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孝经》文献的创新性新编——评《孝经文献丛刊》

郭麗：《孝經》文獻的創新性新編——評《孝經文獻叢刊》

郭丽：《孝经》文献的创新性新编——评《孝经文献丛刊》

孝的观念在我国源远流长，甲骨卜辞中，“孝”字已经用于人名与地名。孔子进一步提升、完善商周时期孝的思想观念，在春秋末年形成了自己孝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曾子是孔子孝道的直接传承者，《汉书·艺文志》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说明《孝经》与孔子、曾子有直接关系。《孝经》是儒家的重要典籍，阐述儒家孝的重要核心观念，用以彰明彝训，教化百姓。《孝经》认为，孝为道德的本源，是“至德要道”。《孝经》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孝天经地义，儒家以孝的品德行为作为人的根本要求。家国伦理，孝是起点；百姓无论尊卑贤愚，经过教化，都可以懂得孝的核心要义，《孝经》从人性论的高度证明，孝的存在具有正当性。
从汉代开始，国家以孝治天下，朝廷内外，朝臣庶民皆受《孝经》经义的教化，同时父亲以孝教其子，老师以孝教其徒，口讽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使士大夫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庶人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使民间风气淳朴，教化成俗。汉代《孝经》成为童蒙读本；东汉时，家家户户的幼童在家里诵读《孝经》作为启蒙教材，正是国家对于孝的思想重视的体现。在汉代，儒家孝的思想开始对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影响。
汉代《孝经》已经形成三种重要的文本。一是颜芝之子颜贞将家藏《孝经》献给河间献王，河间献王献给朝廷，史称今文《孝经》，即颜芝藏今文《孝经》；一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在墙壁中得古文《孝经》，史称孔壁藏古文《孝经》；第三种是西汉成帝时期，刘向以颜芝藏今文《孝经》为底本，综合诸多《孝经》文本，最终校定为十八章的文本。刘向校定的十八章本《孝经》影响较大，马融、郑玄、唐玄宗等人注《孝经》，皆采用这一文本，遂成为通行之本。
《孝经》成书之后，历代多有注释者，从先秦魏文侯开始，历经汉唐宋元明清，注释互有异同，各有所长。由于多数《孝经》文献篇幅较小，难以单独出版，因此缺乏相对系统的汇编点校整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孝经》学的发展。山东大学曾振宇、江曦教授有感于此，选取有代表性的重要的《孝经》类文献五十八种，择其善本，组织专业研究者，点校整理，编为《孝经文献丛刊》。把篇幅较小的《孝经》文献汇辑成册，按照时代划分，成“《孝经》古注说”“《孝经》宋元明人注说”“《孝经》清人注说”三类共五卷。
《孝经文献丛刊》第一卷《孝经古注说》，收录战国至唐代《孝经》注说二十一家二十六种，其范围是唐代及唐代以前的重要的注释和义疏。最早解说《孝经》者，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子夏弟子魏文侯。汉代开始，研治《孝经》者众多；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有包括马融、郑众、郑玄、王肃、何晏、韦昭在内的诸多学者注《孝经》。唐以前及唐代《孝经》注说，可考者有三十余家，但是散佚者众，仅唐玄宗《孝经注》完整保存。清代朴学大兴，王谟、马国翰、王仁俊诸学者，对这些《孝经》注说进行了辑佚，他们的辑佚成果，在此卷中有比较完整的体现。本卷还重视收录新发现的《孝经》材料，收录了一些存藏于日本的《孝经》文献。其中的刘炫《古文孝经述义》，就是据日本藏古写本整理，同时又收录了马国翰辑本，这说明编者整理过程中，重视重要版本的择取，这对于还原和研究唐前《孝经》注说具有重要价值。
