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漢學家林西莉去世，「研究中國是我的生活方式」

後來，我在希臘住了幾年，在德國和義大利學習音樂，那是文藝復興時期的魯特琴。當我28歲時，才開始在斯德哥爾摩的一所高中安頓下來教歷史。我喜歡教書，但又不甘心這麼早就安定下來。那個時候，我已經對歐洲文化非常熟悉了——花了12年學習德語、英語、法語和拉丁語，義大利語也不錯。但我渴望體驗並瞭解世界上其他的偉大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也許我可以學一下漢語？

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教授是我學習漢語以及決定去中國的關鍵人物。在20世紀50年代末，七十多歲高齡的他已經退休，但依然每個週一的晚上開一堂兩小時的講座。這對我來說太合適了：我白天教書，晚上聽課。在課上我學會了如何使用字典來翻譯他發給我們的課本——孔孟重要典籍的影印本。

高本漢先生

高本漢每教一個漢字都會把字的來源和已知原型告訴我們。他講授的漢字，個個有史有據、鮮活生動、易於理解。在漢語言研究領域，幾十年來他一直是權威，但他對漢字的熱愛依然不減當初。帶著這股無法抑制的熱情，他在黑板前侃侃而談，直到粉筆灰像龍捲風一樣環繞著他。他的博學，他對漢字的熱愛強烈地吸引了我，他的課讓我對中國文化，尤其是漢字越來越著迷。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決定一起到中國去學習現代漢語。

然而在當時，要獲得留學簽證很不容易。起初，駐瑞典的中國大使館官員態度非常消極。他們首先會問：是誰派你們去的？哪個組織？哪個政黨？我們解釋說我們完全是個人想去，我們已經攢足了在中國生活一年的費用。我們跟任何組織或政黨都沒有關係。但文化參贊明確指出：中國大學不接受外國學生的個人入學申請。

無奈之下，我們開始搜集包括高本漢在內的重要學者的推薦信，甚至還獲得了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的許可書。一年多後，北京大學發來了入學通知書。1961年1月2日，我們離開瑞典，開始了我人生中最為重要的兩年時光。因為在學期中入學，沒有適合我們的初學者課程，所以我們免費獲得了一位專門教我們的老師。她是位嚴厲的中年婦女，用的教學方法就像是我們瑞典幾百年前的方法。

起初的學習艱難乏味。每天20個漢字，一週學六天。每天第一節課總是先做家庭作業小測，然後過一遍要新學的漢字，從來不介紹任何漢字結構，或者此字在甲骨文或金文中的古老字形。只是重復、重復、再重復。每週的最後一天則是總復習，把本週所有學過的漢字全部溫習一遍。

漸漸地，我們得開始用學過的漢字寫短文。多虧了我們還帶著高本漢的《古漢語字典》，才能獨立地對漢字進行分析，這也成是我們理解和記憶漢字的唯一方式。

我們學習的課本和句子都是政治掛帥，比如「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人民公社好！」幾個月後我們再也無法忍受，就跑去問老師能不能找些不帶「色彩」的讀物，比如成語故事等。她一開始很生氣——也許只是裝出生氣的樣子來，不過還是去和上級領導討論了這個「問題」。最終，領導同意她將政治性教材換成精彩的傳統故事，如「東郭先生和狼」「牛郎織女」和「曹沖稱象」。

《漢字王國》內頁

我們長舒一口氣，老師很顯然也輕鬆了。她慢慢地變得友好開放起來，甚至邀請我們到她家做客。我們在那裡喝茶、吃糕點，更令我們大吃一驚的是，她和她先生居然合演了一段京劇，她扮演旦角，這跟我們熟悉的她是多麼不同啊！

1961年來到中國是我生命中的一個轉捩點。而那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點。後來我回想起這兩年，發現它就像是人體的黃金點，或者一幅中國的山水畫，畫在金絲綢卷上的墨筆畫。我從沒認為在那期間我所學習或者經歷的會有什麼「用處」。

那時，我開始懷著最濃厚的興趣觀察我周圍的世界。每樣東西，每一個細節都那麼重要。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可能會發現一些中國人看不到的東西。我越是認真地觀察，我就理解得越多，我對漢字的理解也更深。

