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 | 法学遭遇了这样一个时代
转自：编辑学堂
编者按：湖南“70后”女厅官董岚履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不久，即被曝出博士论文抄袭一事。7月1日，湖南大学已就此事件展开调查。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屈茂辉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称，如构成学术不端，则零容忍，董岚虽系在职官员，但校方不会区别对待。7天后，董岚再被曝出，硕士论文亦涉嫌抄袭。
看看这篇作者王人博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的《桃李江湖》所讲的吧。
我们处在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在复制的过程中剩下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思想的碎片。法学遭遇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我把它称作“糟糕的时代”。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作品的大量复制。作为法学学术杂志的编辑，我们每天要处理大量的稿件。说实话，阅读这些稿件，多半是在浪费时间。有时编辑们坐在一起互相调侃，说我们承担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垃圾分类。我知道对法学同仁来讲，这话实有不敬，但人不违于良心。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而法学的浪费又甚。这比一年吃掉多少亿公款更厉害，因为它掏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有个编辑朋友做过试验：他把稿件中的关键词往电脑里去搜索，同类文章不下百篇。一个朋友承担了一个有关全球化的课题，他搜索了不下两万篇全球化相关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少有研究问题，多是“忽悠”，“忽悠”学术。中国不是加入了世贸组织了吗，行！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了，然后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做。说到底，这样的文章不是用心研究而是“跟风”，可以反复的复制。
法学遭遇了这个时代，糟糕到我们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学术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评比什么“优秀成果”以及这个“家”那个“家”的标准。只要是“评比”，“标准”就不可能全是学术的。中国的法学圈就这么大，你说是匿名评审，可是真正能瞒得过谁呢，谁没有点人情世故呢！
二是论题的重复。一个论题，法学可以写上百遍。不信，你打开中国的法学学术期刊看一看，许多我们认为新的论题，其实在半个世纪前就为我们的前辈讨论过了。中国法学知识分子大都信奉进步主义，但我们的法学知识生产却是退化的。法学的同道经常用羡慕的口吻谈论前朝民国的法学家。试问：我们有像吴经熊、萧公权、张君劢这样的法学家吗？
三是论证的缺失。一篇文章可以反复地唠叨，你没办法把他上段的文字与下段文字建立起一个逻辑联系。法学的文章动辄什么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但你就是无法知道为什么他指的那条道就是对的。
四是文献引用的不规范。我们的法学作品不善于援引“权威”文献。说起来，这可能是粗枝大叶，实际上源于写作者本人的外行。有些作者在一篇文稿中不断地引用某个人的观点，而真正权威的论点则被遗漏了。有些写作者更不知道鉴别文献的价值，随便拿个东西就用，什么一手资料文献，作者自己还不知自己是几道贩子呢！
五是语言能力和书写能力差。有时我真的怀疑那些法学者的“硕士”、“博士”头衔是怎样得来的。语言枯燥、干瘪，语句不通、不讲文法是许多法学稿件的通病。作为编辑有时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法学作品是这样一个水准，也不知那些从事法学写作的人接受的是何等学术训练。最头疼的是此类稿件，如《高举※§旗帜，繁荣＃◎※研究》、《构建※№＄社会的◎□思考》等等。法学作品的“社论体”书写方式也是常见的。当然，“社论体”不是不可以写，但你首先得有写“社论”的权利，我们也得有发表社论的资格。说实话，大凡这类稿件书写的水平也就初中毕业。
我以一个编辑的尊严起誓：我说的都是实话，若有虚言我愿在法庭上承担诋毁中国法学的法律责任。我还要说的是：当你对我们刊物的学术质量感到不满时，我得告诉你：罪过未必都在编辑，那些为了评职称、拿学位、当“博导”的投稿者是否也有责任呢？
作者：王人博, 1958年生，山东莱西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主编。1979～1983年，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6～1989年，西南政法学院法律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2001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在母校任教时，先后被评为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现代法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学报》主编。2002年调入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法治论》（与程燎原合作）、《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中国近代宪政思潮》、《宪政的中国之道》、《桃李江湖》、《法的中国性》、《中国的近代性》等。代表性论文：《民权词义考论》、《一个最低的法治概念》、《宪法的中国性》、《权力与技术》等。主要研究领域：宪政理论和宪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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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姜效禹，山东烟台人，从事法院工作十六年辞职，现山东智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微信号：sdyt86，立足烟台诚交各界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