；二是墓誌銘市場極爲紅火，甚至由不得喪家做主，墓誌的撰寫已經產業化。其三，出現了墓誌銘職業經紀人，所謂“造其門如市”者，就是此類角色。宋代洪邁梳理過墓誌商業化歷史，其《容齋隨筆·續筆》卷六“文字潤筆”云：“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制月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騮隨劍幾，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巨集，巨集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並白玉帶。劉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父鼎侯碑誌》、《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彩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貺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天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爲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托。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與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玭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本朝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淸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爲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爲謝，卻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皇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這裡涉及到韓愈、白居易等著名文人，同僚之誼、朋友之情，在赤裸裸的金錢面前，顯得毫無尊嚴。墓誌銘的商業化，簡直令人觸目驚心。

（三）“諛墓金”與諛墓的真相：最早見於記載的諛墓是漢末蔡邕。《世說新語·德行第一》“郭林宗至汝南”條劉孝標注引《續漢書》云：“郭泰……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自言不愧者僅郭泰碑，其諛墓之多可以想見。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云：“近代碑碣稍眾，有力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之諛，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風俗。”諛墓已經風氣化。在前人記載中，韓愈是唐代李邕之後最大的諛墓者，前引其《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甚至將別人贈送錢財寫入墓誌銘中：“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于博士韓愈。”儘管他也在墓誌銘中記載曾經貼錢爲人安葬、免費撰寫墓誌銘的事，其《登封縣尉盧殷墓誌》云：“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己。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韓愈與買棺，又爲作銘。”但畢竟不如諛墓之著名。

善於諛墓的，絕非只有唐代。南宋洪邁記載詩人向巨源本來貧寒，爲人諛墓得錢百萬，購置臨湖閣，尚屬用於雅道：“巨源再爲人諛墓，鄭重答謝，通得百萬錢，妻子睥睨諮曉，規作求田計。巨源左遮右紿，如護頭目，舉以付工師，不留一錢”。而岳珂《桯史》卷六記宋人諛墓文創作情形云：“孫仲益覿《鴻慶集》，大半銘墓，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之常，不足吒。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璫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爲大恨，言必稱公，殊不怍于宋用臣之論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爲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爲士大夫之不忍爲，即日罷去，事頗相類，仲益蓋幸而不及於議也。”孫覿爲金錢而諛墓，稱頌巨璫，真令士大夫斯文掃地。王明清《揮麈後錄》引翟無逸言載：“孫仲益毎爲人作墓碑，得潤筆甚富，所以家益豐。有爲晉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誌銘，先遣人達意于孫云：‘文成，縑帛良粟，各當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筆，且溢美之。既刻就，遂寒前盟，以紙筆、龍涎、建茗代其數，且作啟以謝之。仲益極不堪，即以駢儷之詞報之，略云：‘米五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愧詞；諛墓中人，遂成虛語。”樓鑰《跋傅夢良所藏孫鴻慶作傅和州墓銘》云：“鴻慶孫文昌一代文章伯也，誌人之墓，固未免於稱美。茲爲和州之誌，有云：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屠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誌，亦無所不工。又曰：‘文章閎麗，可當大典冊；詩語精深，可列於歌頌，以薦郊廟。’”儘管樓鑰認爲“此非心服其能，不作此語也”，但若言“無所不讀”、“無所不工”不是諛墓，世間恐無諛墓文字了。宋人諛墓，不減于唐人。至於元代，巨儒吳澄被認爲“爲人諛墓，起家巨萬”，明代楊維新《書事》感歎：“惜哉操觚士，半爲諛墓謀。”王嗣美《喪葬約》亦謂：“近日殷實有力者，不論有爵無爵，一概求當代達官作誌，以爲泉壤光中，且獎許溢分，增其所無。”清代毛奇齡《敕封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劉先生墓誌銘》云：“予惟近代多諛墓，非好爲佞，亦以其人無可述，不得不張門閥、鋪官階，誇飾所無有。”這裡有爲諛墓辯解嫌疑，儘管非其本意。可見諛墓歷朝歷代皆有。需要留意者，有時喪家求作墓誌，以他物而非金錢或者縑帛爲饋，而以較爲高雅之物爲贈。唐代崔元亮晦叔遺誡家人云：“吾玉磬琴，留別樂天，請爲墓誌云爾。”清王士禎《香祖筆記》云：“王禹玉作龐潁公《神道碑》，其家潤筆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中有唐杜荀鶴及第試卷。予生平爲人家作碑版文字多矣，惟安德李氏以楊孟載手書《眉庵集》一部相餉耳。”頗爲豔羨古人所得潤筆之夥。以古書、名畫、收稿爲潤筆，這其實也是諛墓，一種隱秘的諛墓。