《孝经文献丛刊》第二卷《古文孝经指解（外二十三种）》，收录宋元明人《孝经》注说二十四种。宋元时期，《孝经》著作较多，著述近百种，今存八家十余种；这一时期的学者，研治《孝经》，理学色彩较为浓厚。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开研治古文《孝经》之端；朱熹《孝经刊误》，开删改《孝经》一派，对后世影响较大。到明朝的时候，与科举密切相关的是，明人视《孝经》为《四书》的根本，解说《孝经》更盛。明人在发展宋元理学思想解经的基础上，完成《孝经》类丛书的撰写；至明代后期阳明心学兴起，学者又杂以心学、释家思想解释《孝经》。宋元明时期的《孝经》学，很多学者按照本义解释《孝经》，洞见本原，卓然开悟，析疑辨惑，于汉唐之外另开新局面。此卷把宋元人重要的《孝经》注说网罗殆尽，又择录了一些重要的明人解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学术史意义。《孝经文献丛刊》第三卷《孝经通释（外三种）》，收录清世祖《御注孝经》、清世宗《御制孝经集注》、曹庭栋《孝经通释》、桂文灿《孝经集证》四种清人《孝经》注说。顺治帝《御注孝经》刊行之目的，是通过浅近典雅的語言，注释《孝经》，意在教化百姓。雍正帝《御制孝经集注》是针对《孝经》注释中的芜杂、肤浅的问题，命儒臣删除注释中的糟粕，保存精华，然后世宗亲自阅读，定夺文字，释义更加明晰。曹庭栋《孝经通释》打破今古文界限，兼采古文、今文的注说，按照时代顺序，从唐朝开始，列出诸家的注释，最后有著者的论说。桂文灿《孝经集证》，在《孝经》原来的文句下面，纂录经史子集中的典籍文句，疏证《孝经》文义，扩大了读者的阅读视野。通过阅读本卷，能够洞悉注释者对《孝经》的看理解，明晰《孝经》的流传脉络，把握清代学者注释《孝经》的特点。
《孝经文献丛刊》第四卷《孝经集解（外二种）》，收录李之素《孝经内外传》《孝经正文》、冉觐祖《孝经详说》、赵起蛟《孝经集解》等清人《孝经》注说。李之素《孝经内外传》五卷《孝经正文》一卷，旨在汇辑散见于群书中的古人孝言、孝行，对《孝经》作出解释；冉觐祖《孝经详说》旨在注释《孝经》的文义；赵起蛟《孝经集解》，依经文次第，汇集唐宋元明诸家之解，附以“愚按”“愚意”考辨先儒之说。阅读本卷清人《孝经》注说，能够进一步理解清人研治《孝经》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更为全面把握《孝经》内涵。《孝经文献丛刊》第五卷收录清人阮福《孝经义疏补》一种。清代阮元汇集众本，对《孝经注疏》作了全面校勘，成《孝经注疏校勘记》。阮元之子阮福所撰《孝经义疏补》，是在阮元的指导下，充分利用《校勘记》，对《孝经注疏》文字进行校勘，定其是非，以期勘定一个文字更为准确的《孝经注疏》读本，同时对邢疏进行了考辨补正。近年来，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经学文献的整理方兴未艾。以《孝经》文献为例，目前已经出版了《孝经文献集成》《孝经文献全编》，但这些都是影印。由于《孝经》文献多篇幅较少，很难单独成册，目前只有《孝经注疏》、皮锡瑞《孝经郑注疏》等少数几种有点校整理本。因此，《孝经文献丛刊》所收录的文献大多数是首次整理，将为《孝经》学研究提供更适合阅读的文献资料，必将有助于推动《孝经》学研究。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孝经》的理想，不是局限于家庭伦理的层面谈论孝道，《孝经》真正的社会理想，是立足于为天下立法的高度，跨越家庭伦理的边界，将孝观念的外延扩充，使之衍化为涵盖自然、社会与人伦的道德理性、价值本源和文化依托，把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宗教伦理思想落到实处。
儒家的孝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治国安邦的法宝，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安定有重要意义。孝道体现在人伦日用中，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提倡儒家孝文化，对于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对于当代社会的养老问题，都非常具有现代价值。所以，《孝经》作为孝道文化的核心典籍，在现代社会仍有其重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收录了先秦到清代重要《孝经》注释解说文献的《孝经文献丛刊》的出版，对于实现《孝经》和孝道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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