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合议庭、独任法官对其汇报的事实负责，审判委员会委员对其本人发表的意见和表决负责。”，“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决定及其理由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公开，法律规定不公开的除外。”
法院审委会成员在研究案件时发表的意见，属不属于审判机密，应不应该公开，一直存有争议。不透明的案件研究机制，却对研究的案件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甚至有人称之为“法官之上的法官”。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决定及其理由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公开，法律规定不公开的除外。”但是，裁判文书网上至今尚未有法院公开审委会讨论研究案件的理由，有的多是一句“本案经本院审委会研究决定”而已。
不过，作为江苏省首批司法改革试点单位，南京玄武法院一直尝试在裁判文书说理方面进行创新和探索，曾经在2016年对夫妻财产分割法律适用产生较大争议的离婚案件判决书中，首次公开合议庭和审委会不同意见，在裁判文书说理充分及实质公开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原、被告原系同学关系，1992年登记结婚，双方婚前基础及婚初感情均较好。2008年起，被告怀疑原告与第三人有不正当关系，双方为此一度关系紧张。2008年11月原、被告在南京市房产管理局办理了原告名下两套房产变更登记，双方还签订了两份“约定”，约定两处房产为被告一人所有，在房产局双方办理了非转移类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上述两套房屋登记的产权人由原告变更为被告。2009年6月，被告以原告与异性有不正当关系为由，起诉离婚，法院未予准许。2009年11月，原告诉至玄武法院，请求判令撤销原、被告于2008年11月签订的“约定”。2010年6月，法院判决遂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2011年12月，被告诉至玄武法院，要求与原告离婚。法院于2012年3月判决未准许双方离婚。2012年2月，原告父亲诉至玄武法院，请求法院确认503室为其所有。原告父亲诉称：503室房屋为其单位公房，系因其身份及职务原因而购买，其妻子支付了全部购房款，该房屋产权应为其所有。法院于2012年7月作出判决，认为原告父亲自愿将503室房屋权属登记在原告名下，系原告父母放弃自己以职级、年龄、工龄等因素所享受的房改房福利，视为同意原告取得房屋所有权，故驳回了原告父亲的诉讼请求，但判决书同时认定503室系原告父亲单位分配的公房，原告父亲虽不享有产权，但对该房屋仍享有使用权。2015年3月，原告诉至玄武法院，提出本案诉讼请求，要求与被告离婚，依法分割403室及503室房产。法院认为，原、被告间多次诉讼离婚，现原告起诉离婚，被告同意离婚，应当视为双方之间的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故对原告提出的解除原、被告之间婚姻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讼争的403室及503室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亦即原、被告在南京市房产管理局所签订的“房产归徐某壹人所有”的约定以及所办理的非转移类权属过户登记的性质作何理解。
最终，法院采取了第二种研究意见，认为，夫妻间就自己名下的房产约定归对方所有，属于夫妻间房产赠与，赠与方在房产变更登记之前，赠与方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的规定撤销赠与。夫妻签订赠与合同后，但办理的却是“非转移类”房产变更登记，在合同行为与物权行为所体现的意思是相悖的情况下，在认定“非转移类”房产变更登记的法律后果时，应考虑到夫妻间的房产赠与的特殊性和赠与的目的，签订赠与合同时夫妻关系状况和背景，以及签订赠与合同后夫妻关系持续的时间等因素，作出公平合理的认定。
但是，在裁判文书网上查询，该案一审判决后，被告提出上诉，案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结果却是.......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女，1967年10月30日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男，1968年8月31日生，汉族。上诉人徐某与被上诉人任某离婚纠纷一案，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2日作出（2015）玄少民初字第123号民事判决。徐某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磊、冯敏，被上诉人任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赵仁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5）玄少民初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本院退还上诉人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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