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一篇《劳荣枝又失踪了？》的法律文章火了，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兼职律师的吴丹红，而被称“又失踪”的，则是潜逃二十年、涉嫌数条命案、已经媒体冠名“女魔头”的劳荣枝。
根据文章介绍，吴律师此前接受了劳荣枝二哥的委托，无偿受聘担任该案的辩护律师。12月9号晒出授权委托书，11号就不远千里的赶到南昌市第一看守所会见劳荣枝，却遭遇到了“诡异”的情况。
明明家属收到的《拘留通知书》写着，劳荣枝因涉嫌故意杀人罪目前羁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律师和家属先被告知，会见“要向领导请示汇报”，后再被告知“查无此人”。
经过辗转依法进行的南昌市公安局、人民检察院情况反应后，得到的答复是，“劳荣枝并没有关押在南昌第一看守所。至于人在哪，他们也不知道。”
从早上8点到下午下班时间，耗尽了一个整整工作日的等待、交涉，数个部门的一番“转圈”，来回奔波、电话短信沟通、辨法析理下来，吴（律师）老师铩羽而归，不得不发文感慨，《刑事诉讼法》关于24小时内送看守所，24小时通知家属，律师可以凭三证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看来对于这个案件“形同虚设”了。会见未果的次日，警方的通报来了。根据11号律师会见后第二天发布的这份《警方通报》，12月11号，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劳荣枝口头和书面形式提出：拒绝家属与警方接触、拒绝家人为其聘请律师。为保障劳荣枝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已经指定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为其法律援助。
有人针对这份通报提出质疑，与外界隔绝的劳荣枝，她是如何知道家属正在与警方进行接触、家属要为其聘请律师的呢？其实，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拒绝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甚至是自己此前认可或确认的辩护律师，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杭州保姆纵火”案。
2018年1月5日，媒体公开报道，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兼职律师何兵接受家属委托，接力担任此前发生过辩护律师在媒体直播的庭审现场上演“罢庭”风波、“杭州保姆纵火”案被告人莫焕晶一审辩护人。1月8日，当何兵携带完备会见手续前往杭州看守所会见时，遭到了看守所“不予安排会见”的答复。此后，杭州中院发布《情况通报》称，12月27日，被告人莫焕晶向我院提出不再另行委托辩护人，由法律援助律师为其辩护，法院依法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018年2月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杭州“保姆纵火案”宣判。莫焕晶家人获知莫焕晶上诉后，为其委托了一名律师担任二审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于2月11日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时，再次遭到了“拒绝安排律师会见”。莫焕晶父亲又委托北京、上海的两名律师担任莫焕晶二审期间的辩护人。2018年2月23日上午，辩护律师持手续前往杭州市看守所要求会见莫焕晶，再次遭到了拒绝安排会见的对待。后几经交涉，两名辩护律师才最终坐到了二审庭审现场。在媒体的报道中，劳荣枝早就被冠上了“女魔头”的称号，一篇篇一半自己妄加揣摩一半借鉴此前法子英案件报道的文章，绘声绘色的向大众描述着劳荣枝走到今天的“心路历程”和“犯罪经过”，收获着一篇篇携带者正义感的“十万+”流量。在新闻报道和自媒体文章的留言区里，群情激愤的吃瓜群众早出了劳荣枝判处死刑、死不足惜的审判结果。
根据《劳荣枝又失踪了？》一文中，家属看来，劳荣枝二哥、二姐那里，印象里劳荣枝是一个善良的性格随和的人，在遇到黑社会经历的法子英之前，没有谈过恋爱。两人出身和为人截然不同，妹妹为何会成为媒体报道中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女魔头？他们很是不解！
在律师看来，即使作为十恶不赦的罪犯，他们也有人格尊严，在没有确凿证据、法院宣判之前，就给人定性为杀人犯、女魔头，喊杀声一片，绝不是法治社会的常态。更有人提出质疑，劳荣枝潜逃这20年漫长岁月中，她的假身份是哪里来的？她是如何使用电话卡、银行卡，如何去找工作就业，找房屋居住的？这些都是需要实名制的呀！弄清这些问题，难道没有社会意义吗？说实话，代理这种已经群情激愤、不容辩解和质疑的案件，律师很容易走到大众的对立面，被人扣上“帮坏人说话”的帽子，甚至遭到办案机关的抵制，律师遭遇莫名其妙的“会见难”，遭遇犯罪嫌疑人不见面的“拒绝代理”，可见一斑。此外，还会被人扣上哗众取宠的帽子，代理这样的案件，需要律师莫大的勇气。
建设法治社会，保障人人都有辩护的机会和权利，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被告、被告人均有委托律师、自己进行辩护的权利；司法的进步，法律规定了未经法院审判任何人不被认定有罪的罪刑法定，拒绝有罪推定的原则；为了达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司法改革提出了以庭审为中心、司法公开的办案要求。司法设立这些制度，一是为了实现罪有应得惩戒违法犯罪的目的，更是为了达到以点带面、惩戒教育社会大众，避免冤假错案的普法目的。系列英雄电影《蝙蝠侠》里，大反派的“小丑”是一个十恶不赦、唯恐天下不乱的坏蛋代表，然而，《小丑2019》电影，给我们细致入微的讲述了“小丑”是如何从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渴望上进的小人物，逐渐转变成“人渣”、“恶魔”的经历。看过《小丑2019》的人，都会发自内心的反思，自己应该如何积极向善，避免自己的“恶”酿成他人对社会的“恶”。
法萌君无意为甚么杀人犯犯下的罪行开脱，毕竟，做的事都要承担法律责任，都要对那些无辜者偿还公道，但是，人人天生不是杀人犯，让更多人了解一个杀人犯的现实遭遇和心路历程，避免更多人重蹈覆辙，正视本可以重演的极端悲剧，其意义应该远大于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杀人犯来的有意义吧！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量，罪行法定、疑罪从无、司法公开......一项项代表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司法制度被越来越多人接受。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不能仅仅作为一种口号，更要有切实保障得以有效实现的途径！人人都可能需要律师的辩护，为何不从保障律师辩护权做起呢？ 往期文章：一投诉一表扬，法院要开创对律师执业评价的“司法建议”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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