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社科期刊面对的十个矛盾与难题——社科期刊的外部压力与内部应对
来源：为学求实
作者简介:仲伟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
作者简介:温方方,《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辑，经济学博士。
一、综合性与专业性的矛盾
多年来,笔者一直唱衰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大力倡导综合刊向专业刊转型。关于综合刊必须改革的意见,至今几乎已经成为期刊同行的共识。因为综合性期刊是体制的产物,实际上也是中国特有的产物,这种期刊没有专业界分、没有固定读者群,客观上不符合学术界的内在需要。比较而言,欧美学界极少综合性期刊,因此我们也很难与欧美期刊界对话和交流。早在10年前,笔者曾就以高校学报为例撰文谈过这个问题,“随着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渐复正轨,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渐趋正常,一成不变的综合性、内向性和分散性格局让学报的使命与外在形式之间的矛盾开始显露并越来越突出,相应地,学报在学术界的地位也日益旁落”。高校学报是中国综合性期刊的典型,问题最为突出。
学术界的现实也证明,专业期刊更为学者及管理部门、评价部门所重视。有三个显著标志,一是各单位几乎都把各专业领域的专业刊作为第一等级的期刊,综合性期刊很难被列入;二是各评价机构所收录专业期刊的比例远高于综合性期刊(数据),比如C刊数据库所收综合性期刊比例最低;三是各上级部门最近几年所发文件,都明确说明重点支持专业期刊,而不再鼓励、支持新创办综合性期刊。当然,极个别综合性期刊可能例外,比如《中国社会科学》。此刊在中国之所以能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体制的特殊产物,不具有普遍性。
综上,综合性期刊的前景的确不容乐观。
不过,最近笔者的看法有一点改变,即原来笔者一直主张的学术期刊专业化单一发展趋势,可能需要略作调整。为何? 其一,综合性期刊尽管与欧美学界期刊不接轨,但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期刊毕竟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统,成为了中国期刊的重要特色,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这类期刊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其二,综合性期刊的优势,是能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组织专题文章,而这是专业期刊难以做到的。比如《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人地关系研究”栏目、《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栏目等,尤其对地方中小期刊,可以结合地域特点,开发地方类栏目,“植根地方文化,可赋予学报个性与特色”。当然,凝聚问题、找到真正的问题很难,找合适的作者和文章也很难,这对办刊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为“这些话题显然超过了某一学科和某一领域,本身就是极具前瞻性的话题,但是对于这些话题的深度讨论,不仅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人才,更需要不同领域的学者参与。而如何从纷繁复杂的议题中择选出真正具有前瞻性和公共性、可持续性和对话性的命题,并将之放置于历史、现实和跨学科的三重视野下进行学理审视,组织和邀请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对话、论辩,这显然对综合性学术期刊编辑的学术议题捕捉和设置能力、学术组织和协调能力都提出了挑战。”尤其是,与目前学科设置有关系,问题意识明确了,学科定位却模糊了,比如《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此刊所发文章极有特色,半数以上是跨学科文章,难以归到某一学科。这就引出,其三,综合性期刊适应了新文科提倡学科交叉、融合的要求,而这一点却非专业期刊所长。也就是说,在目前新文科的号召之下,综合刊更加契合新文科的精神。
随着各个专业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也带来一些问题,即学科归属清晰的教育科研体制如何培养产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 成熟而细化的专业知识如何面对新形势下跨专业领域的问题? 如何实现文科科研产出与科研突破? 对于新文科建设的必要性,已是学界与相关管理部门的共识。新文科精神源于对现代大学与科研体制分科细化的反思,“分科的缺点也很明显,它导致知识分割。知识被切成小块,彼此间的联系丢失了……一方面学术的深度不断突破,对问题的了解越来越深;另一方面知识的广阔性日益受损,新领域和新知识不易出现,而且越来越难……今天似乎到了这么一个临界点:若再不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那么不仅知识的增加日益不可能,而且连更深入的研究都难以做到了,学科界限成了障碍。”《新文科建设宣言》也提出:“应对新变化、解决复杂问题亟需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新文科通过打破学科壁垒的途径实现在单一学科内部无法实现的成就与突破。随着学科的不断成熟,在同一领域的聚焦与挖掘很容易产生科研投入不断增多、而相应的产出却逐渐减少的情况,而在跨学科跨专业的边缘交叉领域,会看到传统单一学科内部不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些综合性或宏观角度的问题,通过资源整合可能会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与此相应,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很多高校开始设置各种跨学科的研究机构,比如“地区与国别研究院”“全球治理与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这些研究机构所涉及的问题都不是某一个学科所能解决的,这些新机构解决了新文科与传统学科设置之间的矛盾。而学术期刊作为学科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原祖杰通过对学术研究“碎片化”反思学术期刊应在新文科的建设中有所作为:“19世纪以来 欧美国家引领的学科划分体现了科学探索的发展规律,为学术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做出了贡献;但如果缺少整体关怀和关联纽带,缺少学者间围绕重大问题的对话与交流,不免会导致学术研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巨大浪费。而学术期刊作为学者发表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应该肩负起将碎片化的研究关联起来的使命,为新文科建设等学科发展的新探索做出自己的贡献。”显而易见,就新文科的学科交叉属性而言,专业刊较难适应其需求,只有综合刊能担此任。
