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作者麻扶摇2019年1月20日病逝后，我是最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者之一。当时心情激荡，写下此文初稿，几经修订，一直没有发表。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70周年之际，发表此文，以此纪念我们伟大的先辈，修订后全文约7200字。本文压缩版以“《抗美援朝是中国工业化起点》”为题刊发于10月21日《环球时报》，环球时报评论版微信公号“补壹刀”今天（10月23日）刊发完整全文。读书贵有新知，这也是我努力为读者做到的。此文中所述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落后程度、抗美援朝时期我国经济恢复的成就、建国初美国对华贸易禁运等史实很多读者不了解，关于抗美援朝奠定中国工业化起点、万历援朝战争历史地位、新中国凭借强大组织动员能力以劳动力替代稀缺资本的经济建设途径等分析比较独到，此文中提出的“新华盛世”概念这几年我已经在一系列讲座中提及，打算未来在文章中继续阐述这个概念。本文全文之所以选定10月23日刊发，是因为写作此文缘起2019年1月20日当天我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作者麻扶摇病逝并在社交媒体率先发布这条消息，而麻扶摇所在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师于1950年10月23日唱着这首歌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10月23日由此被视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纪念日。参考阅读见文末。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作者，原军委炮兵政治部、原二炮五十三基地、五十六基地政治部主任麻扶摇已于2019年1月20日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2岁，未能亲眼目睹新中国开国七十周年盛典，更未能亲临正在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向我们英勇的先辈致敬！老兵凋零，但他们从内心呼喊出的旋律、他们的伟大精神永生。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二经济大国，作为经济研究者，在我眼里，这些地位的开端不是别的，就是这场战争，伟大抗美援朝战争，正是这场战争成为新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历史还将认定这场战争开创了堪比“文景之治”、“昭宣之治”、“贞观之治”的“新华盛世”。工业化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有苗头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民正在淡忘这个问题对中国生死攸关的意义。毕竟，中国自2008—2009年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以来，迄今已逾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水平领先别国的幅度日益拉大。1939年的美国曾凭借4789.8万吨原钢产量俾睨天下，这个产量相当于日本产量（669.6万吨）的7.2倍、德意日三国产量之和（2656.9万吨）的1.8倍、英法产量之和（2138.2万吨）的2.2倍、苏联产量（1756.4万吨）的2.7倍，与英、法、德、意、日五大国产量总和（4795.1万吨）相当。今天，2019年中国粗钢产量已经高达9.9634亿吨，钢材产量12.0477亿吨，相当于美国的11倍之多。特别是中国制造业成功赶超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他们潜意识中往往把目前中国所拥有的一切视为从来就有的当然，不明白中国为赢得、创造这一切付出了多少血泪、汗水。要理解工业化对中国的意义，首先需要明白新中国成立时，这个工业化之前的农业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处于怎样的“江湖地位”、国内人民生活是什么状况。不要说与昔日的西方列强相比，就是与刚刚摆脱英国殖民地地位的印度相比，当时的中国经济也是全方位落后，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印度等欧洲殖民地的经济殖民地，晚清直至民国时期的某些经济指标甚至落后于非洲。在《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中，我比较了1949年中印12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及发电量，除原盐、卷烟、纯碱、烧碱4项产品中国产量高于印度之外，其余产品印度产量均明显高于中国。特别是钢和生铁，塔塔钢铁公司成立（1907年）比张之洞开工兴建汉阳铁厂（1890年）晚17年，但1949年印度产量分别为中国产量的8.67倍和6.56倍之多。须知，“控制钢铁的国家就能立刻控制黄金”——当年激励詹姆谢特吉·塔塔（Janmsetji Tata）创建印度第一家近代钢铁企业的正是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演说中的这句话。
从整个经济结构来看，从晚清直至整个民国时期，英属印度殖民地一直对中国占有压倒性优势，新中国成立时印度工业占其工农业总产值的30%，中国1952年工业产出119.8亿元，占当年GDP总量679.0亿元的17.6%、工农业总产值580.8亿元的20.6%。在基础设施方面，典型如铁路，一战前夕英属印度殖民地铁路里程已经超过3.4万英里（5.47万公里），新中国1949年建立时只有2.18万公里铁路，到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时增长1.4倍至5.17万公里，但仍不及一战前夕英属印度铁路里程。直到1984年，中国铁路营运里程增长至5.48万公里，方才达到英属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而且那时中国铁路干线客运列车运行速度仍然没有达到印度的水平。1960年代末，印度就把主要干线客运列车最高时速提升至120公里，1988年提升至140公里；相比之下，在中国，直到1997年4月1日全国铁路第一次大面积提速，京广、京沪、京哈等既有干线才第一次大面积开行时速120公里的旅客列车，比印度晚了近30年。在金融领域，中国西南广大地区曾长期是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金融殖民地，因为印度卢比从19世纪下半叶起成为中国西南事实上的本位货币，在康藏地区地位尤为稳固，即使中国内地居民赴藏经商，也必须以银元兑换卢比，方能在当地使用。本来价值不过白银三钱二分的印度卢比在市面交易时作价三钱七分乃至八分，中国政府和国民为之横遭盘剥，损失惨重。