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宗友：《朱彝尊全集》序

【作者簡介】張宗友，文學博士，供職于南京大學文學院、古典文獻研究所。著有《經義考研究（增訂本）》（鳳凰出版社，2020。中華書局2009年初版）、《尺牘·事行·思想：朱彝尊研究論集》（鳳凰出版社，2020）、《朱彝尊年譜》（鳳凰出版社，2014年）等。主編《清代學術史研究叢書》。《朱彝尊全集》係該叢書最新成果（2021年6月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

《朱彝尊全集》書影

《朱彝尊全集》序

案：此文原刊《朱彝尊全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年），如有引用，請以該書爲準。

清初大家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自號竹垞，别署醧舫、金風亭長、小長蘆釣魚師等，浙江秀水（今嘉興）人。朱彝尊集名門之後、前明遺民、抗清志士、江湖幕客、博學鴻儒、翰林檢討、史館纂修、鄉試主考、經筵講官、歸田太史等多重角色於一身，一生跌宕起伏，際遇非凡，其出處進退、歌詩文章均與家族盛衰、士林風習、政治趨向緊密相聯。朱彝尊書生本色，文儒自期，以崇儒傳道爲職志，汲汲於故國文獻之傳承，讀書、借書、抄書、著書、編書、刻書，終生不輟。同人服其“天才甚高，識趣甚遠”（潘耒《曝書亭集序》），不僅詩、詞、古文兼擅，“長篇短什，無體不備，且無媺不臻”（查慎行《曝書亭集序》），允稱一代作手，晚年自定詩文集即達八十卷之巨，而且治學精勤，著述宏富，所編《經義考》《日下舊聞》《明詩綜》《詞綜》等，博綜雅潔，樹立古典文獻著述之新典範，分别成爲經史之學、集部之學的代表之作，影響至爲深遠。在學術史、文化史上，朱彝尊係於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兩個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的清初大家之一。

（圖1 朱彝尊像）

一

朱彝尊的文學與學術人生，深受秀水朱氏家風之薰染。秀水朱氏初以農耕立足，繼因醫術顯達，終成科舉、顯宦之家，涌現出一批杰出人物，素孚清望，引領世風。故王士禛（子真，阮亭。1634—1711）云：“秀水朱文恪公，以名德著。萬曆中，諸子姓彬彬繼起，號能文章。四十年來，浙西言文獻者，必首朱氏。”（《竹垞文類序》）兹以朱彝尊直系父祖爲例：

高祖朱儒（宗魯，東山。1515—1591），幼孤貧，受醫術於浮屠楊石溪公，爲太醫院判朱恭時引入内廷供奉，遂因醫術高明而顯達，出任太醫院使。朱儒著有《太醫院志》《立命玄圭》，編有《醫家四書》等。秀水朱氏之勃興，實肇基於斯人。

曾祖朱國祚（兆隆，養淳。1559—1624），係朱儒第三子，萬曆癸未（1583）廷試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歷官至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恪。著有《孝宗大紀》《册立儀注》《介石齋集》等。朱國祚清廉剛直，政聲卓著，歸里後，袍帶嘗寄質庫中，身後所遺，止墓田七十畝。秀水朱氏由醫宦之家一舉變爲讀書、科舉世家，家族聲望達於極盛，均歸功於朱國祚。

（圖2 朱國祚册立光宗儀注稿）

祖父朱大競（君籲，忱予。1578—1636），係朱國祚長子。歷官至雲南楚雄知府，政聲頗佳，尤以清廉著聞。任知府日，一介不取諸民，招流民，平穀價，恤獄囚，絶争訟，寬馬户之逋責，釋僰婦之棰楚，甫八月而楚雄無枹鼓之警。聞母何太夫人訃而解印綬歸，力不能具舟楫，同僚乃各率私錢贈行。“府治百姓拒輪於道，争賦歌詩謡辭以述德，取陸績故事，繪圖題曰《鬱林石》。其謡曰：‘清貧太守一世難，百鳥有鳳鳳有鸞。’《鬱林石》所載也。”（朱彝尊《書忠貞服勞録後》。）

嗣父朱茂暉（子若，晦在。1598—1675），係朱大競長子。諸生，以祖蔭授中書舍人，不仕。好博覽，經史之外，旁習天文、醫卜諸家之書，逾數十萬言，盡通其術；諸子百家，靡不兼綜。性樂取友，海内文彦過嘉禾者，必盡款曲。古文辭源本六藝，韻語不屑蹈襲前人，尺牘日可百函。華亭周勒卣嘗云：“讀書能化臭腐爲神奇，惟禾中朱子若有其法。”復社集會，同盟奉爲倫魁。甲申、乙酉以後，遯荒謝客。晚歲失明，猶命童子誦書不輟。（詳朱彝尊《明詩綜》卷七十一。）著有《禹貢補注》《棘闈記》《晦在先生集》等。