我在北京的第一個冬天，「大躍進」剛剛失敗，隨後一連幾年食品很少。秋天連大白菜都很缺乏，每一片葉子都要撿起來，曬乾使用。我們宿舍外的樹剛剛落葉，有幾周就掛滿了白菜葉，好像給死人披麻戴孝。我來自另一種文化，人們已經忘記曬乾菜的方法，因此這種景象是不可理解的。

當春天來了，樹木復甦了，長出了新的葉子。然後在樹叢中、樹枝上，到處是人。平時在路上悠閒散步的大學生們不見了，他們像山羊一樣採集樹葉。我向老師抱怨說：「這是一種破壞行為！沒有人能制止他們嗎？他們在破壞樹木！」我的老師平靜地說：「你要知道，他們半個冬天沒吃到任何綠色的東西……」

我不再抱怨了。那時候我突然用另外的眼光來看待華北平原上的樹木。它們是人類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們被過多地索取。人們無法想像自由的參天大樹，那種形象一定很特別。而「木」字，對我來說，沒有任何葉子，只有榦和枝，在冬天的天空下樹黑乎乎地站著，沒有任何美感，一種單調但真實的形象。這個形象一直與我第一次看到中國的樹與一個「木」字立著的形象相連。

1961年的冬天和來年都是那樣絕望的年份，經過了半個世紀的革命和政治運動，這個國家發現自己處在真空之中。一個嶄新的、現代化的、平等的社會突然成為非常遙遠的夢想，所有的一切都陷入停滯。

數百萬的人吃不飽肚子，許多人就此消亡。所有的希望都被捨棄。封閉、絕望，這就是我初來乍到時看到的中國。但在這個表像之下，古老的中國文化依然不屈不撓地殘存著。

除了學習漢語，我很幸運能在北京古琴協會這樣的地方學習古琴，而且是這裡唯一的一名學生。成立於1954年的這個協會很快就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關閉了，但那裡的環境和人改變了我的一生。那裡的音樂學者和音樂家有著很深的文化造詣。他們對古琴音樂的誠摯熱愛、無私奉獻以及不懈努力讓我印象深刻，讓我心潮湧動，想要學習他們，像他們那樣生活。他們是我遇到的最不同尋常的博學者，無論我有什麼樣的問題，無論是關於漢字、詩歌、瓷器、哲學、建築還是音樂，他們都能給我一個答案。

林西莉在學習古琴

當年的古琴研究會的大門還在，如今裡面已是普通的民宅

這也是十年後，當我開始教授漢語時，我為什麼會想給我的學生帶來我在古琴協會所經歷的東西的原因，我想讓他們從各方各面感受到中國文化的豐富，讓漢字與中國古老輝煌的文化相依相襯。

1962年的冬天，我因為個人原因不得不離開中國——我丈夫已經受夠了這裡。而那時我對中國文化和音樂的理解才剛漸入佳境，還有那麼多沒有學習和體驗的東西，這讓我覺得很不爽。但是生活有時並不會給我們留有選擇的餘地。那時如果我能預見到1972年之後我能夠一年一次甚至幾次地回到中國，就會坦然地離開了。

1964年回到瑞典後，我重拾教書舊業。有一天，我聽到教務室裡傳來一陣笑聲：「有18名學生提出申請，說課程裡應該包括漢語！他們瘋了吧！怎麼可能？不說別的，上哪兒去找個老師去？」我的興趣一下就起來了，說我可以試試。畢竟，我在瑞典和中國的大學裡學習過漢語。這麼著，漢語課得到批准開課。

這是個額外的課程，每個週一下午從3:30上到5:00。大夥在工作了一整天之後還得上課，開始時覺得挺辛苦，但是到五點鐘下課的時候，我們又都覺得充實而且精神。當這個學期在6月份結束時，我給文化部寫了一封信，我的學生們也都簽了名。我們在信裡介紹了我們學校開設的漢語課，同時也徵詢意見，看是否可以考慮將漢語列為第三語言（或者我們叫C類語言）。在瑞典，英語是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上的。四年以後，學生可以選擇法語、德語或者西班牙語。再過四年，學生可以再選擇一門外語，這時候，他們已經長到15、16歲了。