尽管清政府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就专门面向藏区投放模仿印度卢比大小形状铸造的四川藏洋（四川卢比），动用国家权力强制规定使用四川藏洋，但始终不能从西藏完全驱逐印度卢比。直到1957年新中国在藏区推行人民币之后，印度卢比方才彻底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与此类似，即使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所谓“黄金十年”期间，中国对几乎所有传统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也不如欧洲殖民统治下的一些周边国家，而这些周边国家历史上属于“天朝朝贡体系”下的藩属国，形成了这样的定价权格局：中国几乎所有传统大宗商品价格决定于上海，上海价格则决定于纽约、伦敦、法国，以及欧洲殖民统治下的越南西贡、缅甸仰光。更令人汗颜的是，曾经辉煌两千年的中国外贸在晚清和民国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某些指标甚至大幅度落后于非洲的殖民地。按不变美元价值计算世界人均出口值，1860年为2.60美元，1900年为7.55美元。中国人均出口额分别只有0.18美元、0.29美元，分别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4%，每况愈下，在有统计数据可查的亚、非、拉24个国家和地区中是同期最低，其它亚、非、拉24个国家和地区同一指标分别为：锡兰（斯里兰卡），分别为7.78美元和9.72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仅有0.89%，而同年美国这项指标高达21.59%，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这项指标也有2.21%。在几乎整个1950年代，印度都是世界最大棉纺织品出口国，1954年印度纺织品占世界市场13.4%，当时中国纺织品则被彻底封杀于作为主流国际市场的西方市场之外。由于工业化严重滞后，民国时期中国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大致为35岁左右，是当时世界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婴儿死亡率约在200‰—250‰左右，人口死亡率约为25‰—33‰，高时超过40‰，1949年当年人口死亡率仍高达20‰；营养不良、吸毒等陋习成风，使得20—40岁成年人平均体重只有52公斤，平均身高161.5厘米，残愚痴呆者占总人口的2%左右，个别地区高达4.3%；所谓“东亚病夫”既是指晚清以来的中国国势，也是指中国国民身体健康情况，……
落后就要挨打，曾经领行世界两千年、近代以来全面落后的中国对此体会最为疼彻骨髓，工业化由此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几乎一切改革和社会革命的主旋律。早在中国工农红军建军初期，就开始向普通战士全面教识字、教授包括国家工业化在内的社会发展史，红军剧团表演中也不乏“红色机器舞”之类展现对工业化憧憬的节目，埃德加·斯诺对此印象颇深，还专门把一张“红色机器舞”照片放进自己所著的《西行漫记》。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到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推行土地改革，始终明确宣布其基本目的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1950年《土地改革法》）。然而，尽管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起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尽管新中国当时已经在广阔的中国大陆上实现了晚清以来空前的、甚至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国家统一和市场统一，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初就从西方列强手里收回了海关（晚清以来中国财政最大税源且掌握庞大武力负责保证航运安全和巡卫国境海岸）、内河航运等经济管理主权，……但究竟能否完成这个使命，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尚在未定之天，首要的考验就是能否为中国创建不受外敌入侵干扰的和平环境。毕竟，抗美援朝之前的中国在列强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有能力自卫的国家，就在志愿军出兵朝鲜之前仅仅13年，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日军屠城，侵华日军铁蹄踏破中国最富裕发达的半壁江山，直至日本投降当日，还从国军手里夺取了最后一座城市，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英美军舰依然有权横行于长江等内河，……志愿军若在朝鲜战场失败，让战火延烧到中国国土，新中国为工业化所做的上述基础工作就完全可能全部化为泡影，收回的海关等权益也完全有可能被美国攫回。别忘了，斯大林在雅尔塔之所以能够向罗斯福开出外蒙古独立、旅顺口军港、东北铁路等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天价，罗斯福之所以照单全收，中国之所以不能参加雅尔塔会议，而只能被动接受别国对自己国土主权的安排，归根结底是因为国军当时在豫湘桂战役中丧师失地，一溃千里。
感谢志愿军战士们的浴血奋战，朝鲜战争始于三八线，终于三八线，但抗美援朝始于鸭绿江边，终于三八线；在抗美援朝战场的硝烟中，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确立了新兴世界军事强国的形象。凭借这份打出来的威信，此后至今67年，中国大陆虽然打过几场边境自卫还击战，但再未遭遇大规模外敌入侵。即便是历时38年的文景之治期间也经历了数次匈奴大举入侵，外加一场扫荡了国家腹心地带的吴楚七国之乱；抗美援朝后长达67年的既无大规模外战、又无大规模内战的和平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几乎独一无二，为中国工业化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和平环境。而对抗美援朝以来这67年的和平与天翻地覆的发展，称之为“新华盛世”，实不为过。不仅如此，从长期来看，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还彻底确立了中国既非苏联附庸、也非美国仆从的独立自主地位，从而为中国开辟了独立自主向上发展的广阔空间。依靠抗日战争的惨重牺牲与贡献，中华民国政权在联合国创始时赢得了常任理事国地位，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美国的“马仔”和备用“炮灰”，美国决策者之所以一方面全盘接受苏联在雅尔塔开出的损害中国主权的要价，另一方面又不顾英国反对力推中华民国跻身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目的就是要通过苏联的手术刀宰割中国，削弱中国发展潜力，降低、消除中国跳出其手掌心的可能性，同时由此令中苏结仇，自己得以驱使发展潜力已被大大削弱的中国站到美苏对抗的第一线充当炮灰。相比之下，1971年通过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重返联合国、拿下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权，能够依据自身利益自主决策行动，而不必把自己绑在美国或其它哪个大国的战车之上。抗日战争是惨胜，抗美援朝则是大胜；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屈辱历史的谷底反弹，抗美援朝则开启了中国自强自立复兴之门。同样是凭借抗美援朝的胜利，新中国拿到了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大规模支持援助，但无需也不必对苏联言听计从、亦步亦趋，而是有能力自主决策，为维护主权而与苏联决裂也没有导致自身政权垮台，而且经受住了1980年代末苏联东欧政治剧变的冲击。