諛墓，可能並不是作者本意。但是，既接受誌主家屬的金錢或物資作爲“潤筆”，撰寫完畢的墓誌進入家屬手中，家屬增添、刪改一些內容，篡改一些內容，即使與撰寫者本意相悖，撰寫者恐怕也不便甚至無法修改。像柳宗元《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銘文云：“簡之溫文，卒昏以易。”這可以看作是柳宗元對崔簡其人的評價；但到石本則改爲：“簡之溫文，亦紹其直。”猶言崔簡能夠繼承其先人崔仁師的正直秉性。這完全將原來的“昏”、“易”之負面評價，改變爲稱讚了。前引歐陽修撰寫范仲淹神道碑之事，是個極端的例子：只有范純仁作爲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兒子，自己又是太史，敢於公開拒絕接受、刪改歐陽修撰寫的碑文；只有歐陽修這樣的一代文人領袖，自己道德事功方面又卓有建樹，敢於公然反對范仲淹後人刪改他所撰寫的碑文。更多的情形是誌主親屬後嗣悄然增刪篡改，而撰寫者苦於收受過潤筆費，不敢、不便聲言反對。這應該是諛墓的一部分真相。

餘論

墓誌銘的真實性多被人懷疑，而以上從紙上到石上的梳理，無疑加重了其可疑性。不過，這不是本文的結論，亦非用意所在。我們認爲，墓誌銘從紙上到石上，各方面信息量無疑增加了，一些信息被糾正被補充，但有些信息卻反而不可靠，經過誌主家屬之手的石本墓誌會有意隱蔽、掩蓋一些非善的事蹟，毀譽評價文字往往可疑；同時，墓誌銘其實是一種消費文學，它的生產過程存在商品化、模式化傾向。然而，這些現象都不足以否定墓誌銘類文字的價值，它們整體上畢竟提供了許多真實可信、可資借鑒研究的信息，錯誤不實、有意造假的內容畢竟只是一部分。

梳理墓誌銘從紙上到石上的過程，首先在於強調墓誌銘有兩個版本，即紙上墓誌銘和石上墓誌銘，二者可能吻合，也可能不吻合，不完全吻合的可能性更大。其次在於加強人們對石上墓誌銘的認識，因爲人們往往先入爲主地相信貞石的可靠，而忽略其對紙上墓誌銘的改變、篡改、隱蔽。這不是說這些改變就沒有價值，而是提醒讀者關注這些改變，研究產生這些改變的原因。三是突出墓誌銘的商品化，加深人們對石上墓誌銘文體獨特性的認識，增加一個瞭解“諛墓”真相的維度，並進一步把握石上墓誌銘的實質。四是通過對從紙上到石上生產過程的梳理，分清撰寫者與喪家各自在墓誌銘完成過程中的貢獻和各自的責任，以考察墓誌銘兩種版本出現重大差異的深層原因及其責任者，以及孰先孰後、誰改變誰的問題。

當然，墓誌銘的生產過程非常複雜，在不見石本只見紙本，或者只見石本缺少紙本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怎樣利用墓誌銘？有的墓誌銘，經過撰寫者兩次甚至三次修改，如錢穆先生考察出黃宗羲曾經三次爲陳確（乾初）撰寫墓誌銘，從中可以見出他對陳確論學要旨的認識和黃宗羲思想之變遷，而梁啟超《近三百年學術史》則只知黃宗羲兩撰陳氏墓誌銘，據之爲論，固不夠全面。但哪一次改寫更爲可靠，上石時以哪一稿爲底本？都不容簡單做結論，須待石本墓誌銘的出土方能證勘。本文意在引起研究者使用墓誌銘時的謹慎，儘量尋找紙本與石本對勘；不得石本，也要儘量參考史書、他人文集甚至筆記類文字，以避免過信貞石或者過信白紙黑字所帶來的偏失。

【相關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