可见,综合刊在上述研究领域大有作为,可以乘机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上一个新台阶。
尽管如此,如果对未来学术期刊发展趋势做预期与判断,综合性学术期刊并不能成为主流。
其一,学术期刊与学科发展密不可分,而就学科发展的现状而言,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综合性期刊已然身陷困境,正如朱剑所说:“高校学术期刊……打破现有格局的重建是不可避免的;构成新体系的基本单元当是学科或问题边界清晰的专业或专题期刊,故对综合性学报来说,面临的困难将会更大,专业化或专题化转型与体系化建设必须同步推进……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若不能参与其中,必然进一步边缘化,乃至被挤出学术传播领域。”可见,“‘双一流’建设的启动让日趋边缘化的高校学术期刊人看到了走出困境重回学术传播中心的机遇,但要抓住这个机遇却非易事”。
其二,无论是问题导向或是侧重交叉领域和宏观视角,综合性学术期刊凭借自身的优势,会有其发展的空间与机会,然而随着在同一领域研究的不断进展与趋近成熟,会逐渐凝聚形成新的固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新的研究范式,成为新的专业领域,正如许多现在已经成为传统学科的专业分化,也曾经走过这样的历程。一旦如此,相应的专业期刊是支撑其学术平台更好的选择。可见,综合刊可谓是在在学科发展动态过程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与繁荣的机会,因而,只可能作为专业刊的必要补充。
其三,对标国际学术,“国际学术期刊早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以专业专题期刊为主体的体系化学术期刊集群在国际学术出版大鳄旗下集结,借助国际化浪潮以及数字和互联网技术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肆扩张,瞅准中国国力增强后强烈的输出中国学术的愿望,开始大量吸纳中国学者的论文,并将其期刊集群和数据库向中国倾销……中国学术期刊的影响不断下降”。因此,“我国还不具备足以与国际学术出版大鳄抗衡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传播平台,故而尚不能有效掌控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标准”。学术国际化是必然趋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开放的、没有体制保护的优胜劣汰竞争机制之下,需要的是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期刊集群。
其四,管理部门相关政策也比较偏向对专业化学术期刊的支持。2021年5月18日,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三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中就明确规定:“支持根据学科发展和建设需要创办新刊。原则上不再新批多学科综合性学报。着力解决内容同质化问题,支持现有学术期刊合理调整办刊定位,鼓励多学科综合性学报向专业化期刊转型,突出优势领域,做精专业内容,办好特色专栏,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可以说,这个文件指明了今后期刊的办刊方向。
所以必须强调,笔者原来的基本看法并没有根本改变,即无论从学术研究实际需要看,还是从与欧美接轨的角度看,专业期刊依然是期刊发展的大趋势,未来综合性期刊一定会大幅度减少。
二、学术评价与学术期刊的纠葛
202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这是第一次全面系统就教育评价出台的纲领性文件,此文件的核心与关键是“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明确把改革学校、教师和学生评价、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写入了文件,可简单总结为破五唯。破五唯的精神很好,目前学术评价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有三个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破五唯不是不要学术评价,更不是不要学术创新
绝对的学术评价(五唯)不对,但学术评价却是客观需要,比如单位职称评审,不可能不依据“五唯”;管理部门资金利益分配,尤其是各种基金的分配,不“五唯”,那“唯啥”? 在目前,破固然重要,立更重要,但现在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更重要的是,现实中“五唯”的指挥棒并没有放下来:“985”“211”“双一流”都是经过学术评价产生的,而评价的标准基本仍是“五唯”,每年的学科评估及各单位职称评定等便是明证。另外不可思议的是,一边反“五唯”,另一边各种帽子工程仍在继续进行,让人无所适从。我认为,学术创新需要激励,而激励就需要标准,所以破“五唯”在短时期内只能是一个口号。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三部委专门就学术期刊繁荣发展发表文件,对学术期刊来说是最近20年的大事。此文件中的表述更加科学、明确,比如说“反对‘唯论文’和论文‘SCI 至上’等不良倾向,避免 SSCI、CSSCI 等引文数据使用中的绝对化,鼓励实行论文代表作制度”;尤其是“本科生、研究生申请学位和毕业考核不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情况简单挂钩”,更是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文件规定是一回事,怎么做却是另一回事。因此,需要提出的是,不管你破不破“五唯”,创新都是 高校教师之必需,更是研究人员的天职。在高校中,一个不能创新、不能撰写论文的教师,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编辑也是如此,一个不能做科研的编辑,也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编辑。
（二）学术评价机构与学术期刊
