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宇：《百惡孝爲先》讀後感——與Q友子非魚兄商榷

二個月前，Q友子非魚兄向在下示其大作，希望在下有所發揮，在下應諾。今持續四年多的撰稿工作基本完成，故可分出精力，實踐前言，乃虔誠恭敬研讀、詳考子非魚所示《百惡孝爲先》，感慨良深，茲敬爲長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商榷於子非魚兄，並與所有有緣共用。

一、孝的內涵

今天中國大陸支持儒家文化和“孝道”的人們，以及形形色色“反孝”、“反儒”、“反孔”的人們對於“孝”，必須關注儒家原典中關於“孝”的非常關鍵，但不太爲人提及的內涵，茲舉如下數段：

《禮記·祭義第二十四》說：“亨孰膻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這是立足于天然親情倫理關係上，說明爲人子女者若偏執以物質經濟來供養父母，僅是孝道中表面化的、非常低水準的表現。要做到爲人做事，一生行爲功過“不遺父母惡名”、“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才是個人私德的終極。甚至於《孝經》上說“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則是努力爲社會歷史作出貢獻，以造福社會的成就和榮譽，來回報父母養育之恩的孝道的圓滿。這就是基於傳統孝道的原典儒家人生價值觀。

在社會公德方面講求誠信，“朋友不信，非孝也”春秋時中小型諸侯國在抵抗侵略中通常全民動員，所有的適齡男性，皆要投身衛國戰爭，所以“戰陣無勇，非孝也。”春秋時，還認識到資源保護的“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禮記·祭統第二十五》：“孝者，畜也。順于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必須注意的是，孝順、孝順，是“順於道”而孝，其原典本義不是盲目順從于父母、國君。自然的規則稱“天道”、社會生活的規範稱“人道”。倫，道理。自然的規律稱天倫，社會生活的規則稱人倫。順應自然規則，盡到做人的社會本位職責，而得到的和諧的生活，稱“天倫之樂”。《孝經》記載曾參問孔子說：“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回答：“是何言與，是何言與！”、“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這是孔子反對後世人所批判的愚孝的真實證據。所謂“爭”就是堅持真理、正義。堅持真理、正義，就是“順於道”不至於陷親不義，而悖逆了倫理道德。

“畜”的含義，要參考《周易》，《周易·小畜卦》說明力量有限、時機不成熟時，應當耐心反省自己，力求完善自己，積蓄力量，等待時機，不可莽撞行動。《周易·大畜卦》表明順應天道、剛健篤實、堅守正道、日新其德、剛健進取、蓄養積聚自己的力量，最終獲得積小成大的成就。無論國族文明發展或個人成就均如此。

那什麼是“道”的具體體現呢？《孝經》說：“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所謂“教民親愛，莫善於孝”、“因親以教愛。”也就是說，一個人對愛的體驗，是從父子有親的天然倫理親情開始的，而後漸次普及“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大愛”、“博愛”。歐洲經典作品《綠野仙蹤》、《花木蘭》、《天堂的孩子》、“小鬼當家”系列之《獨自在家》，無不呈現“家”的價值，無不將熱愛家作爲核心價值觀念。因爲“家”有父母給予子女純粹的愛與幸福，家也是父母對子女承擔無私的責任與付出的地方，是體現責任的地方。“家”代表永恆人性，中華民族的教育，立足家庭生活中父母子女之間的愛，而後將此體驗推已及人，然後達到“博愛”。若連對恩養自己的父母都不肯敬愛，卻自稱能夠愛他人、愛人民、愛國族、愛全人類，則多有違背天然倫理性情而刻意別有居心地邀取名利權勢的嫌疑。同時也會成爲社會道德崩潰的前提，使所謂的高尚理想主義悉成空談。比如文革中，多少人爲了表現所謂“革命、進步、先進、積極”，被迫地，甚至有主動地與父母劃清階級界限，甚至鬥父母，打老師，夫妻兄弟反目爲仇，泯滅人性，六親不認，伏下日後中國社會道德淪喪的惡因。是知中華民族積累數千年滄桑成敗的經驗教訓，深刻領會到一個人的生命和道德，並非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要從敬愛生他養他父母開始培養，而後“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才不至於落於空泛虛僞。這也是數千年家族聚居、聚族爲國的特殊歷史國情和社會生活經驗所締造出來，“以孝治天下”的獨有理念。

所謂“以孝治天下”最低端的體現，是《孝經》中說的“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反之，則“居上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此外，《禮記·王制第五》稱司徒的職責之一是：“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則涉及周國養老福利的制度。