本生父朱茂曙（子蘅，安度先生。1601—1663），係朱大競次子。邑庠廩生，未仕。其人恂恂儒雅，篤於孝友，取予進退，介而有節。少善屬文，工行楷書，能畫山水竹石，董其昌見而嘆曰：“不出十年，子當亂吾真矣。”（《明詩綜》卷十二。）朱茂曙明季即弃去諸生業，經史之外，旁習天文、醫卜諸家書，著有《兩京求舊録》《春草堂遺稿》等。

朱儒、朱國祚、朱大競祖孫三代，忠事明廷，且以清廉著聞。明清易代，天崩地坼。朱彝尊叔祖朱大定（君永，寄暢。1605—1646），係朱國祚第六子，曾任成都府同知。崇禎甲申（1644），京師陷落，朱大定丁母憂在家，聞訊奮起，追隨福王，出任南京尚寶卿。半璧陵夷，朱大定先後同陳梧、吴昜、黄宗羲等起兵抗清，任太湖義師盟主。戰敗被俘，就義杭州，年僅四十二歲。朱彝尊姑父譚貞良（元孩，築巖。1599—1648），亦死節於西湖兵事。朱茂暉、茂曙等安貧自處，不事清廷。二人在明朝并未出仕，入清則甘做遺民。可見易代之際，秀水朱氏頗能保持忠貞氣節，具備堅拔不屈之士人品格。

綜上，自朱彝尊高祖以至其嗣父、生父，諸人著作涉及經學、史學，醫學、書畫之學以及文學，實已兼綜四部，體現出博通徵實之治學風尚。此一學術特質及其忠貞自守之清廉門風、堅拔不屈之士人品格，無不對朱彝尊治學風格與人生取徑産生深遠影響。朱彝尊於明亡後積極奔走於江湖，以文士之身而投入抗清恢復之大業，失敗後重拾以學術立身的文儒之路，均是秀水朱氏門風薰染之徵驗。

（圖3 《朱彝尊全集》内頁）

二

如果説，秀水朱氏之門風與著述，爲朱彝尊的立身行事、讀書治學奠定了人生底色，那麽，秀水朱氏所提供的家學資源與童蒙教育，更是直接影響了朱彝尊人生取徑與治學風格的形成。

古代中國以血緣、宗法爲家族紐带，長子長孫一向受到特别的重視。對於秀水朱氏文恪公朱國祚一支而言，朱彝尊恰恰具有這一身份：其生父朱茂曙雖係庶出，嗣父朱茂暉則是朱大競長子，而朱大競係朱國祚之長子。因此，朱彝尊憑借其作爲文恪公一脉嫡嗣的身份，以及“書過眼，覆誦不遺一字”（陳廷敬《皇清勅授徵仕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竹垞朱公墓誌銘》）的天賦，深得祖父一輩鍾愛：自幼親受生祖母蔡孺人（1582—1647。生朱茂曙）之鞠育；七歲時，祖母徐安人（1578—1636。生朱茂暉）以外曾祖潘恩所訂《詩韻集略》相授，由是始知四聲之别；九歲時學習八分書，嗣父朱茂暉以《石臺孝經》相授。本生父朱茂曙通《詩經》，曾抄撮《韓詩内外傳》以授門弟子（《明詩綜》卷八十二），則朱彝尊之詩經學，其初有得自生父者。家學之薫染，實即朱彝尊文學與學術人生之初步。