信是6月中旬發出的。當時，我以為大夥都已經去休假了，而接下來的秋季要舉行選舉，所以我以為文化部的回覆估計得到11月了，而且很有可能是個「不行」。但是，有時候，生活就那麼奇妙。兩個星期之後，我就收到回覆：秋季那個學期開學後就開始吧。

我很是吃驚。我沒有任何課本或教材，更何況，我壓根不知道怎麼教漢語。如果是教中國歷史，我可以如魚得水地完成，但這是漢語啊！所以我就開始自己做課本教材。我買了一臺復印機，把我在北京用過的課本章節和一本美國出版的課本裡的筆畫筆順圖解等都復印了下來。秋天開學了，我進到學校的七個一年級班裡給他們挨個講：你看，這是木、日、月、女……然後，我告訴他們說校長已經同意我們增開漢語課了，誰想學都可以從原來的語言課轉過來。23名學生報了名。就這樣，瑞典的教育系統裡從此裡有了漢語教學，我對《漢字王國》的探索也從此開始了萬里長征第一步。

剛開始的時候確實好事多磨。雖然，我有相當豐富的教學經驗，但是教授歷史和教授外語的方法完全不同。我唯一認定的是，我絕不要用像北大教授漢語那樣的辦法。

所以我主要借鑑了高本漢當時讓我們對漢語產生興趣的辦法：讓漢字活起來。最初，吸引我的就是這些字簡直太美太生動，所以我也想讓我的學生這樣對漢語著迷起來。當我用自己編創的「課本」要開講下一課時，我一般都會先從生字開始，給學生們講這些字最初在甲骨或青銅上的樣子。

當我第一次到中國的時候，正是中國大量50年代考古發現被出版成冊的時候。去之前我在瑞典是學美術史的，很多的課程都和考古相關，所以很自然地，我也就開始研讀這些新的考古發現。譬如關於邯鄲、安陽、半坡遺址等詳盡的報告都不貴，所以我就把能找到的都買了下來。這些書在我教漢語時幫上了大忙。書裡的那些照片恰恰是我講生字的歷史時給學生提供的最佳背景資料。我在這些書裡找到極其精細的圖畫和照片來說明那些考古發現，而這些圖片讓人對一些漢字的形狀來歷一目了然。譬如，魚、夫、目、面、耳、齒——這些書整本整本都是這樣的圖片。有了這些圖片，我的學生們不僅學得快記得牢，他們也加深了對中國的瞭解，而且學得興致勃勃。

正如我在《漢字王國》的前言裡寫道：「我發現我的學生的反應和我過去完全一樣——我對漢字的結構和早期的形式講授得越多，他們越容易理解和記住這些漢字。當我同時也講解這些文字所來自的那個世界，講述古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他們的房子、車輛、衣服以及他們使用的工具，講述產生這些文字的自然場景——鄉野、山河、動物與植物時，效果就特別好。」

為了讓他們能記得更牢，我開始將課本裡我們見到的生詞都整理出來，這個詞彙表很快就堆得老長。這時候，我意識到，對於普通的瑞典公眾、受過教育希望瞭解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公眾來講，這些詞彙或許可以結集成一本相當有趣的書呢。

重返中國

1972年冬，當我再次申請去中國的簽證時，一切都很順利。這次我和我的學生們一起去的。我們花了一週的時間通過西伯利亞鐵路進入中國，並在中國待了一個月。每天從早到晚，我們密集地參觀學校、醫院、工廠、托兒所、村莊。也許是因為瑞典駐華使館的文化參贊幫助我們安排了這次行程，所以一路綠燈。

我們從北京出發，之後去了南京、上海和蘇州。在蘇州文廟旁的一所中學裡，我們聽了幾節課，和學生們一起午餐，還採訪了校長。那些日子很精彩。我們見到的一切都井井有條，有一種平靜正在蔓延，我們見到的所有人都非常自然和藹。