《中庸》上說：“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就是要繼承先輩的遺志，完成先輩未竟的事業。即蔣介石所說的“生命目的在增加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逸周書·諡法解》總結“孝”的品德包括：“五宗安之，慈惠愛親，秉德不回，協時肇享，大慮行節，曰孝。”除了家族、家庭生活“慈惠愛親”的倫理親情之外，還有堅持道德原則的“秉德不回”，注重智慧和操守的“大慮行節”的公德。

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中說：“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爲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恐怕自命進步先進的反孝、反儒人士苟聞此言，定然大驚吧？！但根據在下青年時于臺灣企業打工近八年，與來自臺灣的各部門經理、主管交流的經驗，此言確實不虛。

二、子非魚兄反孝論據之考據辯證

子非魚兄文中曾舉專制政府組織編較之《十三經注疏》來反孝，“十三經”之合刊注疏的編輯，始自宋代。最近的一次校堪刻版，是由清代由阮元主持。亦系專制時代政教統治之作品，作者亦多爲食君之祿者。乃爲專制政治服務而冶煉文字、曲解先秦原典儒經。

而子非魚所謂“一日爲師終身爲父”、“祖宗之法不可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等文字，純粹是專制時代不知來源之貨色，非但不見於《十三經注疏》，遍考出自孔孟及其三代弟子之手的先秦儒家原典，亦根本無此語句。以此不知出自何種源文本的專制時代之僞冒膺品，粘合種種出自現代之偏激理論，來坐實孔子思想之罪名，實類專制時代羅織誣陷以坐罪之文字獄，不合于現代法制公正之合法舉證制度，不合于現代文明所主張之公正與道德精神。

反對專制統治者歪曲利用孔子學說來製造“孝文化”，清除專制統治者壟斷經營之“孔家店”中的冒牌貨“儒家文化”和“吃人禮教”，是正確的。但若將矛頭直指孔子、孟子和孔孟思想本身，則是無知與荒謬。

不破不立，乃革故鼎新之“革命”實義。昔日周武王摧毀商紂暴政，創建禮儀制度改革社會，因而有八百年政權與周朝文明。由武王伐紂、周公東征，並制禮作樂之革命性努力，可知儒家文化本身，具備革命精神。因此晚年孔子在《周易·革卦》中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是知孔子思想中，有革命的基因。

又，孔子在《周易·繫辭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說明宇宙世界和人類世界是由於不同的事物相互依存、相互頡抗消長，因而萬物萬事豐富多彩而推陳出新、生生不息。孔子弟子曾參著《大學》引周代《詩經·大雅·文王》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說周國作爲一個古老的農業部族邦國，能夠革新進步，因而可以領袖革命、創建新時代的文明。又引《尚書·康浩》篇說：“作新民”強調要造就能夠自新進取的人。複引商朝商湯的“盤銘”的銘文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說明應該持續不斷、永無止境地革新進取。說明儒家原典文化中，原有革新進取的內涵。

時代變遷，東周以降，禮樂故制日益呈現不適應時代發展之態勢。惜古今中外人類之中，如武王、周公之具革命性道德智慧與能力者少之又少。考察孔子年譜，方處時代巨變之際，即使連孔子青年、中年之思想，亦難免保守即定禮制之一面，而遭受前輩學者如老子李耳、大國政要如晏嬰、以及道家隱士之批評，《史記》、《論語》、《莊子》、《列子》諸典並載之。雖我等儒者，亦要承認青壯年孔子的思想，未臻大成。所幸孔子接受李耳的教誨，終生博聞謙遜、力學深思、擇善而從，終於舍偏執而趨中庸、棄保守而贊革命，其博大精深、雄健莊嚴之人生修養境界，確實超越古今中外大多數芸芸眾生，因此確實具備令後人推崇爲人類中大成至聖先師之資格。

後世儒家士人多不察于此，于儒家文中本遠代思想、制度之傳述，及反映孔子思想發展各階段之言論的忠實記錄，照樣生搬硬套，不知變通，其中利於保守極權統治之內容，遂爲專制統治者劫持而歪曲利用二千年之久。然而我們須明白，專制君臣歪曲篡用者，非真正臻於大成境界之孔子思想。若以專制者歪曲利用之所謂儒家及其災難性後果栽贓強加於孔子，則不免淪爲文革中諸多極不人道之冤獄。有失人文道德良知。而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惲代英，1926年5月任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時，到嶺南大學視察並作《耶穌、孔子與革命青年》講演，他說道：“我對於孔子的道德學問，向來便很佩服他，我相信他真是滿心仁慈，要想救世界人類的聖人。”這與五四運動中以及上世紀七十年代後至今的許多中國大陸自以爲“革命進步”的反孔、反孝人士是相反的。

須知在漢代始，由於時代的變遷，儒家經義的詮釋，與孔孟原典精神即已有差距。而在阮元校此之前，同爲儒家士人的民間自由學者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顧炎武《日知錄》則首開反對君權獨裁之思想。並首倡“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日知錄卷九》）的民權思想，說明儒家思想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而現代大陸中國人多未見及。