（圖4 《朱彝尊全集》第1册）

科舉時代，普通士子系統的啓蒙教育通常來自家塾，朱彝尊即是如此。崇禎七年（1634），朱彝尊始入朱氏家塾讀書。當時所習，以永樂時所頒《四書五經大全》爲準，因此，朱彝尊的學問根基，實本於以程朱理學爲依歸的《大全》之學。其時正處明末季世，秀水朱氏雖具清望而不治生産，家道衰落已極，所請塾師水平頗爲有限。即便如此，朱氏家塾亦後繼乏力。所可幸者，朱彝尊受到姑父、五經進士譚貞良的看重，“譚公視王父猶子，以國士許之”（朱桂孫、朱稻孫《皇清欽授徵仕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顯祖考竹垞府君行述》），得以在十歲時轉入譚氏家塾，同中表兄弟譚吉璁（舟石，小譚大夫。1624—1680）、譚瑄（左羽，萱城。1627—1700）、陸世楷（英一，孝山。1620—1684）、陸葇（次友、義山，雅坪。1630—1699）等同學共讀。更可幸者，執教譚氏家塾者乃朱彝尊第八叔父朱茂晥（子芾，芾園、明農。1607—1672）。朱茂晥係朱大競第四子，徐安人所出，少補學官弟子。遠浮名，務實學，“以學古聞，先後從諸父游長安及楚、粵、滇、黔，篁箐之區，無不游歷。窮年矻矻，讎經糾史，蠶頭細書，盈尺滿笥，未嘗少暇息”（俞汝言語，詳《明詩綜》卷八十二）。朱茂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治學勤勉，學問廣博，著有《顑頷集》《獵碣考異》《忠貞服勞録》等。朱茂晥曾受故人之托而撫育其子，教之學文，爲之娶婦，頗具俠義之風。其學問與識見、胸襟與風範，均臻上乘，對朱彝尊人生道路之抉擇與學問之養成，産生最爲深刻而關鍵之影響。朱彝尊有記云：

崇禎之季，文尚浮華駢儷，先生獨賞嘉定黄藴生文，以稿相授。既而語彝尊曰：“河北盜賊，中朝朋黨，亂將成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乃授以《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詞》《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爲迂。俄而亂不可遏矣。（《明詩綜》卷八十二）

可知朱茂晥基於對時局的敏鋭判斷，在施教策略上作出兩個方面的調整：

其一，所教内容不受時藝之局限，另以黄淳耀文稿相授。明末名儒黄淳耀（藴生、松崖，陶庵、水鏡居士。1605—1645），係崇禎癸未進士，抗清死節，以忠烈名垂青史，著有《山左筆談》《陶庵全集》等。“陶庵精於書義，融會九經諸史，審擇而出之”（《明詩綜》卷七十三），其博通之學問、堅毅之氣節，對朱彝尊影響甚至。

其二，傳授古學，以《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詞》《文選》《丹元子步天歌》相授。《周官禮》即《周禮》，係三禮之一，不在“四書五經”之列；《春秋左氏傳》，係《春秋》三傳之一，屬春秋學著作（《春秋大全》所主係胡安國之説）。以上二種，均屬於古文經學。《春秋》本爲史著，《左氏傳》以史事解經，復具史著之性質。《步天歌》，以七言詩形式描述天空星官，屬子部天文之學。至於《楚詞》（《楚辭》）、《文選》等，則屬集部之學。以上數種，均係研治古學之必備典籍。朱茂晥以此相授，可證其眼界之開闊、識見之通達。

王士禛嘗謂：“錫鬯少逢喪亂，弃制舉，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間，獨肆力古學，研究六藝之旨，於漢唐諸儒注疏，皆務窮其指歸。”（《竹垞文類序》）事實上，朱彝尊能放弃制舉之業而選擇治學之路，正是受到朱茂晥諄諄教誨與先行垂範之推動。

三

朱彝尊出自科宦世家，文名流播天下，晚年號稱太史，享夀八十一歲。但其一生所歷，并非坦途，有幾次重大事件足以影響其出處進退之選擇，其一生歷程也因此分成數個不同之階段。歷次重大事件如下：

第一次是順治二年（1645）春，出贅馮氏。此樁婚姻之締結，有其時代背景與現實前提。時代背景是，大明王朝業已傾覆，占據北京的清廷正揮師南下，逐一將前明各地收入囊中。現實前提是，秀水朱氏家族没落已極，荒年竟常至乏食。生計艱難如斯，自然無力爲身係長子長孫的朱彝尊娶婦。從相門之後到出贅之婿，落差極大，對於一向以清門家聲自豪的朱彝尊而言，無疑是極大的衝擊，其内心之失落可想而知。“稱詩最早”（查慎行《騰笑集序》）的朱彝尊晚年手訂其詩文集，詩作部分却以出贅之年爲繫年起點，開篇即《村舍》二首（載《曝書亭集》卷二）：

（圖5 曝書亭詩）

村舍有牛宮，架以曲尺木。牸牯盈四三，戀此共泥伏。牧童驅使行，跨之上原陸。日夕齊下來，各自舐其犢。吾生命不辰，早歳去邦族。父母謂他人，安敢望拊畜。吁嗟犢不如，寢訛從所欲。