《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对学术期刊评价问题也有专门的论述,这在以前的文件中是很少见的,可见期刊评价已经成为目前学术评价的一个核心问题。文件说:“改进完善学术评价体系, 以内容质量评价为中心,坚持分类评价和多元评价,完善同行评价、定性评价,防止过度使用基于‘影响因子’等指标的定量评价方法评价学术期刊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探索建立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行业标准,加强对‘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等涉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引导规范。”这个文件可以说是第一次真正说清了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的关系,也是第一次说清楚了评价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需要注意的问题及其与自然科学期刊评价的区别。
目前学术界及管理部门对学术评价的批评多,肯定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最近一二十年学术评价机构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的确越来越大,应该批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充分看到有的学术评价机构在与学者及管理部门的交涉及交流中,客观上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也起到了很重要的正向作用。因此,我提出两点看法:
其一,对学术评价机构应该一分为二地看。
在“破五唯”的大背景下,目前学术评价机构成为众矢之的,在一些人看来,似乎目前学术评价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评价机构导致的。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学术评价机构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需求和选择的结果。当前学术评价走向极端,实际与学术评价机构关系不大,而是管理部门对评价机构数据使用不当并推波助澜的结果,“评价变得越来越强势,而与学术研究则渐行渐远 ……评价机构正是通过行政权力部门的授权,或者其评价结果为行政权力部门采信,才变得如此强势, 才具备了对学界发号施令的权威,堪比狐假虎威”。正是不当的行政管理,不当的科研奖励措施,才导致出现极端的学术评价,而管理部门不认真反省,却又将板子打向了评价机构,这是不公平的。公众对学术评价机构的评价,多为人云亦云,很多人并不太懂学术评价的机理和真正作用。当然,有的学术评价机构热衷于排行榜,或完全依赖数据,也是需要认真反省的。
其二,学术期刊在学术评价中处于枢纽地位。
论文是学术评价的核心,是学者学术创新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职称评定、学校排名等评价中,论文的权重可能最大;而论文水平的高低,实际上取决于杂志“级别”的高低,从这个角度讲,存在“以刊评文”的合理性,如李剑鸣指出的:“对于‘以刊评文’的合理性,我们也不宜简单地否定。经过学术界许多年的共同努力,某些刊物取得了公认的声誉,其审稿、用稿、编校、版式、传播和影响力等各个方面,都有高出同类刊物的地方。由于其地位特殊,声望较高,在这样的刊物发表文章,自然就比较难得;所发表的文章获得更高的评价,也就不是毫无道理的。”因此,学术评价表面上是论文评价,其本质却是期刊评价。正因为如此,各评价机构的核心工作或主营业务其实就是评价学术期刊。三大机构无不如此。对此,朱剑有过科学论证:
评价机构并非一无是处。多年来,评价机构实际上充当了两种角色,其一是评价数据的采集者和挖掘者;其二是利用这些数据进行运算的评价者,后一角色是对学术共同体的取代,明显越界了, 因其不具备各学科专业分析能力,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是合适的评价主体。但前一个角色他们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他们二三十年来创造的最大价值不是期刊排行榜,而是他们挖掘或掌握的大量评价数据。这些数据对于学术研究、学术期刊和科研管理都是可以有独到作用的……在清理‘四唯’‘五唯’的高压下,正是这些数据,不仅可以使制作‘三大核心’的评价机构不致轰然倒塌,而且在未来学术评价机制重建的过程中还可以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
真正有影响的评价机构的核心工作,一定是要对期刊的各种数据进行精确计量,而衡量期刊学术水平高低的主要或核心数据无疑就是影响因子。就三大机构的评价指标来说,目前基本以影响因子为依据、且有自己完整数据库的评价机构只有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的“来源期刊”,其他两家是采取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有一定的随意性。考虑到不同学科之间影响因子的巨大差异,最近几次颁布的“来源期刊”采取了很多改进措施,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即分学科评价,尤其是对综合性学报也进行分类评价。比如将主发社科论文的几家农业大学学报归为社科类,而把《文史哲》《清华大学学报》等归为人文类,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疑更为科学合理。在目前的条件下,学术评价以定量为主,辅以定性,可能是最合理的评价方式。但绝不能倒过来:以定性为主,辅以定量。
“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最初的主要作用有两个,一是指导图书馆和读者订刊,这个作用现在似乎已经不太重要了;二是期刊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改进自己的工作,但实际情况是很多期刊并没有很好利用或根本不知道利用相关数据。就此而言,学术评价机构实际是单纯的期刊文献计量机构,他们客观上是担不起“学术评价”重任的,学术评价的任务只能由学术共同体来完成(否则,就不需要编辑、匿名评审了)。他们从文献计量机构摇身一变成为目前的评价机构,从为期刊和读者服务变成期刊和读者的上帝,也是社会各种力量助推的结果,并非他们的初衷。而今,多数机构现在索性以学术评价为己任,热衷于搞排行榜,且高高在上,客观上是学术评价“异化”的典型表现。
总之,目前学术评价的恶名是管理部门的指挥棒(如各种帽子)乱舞与评价机构乱作为(如排行榜)两股力量助推所导致的结果。
（三）学术评价对学术期刊是把双刃剑
正如笔者上面说,如果恰当使用评价机构的数据,那么这些机构对学术研究及学术期刊就有正向作用,否则就有负面作用。就学术期刊而言,目前这些评价机构的作用同样体现为两面:一方面,学术评价使期刊竞争意识、规范意识大大增强,客观上促进了期刊学术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唯数据、指标导向及管理部门的使用不当,又导致期刊的恶性竞争,如个别期刊制造假数据,某些学术期刊故意减少发文量,或故意拒发人文学科文章,不再发书评简讯等,这些功利化导向导致目前的很多学术期刊更加面目可憎。