任何文化、宗教、科技。被權勢者添油加醋、歪曲利用，都會呈現禍國殃民的結果。專制統治者“孔家店”裡的貨色，並非純正的孔孟原典精神。不過是注水雞、山寨版而已。某些反儒、反孝人士還擔心專制歷史重演於今日，故於孔子本身尋章摘句、不遺余力、極盡攻擊。宛若承襲文革四人幫反動集團“批林批孔批周公”流毒遺風。彼等雖然自稱革命進步，然其文史智識，誠可謂“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

三、新文化運動人物事蹟略考

文化本是工具。好比一柄手術刀，能夠救死扶傷，也可以用以殺人。若庸醫執手術刀草菅人命，那是否可以將手術刀定性爲“兇器”，而禁止人類使用手術刀？火藥傳至歐洲，導致社會巨變，但可否將兩次大戰的罪行悉歸於中國人的發明？片面尋章摘句，製造文化冤獄，缺乏深入研究古代原典文化的能力，再被專制統治者的手段蒙蔽，因而才會做出連猶太人都不如的，張冠李戴地反對自己民族優秀傳統原典文化幼稚行爲。而五四以來，根本不系統、全面地考據、比較先秦儒家及諸子原典。唯于專制統治者組織編輯的、以及不知來路的腐朽文人之文本中尋章摘句，粘合專制吃人禮教之情實，以發揮反孔思想的行爲，在法制審判取證上，有取證程式不合法的嫌疑。也是缺乏歷史良知與學術道德。對於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文化先哲，對於中華傳統文化，都是極不公正的。對於反對者本身而言，就只能顯現他們自己恰好不能超越專制時期之思想桎梏而墜入術中之幼稚、膚淺和無知，及其自稱革命而實無革新之智識的、狂妄謬言而不怍的膚淺乃至於無恥。本文將列舉新文化運動中三位人物事蹟來詳細說明。

一、吳虞

非常遺憾，子非魚先生居然漏過了中國第一個提倡“反孝”、發起非孝思潮的吳虞的故事。現在在下爲擺事實，講道理，將此“反孝”首倡者之事蹟，主動奉獻出來與子非魚兄和大家共用。

吳虞是個不幸而可憐又可鄙的人。其父吳興傑早年任富順縣教諭，1893年因品行不端被革職賦閑，吳興傑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到處尋花問柳，家庭因此雞犬不寧。（吳虞《家庭苦趣》）。後來其父偏聽繼母讒言，逼迫吳虞搬出成都的住房，由於其父道德敗壞，致使吳虞因此對“孝道”極爲反感。進而成爲四川反對儒家傳統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鋒，“反對孔丘，實獲我心。四川反對孔子，殆自余倡之也”（《吳虞日記》）。

胡適稱吳虞爲：“中國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事實上是名不符實的吹捧過譽。實際上吳氏由於其父惡劣品行的刺激和影響，素無家教，其人格亦極端自私狹隘，說一套做一套，堪謂其父之遺傳。

比如，吳虞曾發表《女權平議》，在字面上虛僞地提倡“男女平權”，事實上生性荒淫無恥，多次夥同年輕人逛妓院，寫了幾十首《贈嬌寓》公開發表於《順天時報》等報紙，公然大張旗鼓地向妓女嬌玉邀取歡心；卻轉而擔心他妻子紅杏出牆，恬不知恥地要親友調查他妻子有無“出門應酬”；他本有妻與妾，卻又在五十九歲時又納了一個十六歲的小妾。可知他事實上視女性爲玩物和私產，並未給予真正的尊重。

吳虞的無恥品行，與北大的新氣象格格不入。學生對他漸漸不再信任，新文化與舊學界、教育界教育界諸多人士聯名宣言指斥他爲“士林敗類”、“名教罪人”。聲名狼藉的吳虞只好被迫辭職。

吳虞爲了和他父親爭奪家產打官司，將親生父親稱爲“老魔”，指斥他父親“心術之壞，亦孔教之力也”。用盡手段擊敗老父後，哀歎道：“余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孫也！”這句話又顯現他“非孝”的名不符實，既然不在乎孝道，又何必在乎自己或父親的作爲，對於祖宗是有幸還是不幸的呢？既然不在乎孝道，又何必到老時爲了求子傳香火而納妾，而搞留鬍鬚、求巫問卜的迷信呢？

由於其父的影響，導致吳虞即無家教，又不懂得教育下一代，兼之他在家庭裡十分專制，因而和女兒的關係形同水火，女兒根本看不起他，以至於要革他的命，這使他的晚年非常寂寞，誠是他“大力非孝”的現世報應。