村舍有雞柵，樹近蓬門樞。曉日披其樊，一雌將衆雛。村嫗導之前，握粟呼朱朱。當前或更却，母啄子必俱。吾生早離家，南北忽相踰。父母謂他人，衆中益羇孤。吁嗟雞不若，骨肉長相須。

以上二詩雖以“村舍”爲題，所寫并非鄉村生活之恬適，而是分别以牛、雞之舐犢情深、骨肉相連，反衬作者離開邦族、父母之孤獨，其内心之不平、淒涼與孤憤，溢於行間。此種贅婿（局外人）之心態，深刻影響到朱彝尊家庭之關係及游幕江湖等行爲。嘉興城破，朱彝尊隨馮氏避禍，六遷其地，不遑寧居。及至梅里，得交周篔、王翃、繆永謀、沈進、李繩遠、李良年、李符及朱一是等，形成梅里文學群體。質袍换酒，寄懷抱於談讌；流連詩課，舒憤懑於吟咏。授徒里中，都爲生計；欣逢姜（埰）、魏（耕），仍懷前明。順治十三年至十五年（1656—1658），朱彝遠游嶺南，與楊雍建、曹溶等相會，結交萬泰、嚴煒、陳子升、薛始亨、張穆、屈大均等名士，後來遂有《南車草》《薇堂和章》等詩集之成編。

（圖6　《南車草》）

第二次是順治十八年（1661），“通海案”發。明清易代，清兵在嘉興屠戮極重，江南水鄉幾成人間煉獄。身爲名相之後，朱彝尊深受儒家傳統教育及家族忠烈門風之影響，復結交祁理孫、班孫兄弟等抗清志士，往來山陰道上，從事秘密恢復之業。“通海案”發，標志著抗清失敗，此後明祚再無挽回之可能。康熙元年（1662），朱彝尊被迫遠走甌越以避禍，事解則北上大同，奔波於太原、宣化、濟南、通州等地，先後入曹溶、王顯祚、嚴宏、劉芳躅、龔隹育等大吏之幕。江湖飄零之際，朱彝尊一方面廣交友朋，如顧炎武、李因篤、傅山等前明遺民，王士禛、汪琬等仕清之著名文士，高士奇、徐乾學等當朝漢臣，納蘭性德等滿洲親貴；另一方面，也對其人生取徑有長期艱難之考量，最終選擇放弃對抗清廷，重拾以學術立身、崇儒傳道的文儒之路。朱彝尊所謀者大，故足履所及，訪碑問遺，勤學不已，“所至叢祠荒冢，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文章益奇”（王士禛《竹垞文類序》）。不平則鳴。艱難的謀食之旅、空前的人生困境，激發起朱彝尊的創作熱情，《静志居琴趣》（1667）、《竹垞文類》（1671）、《江湖載酒集》（1672）、《蕃錦集》（1678）等作品集相繼問世。

第三次是康熙十七年（1678），應徵博學鴻儒。清聖祖玄燁爲分化漢族士人、消彌反滿思想，下令徵召博學鴻儒，以潤色鴻業。已經放弃抗清之路、選擇學術立身的朱彝尊，遂欣然就薦，次年高中一等，授官翰林檢討，與修《明史》。由名满天下的“大布衣”，到出仕清廷的“野翰林”，朱彝尊一方面得以結交更多的京師名流，建構其强大的學術交流圈，另一方面仍然難忘前明，對其出仕之舉始終難以釋懷（康熙二十八年，在爲黄宗羲所作夀序中自稱“有愧”。見《黄徵君夀序》）。藉入史館之機，朱彝尊將故國之思轉化爲纂修《明史》之熱情，曾七次上書總裁，討論編纂原則與方法。與此同時，宏大的編撰計畫（如《經義考》《瀛洲道古録》等）正在醖釀之中。

第四次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受劾去官。是歲正月，朱彝尊因翰林院掌院學士牛鈕劾其私携書手入史館録四方經進書而去官，由此開始長達七年的謫居生活。在此之前，朱彝尊深受玄燁之重視、賞賜與拔擢，上升態勢頗爲突出（被劾時已擢任經筵講官，知起居注，備顧問之選），由此招致同僚之妒忌。此次去官，即係徐乾學、高士奇、孫在豐、牛鈕等“外内交構”、聯手阻繫之結果。去官後的謫居生活頗爲困頓，文獻獲取渠道大受限制，撰著計畫因此受阻。儘管如此，朱彝尊仍堅持留守京師，交游網絡得以持續擴大；且著述不輟，書名寄寓自嘲之意的《騰笑集》（1686），專記京師地理、名勝及歷史的《日下舊聞》（1687），均撰成於此際。