在目前“破五唯”大形势下,学术评价对学术期刊是双刃剑。破“唯论文”,尤其是废除了硕博发表论文的要求,的确减少了期刊发稿压力,但同时可能会导致论文数量急剧减少,这对中小期刊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另外,硕博研究生取消了发文要求,并不等于放松了培养标准,因此,怎样考核及促进硕博生学术水平的提高,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综上,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特别认真对待,“从评价体系重建的角度来看,清理‘四唯’‘五唯’和破除‘SCI至上’都还只是‘破’ ,破了之后,拿什么来取而代之呢? 从几部委的文件来看,取而代之的是:分类评价、同行评议、代表作评价。其实质都是回归同行评价, 即学术共同体的评价。”而居于枢纽位置的学术期刊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三审三校”的外在要求与主编编辑的能动作用
《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中“加强出版能力建设”部分专门就“提升编辑策划与把关能力”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其中关键性的几句话是“加强编委会建设,完善同行评议机制,严格执行‘三审三校’等内容把关制度,做到审稿记录长期可追溯、可核查,加强校对工作,切实提高编校质量”。这可以说是将同行评议和“三审三校”上升到了制度层面。“三审三校”制成为学术期刊行规,的确是中国特色,国际上并没有类似的制度,这是中国特殊的期刊体制造成的。在期刊审批制下,每家学术期刊都必须有主管主办单位,主管部门负责对期刊的管理、监督、检查,主办单位负责期刊的实际运作,此与欧美国家的登记制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因为中国的学术期刊基本都是国家或单位资助办刊,而不是市场机制,因此为保证办刊质量,防止各种“关系稿”“人情稿”等学术不端行为,适当的机制建设的确非常必要。同行评议和“三审三校”对规范编辑程序、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学术期刊制度的优点是编辑部的专业程度高,无论专业期刊还是综合性期刊,现在的编辑几乎都是专业人员组成,也几乎都有高学历。此与欧美学术期刊编辑部一般只负责处理技术问题有显著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中国的学术期刊编辑部以走内循环路线即“三审三校”为主,辅之以外部力量即同行评审,倒是中国学术期刊的一大特色。
不过,这个看上去比较严谨、完美的制度规定,在现实中可能与办刊实际有一定差距,主管部门为了管理的便利可以在制度上做一些要求,但不宜僵硬执行。其一,中国的学术期刊编辑部绝大多数都是很小的规模,多则七八人,少则四五人,编辑部内部很难形成“三审”的梯队结构。其二,每位编辑可能不仅负责自己专业的学科,可能还要负责其他学科的文章,因此很多编辑部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比如编辑部经费充足的话,可以外请兼职编辑。其三,中国学术期刊发展史证明,好期刊离不开好主编好编辑, 尤其是在编辑部力量比较薄弱、而好文章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好主编好编辑的主观能动性不可忽视,尤其是好主编的作用更大。中外期刊史证明,几乎每一本好期刊背后都有一位或不止一位好主编。比如《新青年》杂志之于陈独秀,《禹贡》杂志之于顾颉刚,《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之于布罗代尔,他们不仅仅是主编,而且是思想界与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因其具有的学术魅力更容易在其周围汇集与凝聚相关领域的核心研究力量,形成以期刊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而他们的学识、眼界、以及学术品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期刊的风格的一种体现,对于期刊的定位与取向有很大的贡献,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尤其如此。鉴于学术期刊现在的实情以及期刊史的经验,主编负责制其实是一种更加符合编辑部现实、也更有效的办法。
当然,三审制既然已经成为一种规章,我们就好好利用他,使之真正发挥作用。我们希望有关部门 能够有具体的政策支持编辑部,更希望上级部门出台政策督促各高校等健全编辑部体制,充实编辑部人力物力,只有这样“三审三校”制才可能真正落地。
四、匿名评审制与中国水土
匿名评审制(与同行评审含义相近)是近几十年在欧美学术界被认可的一种论文评审制度,我们一般视之为国际惯例,认为只有实行匿名评审的学术期刊才是高水平期刊。正如前面所讲,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步伐越来越快,匿名审稿制就是如此。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不少高水平的杂志就开始广泛约请国内外专家审稿,比如《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只是当时没有推广、没有规范而已,甚至那时也不知道其实这就是同行评审或匿名评审制度。
匿名评审制的确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但这个制度要得到很好的执行,需要一个好的学术环境:形成了学术共同体,为了学术创新和进步,大家共同遵守学术纪律,也愿意为学术共同体成员服务,为学术期刊服务,学者为以就上使命和义务形成了普遍的共识。从欧美经验看,学术共同体成员把审看同行论文当作一种义务,不仅不以为苦,反而以此为荣,乐意为高水平期刊审看稿件,视之为一种极高的荣誉;相应的, 学者所在机构也将此作为衡量学者学术水平的一种标志。所以,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但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1）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改变的;（2）评审人没有养成服务学术的风气,我们尚未建立其学术共同体;（3）编辑部的运行机制,内外有别,国外编辑部多由技术编辑组成,而中国的编辑部则多有高水平的专业人员组成。
相比于欧美学术界发展成熟、已成规模的学术传播平台与出版行业,中国人文学术期刊尚还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作坊”,前者结合其学术共同体特点与期刊体制,具有充分市场化的专业分工的前提与诉求,而后者却不能全然以此为主,如若不然,则会南橘北枳,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刊物必须 注重自己的主体性,让专家审稿为我所用,而不是被程序绑架,使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好文稿被僵化的 ‘规矩’所杀,却接纳一些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无所推进的文稿……不排除一些有突破性的好稿,就是为守成的外审所毙。怎样使有突破的优秀稿件不被眼光已经固化的外审‘专家’所扼杀,恐怕是办刊者的一大难题。另一方面,那些四平八稳的文章,往往最容易通过审稿关。”