這些學生是幸運的，他們的中國之行得到了教育部的獎學金資助，自己只需要支付很小的一部分。在我第一次來中國的時候，外國人相當少見，幾乎是讓人感到危險，大多數人對老外敬而遠之。我去找民族音樂學院想諮詢古琴的事時，接待我的人一開始似乎顯得驚慌失措。因為在當時的中國，一般外國人是不能和某個單位直接聯繫的，更別說登門造訪、諮詢了，各種瑣碎的官僚程式繁雜無比，而當時多虧我對這些都一無所知。

而我的學生在週一到週六的學習之外，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他們在中國的學習之餘，經常騎著自行車逛北京，出入各色胡同，和老百姓聊天，在小飯館裡吃飯。北外每週還組織各種短途參觀——去學校、工廠、人民公社等各種地方。他們對中國的愛也愈來愈深，不僅僅對漢字，而且是對一切與中國相關的東西。這些經歷對學生們很重要，他們中有些人後來成為教授，在瑞典的不同大學裡教漢語，也有的人投身瑞中外交事業，還有一些在為駐華的瑞典公司工作。

回到瑞典之後，學生們就他們在中國的所聞所見舉辦了一個小型展覽，我也發表了關於中國教育系統的文章，還接受了電視採訪。這些帶給我很大的影響，我決定從那以後，每年都和我的學生一起去中國，以便學習更多、瞭解更多。但這個心願還是花了點時間才實現，在1979年之後我們才成行。

1979年之後，我幾乎每年都去中國拜訪學者或去觀摩新的考古現場。我跑到山東去看中國現存最老的房子，去黃河邊上的大河村遺址看新石器時代村莊的遺跡，去安陽邊上的小屯村看正在進行挖掘的巨墓，去西安的半坡，當然，也去蘇州的絲綢廠瞭解絲綢的生產工藝，觀看剝繭抽絲的奇妙過程。

我去過嵩山的嵩陽書院尋找中國最古老的樹，也去到西安向北或延安周圍，參觀那裡壯美的窯洞，也在那裡見識到了絕無僅有的剪紙藝術。在延安剪紙中，鳥是一種最通常的題材，我見到的最多的形式是兩隻相對的鳥兒，這是剪紙的一種自然結果：把紙疊成兩層，一次能剪出兩隻鳥兒。金文中的「雔」字看起來就像與剪紙有著古老的血緣關係。還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看到一隻狗，長得就像甲骨文裡的「犬」字，「犬」簡直就是按它的模子創造的！在一條關於滅火器的廣告裡，那個「火」字也很明顯被設計成了甲骨文的樣子。這些線索無處不在！古老的形狀和古老的圖畫在今天就如同三千多年前一樣活生生地存在著。奇妙無比！所有這些都讓我對漢字理解獲得了信息和靈感。

當我在開始動筆寫《漢字王國》時，我本想寫一本關於漢字象形起源的簡明、通俗的書，但是我很快就發現許多傳統的解釋已經過時了，大多是因為最近幾十年的許多考古新發現，還沒有人從語言學的角度去修正。考古在中國是一門年輕的科學，人們在20世紀20年代才開始進行第一批正規的發掘工作。但是隨後幾十年的內戰和外敵入侵使這項工作基本停頓下來，到50年代才恢復。

夏鼐先生

我對漢字的解釋是首次根據那個時候以來發現的大量考古資料來討論漢字的核心部分。我找到了像夏鼐這樣有著傳奇色彩的考古學家來諮詢甲骨文的不同方面以及早期中國人類的問題。80年代初期，我見過夏鼐教授幾次，當時他已經很有一把年紀了，但是他很和藹，細緻入微地回答我所有的問題。我問了他很多關於牆的問題。我參觀過諸如長城，老北京的城牆，南京和西安的城牆，還有在鄭州的一種特殊的牆，這正是他的研究領域，在那裡能看到外層石頭剝落後的牆是如何被建造的。這對於我寫關於表示「屋頂與房子」的漢字的解釋時非常有幫助。夏鼐教授不僅讓我瞭解了建築本身，還幫助我瞭解了漢字的結構和來源。