第五次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再度罷官。朱彝尊於康熙二十九年復官，至此再度罷官，遂携妻南下，從此歸田園居，再無京師起復之想。

罷官歸田的朱彝尊，政治上雖無再起之日，學術上却迎來黄金時期，《經義考》《明詩綜》等名著，即完成於此際。早已享譽士林、開派浙西的文學令名，急人之難、廣交朋友的江湖性格，博綜雅潔、著述宏富的治學實績，使其以一己之力，聯結起江南與京師兩大文化圈，爲其名山事業構建了强大的文獻交流網絡。朱彝尊居官清廉而家累極重，晚年聚書竟能達八萬卷之鉅，實屬匪易，更可證其在士林中的人格魅力與流通文獻的核心作用。歸田之後，雖叠遭喪妻（康熙三十三年）、喪子（康熙三十八年）之痛，朱彝尊并未消沉，而以博學鴻儒、致仕太史之身份，以梅里爲中心，頻頻往來於揚、寧、蘇、湖、杭之間，汲汲於文獻之編纂、刊布與流通，深孚江南士林之人望（顧炎武《廣師》早有鑒識：“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對清初文獻之傳承與江南文化之建構，貢獻甚巨。

四

在清初士林，朱彝尊首以文學知名。“自少時以詩古文辭見知於江左之耆儒遺老”（《清國史·文苑傳》），於詩、詞、古文等，俱有深造，“才雄而識高，資深而養厚，貫天人以爲學，綜古今以鑄辭，乃能超然大雅，粹然精潔”（潘耒《曝書亭集序》）。其詩初與沈進并稱“朱沈”，後與王士禛聲價相齊，被目爲“南朱北王”，“自新城、長水盛行時，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靈於兩家”（杭世駿《詞科掌録》）。其詞則與陳維崧比肩，開派浙西，成爲詞壇領袖。葉舒崇讚其“天上謫星，人間達士。弄桓伊之笛，姿致無雙；鼓安道之琴，風流第一”（《江湖載酒集序》）。王士禛則云：“錫鬯之文，紆餘澄澹，蛻出風露，於辯證尤精。詩則舍筏登岸，務尋古人不傳之意於文句之外。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竹垞文類序》）《清史稿》本傳謂：“當時王士禛工詩，汪琬工文，毛奇齡工考據，獨彝尊兼有衆長。”朱彝尊勤於文學創作，作品先後結集爲《南車草》《静志居琴趣》《竹垞文類》《江湖載酒集》《蕃錦集》《騰笑集》等；晚年親手删訂，乃成《曝書亭集》八十卷。

朱彝尊不僅是清初文學大家，同時也是學術大家，在文獻編纂與刊布方面，貢獻甚巨。

就經籍而論，朱彝尊貢獻有二。一是編撰經學目録巨著《經義考》三百卷（該著成書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朱氏生前僅刻成一百六十七卷，至乾隆二十年（1755）由盧見曾補刻完成）。《經義考》旨在“憲章千古群儒，發其幽光潜德”（《與陳説巖》），著録上起先秦、下迄清初的八千二百餘種經學著述，匯集上萬條解説、評論及補充資料，具有融經學内容之集成性與書目體制之典範性爲一體的强大的學術張力，因此集古代經學目録之大成，是古代中國最大的一部經籍總目，對後世産生深遠的學術影響。二是倡議并參與編纂《通志堂經解》。《通志堂經解》收書一百四十種，合一千八百六十卷，以宋元著述爲主，兼及唐、明，是清初最重要的一部經解叢書，開啓有清一代編纂經解叢書的先河。朱彝尊同該書編者納蘭性德係知交好友，同該書實際主持者徐乾學也早有過從。據徐乾學《通志堂經解》總序所記“竹垞之言”及所據諸本，知《通志堂經解》之編撰，實起於朱彝尊之倡議與啓）發。《通志堂經解》刻成於康熙十九年（1680），彼時朱彝尊已在京與徐氏同朝爲官，此書之成，得朱氏之力必多（不僅搜羅諸書，還代爲撰寫部分序文）。