吳虞爲人自私、專制、觀念守舊、人格品質腐敗。他的品質與新時代根本不合拍，又高度違反傳統道德。他與父親、女兒不共戴天，和家人冷漠客套，幾無真心朋友，生活中充滿悖反人情的醜事。日記裡的生活記錄也是一片陰暗。既不傳統，又不現代，不倫不類，臭名遠揚，可謂“裡外不是人”。

吳虞一生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揭露專制統治者歪曲援引孔孟原典泡制吃人“禮教”。這是正確的。他對儒家文化的判論是“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惟此爲大已！”（《吳虞文錄》之《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吳虞僅稱儒教和儒學的“革命”、“轉輪”，與今天反儒人士所主張的“打倒儒家”之絕對偏激宗旨有異。可以算是吳氏思想中留有余地的說法。但綜觀他一生的實際爲人，可知吳虞其假名打倒吃人禮教的文字和所謂進步思想，事實上不過是恰值大變革時代巧僞虛文以嘩眾取寵，借新文化運動圖謀個人虛榮。他的爲人品行就是萬惡“孔家店”吃人禮教的翻版，一點沒有新文化的氣象。

竊思之，子非魚兄或鄙棄其人其德，故而不援以爲例證，這倒是非常正確的。

二、柳亞子

《柳亞子史料劄記》（張明觀先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1日第1次印刷）記載，柳亞子本名柳棄疾，字安如，別號亞子。柳亞子一生品格，性行乖張、言行不一殆與吳虞相類。更兼浮文無質、熱衷名利、毫無自知之明卻不知天高地厚、狂妄無忌，除虛矯詩文外，才能不足以濟事，德行不足以服眾。其人德行，爲同時代及至今之文化人士指摘。僅舉下列例子爲證：

柳亞子熱衷政治權位，竟至不自量力、虛張聲勢。1946年，曾托人向蔣介石捎話：誰反對柳亞子當政協委員柳亞子就要報復誰！其熱衷名利達到超越文士的文明禮儀而使用流氓恐嚇措施的程度。

1949年，毛澤東安排柳氏在益壽堂休養。某次管理員恭敬地請示晚餐食譜，正爲政壇名利失意而鬱憤不已的柳亞子突然怒吼：“我不吃乾菜，給我買鮮黃瓜！”管理員爲難道：“鮮黃瓜？那得七月以後……”柳亞子竟隨手甩了管理員一個耳光！聽說周恩來到頤和園沒有去看他，以爲毛、周不重視他，氣憤地大發牢騷危脅說：“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再不理我，我就跳昆明湖或吊死在益壽堂。”從打門衛、罵哨兵到打管理員，又說要“投湖”、“上吊”，牢騷“一浪高過一浪”氣焰囂張。受到周恩來的當面批評。1949年4月29日，毛澤東特別寫詩《七律·和柳亞子先生》提醒他：“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柳亞子寫詩詞將自己與毛澤東並稱：“一代文豪應屬我，千秋歷史定稱翁”、“除卻毛公即柳公，紛紜余子虎龍從”、“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並刻印章自命爲史達林的弟弟、毛澤東的哥哥說：“兄事史達林，弟畜毛澤東。”、“前身禰正平，後身王爾德；大兒史達林，小兒毛澤東”。借誇耀他人來抬高自己，自居詩皇文聖，狂妄自大。柳氏的狂肆而不自知的認識，可沒被毛澤東認同，建國後，柳亞子連出任民革代表、出席新政協籌備的機會都沒有獲得，甚至連國文聯領導機構、北平的文代會籌委會的職位也無緣染指，他在著名學人文士階層中保有文人的資格都成了問題。這使柳氏頗爲鬱悶。不能不說，這是他虛有浮文而不務道德人格修養與缺乏實際工作能力造成的。更可笑的是，文革中，深得毛澤東信任的康生，把柳氏所刻印章定性爲“反動印章”，勒令銷毀，且將柳亞子打爲“老牌反革命”，幸好柳亞子早已死去，未受活罪。

柳氏投機政治，不被國共兩黨看好，因此政壇失意。而作爲讀過書、會寫文的人，其實際修養，又是怎樣的呢？

作爲南社發起人的柳亞子，才疏學淺，辯論不過詞學專家龐樹柏與好友蔡哲夫，竟倒地大哭。二十年後他寫《南社紀略》爲自己荒唐辯護道：“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爭他們不過。我急得大哭起來，罵他們欺侮我，檗子(龐樹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的著名語言文字學家、詞學家汪旭初先生寫道：“(柳亞子)性率直無城府，喜怒毀譽，皆由中發。初每以臥龍(諸葛亮)況余，及論事不合，則於報端著文詆余：‘卿本佳人，何苦作賊？’”。