我還拜見了中國科學院的幾位建築史學者，就「宗」字進行探討。「宗」字是由表示屋頂的「宀」和表示「預兆」的「示」組成。對於「示」字的解釋不一，唯一能確切的是，有對各種自然現象觀察和對凶吉預示有關的「示」字，其活動都發生在高大的祖廟或附近。我一直考慮這個字所具有的不同字形。在甲骨文裡它的樣子很接近窯洞的圓形，蜂房式的屋頂，而在金文裡我們經常看到這個字更像與牆明顯分開的房子——很像考古學家復原的祭祀大廳。

我就這個字的不同寫法是否反映不同的屋頂與中國文字專家進行討論時，他們堅決否定這個想法，認為不同是暫時的，因為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的筆體，是「誤筆」。可是1984年夏天我在北京拜見的那幾位建築史學者，他們認為兩種不同的房子樣式並存了很久，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半地穴式的房子越來越少，安陽排房式的大房子越來越普遍，這種發展也表現在文字上，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系統研究能說明這一點的材料。我能相信誰說的呢？只有把這些觀點都記錄下來，留給讀者去思考。

當我拜見學者或者其他人時，無論是在博物館、村莊、考古現場還是別的地方，我總是開門見山地表示我對漢字有莫大興趣，說我正試圖寫一本關於漢字的書，以此給我的瑞典同胞解釋漢字的來龍去脈以及中國古老的文化，然後我再向他們提問。我這個不請自來而且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老外剛開始讓大家不免有些詫異，但大家對我都是禮遇有加，極其友善耐心地回答我的問題，更會帶著我多轉一轉，讓我瞭解到許多我之前根本不懂的東西。沒有人好像真的因此感到不可思議，更多的是為我的興趣感到高興。

漢字長征

20世紀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的中國，供給情況很糟糕。但是在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的博物館裡、考古挖掘現場以及很多其他場合下的人們再次潤物細無聲地活躍起來，變得樂意與那些對他們的工作以及老派的話題，比如漢字感興趣的外國人見面交流。雖然在那個時候鮮有人問津這樣的興趣或工作，他們依然對自己的工作充滿驕傲，我的出現更令他們欣喜，所以他們全力幫我。

80年代之後，西方的食品都在中國出現了。過去，我們西方的麵包在中國從來沒有，除了與外國人有關的少數人可能偶有機會品嘗到。那時，城市裡有了在模具裡烤的麵包，公園裡的食品攤像賣糖果一樣把它們賣給在寺廟和假山之間遊玩的飢腸轆轆的遊客。他們就直接吃，就像我們西方人吃一包炸土豆或爆米花一樣。我常常看見人們在街上拿著一大塊麵包，邊走邊吃。現在你可能看不見那種場景了，但是30年前，因為從來沒見過或嚐過，任何洋玩意都很吸引人。

當我開始研究漢字時，沒有中國人，也沒有其他外國人做著和我一樣的工作，我也不認為有那個可能。因為在上個世紀的許多地方，甚至至今，中國和西方學生、學者專注於一到兩門不同的科目，比如專攻藝術史、歷史或者語言學等等，但卻無法打破這些科目的邊界。而我自己，積攢了一大把不同學科的知識：藝術、歷史、音樂、語言等等，還在全世界體驗並研究了很多不同的文化，當我開始關於漢字的長征時，所有這些知識都已經深深扎根在我的心中。因此我的視野更寬廣，它説明我用不同的方式來觀察漢字、活在中國文化裡的漢字。

所以，我在歐洲學習不同學科的十年，還在世界周遊的十年，以及寫書的十五年，成就了我對漢字的長征。而今，我們經常談及跨學科研究，我在中國所做的正是跨學科研究。但很遺憾，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考古學、語言學和其他人文學科在中國已經淡出關心的焦點。所有的目光都投向經濟，學生都蜂擁而去投奔如電腦科學、大眾傳媒等這樣新的領域了。

當我的書最終成型出版時，我已經57歲了，那是1989年。

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讓我選擇去過我的一生，我會毫不猶豫地走同一條道路。當初，我的目標就是我所寫的關於漢字的一切要在學術上高屋建瓴，像博士論文那樣扎實。迄今為止，我自己還沒有發現有任何「錯誤」，也沒有學者聯繫我或者批評我對漢字的解釋。我感到很高興，這也許是因為在出版之前長期而扎實的工作吧。我也還沒遇到任何新的發現需要來修正我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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