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声III（36）|| 王东成教授：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篇
1、
我的父亲，名士元（我的祖父给起的），字冠三（私塾先生给起的）。1901年出生，属牛；1979年去世。
父亲的名，与三国时期蜀国刘备的重要谋士庞统的字（士元）相同，所以，私塾先生便取“勇冠三军”的意涵给父亲起字为“冠三”。据大姐说，读私塾的几次考试中，父亲都是第一名（一说是从未掉过前三名），私塾先生便给父亲起字为“冠三”。
父亲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以前属河北省）崔成庄的一个赤贫家庭。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仅有分家所得的四分坟茔地。
父亲的祖父有点傻，没有能力独立支撑门户，只好寄身在自己的舅舅家，平时做些挑水、烧火的活计。老大年纪后，由其舅舅做主，娶了一个也有点傻的媳妇。
父亲打小被乡亲中的一些“势利眼”蔑称为“瓜三爷的孙子”。对此，父亲一辈子都耿耿于怀。
我的祖父叫王国志。年轻时当过兵，是左宝贵清军大营中的侍卫，平壤战役全军覆没后有幸逃回家乡。回乡后，由其舅舅帮忙，娶了一位张姓的女子为妻，得以“成家立业”。祖母精明，一辈子都“说一不二”、“当家做主”。
没有别的生计，祖父只得担着一个烧饼挑子走街串巷地叫卖。每年腊月，都要在祖母的帮助下“开眉眼”，画一些“杨柳青”年画（灶王爷、大胖小子骑鲤鱼之类）到各村叫卖。
祖父生性活泼，高兴时常常像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地唱小曲，每每被我祖母骂为“没正经”、“猴跳”。
祖父去世时才五十来岁。那时，父亲22岁，正在关东“学买卖”。祖父一去世，债主立即涌上门来，逼得身怀姑姑的祖母曾想投河自尽，由于有好心的本家形影不离地看护，悲剧才没有发生。
当时，又赶上发大水，祖父的棺木吊在树上，不能下葬。噩耗传到东北，父亲愁得一筹莫展。善良的老板慷慨地预支给父亲一笔钱，父亲才得以回乡奔丧，并靠这笔钱，了结了所有债务，安葬了祖父。
父亲描述过这样的情景：一到家，祖母只是怯怯地瞅着父亲，一句话也不说；而父亲大声说：“叫那些人来吧，我们还钱！”听到这话，祖母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长出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一点笑意。
祖父的一生是在“叫卖声声”中度过的。这，是我父亲终生的痛。
2、
父亲是长子。其身上有两个姐姐（其中一个也有点傻），身下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个妹妹比父亲小22岁，是“梦生”，出生时自己的父亲已不在人世。
父亲小名叫“和尚”。据说叫这样名字的孩子好养活。据大姐说，父亲出生前几天，家里来了一个和尚化缘，所以父亲一出生，便被取名为“大和尚”。
由于家里没田地，父亲无田可下，所以不会干农活。由于家境太贫寒，父亲没怎么上学，只读过几个月的“冬仨月”私塾。
父亲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打得一手好算盘，算得一笔好账，写得一笔好毛笔字，全靠自己“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勤学苦练和博闻强记。
记得我读大学的第一个寒假里，已经一年多卧床不起、说话都艰难的父亲问我《古文观止》能背下多少篇，我回答说：“没几篇，也就七、八篇吧。”父亲说：“你怎么不问问我能背下多少篇？《古文观止》不就二百多篇吗？当年，我能背下一百多篇。”
父亲的博闻强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次一位游览过故宫的同学来家里做客，与父亲谈起故宫，父亲从前门、天安门一直讲到太和殿、神武门、景山，不仅讲布局，而且讲历史、轶事。这个同学不禁羡慕地问道：“大爷去过多少次故宫？”父亲登时哑言。
其实，父亲从未去过故宫，他对故宫的了解，都只是从书上读到的。
为了全家人的生计，父亲不到二十岁便“闯关东”，给商行老板当“小伙计”。22岁上我祖父去世，他便一肩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
父亲29岁才结婚。那年，母亲21岁。
抗战爆发后，关内外的货币不能流通了，加上父亲不再给人家当小伙计，就自己独立做小买卖了，所以，在征得我祖母同意之后，父亲忍痛与我叔叔分了家（父亲不同意分家产，自己净身出户），1942年举家搬到了东北。
举家搬到东北之后，少了许多后顾之忧，父亲的生意在艰难中有了一点点起色。至少除了奉养我祖母以外，还可以勉强养活一大家子人了。