農工民主黨員鄭逸梅《我所知道的柳亞子》記錄詩人、古文名家林庚白：“常到亞子寓所談天。一日，論詩不合，爭鬧起來，亞子大發脾氣，舉起一棒，向庚白擲去，庚白逃，亞子追，環走室中。亞子高度近視，行動不便，大聲叫駡。他的夫人鄭佩宜聽到了，阻擋了亞子，庚白才得溜走。”

可見柳亞子性格霸道、強橫，毫無傳統文人或新時代知識份子的文明修養。

柳亞子表面上反孝，其實骨子裡並不如此。他曾爲浙江省嘉善縣顧炳元先生藏《顧氏家譜》寫序贊曰：“殫精竭力續修夫家乘者，其殆有水源之思乎！……棄曰：世衰俗敝，世家望族以血統中斬，潛負螟蛉而繼其後者，往往而是。挈行路爲骨肉，任異姓之亂宗。祖宗有知，歲時家祭，弗來歆已。如我同志鐵生之令叔、令兄，猶念一本之誼，而纂輯家譜，條有不紊。烏乎!亦可以風世也已。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安如柳棄疾頓首拜撰。”

柳亞子表面上支持白話詩運動，贊成廢除舊詩，可他一生到死皆寫舊詩，一首新詩也沒有作過，可知其言行相違。他《次韻張天方》說：“共和已廢君臣義，牙彗羞他說五倫。種種要翻千載案，堂堂還我一完人。”不分好壞，將傳統文化倫理道德一律廢除，可知柳氏所說的“完人”，實是不講倫理道德的原始人、野蠻人。可知其思想極端偏激。

如上所引，柳亞子其德其智，可見一斑。俗話說小人得志就倡狂，柳亞子一生投機政治，則是才不過看到一絲機會，尚未得志就要倡狂。其人品修養，不唯不待見於國共兩黨，在文人中亦不受好評，實乃虛有浮名，德行陋劣膚淺狂悖之徒也。援此輩狂說僞辭以反孝，竊爲子非魚兄感到可笑。

三、陳獨秀

陳獨秀有中國人的驕傲骨，敢於抵抗共產國際代表的專橫。一生保持了孤傲狂狷的偉岸人格與書生本色，與吳虞、柳亞子等敗類大不相同，晚年陳氏對早年所信奉的“主義”進行全盤反思和清理。從而“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截然迥異于世俗一般老人執著面子與成見而知錯不改的劣習，這種否定自己錯誤見解的勇氣卻很可貴。雖然作爲五四先導，其早年不成熟且偏激之思想，對中國造成的傷害延及至今，但陳氏個人的品格和實際貢獻，是真正值得敬重，並可師其人格與學問的人物。

大凡身處滄桑巨變時代之思想家，如孔子、陳獨秀都會經歷自我否定而後浴火重生之過程，因而成就其偉大。而芸芸眾類的我們這一代中稍有覺悟者，也在人生成長過程中，拋棄了課本教育所傳導的不切實際的思想。

子非魚兄列舉陳獨秀組織“討父團”，純系當時封建衛道士的謠言，陳獨秀曾當眾向陳炯明澄清說：“我是沒有資格組織‘討父團’的，因爲我是一個從小沒有父親的孩子！”可知陳獨秀是沒有承認這個事的。之所以稱他的兒子有資格參加討父團，乃“因爲父母不和，與父親有了隔閡”並非陳獨秀真有反“孝”言論。

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對陳獨秀不屑一顧，曾經對張國燾說：“老頭子糊塗極了”、“不要理他。”當他給兒子寫信勸延年轉向馬克思主義時，延年很不高興地說：“獨秀那個人，你別理他。”甚至在陳延年死去，而陳獨秀又被共產黨組織解除職務時，次子陳喬年還與父親大吵大鬧、不歡而散。這是不是證明子非魚兄那不知從何考據而出的所謂“陳獨秀反孝思想”的正確性的表現？子非魚先生若身爲人父乃至爲人祖父，若不能做到思想完美無瑕，且親子溝通順暢無礙，大概也願意接受兒女當面甚至是當眾的大吵大鬧和譏刺吧？或者子非魚先生也曾經對自己的父祖做出過這樣的事，因此認爲這種做法是正確合理的吧？甚或子非魚先生也認爲這應算是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成就吧？