可见,根据目前国内学术期刊编辑部的实际,绝对的三审或绝对的匿名评审恐怕难以完全执行。因此,三审与匿名审稿相结合应该是最切实的办法。比如,对于名家文章及约稿,以及编辑和主编共同认可的文章,是不是不必再请外审? 而只对于编辑和主编都无法把握,超出编辑和主编知识范围的稿件, 适当请外审。
而从纵向的数十年期刊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匿名评审制的引入将审稿权从编辑部抽离,引发了期刊编辑职业化后的身份认同的焦虑。“这种将学术审查权力外包的制度设计,更加强化了学术期刊编辑作为稿件收发中介和加工校对的角色定位。尽管有的期刊编辑仍然是学术策划与创作的主体,但更多的期刊开始将期刊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学术创作部分外包而只专注于编辑出版的技术部分,编辑队伍中出现了更多的职业化或者纯技术性编辑。”这就引出第五个问题。
五、编辑工作的重要与编辑身份的尴尬
在20世纪上半叶,学术编辑的地位基本没有成为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学术编辑的地位甚至很为人羡慕。比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著名出版机构不仅出版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更是涌现了一大批编辑出身或从事过编辑工作的学问家,如顾颉刚、黄裳、钟叔河等。直至20世纪70年代前,在学术研究领域,学者与编辑的界限并没有刻意区分,身份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转变发生在1980年,在编辑同行及社会各界的呼吁下,是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出版局、国家人事局拟订的《编辑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此规定首次明确了编辑身份的独立性,编辑职称从此开始有了规范名称和评定范围:“编辑干部的业务职称定为:编审、副编审、编辑、助理编辑。”“本规定适用于出版、新闻单位以及经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的刊物的现职编辑干部。”这本来是编辑学界的一大利好,编辑同仁可以利用这一文件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待遇,但后来证明这一文件恰恰成为编辑身份焦虑的根源之一,即“学术期刊体制所设定的致使编辑与学术共同体相分离的编辑职业化”,因为自此以后编辑与学者的界限愈来愈清晰,编辑学界很多人倡导的“编辑学者化”“编研一体”等思路只成为编辑的一种理想,而现实体制中的划分和界隔越来越分明。科研机构将研究员、高等院校将教师列为本单位核心岗位,编辑则普遍作为辅助岗位。起初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身份差别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编辑与研究员、教师的差距越来越大,多数高校名正言顺地将编辑列入了教辅系列。近年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后,更是彻底将编辑挡在了教师系列之外。
进入21世纪后,编辑的身份渐趋尴尬,这种尴尬的状况随处可见。比如,在学界、在学术会议上被追捧,但在单位里被冷落、边缘化;高校教师、编辑与行政人员之间壁垒森严,多数高校规定编辑不能讲课,不能评聘研究生导师;编辑比研究员、教授定岗低,随之而来的是待遇也相应要低。可以说,“编辑学者化,从主观上讲,反映的是我国部分学术期刊编辑寻求学者身份而不得的苦衷;从客观上讲,则体现了目前很多学术期刊逐渐丧失学术品位、盲目追求形式或者技术美的尴尬。而造成这种两难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现行的职称评聘制度、期刊管理体制、学术评价包括期刊评价体制严重违背了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人为地在编辑与学者之间制造了一条体制上的鸿沟”。从而使“编辑学者化”,这样“一个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成为了一个“真问题”。
这种状况导致现在很多编辑非常焦虑,这是一种身份的焦虑,难以安心。尽管身份焦虑是现代人的通病,但编辑的身份焦虑尤甚。关于这个问题,英国学者阿兰·德波顿曾专门有《身份的焦虑》一书,他说:“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阿兰·德波顿的论述可以说切中了目前中国编辑们的心病。据此,朱剑提出了“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的重要问题,他说:
1970年代末以来学术期刊编辑对自己的权利、职责的内容是什么、边界在哪里等问题,一直没有一个得到学术期刊界及相关各界普遍认同的清晰的描述和界定,因此无法准确地定位自己的角色而经常性地陷入某种焦虑状态。在工作中常表现为不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及如何做好该做的、如何避免不该做的而举措失当和无所适从;在情绪上则有着或者自卑、不安、惶惑,或者自负、狂妄、傲慢的忧虑或焦躁的某些倾向,自卑与自负实际上是身份焦虑的两极,但有时也会因工作对象或环境的不同而在同一群体乃至同一个人身上交替出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国的编辑尤其是高校学报编辑普遍存在“身份的焦虑”,甚至是“身份的严重焦虑”。如何缓解、解决编辑的身份焦虑问题,需要我们特别认真地对待。笔者暂提出以下方案:1、我们要积极多方争取,呼吁中宣部、教育部等部门发文重视,各单位不要将编辑低人一等对待;2、我们自己努力做好杂志,有为才会有位,比如《文史哲》《吉首大学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编辑学者化”仍然是一条最好最有效的途径,编辑工作之余不要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高水平的研究能帮助我们办好杂志,自己也多一条出路。