抗战胜利了，父亲以为可以放手“发家致富”了。可是，没多久，国共内战了；又没几年，土改了；土改没几年，又公私合营了。自此，父亲“发家致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抗战胜利后，在苏军的有力支援下，共产党军队迅速占领了我的家乡，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并且成功地实施了“四保临江”战役。因此，国共内战中，国军从来没有进入我的家乡。
国共内战时，林彪的四野攻打四平，父亲被征召去前线抬担架救护伤员。临走之前，土改工作队曾向父亲保证，一定会保护好我们这个家，不会使它受到任何伤害。
可是，父亲离家不久，轰轰烈烈的土改就把我们家清算了，抢走了我们家所有财产，逼得我母亲、大姐、大哥只得沿街乞讨。父亲从前线回来，完全傻了，家没了！
后来，土改工作队说是“搞错了”（说是“山里人”不懂政策，下来抢的），给我们家“纠偏”、“道歉”，并返还财产。可是，最终返还的财产，只有对我们家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八个犁地的铁铧子。
3、
父亲是个有民族意识、家国情怀的人，他一生钦羡欧美，仇视日俄。
在父亲看来，抗战中给中国帮助最大的，是美国人。什么罗斯福、马歇尔、陈纳德，什么飞虎队、驼峰航线、滇缅公路，父亲都知道，都能讲出许多有趣的故事。
父亲亲眼见过“小鬼子”是如何欺侮中国人的，他本人也受过“小鬼子”的打骂和侮辱。
一年冬天，日本兵在我们家门口发现有人呕吐的东西中有大米粒（那年头，中国人吃大米，是“经济犯”，大米是日军的军用物资），便把父亲抓了去。
“小鬼子”问父亲：“你是什么人？”
父亲回答说：“我是中国人。”话音未落，父亲便挨了一个大耳光。
“小鬼子”又问：“你是什么人？”父亲还是回答：“我是中国人。”又挨了一个大耳光。
父亲明白了，再回答“我是中国人”还得被殴打。于是，“小鬼子”再问“你是什么人”时，父亲机智地回答：“我是河北人。”听到这样的回答，“小鬼子”笑了，没有再打父亲，并“夸赞”父亲“大大的聪明”。
其实，父亲知道，“小鬼子”是想让父亲回答说“我是满洲人”，父亲就是不那样回答，他坚决不承认“满洲国”。
4、
父亲亲眼见过“大鼻子”是如何横行霸道的。
他亲眼看见“大鼻子”没日没夜、一车接一车地把中国的各种财富（包括鞍钢等等）抢掠到苏联。他和母亲一起，曾机智地藏匿过一个躲逃到我们家的中国姑娘，使她逃过了苏联大兵的强奸。
父亲说过：“大鼻子”是畜生，大街上就强奸中国妇女，还不如“小鬼子”。对于“靠一头，一边倒”、“完全倒向苏联”这样的“国策”，父亲一辈子都嗤之以鼻。
5、
父亲是赋有是非感、坚强定力和足够机智的。
土改工作队要父亲记账、管理财粮，也曾想发展父亲入党。父亲不愿意，心想，那些入党的，都是些什么人啊，不尽是些游手好闲、不三不四的人吗？
因此，在回答土改工作队领导“共产党大，还是八路军大”这一问题时，他故意说：“我看，还是八路军大，八路军有枪，共产党没有枪。”如此回答，再加上其他一些表现，使土改工作队的领导放弃了发展我父亲入党的想法。
土改时，父亲明确拒绝接受分给自己的“胜利果实”（在他的意识里，这是“不义之财”）。多少年后，年长的老邻居还对我们提起：土改分“胜利果实”时，我们都接受了，只有你们的父亲坚决不接受，你们的父亲有德啊。
1957年反右时，要求父亲这样的“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一心梦想着“发家致富”的工商业者必须“向党交心”，必须“挖出黑心换红心”；而“实际行动”则是“大胆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并且“提意见”，还不能“丢了西瓜捡芝麻”。
开始时，人们都还心怀恐惧、小心翼翼；但是，不少人最终还是禁不住那波涛汹涌的“忽悠”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渐放松了警惕和谨慎，开始真诚地“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了。
于是乎，什么“中苏关系”、“多党合作”、“知识分子政策”、“粮食统购统销”等等意见，都被“引蛇出洞”、“纷纷出笼”了。
父亲心知肚明：这样的意见一条也不能提，提了，肯定得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自己和全家人都得遭殃；但是，又不能一条意见也不提，不提，就意味着与党“离心离德”不是一条心，说明自己“心中有鬼”，如此，也要被推上审判台，自己和家人也要倒霉。
冥思苦想后，父亲终于给党提了一条令人啼笑皆非的“意见”：我感觉共产党什么都好，就有一点我不满意，就是对小偷处罚得太轻，依我，抓到小偷，应该剁掉他的手。
这条石破天惊的意见，使父亲躲过了一场灾难，给我们这个家，给我们兄弟姊妹的“政治生命”，带来了很大的平安。