福州陳宇按：本文關於陳獨秀之舉證，出自朱洪先生著《陳獨秀父子仨》，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在下愛好考據已成癖癮，但千方百計亦考察不到陳獨秀有多逾子非魚和“反孝先鋒軍”（Q名，亦名“哲學爲王”）的反孝言論。相反，陳獨秀本人，性情溫厚，對母親十分孝順。他生母逝世後，作詩《述哀》痛悼：“慈母虛孤弱，一夕魂九遷”、“辛苦歸閭裡，母已長棄捐”，1939年，陳獨秀爲逝世於四川江津的養母謝氏披麻戴孝，無限悲傷地說：“先母之恩等於生母，心喪何止三年，……酒食酬應以及爲人作文作書，必待百日以後。”不知子非魚先生謂陳獨秀有“非孝”之理論，出自何典？或者已經習慣運用專制者及文革反動集團羅織誣衊之詔獄手段，無視法律與道義公正、文化良知，根本不顧事實，故意尋章摘句、捏造虛辭、訛解文字，必欲置孔子思想於死地而後可？

子非魚兄列舉陳獨秀的反孝言論，系1921年8月3日，五四時期封建衛道士在《新華日報上》發文誣稱：“陳獨秀開宗明義即言廢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說，必極力發揮萬惡孝爲首、百善淫爲先之旨趣……謂父子爲路人，謂奸合爲天性……”是知子非魚兄之列舉，純系訛以傳訛。無論訴諸學術考證，或者訴訟舉證，均爲證據不實、實在欠妥。

雖然子非魚兄等反儒、反孝之同志，受五四偏激思想及文革影響，爲文引證立論如此不謹，但是也非極嗜博覽並習好文史考據者可以洞悉其缺憾，故往往訛謬、迷信可以重複千遍而被誤認爲真理，非力學深思而不能掙脫其禁錮，亦是可悲！

須知新文化派反儒教、反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守節事大餓死事小、纏足、納妾、繁文縟節，是正確的。這些全是從漢儒到明儒僞託孔孟之學的杜撰，與孔孟無任何瓜葛，裁判孔孟爲之承擔罪名，實千古文化之冤獄。某些人名爲做學問、搞革命，其實即不通西學，又不解華夏傳統學術傳承脈緒，見識迷惑膚淺而不察於此，更兼用心各異，而造成現代中國文化不進步、中國社會道德淪喪之緣由。

關於新文化運動偏激思想的負面效應，陳獨秀於1921年6月1日《新青年》中發表《青年的誤會》說：“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現在青年的誤解，也和醉人一樣。……你說要打破偶像，他就連學行值得崇拜的良師益友也藐視了。你說學生要有自動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受規律不受訓練了。你說現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廢棄一切法律政治。你說要脫離家庭壓制，他就拋棄年老無依的母親……長久這樣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進步還是退步呢？”可知新思想誕生不過數年，也遭受到孔子思想那樣被歪曲詮解的命運，今日中國社會道德危機，原因亦在於不加分別地打倒一切傳統倫理道德，卻無能力建設真正的新道德之故。

陳獨秀雖宣導新文化，但獨有爲文立論，不容他發表異見，“不容他人匡正”的專制作風。這種風格與他的同志們是相仿佛的。陳獨秀在他所締造的黨內，亦被批判爲右傾投降主義，被迫去職。當時之陳氏及其同志若能成功，亦不免中華民族之大不幸，而造成此一大不幸的根源，乃在於其思想偏頗而不切實際，破壞力高於建設力，甚至專擅破壞而建設無能。其經營社會之能力較之華夏二千年來之專制者亦有愧色。

孔子思想之優劣功罪如何？哈佛大學人文主義大師、人文主義領軍人物歐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年）教授讚歎孔子爲“中國文化的代表”。認爲孔子思想與歐洲的人文主義相一致甚至超越其上，他說：“吾每謂孔子之道有優於吾西方之人道主義者”，認爲中國大學“應以孔子之《論語》與亞裡斯多德之《論理學》相比較講授，而美國各大學宜聘勝任之中國教授，教授中國歷史及道德哲學。”白璧德認爲中國應該有工業革命，國家應富強起來，以免列強侵略，但“須知中國在力求進步時，萬不可效歐西之將盆中小兒與浴水而傾棄之。簡言之，雖可力攻形式主義之非，同時必須審慎，保存其偉大之舊文明之精魂也”（《白璧德與人文主義》）。

陳、白二位，爲同時代之文化人士，一爲中國人，一爲美國人，而對於孔子和儒家文化的觀念，竟然如此反差，時代發展至今，我們不難看出孰正孰誤。且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大凡革命者，非狂即狷，然而雖進取革命，亦有所不爲，而非新文化之後號稱革命之不擇手段、無所不爲。須知不合道德的思想與手段，絕對不能帶來道德的結果。無論號稱革命、改革、反儒、尊儒，莫不如是。

四、偏激思想源于個人心靈陰影

魯迅先生說：“我總以爲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們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爲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此言甚確，如果詳細考察五四運動中習于反傳統的旗手人物的身世及其相關生平資料，就會發現他們的反孔、反儒偏激思想，並不單純是因爲吃人禮教而生起正義感，亦多系因家庭教育、家庭生活和的缺憾，或者人生際遇困苦，造成心理陰影而伏下種子，趁時代巨變之際頓時激發。