从更广阔历史背景上考察，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意义。来自东北方向的边患曾不止一次给中国带来毁灭性冲击，靖康之耻、清兵入关均令中国历史创巨痛深，前者消灭了北宋一半人口，后者令明朝户口损失2/3，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大幅度倒退。正是意识到了东北方向边患的颠覆性风险，隋唐两朝数代帝王前后相继，终于消灭了野心勃勃的高句丽；万历帝毅然决策出兵援朝抗日。特别是万历抗日援朝之战，我们的对手日本当时是仅次于大明王朝、莫卧儿帝国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国，因开发石见银山而取得了海量财富，又在长期诸侯征战中锤炼出数十万百战精兵，火枪制造和使用技术位居世界前列，相当于今日俄罗斯军力、印度人力、外加沙特等海合会国家财力之合体，……击败这样一个劲敌，其历史意义可想而知。而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意义在不少重要方面又超过了万历抗日援朝之战。
在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按照纯经济标准衡量，抗美援朝对中国经济发展也发挥了正面的积极作用。抗美援朝并未耽误中国的战后经济恢复，西方对华全面贸易禁运也非抗美援朝所致，而是中国全面启动工业化的“沉没成本”；抗美援朝还为中国赢得了全面启动工业化的全方位援助，我们的组织动员能力在抗美援朝中大大加强，又在此后数十年里为苦于资本缺口制约的中国提供了以组织能力部分替代资本的选择。整个民国时期，战争在中国几乎是无年无之；特别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本土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长达14年之久，相当于其它国家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时间长度的三四倍以上，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全部沦陷，随后又经历了历时3年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于数十年战争后的经济恢复时期，而且不可避免给当时中国经济恢复工作带来了沉重负担：1950—1952年，中国军事国防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比重分别为38.19%、45.64%和32.23%，经济建设支出被挤到第二位，占比分别为30.39%、30.34%和42.40%。然而，由于领导有方、决策明智、行动高效有力，通过土改增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市场对国货的购买力、抗美援朝激发国民干劲热情、整顿腐败等机制，在抗美援朝这3年里，新中国有效消除了全面窒息民国后期经济社会生活的天文数字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73.8%，年均增长20%以上；社会总产值增长82.2%；国家财政收入增长1.8倍以上，全国城市就业职工人数增长97.5%，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70%，……仅用3年时间，中国就完成了战后经济恢复工作，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全面超越新中国成立前最好历史纪录，其中高校、中等专业学校、普通中学、小学在校学生人数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分别增长23.2%、66.1%、66.4%和115.8%，创造了全世界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最快、最平稳的奇迹。相比之下，除战争中受创甚微的比利时外，欧洲国家经济恢复一般都花费了四五年以上时间，少数国家10余年后农业生产仍未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有些舆论声称，抗美援朝导致中国遭受西方阵营全面贸易禁运；实际上，早在志愿军赴朝作战之前，西方贸易禁运就已经成为中国为争取统一大陆、独立自主而付出的“沉没成本”。早在1948年秋冬时期，基于国民党将因腐败、低效等原因而在内战中迅速彻底失败的判断，美国国务院就提出了比照对苏联、东欧国家待遇管制对华贸易。1949年3月3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近7个月、志愿军入朝之前19个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总统批准国务院远东司提出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NSC41号文件），开始建立对全中国的贸易管制体系，而且提出了未来进一步大幅度收紧对华贸易管制的构想，以“使中共在日本和西方世界面前彻底孤立，或使之崩溃”，美国对新中国的“遏制”、“孤立”政策由此开始形成，后来持续收紧对华贸易禁运只不过是逐步落实这一文件既定方针而已。而且，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持续大幅度收紧对华贸易禁运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就开始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成立之前，美国便开始全面收紧对华石油产品出口，1949年美国对华汽车用油出口比上年减少94%，煤油输华减少99%，柴油、工业润滑油及其它燃料油输华减少93%。1950年1月起，美国商务部停止发放大多数精炼油的对华出口许可证。3月，美国宣布《战略物资管制办法》，对机器设备、交通工具、金属制品、化工原料等660余种商品对华贸易实施管制。4月，美国以削减贷款要挟所有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禁运战略物资至中国。5月，美国颁布《1946年禁止输出令》的修改法令。由于战略目标定位准确，战术灵活机动，保家卫国、奋起迎击这场强加于我们的战争并未给我们招致额外损失，也没有打断我们经济恢复的进程。相反，通过抗美援朝，我们赢得了以“156项”为代表的苏联对华全面援助，中国工业化在苏联“老大哥”手把手指教下全面启动。