（圖7　“經義存亡考”）

就史籍而論，朱彝尊可考之著述，包括以下幾組：

（一）《五代史記注》《補元史藝文志》（均未竟）。前者係朱氏欲仿裴松之注《三國志》故事而注歐陽修《五代史》，引同里後進鍾淵映爲助（詳《五代史記注序》）；後者因“《元史》不作《藝文志》，典籍無徵”，故思欲補撰（詳《跋濟生拔萃方》）。

（二）《鶴徵録》（又名《鶴書録》《鶴書集》。未竟）。此係歸田後，采同徵鴻博諸人之仕履行迹而編撰之。又考補《至正庚辛唱和集》所録二十六人爵里事迹。

（三）《日下舊聞》《禾録》《石柱補記》《風庭掃葉録》《粉墨春秋》。《日下舊聞》志京師地理，分星土、世紀、形勝、宫室、城市、郊坰、京畿、僑治、邊障、户版、風俗、物産、雜綴等一十三門，終以《石鼓考》，凡四十二卷。此書受到清高宗弘曆的激賞，不僅作詩褒揚，還下令四庫館臣加以考證、增補，使該書由四十二卷增至一百六十卷，成爲一部空前的京師地理專著，爲談掌故、編志書者所必資。《禾録》志嘉興，分郡邑、建置、祠墓、古迹、碑碣等門，廣采《嘉禾圖經》《輿地碑目》《方輿紀要》《吴郡諸山録》《至元嘉禾志》等書之史料薈萃注之，惜編撰未竟（馮登府《禾録跋》）。朱彝尊藏有宋槧《石柱記》，亡闕大半，因予補撰，成《石柱補記》，交鄭元慶箋釋成書。《風庭掃葉録》一種，《竹垞行笈書目》著録，當有稿本流傳；據《日下舊聞考》所引，知其所記，實以景物爲主。《粉墨春秋》，同《風庭掃葉録》等均撰於康熙四年，于敏中等奉敕增補《日下舊聞》時，於《雜綴》下曾引證此書。據知此著有稿本流傳，且所紀乃人物，同《吉金貞石志》之紀名物（金石。見下）、《風庭掃葉録》之紀景物，各有分工，屬同時之作。

（四）《瀛洲道古録》。朱彝尊任翰林檢討，見前人所編翰林故事荒疏，遂有心志其沿革遺聞，分制誥、講讀、儀注、選任、論議、書籍、宴賚、纂修、記注、使命、典型、廨宇、官制、雜誌、附志等十五門。因受劾去官，是書未能編竟（詳《跋洪遵翰院群書》）。

（五）《鹺志》（又名《兩淮鹽筴志》）。該書是兩淮鹽務專門史。康熙四十五年，朱彝尊受曾任兩淮鹽政的李濤所托，許輯是書，次年完成并交付之；至四十八年四月，復交稿於曹寅，曹氏許爲刊集。此外，朱彝尊還以朝鮮人申叔舟《海東諸國紀》，補亡友鍾淵映所作《歷代建元考》（詳《書海東諸國紀後》）。

（六）作爲杰出的目録學家，除《經義考》外，朱彝尊還編有多種目録。甲、《曝書亭著録》八卷，係康熙三十八年朱氏手定藏書總目，分爲八類，按經、藝、史、志、子、集、類、説部次，總數達八萬卷之巨，“足以豪矣！”（詳《曝書亭著録序》。）該目漸散，李富孫嘗訪得殘本而補闕之。乙、《潜采堂宋元人文集目録》，葉德輝收入《觀古堂書目叢刻》，包括宋人集目録、元人集目録各一卷，分别著録一百六十九條、一百四十九條。丙、《潜采堂書目》四種。計有：《全唐詩未備書目》，爲曹寅主持編修《全唐詩》而作，著録一百七十條，有補闕之用；《明詩綜采摭書目》，係編選《明詩綜》之引據書目，凡著録二百八十二條；《兩淮鹽筴書引證書目》，係纂修《鹺志》之引據書目，收書三百三十五種；《竹垞行笈書目》（又名《曝書亭目録》），“以‘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無人獨還’二十四字編目，不分四部，殆行笈之記號也”（馮登府《竹垞行笈書目跋》），共著録七百七十七條。

（七）《吉金貞石志》《金石文字跋尾》（六卷）。《吉金貞石志》，始撰於康熙四年，後合於本集中。《金石文字跋尾》，係朱記榮將朱氏本集中金石跋文（自卷五十六至卷六十一）裁出别行而成。