比如本文所考據的，因父親道德素質惡劣而使吳虞沒有良好家教、人格畸變；陳獨秀時常被祖父痛打，留下心靈創傷；柳亞子在自傳《五十七年》中陳述，他經常被迷信“鐵匠做官打上場”觀念的母親痛打，九歲時，又被家裡聘請的，因爲屢試不第、牢騷滿腹，漸漸有些神經病的塾師俞文伯無數次痛打，在他家族延聘請的塾師中，王雲孫竟然暗中教年少的柳亞子喝酒，黃子誠先生性情暴躁，動不動就對柳亞子的堂弟、表兄揮舞戒尺，這都給柳亞子的心靈造成負面影響；魯迅寫《朝花夕拾·五猖會》，說明表面上優裕的望族大戶生活給他內心造成的深刻傷痕，後來還與弟弟周作人痛苦決裂，也使他對傳統家族倫理感到極度絕望；今時亦有Q友反孝先鋒軍（亦名哲學爲王）服役軍中，備受壓抑，晉升無門，遂自命“革命”，盲目遷怒于“孝文化”……

總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旗手人物，以及今天的反儒反孝人士，反對吃人禮教的思想是正確的，但其反儒、反孔、反孝思想之偏激成分，則由於從小家庭生活之不幸成分，以及生活經歷痛苦而刺激敏銳但過於敏感之神經，造成心靈陰影；或個人挫折痛苦經歷刺激過敏，戕傷心性健康，導致心性創傷，恰逢社會巨變，極端不滿遂發作極端思維，自名“革命”，自謂“進步”，確實能夠煽動廣泛的社會不滿情緒，然其所謂“革命”、“進步”思想之發源與實際動機有欠端正，及其實際素質不成熟。鼓舞流風所及深遠，遂對社會歷史，終究只有產生並加劇動亂的破壞作用，無多建設之功。

在下依據子非魚兄之文章次第，詳細考據，系統列舉新文化運動中之三位風雲人物的生平事蹟，即讀其文，更識其人。可知吳虞、柳亞子事實上並不具備符合革命時代的真實的革新品格和健康人格，甚至缺乏起碼的道德修養。他們自己的實際作爲，就是吃人虛僞禮教、封建迷信的最佳代表。陳獨秀作爲領袖人物，雖有至爲高尚之處，但其個性智識亦未脫專制氣息，思想更未成熟，其晚年之徹底反省，亦無濟于匡正其領袖一時風雲之際而導致社會亂象。化裁孔子之言來形容，正所謂“一言亂邦”。

五四以來滄桑百年，歷史到今天已經證明，上述這些新文化的領軍旗手人物的品格與思想，均不能使自己戰勝舊時代的“局限”而“克明峻德”、革新進步，僅是口頭上的號稱革命。雖其文章貌似可取之處，奈何其人格道德品質、學術智識，不足鑒取。其德其智其能，即使一旦風雲際會獲得政治實權，亦不免特權專橫的霸道與腐敗。亦僅破壞有術，而建設無功。根本不能夠成就真正的革命與新文化。

五、今日中國大陸反儒沒有意義

中國大陸文革浩劫，早已成功擊垮儒家文化，今天中國大陸人高層與基層的生活和政教思想，無多原典儒家和專制“孝文化”的味道。大陸社會生活中主導思想，不是原典孔孟儒家思想，也不是專制儒家文化，而是六十年內先後宣導的馬恩列斯毛的“階級鬥爭”、“超英趕美”、“兩個凡是”“三面紅旗”、“四個偉大”、“批林批孔批周公”、“三個代表”、“八榮八恥”的種種“革命性”理念，再將今天中國社會種種腐敗現象歸咎於孔子或者“專制儒家文化”的種種，則是以誣衊已經被打倒的先人及傳統文化，來爲今天中國人對大陸社會各種不理想現象之無能爲力，作無聊開脫的滑稽笑談。如果這種謬論也能堅持稱爲所謂“進步思想”，則已經不是瞭解不足那樣簡單，乃是如同自五四偏激思想和文革“批林批孔”一樣無知以至於狂妄無恥的思想。

因此今天再談“反孝”、“反儒”，不切實際。今天中國社會的不孝子也空前增多。原因就出在思想偏激造反過頭，精擅破壞而建設無方之後遺症。是以必須大力提倡和諧。正是老子李耳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的客觀需要。因此今天所必需的，是做建設的工作，而不是繼續破壞。可以值得借鑒的，是臺灣同胞的成就。