回归“编研一体”的传统,从编辑的具体工作流程也可以看得更为清晰,“以审稿为界,学术期刊的编辑流程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审稿及其前续程序——策划选题、组织研究、筛选作者、组约稿件,直至审稿,都是有相当学术含量的主导性程序。”此为学术编辑;而“审稿的后续工作——编辑、加工、校对、出版、发行、传播等,基本属于凭借‘编辑技术’对作品进行加工”。而“所谓‘编研一体’指的是学术编辑,而技术编辑则无须坚持在学术前沿,甚至无须专属于某一学术共同体,而是专攻编辑技术, 逐步走向了职业化。显然,这样的职业化的技术编辑是无法取代‘编研一体’的学术编辑的,而且这样分工的前提是学术期刊出版的体系化和规模化。这样的职业编辑与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期刊编辑职业化远不是一回事”。正是“在不具备体系化和规模化这一前提的中国学术期刊界,特别是高校学报界,四十年来的职业化并非建立在编辑分工的基础上,职业化后的编辑仍然集学术编辑与技术编辑于一身”。编辑刚性职业化后,对于其职业的理论定位与现实无法对接甚至错位,从而出现上引“编辑对自己的权利、职责的内容是什么、边界在哪里等问题,一直没有一个得到学术期刊界及相关各界普遍认同的清晰的描述和界定”,这样的“身份焦虑”,反映的是学术期刊发展自身规律的反弹与调整。因此, 从这个角度看待“对于编研一体传统的回归”这一听起来似乎是往回走的解决方案,就不是对于传统依恋的怀旧情怀,而是在社会化分工发展的大趋势下,对于学术期刊自身发展的理性反思后的必然选择。
六、数字化纸本期刊如何涅槃
2017 年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宣布停止赠送纸本期刊,印刷的纸本只满足邮局订户、本刊作者及极少数特殊用户。笔者在告示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不管你是否愿意,是否喜欢,数字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我们此前曾经预言网络将改变世界,将改变我们的习惯,将刷新我们的大脑,但没有想到它来得如此之猛如此之快。如今现实是,网络每日每时都在刷新我们的大脑,网络使现实世界显得局促,甚至使某些物质载体显得多余。这种感觉,对于出版行业的同仁来说,感触肯定更为突出。
尽管这个不再赠送纸本的告示在当时曾引起争议,但大家的反应总体是赞成的,评论区里更是赞扬声一片,这说明客观上纸本期刊的确已亡或将亡,因为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再看纸本了。现在印刷的纸本,除了图书馆馆藏和读者个人留作纪念,大约基本已经无用了。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学术期刊没有跟上步伐。突出表现在,在读库和微阅读时代, 我们的工作方式已经落伍,工作目标不够清晰,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我们工作、编辑的思维依然建立在纸本期刊基础之上,我们的思维方式没有改变。
在今天的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如何重生? 这是广大编辑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尽快适应学者读库及手机阅读的需要,改造期刊的编排格式,如双栏排版、文后注等就极不适合屏幕阅读,建议改进。其次,学术传播越来越重要,甚至可以说目前传播已经成为学术期刊的生命线和存在理据,而众所周知,目前纸本期刊传播的作用几近于无,在数字平台上充分展示利用,并利用公众号、微博等传播方式扩大影响,对学术期刊的生存特别重要,但目前不少编辑部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再次,网络时代更需要合作,合作才能共赢,尤其是综合性期刊,合作共赢是必然的趋势,在这方面,10年前部分高校学报(期刊)与知网就开始了一项两个独立出版主体统合起来,将现有资源转化为数字化、专业化、体系化学术期刊集群的尝试,此即“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 (专业网刊)的创办。专业网刊模式主要特点是, 各综合刊纸本工作不变,但联合在数字平台上出版专业刊。此后不久,专业网刊更是升级转型,如桑海所述:“在‘域出版’平台上,全球各地的学术用户可以开放地发表或获取学术论文,彼此间自由地进行交流互动;学术期刊编辑则对进入平台的学术论文进行筛选、分类、推送,并分析学术趋势、物色作者、组织稿件、策划专题和学术活动。如果说‘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是中国学术期刊界从期刊数字化角度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域出版’则是从新媒介的特点出发,对于新型学术平台的重新规划。”在网刊上线十载,经历了发展与转型,每个阶段都是应对新的环境约束以及学术传播方式的变化做出的应对,回顾其发展历程,桑海再次对这种新平台的功能和趋势进行概括,提出其应有以下特征:“（1）即时更新的专题出版,与学术共同体融合;（2）全流程服务,突出投审稿和评价两端;（3）开放期刊来源,以质量为门槛遴选学术精品;（4）以用户为中心,提供个性化服务;（5）打造移动端,实现多屏互动、多维传播。”从而实现在数字化大环境下,人文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期刊的涅槃。
实践证明,专业网刊的实践是成功的,尤其是在目前学术期刊分散、各自走数字化道路艰难,而中国知网又面临版权困境的今天,专业网刊的探索更为可贵。正如朱剑所说,专业网刊“虽然是十年前提出的设想和开始的实践,但在今天仍不失为实现两个并存的学术期刊出版主体走向统合,共同打造数字化、专业化、体系化学术期刊集群的有效路径。这条路径最大价值在于大多数现有期刊特别是高校综合性学报的数字化、专业化转型和体系化、集群化建设方面”。
七、国标与人文社科期刊
此问题很重要,但极少人重视。
目前的很多国标不符合人文社科期刊的实际。尤其是注释,现在的很多相关规定忽视人文学科的特点,尤其是基础人文学科的特点。其中,1998年《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辑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简称“光盘版规范”),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争议性最大的一种规范,因为这个规范基本无视人文学科的学术传统,制定者完全从自然科学的习用规范,甚至简单从便于计量目的出发而做了很多不适用人文科学的规定。由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本质差别,作为学术成果的论文必然面目迥异,强行按照自然科学的学术规范对人文科学进行整齐划一的统一不仅是对人文学科的不尊重,更会对其发展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鉴于此,2007年8月20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组织召开了“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研讨会”,专门就改进人文社会科学注释规范问题进行讨论。会议产生了两个重要成果,一是15家学报联合发布了《关于修改编排规范的联合启事》,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提出了“尊重学科差异、优先为科研服务、兼顾学术评价”的原则,“鼓励各刊在不违背规范文本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编制各具特色的实施细则……允许不同学科采行各自通行的体例,即允许不同学科的学者在页下注和文末参考文献两种体例中进行选择”。其次, 2007年第6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一组笔谈(12篇),大家对编排规范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讨论。此后,很多大学尤其是“985”高校的学报基本都采取了新的注释方式。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尽管这次会议影响很大,大家也意识到光盘版规范的不当,但囿于习惯,尤其是某些地方期刊检查部门依然将光盘版规范作为行业标准,所以至今仍有很多学报习用光盘版规范。而且,类似这种不尊重学科基本规范和传统的相关标准,至今仍然时常出现。其原因是,自然科学有全国统一的研究协调机构,如科协,他们做了很多规范方面的工作;但社会科学没有全国统一的研究协调机构。制定国标的多是自然科学界人士,因而把自然科学使用的规范当作国标,但某些规范并不适合人文社会科学。