上揭朱氏史學著述，涉及史部正史、傳記、地理、職官、政書、目録及金石等七個子類，可見其史著之富、史學之深。

朱彝尊屬於子部的著述較少，主要有《百六叢書》等。朱彝尊跋吴偉業《綏寇紀略》時談及：“《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有旨勿論忌諱，盡上史館。於是先生足本出，予抄入《百六叢書》。歸田之歲，爲友人借失。後十八年，從吴興書估購之，怳如目接先生之謦欬也。”（詳《跋綏寇紀略》。）四庫館臣以此爲據，直認《百六叢書》爲朱氏所輯（《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

朱彝尊以文學名世，在集部文獻整理與刊布上，極爲用心，尤以《詞綜》《明詩綜》二編，稱譽學林。康熙九年（1670），朱彝尊開始輯《詞綜》，初成十八卷；至康熙十一年，廣爲二十六卷；經汪森（晋賢。1653—1726）增補至三十卷，於康熙十八年付梓；其後汪森、周篔（青士，簹谷。1623—1687）、沈進（山子。1628—1691）等續加增補，至康熙三十六年由裘杼樓印行，形成三十六卷定本。參與此書編纂者前後有二十一人。該書以唐宋以降一百六十餘家詞集爲取裁對象，共收録六百五十九位詞人（不包括無名氏）凡二千二百五十二首詞作，是一部規模宏大、流傳最廣的詞選集，成爲浙西詞派形成的重要標志之一。朱彝尊早著詩名，曾助曹溶輯《嶺南詩選》，又抄尤袤詩而成《梁溪遺稿詩鈔》，編《王翃詩選鈔》及《鍾淵映詩集》，復同陸奎勛編選《洛如詩鈔》等，具有豐富的詩集編纂實踐。晚年所輯《明詩綜》一百卷（康熙四十一年編定付刻，是爲白蓮涇本），共著録三千四百餘位詩人的詩作，係有明一代詩歌總集，被目爲明詩選本的代表，接續《宋詩鈔》《元詩選》而形成了宋元明三代詩歌選本系列。

五

朱彝尊文學優長，創作頗豐；治學精勤，著述宏富，當時即爲學林深所推重。同以布衣之身應徵博學鴻儒、同任翰林檢討、同修《明史》之潘耒（次耕，稼堂。1646—1708），爲《曝書亭集》撰序，中云：

秀水朱竹垞氏，天才甚高，識趣甚遠，自其少時，以文鳴世。中年學益醇深，文益高老。入直詞館，典大制作。退耕長水之上，紀事纂言，老而不倦。既已著書數百卷，編成文集又八十卷。人皆服其文之富且工，而不知其悉本之于學也。竹垞之學，邃於經，淹於史，貫穿於諸子百家，凡天下有字之書，無弗披覽；墜聞逸事，無弗記憶。藴蓄閎深，搜羅繁富。析理論事，考古證今，元元本本，精詳確當。發前人未見之隱，剖千古不決之疑。

作爲後學的查慎行（悔餘，他山。1650—1727）則稱：

先生天資明睿，器識爽朗，於書無所不窺，於義無所不析。蓋嘗錯綜人物而比量之：其博物如張茂先，多識如虞秘監，淹通經術如陸德明、顔師古，熟精史乘如劉知幾、劉邍父兄弟，貫穿今古、明體而達用，如馬鄱陽、鄭夾漈、王浚儀；而乃濟之以班、馬之才，運之以歐、曾之法：故其爲文，取材富而用物宏，論議醇而考證確。（《曝書亭集序》）

潘、查二氏之評，可謂推崇備至。故自清以降，研究朱彝尊及其著述者，代有其人。此類研究，首先以詩文選録、續補、校訂等形式出現。如就詩而論，清初二十餘家詩選均收録其詩（如魏耕、錢价人《今詩粹》，鄧漢儀《天下名家詩觀》，王士禛《感舊集》，陳維崧《箧衍集》等）。《詞綜》之後，有《今詞綜》（周篔）、《明詞綜》（王昶）、《國朝詞綜》（王昶）、《詞綜補遺》（陶樑）、《國朝詞綜續編》（黄燮清）、《國朝詞綜補》（丁紹儀）等系列著作。《日下舊聞》（四十二卷）之後，有《日下舊聞考》（乾隆敕撰），廣爲一百六十卷。至於集經學目録之大成之《經義考》，在清季即出現續作、補作及校訂三個衍生著述系列。續作者，按《經義考》之體例，接續成書，有沈廷芳《續經義考》（四十卷）、馮浩《續經義考》、楊謙《續經義考》（十卷）、朱休承《續經義考》、錢東垣《續經義考》（二十卷）等。補作者，補《經義考》之未備，搜輯成書，有全祖望《讀易别録》（三卷）、王聘珍《經義考補》、錢東垣《補經義考》、馮登府《逸經補正》（三卷）、陳矩《孟子弟子考補正》（一卷）、陸茂增《經義考補遺》、林國賡《經義考補》等。校訂者，校《經義考》之訛失，訂正成書，有翁方綱《經義考補正》（十二卷）、嚴元照《經義考補正》、胡爾滎《經義考校勘記》（二卷）、羅振玉《經義考校記》等。由于《經義考》樹立學科目録的編撰範式，一大批擬仿其體例而編撰的學科目録相繼問世，小學目録如《小學考》（謝啓昆）、《許學考》（黎經誥）、《雅學考》（胡元玉）等，史學目録如《史籍考》（章學誠）等，子學目録如《醫籍考》（［日］丹波元胤）、《老子考》（王重民）等，文學目録如《杜集書録》（周采泉）等，蔚然大觀。