（美国电影《猪排山》剧照。该片中，美军中尉克莱门斯率本连打了48小时阵地争夺战，我国经典战争片《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蒋庆泉，正是在此战中喊出那句著名的“向我开炮”。）
至少与此同等重要的是，通过抗美援朝，国内民气高涨，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奋斗精神空前增强，与抗战时期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在22年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在经济建设领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这个苦于资本严重短缺的国家开辟了凭借强大组织动员能力以劳动力替代稀缺资本的经济建设途径，对中国工业化进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相对于其它后发发展中国家的一大优势。让我们看看那个年代我们先辈在经济建设中的奋斗精神：如上文所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成立之前，美国就开始全面收紧对华出口石油产品。面对美国制造的严重“油荒”，在投身事业的热情支持下，上海发电厂技术人员和工人冒着酷暑和蒋军飞机轰炸威胁，完成了以煤代油的锅炉改造大工程，发电燃料从以前的96.5%使用进口柴油转为99.7%使用煤炭，每月节约外汇50万美元，上海的电灯一盏也没有少亮。上海公交公司也将公交车从烧汽油改为煤气动力，前一位主持技术改造的朝鲜籍工程师金官奎试验中途因脑溢血猝然病逝，通晓七国文字的优秀机电专家、外资德士古公司高级工程师张德庆又召之即来，明明知道政府给他的薪水只有德士古的1/8，仍然义无反顾，毫不犹豫离开德士古，前往公交公司，接手研制煤气动力车，并很快完成，他因此被推选出席了全国第一届劳动模范大会，……诸如此类的事迹不胜枚举。工地上招展的红旗、形形色色的“突击队”、先进工作者和劳模称号、……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新中国工业化只用较少的资本投入就完成了奠基工作。时至今日，许多身历其境者回忆起当年的那种奉献精神时，仍激动不已。今日之中国已经跃居新兴世界资本输出大国，早已度过昔日资本严重短缺阶段，无需如同早期工业化时那样高度依赖动员劳动力以替代稀缺资本，当年的许多具体做法也需要与时俱进。但这种精神干劲本质永远不会过时，我们需要继承发扬这种软实力。（点击“看一看”，以便看到后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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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2019.1.28，二稿2019.9.28，三稿2020.10.19，仅代表个人意见）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部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10月2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纪念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作者麻扶摇所在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师于1950年10月23日唱着这首歌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10月23日由此被视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纪念日。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首战“温井战斗”纪念日。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118师在温井伏击消灭南朝鲜军第六师一个营，正式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这一天由此被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1950年11月1日云山战斗，中美两军首次交锋，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击败美国陆军第一骑兵师。值得记一笔的是，此战中，我三十九军三四八团二营凭借步枪和刺刀缴获了美军远东总部从日本驻地派出的4架飞机（包括1架炮兵校射机和3架轻型飞机）。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中朝代表团与对方签署朝鲜停战协定，规定协定签署后12小时起双方停战。- 何晓鲁、铁竹伟：《陈毅文学传记之十——从沙场走向十里洋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
- 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
-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1949—195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
- 林坚：《远渡重洋——中美贸易二百年（1784—1999）》，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 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中华书局，2005年；
- 梅新育：《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
-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 【英】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年》（第四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 【英】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年》（第四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 【英】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四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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