2021年5月21日,“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 / / std. samr. gov. cn /)发布了中国国家标准公告(2021年第7号)《关于批准发布<包装容器 钢桶 第6部分:锥形开口钢桶>等386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和3项国家标准修改单的公告》,其中第198项为 “GB / T 40108-2021: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从名称看,这个文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细读此文件后不禁让人疑窦丛生。首先,没有征求广大学者及主编编辑的意见,没有吸收大家合理化的建议及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其次,这个文件的制定不是出自学术期刊的主管部门,而是出自一个普通的学术评价机构,制定者把原来极有争议的评价标准列入条文之中,其中的核心内容,即把“吸引力、影响力、管理力”等列为期刊的主要评价标准,这些标准是需要商榷的。对此,笔者曾撰文提出批评,“粗略估算,凭主观判断可以给出分数的指标起码在70分以上,也就是说,这个指标体系至少有三分之一可人为控制的空间”。这个“人为控制”如果来自学术共同体,尚可接受;如果就来自评价人员,公平就难以保证。
官僚主义及工科思维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阻碍,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关于“1980年代”的用法,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国际惯例,但期刊检查时居然被认为不合规范。
八、期刊评价与差错率
期刊评价的标准是什么? 很难有统一的标准,但差错率则被认为是最容易掌握的标准。2020年5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国新出发【2020】10号),对期刊报纸的差错率做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第五条“期刊编校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二的,其编校质量为合格;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二的,其编校质量为不合格” (报纸为万分之三)。为保证期刊出版质量,防止粗制滥造,制定差错率的规定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问题是,有关期刊管理部门在期刊检查时,经常将差错率作为期刊评价的主要标准,则完全本末倒置了。
期刊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本好的期刊应该得到全面、公正的评价,而不能仅仅因为其中的一两个指标而否定期刊的工作,其中以差错率作为期刊检查的重要指标就不合理。
根据我国学术出版的实际情况,学术期刊的评价主体实际有两个,这两个主体对期刊的评价各有侧重,只有结合两个主体的评价,才可能是客观公正的评价:第一个主体是主管管理部门的评价。严格说, 这不应该叫评价,而应该叫管理,管理标准实际上有两个,一是形式标准,包括“内容质量、编校质量、出版形式质量、印制质量四项”,其中编校质量依据《报纸编校差错率计算方法》;二是意识形态标准,这是更为严格的标准,往往是一票否决制度。第二个主体是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对于学术期刊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评价。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有两个标准或两个指标:一个是隐性标准或指标,即学术同行对期刊学术质量的认定,这应该是最重要的标准或指标,但因为这个指标无法计量,管理部门难以实施。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术委员会在学术评价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他们并不能代表学术共同体;另一个是显性指标或标准,这就是被引量、转引或转摘率等,在主要的学术评价机构,“影响因子”是核心标准,尽管“唯影响因子论”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但目前期刊评价中仍然没有更好更科学的标准取而代之。
叶继元在总结文科学术期刊质量评价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时指出,“期刊质量评价,即以期刊内容、 效用为主的评价,远比单纯的形式评价、文献计量评价和以文献计量为主,辅以专家的评价要细致、复杂得多。由学术共同体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相比于形式评价,可以更客观地认识各种学术期刊的功能与特色,反映出不同学术期刊目标定位的多元性,学术研究层次和深度的差异,以及学术期刊功能实现的多样性。类似这样的较为深入、细致的精细评价是形式评价所不能体现和反映的”。而差错率指标实际只是上述形式评价的一种,是期刊评价中一个次要指标,不是核心指标,但因其运用起来简单易行而大行其道,对于学术期刊评价而言,这样“抄近道”的行为实则是走了大大的弯路,甚至是南辕北辙。笔者曾经提倡“文责自负”的看法,即作者提供什么文稿,杂志基本不做改动,原样发表,这个提议目前人们难以接受,但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尤其是预发表越来越成为一种惯常的做法,原样发表很可能会成为现实。
九、一稿两投与学术不端