經過學人之不懈努力，利用現代學術方法研究朱彝尊及其著述之相關成果，極爲豐碩。據不完全統計，直接以朱彝尊及其著述爲論題的研究文章已有三百餘篇，研究專著（包括學位論文）達數十種。其要者如：《朱彝尊及其詞學》（江潤勳，1970），《朱彝尊年譜及文學理論》（施隆民，1981），《朱彝尊之詞與詞學研究》（蘇淑芬，1986），《朱彝尊及其詞學》（Carol Rosenthal，1991），《朱彝尊研究》（朱則杰，1993），《朱彝尊經史之學研究》（陳惠美，2001），《〈明詩綜〉之詩觀研究》（陳静瑩，2001），《朱彝尊〈詞綜〉研究》（于翠玲，2005），《朱彝尊〈經義考〉研究》（楊果霖，2005），《朱彝尊文學思想研究》（李瑞卿，2006），《博大之宗——朱彝尊傳》（王利民，2006），《朱彝尊〈静志居琴趣〉之情詞研究》（周佩誼，2006），《朱彝尊咏史詩研究》（林德彝，2007），《朱彝尊詩學理論研究》（劉磊，2007），《經義考研究》（張宗友，2009），《曝書亭序跋研究》（崔曉新，2009、2019），《經義考通説疏證》（載《國故新証》，司馬朝軍，2010年），《朱彝尊交游考論》（崔曉新，2012），《〈經義考〉著録“春秋類”典籍校訂與補正》（楊果霖，2013），《朱彝尊〈明詩綜〉研究》（李程，2014），《朱彝尊年譜》（張宗友，2014），《一代文宗朱彝尊》（秀洲區政協，2014）等。

近來南京大學推出《清代學術史研究叢書》（張宗友主編），其中辟有“朱彝尊研究系列”，已有《朱彝尊研究》（增補本。朱則杰，2019）、《經義考研究（增訂本）》（張宗友，2020）、《尺牘·事行·思想：朱彝尊研究論集》（張宗友，2020）三種問世。

（圖8　朱彝尊研究系列）

綜上可知，現代以降學界對於朱彝尊及其著述之研究，已從單純的文學領域向經學、史學等領域漸次擴展，體現出更爲專精的研究態勢，學術成果開始成系列推出。爲數衆多的研究論文與專著表明，朱彝尊已成爲最受學界矚目的熱點人物之一。

儘管既有研究堪稱大觀，但如何將朱彝尊其人其學置於清初宏闊的歷史情境與古代學術的發展脉絡之中，全面、深刻、立體地把握其文學史、學術史、思想史意義，仍是值得學人思考的問題。譬如在下述幾個方向上，仍有大力開掘之空間：（甲）朱彝尊散逸著述之輯佚與考辨，（乙）朱彝尊生平交游與事行之考求，（丙）朱彝尊藏書總目之匯編與目録學思想之發明，（丁）朱彝尊經學、史學、文學之實踐及其思想之全面研討，等等。

任何論題的開展，都須以準確掌握、繹讀第一手資料爲前提。實際上，學界關於朱彝尊的既有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研究資料不足之制約。上揭諸論題之有效展開，實有賴於朱彝尊著述及研究資料的完整匯集。因此，在國運昌隆、民族復興的當下，無論是出於文化建設的考量，還是出於學術研究的需要，組編出版精善的《朱彝尊全集》，正當其時，意義非凡。

金寨張宗友

辛丑仲夏序於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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