六、孫中山先生繼承和發展了儒家原典精神

環顧世界，反孝、反儒、反傳統的人們，大概不會認爲自己對於中西文化的實際瞭解程度，不會認爲自己的學力、眼界，和實際的人格修養，以及對中華民族的貢獻，足以超越偉大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吧？孫中山先生如何看待孔子思想呢？其認識的實際效果是如何呢？刻下謹從《三民主義》中系統次弟引據原文如下：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中說：“近年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過細考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爲這些學說就是世界上頂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了幾千年了。”

“說到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在數百年以前，歐洲還是不及中國。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

“世界主義在歐洲是近世才發表出來的，在中國，二千多年以前便老早說過了。我們固有文明，歐洲人到現在還看不出。不過講到政治哲學的世界文明，我們四萬萬人從前已經發明瞭很多，就是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平的。但是因爲失了民族主義，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現在便退步。”

“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中說：“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爲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什麼契約，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讚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

“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識也應該喚醒他。中國有什麼固有的知識呢？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爲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

“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是很精密的知識，是一貫的道理。像這樣很精密的知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知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

“由此可見中國古時不是沒有能力的。因爲後來失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現在要恢復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都恢復起來。”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

“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過當時只是見之於言論，沒有形於事實”

“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孟子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在那個時代，已經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經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長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爲民造福的就稱爲‘聖君’，那些暴虐無道的就稱爲‘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不過那個時候還以爲不能做到，好像外國人說‘烏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可以做得到的。”

“民權發生至今還不甚久，世界許多國家還有用君權的。各國實行民權，也遭過了許多挫折、許多失敗的。民權言論的發生中國有了兩千多年，在歐美恢復民權不過一百五十年，現在風行一時。”

“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

孫中山先生批評五四運動帶來的民族虛無主義與盲目崇洋、全盤西化的傾向，講求恢復“國粹”，他說：“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孫中山先生對“共和”的解釋，闡發了中華民族傳統人文精神。他指出：“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謂我國民無理想之資，勿謂我國民無進取之氣，即此所以慕古之意，正富有理想之證據，亦大有進步之機兆也”。

五四後興起聲勢浩大的全面否定儒家之潮流思想，一般文人、學者隨波逐流，而政客和野心家，則變幻疇張，加以利用。孫中山先生博通中西學問之根本精髓，智慧深廣，因此可以不迷惑於歷代反動派歪曲利用儒家文化的手段，也能夠看清新文化運動中某些文人于中西之學僅得局部、狹隘之知識概念，而不能識其根本與全面的誤區，始終如一堅持儒家精神。斯時惟有孫中山先生以其超越眾庶之遠見卓識和非凡勇氣，審時度勢，正確對待此極端潮流。挽狂瀾於既倒。文革“批孔”極致病狂，踐踏人權，冤獄誅連，破壞文化，遠甚於二千年專制時代。並伏下中國社會道德危機之惡因，今日乃惡果呈現。今天大多數人已醒悟當時之謬誤。但百年之前，首先站出來維護中華道統文明，回擊盲目攻擊儒家思想狂潮的，以孫中山先生爲第一人。今日臺灣稟承孫中山先生精神之文明進步成就，可知孫中山先生學貫中西、深邃博大之智慧修養、大無畏之革命風範，和崇高的民族情懷，對於所有的中國人，尤其對於即不通西學、又不通中西，卻自命瞭解儒家文化的所謂反儒者，都是一個良鑒。

1921年12月，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曾經問孫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什麼？”孫中山先生明確地回答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蔣介石《軍人的精神教育》指出：“總理在中國的人格，政治上的道德，是要繼承中國固有的道統”戴季陶作《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指出：“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

孫中山自稱其所持三民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極其準確地指出了他的學說思想的來源。系繼承中國儒家思想精華加以發展。蔡元培分析孫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主要來源於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他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思想則來源於儒家思想和西方先進思想的融合。不但繼承了儒家原典精義，更引進西方先進思想。而爲中西文化的集大成者，這種開放包容、與時俱進、革故鼎新的精神，是先秦孔孟所傳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原典儒家精神。偉大革命先行者、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孔孟原典儒家文化在新時代的正確繼承與發展。

在儒家文化的反對與正確繼承發揚這個認識上，與五四以來至今的中國大陸人意見相左，並不贊同反儒的人們，雖有專制奴才及野心家，但亦不乏真正的革命者，作爲大陸形形色色反儒者的對立面，中國人中不反儒的真正革命者，今天已經在臺灣建立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文明成就。以鐵的事實，破斥承襲五四偏激思想、文革罪錯之所有極端反孝、反儒、反孔的偏激荒謬陋見。最低限度，至少也證明儒家文化的存在，並不妨礙中華民族文明的革命與進步，反而能相得益彰。

福州 陳宇 作於湯池

黃帝紀元四千七百零九年辛卯夏曆六月廿三大暑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紀元二千五百六十二年

辛亥革命一百零一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一年

西曆2011年7月23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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