2016年4月5日经教育部审议通过了《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此办法并未将 “一稿两投”列为学术不端行为。本文件起草过程中,曾经将此条列入,笔者参与讨论时曾有,原文是这么写的:“故意一稿多投或重复发表研究成果(非本人原因或符合学术界认可的惯例者除外)。”此条当时就有争议,后来经过专家讨论,最后发布时还是删掉了。笔者认为,删掉是严谨的,不宜笼统将一稿两投视为学术不端。然而此后,2019年5 月29日发布了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上报的《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 T174-2019)》将一稿多投、重复发表纳入学术不端的范围。虽然一稿两投或多投的确不应该,但情况复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严肃的学者极少会有一稿两投的现象,因为学者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谁也不会轻易得罪重要的期刊。
造成一稿两投有各种客观原因,其中有的编辑部处理稿件太慢是主要原因。不少编辑部在投稿须知说,超过三个月或两个月如果不回复,作者可以转投他刊。但很多期刊尤其是大刊名刊,超过三个月不回复是常见现象。这种情况下,作者等不及,可能就会转投他刊。所以,不宜将所有的一稿两投视为学术不端,更不宜将所有的责任转嫁给作者,编辑部也是有责任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作者故意一稿两投或多投,但这种现象是不是学术不端,不宜盲目作出判断;我们能判断的,是这种行为给编辑部造成了困惑,浪费了编辑部的人力物力财力。
正如有学者分析:“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一稿多投是导致重复发表的主要原因,因此,多用一稿多投代指重复发表。但是,两者具有实质性的差别。一稿多投是一种行为动作,重复发表是一种行为结果。两者并不是对等关系,也就是说一稿多投并不一定导致重复发表,重复发表也不一定全部都是一稿多投导致的。”一稿两投并最终造成一稿两发才是学术不端,因为这造成了客观上的“重复发表”。无论作者怎么解释,“重复发表”都会被列为作者的劣迹,并可能对作者造成长久的损失,因为他很可能因此而被杂志列入黑名单。
综上,避免一稿两投,尤其是要避免一稿两发,是一个双向的要求,即需要作者和编辑部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对作者的伦理要求,作者应尽量避免一稿两投,并要求作者对投审稿的时间有充分的估计; 二是对期刊编辑部的要求,要求编辑部提高工作效率,尽量缩短审稿时间,并及时通知作者。
十、查重的机械要求及其对学术研究的伤害
查重给编辑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抄袭和一稿多发的现象。但目前查重工具的滥用也给作者、编者及相关科研人员带来了极大的困惑,笔者这里提三点意见。
第一,有的高校及科研单位将提交中国知网的博士硕士论文作为正式发表的作品,而将从硕博论文中的部分内容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视为重复发表,极为不合理。几年前,浙江某高校一青年教师申请副教授职称,根据学校所定标准,该青年教师已经完全达到了副教授的要求。但是,该校学术委员会却认为,这位青年教师所发表论文与上传中国知网的他自己的博士论文部分重复,被认定为学术不端行为,因此否决了该青年教师副教授的资格。笔者认为该校这种做法不合理,于是给该校学术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笔者在信中说道:
博士论文耗时多年写出,往往是学者一生用力最多、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因此,所有的人都对自己的博士论文格外珍惜。根据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通行的做法,论文在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完全可以将其中的重要部分拿到学术期刊发表,我平时也是鼓励学生这么做的。因为博士论文由中国知网上网,并非公开发表,或者并非个人意愿。因此,期刊发表论文中有与自己博士论文重合的地方,是正常现象,绝对不能视为违反学术规范。另外,国内所有学术期刊都能接受作者从博士论文凝练出的文章,也充分证明了这种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庆幸的是,该校学术委员会经过认真讨论,采纳了笔者的建议,同意给这位青年教师副教授职称。期刊界同仁也同意这样的意见,并发文支持:“关于博士论文被知网收录后能否在学术期刊发表或在出版 社出版的问题,仲伟民主张不仅应该肯定,而且还应该鼓励,笔者深以为然。”可是,后来我们又陆续听到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可见这个问题值得经常提出来讨论。
第二,规定查重比例过于机械,普遍要求过高,尤其是对本硕博论文的要求,目前各高校内定查重标准不许超过5%,这是一个很不切合实际、过于苛刻且与很多学科学术规范相矛盾的一种规定。以历史学科为例,除学术史部分有不可避免的“重复”之外,多数论文都要引用大量史料及前人研究成果,适当的重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重复,反而是不正常的情况,甚至会导致出现违反学术规范的现象。清华大学历史系每年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而学校规定,如果重复率超过5%,需要导师签字,笔者几乎每年都要签这个字。
第三,编辑部审稿在重复率上应该掌握怎样的尺度,这是困扰每一个编辑部的问题。现在的投审稿系统都带有自动查重系统,编辑在初审时会自动显示重复率,这的确为编辑迅速做出判断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尤其可以迅速排除大幅抄袭或重复发表的稿件。但是,很多编辑也会经常遇到困惑,到底重复率多少就直接退稿? 对名家较高的重复率应该怎么办? 很多人问我们是如何处理的,但我们每次都是含糊其词,难以给出明确答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很多情况下要具体文章具体分析,比如对 一般来稿,掌握的尺度要严一些,比如一般不超过15%;对著名专家的文章,尺度可能需要放宽一些,因为名家长期研究某些问题,尤其是相关连续性研究,一定的重复在所难免。当然,无论对任何作者,核心观点的重复是不能允许的。
以上是人文社科期刊面临的十大问题,反映出在新环境下,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现状与其诉求的不符乃至相悖。每个问题虽各有侧重,但并非孤立,简言之,综合性或专业性问题、学术评价、一稿两投与查重机制体现的是其学术诉求;对国标与差错率的排斥反应是其保守“人文”特点的体现;三审三校、匿名评审制、编辑职业化乃至数字化是其自身运作与外部力量介入的磨合。与此相对应的是学术期刊自身的应对与调整,然而,这些问题并非学术期刊通过自身调整就能解决的,其带有的结构性特点也决定了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还需要体制上的优化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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