父亲一辈子总想拔掉我们家族世世代代的穷根，但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直到晚年，他还心有不甘地说：要不是“小鬼子”来了，要不是“公私合营”，我们家不会这样穷啊。
总要做针线活的母亲，梦寐以求有一台缝纫机，父亲也曾言之凿凿地许诺一定给母亲买一台，还要买美国名牌“胜佳”的。可是，母亲一辈子也没看到这缝纫机的影儿。母亲曾多次不无苦涩地开玩笑说：“胜佳，真是剩家了。”
6、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店员，站了一辈子柜台，直到78岁上诊断为肺癌才退下来。
他并不轻商、贱商，反而是以经商为荣，认为商业繁荣，才能民富国强，国家和社会才能文明、进步。
他恪守商人的职业道德，从来鄙视奸商和奸商行为。他严厉告诫家人，绝不准往酒里、醋里、酱油里兑水。我们家经营的商品，全都货真价实。
父亲的一生证明，无商不奸的说法是一个偏见。有一次，我们兄弟在言谈中，流露出贬损商人都是奸商的意思，而遭到父亲正气凛然的怒斥。
父亲常说：真正的商人，“科班出身”的商人，是讲诚信的，是童叟无欺的，是有德性的。父亲不仅是远近闻名的经商高手，而且是颇受人们敬重和爱戴的名副其实的“儒商”。
7、
父亲不喜欢儿女混仕途，很希望我们做文化人。
他深以我们家族文化根底浅薄为憾，曾不无沮丧地说过：“咱们家世世代代无功名啊”，“我的六个儿女，没有一个人读牛津和剑桥”。
因此，他特别在乎儿女的读书，在家里营造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氛围，极力主张“不为良相，乃为良医；不为良医，乃为良师”。
父亲的单位（合作商店）考虑到我们家生活困难（公私合营以后，父亲的月工资一直是40多元，从未超过50元），曾动员父亲让我二姐退学到商店当售货员（那年月，当售货员是不错的选择）。父亲果断地回绝：“我王冠三的女儿得念书，不能当售货员。”
二姐长得漂亮，又有点文艺特长，有关方面动员她放弃当教师去市广播站当播音员。
父亲知道后，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咱就当老师，不去当什么播音员。”在那个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当教师叫人瞧不起的年代，父亲这横而不流的声音，可谓“空谷足音”、“不同凡响”。
我们兄弟姊妹及配偶，几乎一半是医生、一半是教师，可谓实现了父亲的夙愿。这似乎是我们向父亲交出的一份合格的答卷。
父亲是主张君子不党的。1974年6月，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得以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他什么也没说，眼睛中流出的神情，我至今都说不清楚。2003年12月，因着信仰，我退出了组织，那年，父亲已经离世近25年了。
如果父亲仍然在世，他眼睛中会流出怎样的目光，我一定看得很清楚。我们兄弟姊妹大都是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对此，父亲一定会很高兴。
（照片来自作者。摄于1978年春节）
8、
父亲是个很讲义气的人。
母亲和姐姐们未到东北以前，他曾独自收养过一个流浪男孩，养大后，送他参了军，之后，杳无音信。
父亲曾认“磕头弟兄”的女儿为干女儿，对她几乎胜过自己的亲生女儿。干姐姐结婚，全部嫁妆都是我父亲置办的，而我两个姐姐结婚，父亲几乎什么东西都没给。
这些，使我两个姐姐一直念念不忘，也使我打小就开始领略和咀嚼“赵氏孤儿”的精神和情怀。
父亲说的一些话，当时像雷一样打在我心上，令我震惊；过后像刀一样刻在我心里，使我永远铭记。
记得父亲在家里批评时政，表达对现实的某种不满，我们听了，觉得很反动，立即对他群起而攻之：我们兄弟姊妹上学，几乎全都享受免学费，这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大恩大德吗？
父亲失望地看着我们，掷地有声地说：“要是允许我们自由做买卖，八个博士我也供得起！”
至今，回想起父亲的这句“大话”，我仍然百感交集。
当年，我与一个文工团女演员（报幕员）谈恋爱，开始时我挺满意，对其长相、身材、气质、言谈等都很喜欢。她曾到过我们家，家人也都挺高兴。
可是，后来我听到了一些传言，说她“生活作风有问题”。为了自己的名誉和面子，我犹豫了，动摇了，继而打退堂鼓了。
父亲把我的“怂样”和“窘态”看在眼里，便问我：“她是妓女吗？”
我回答说：“不是啊。”
父亲接着平静地说：“妓女还可以从良呢。”
听了这话，我像雕塑一样站在那里！一个生于清末、长于民国、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七十多岁的老人，能这样看问题，能说出这样的话，让我震惊不已，也钦佩不已，更羞愧不已。
“我不如父亲啊！”我在心里长叹不已。
9、
父亲是爱我们的。
但是，在我们兄弟姊妹的记忆中，父亲几乎没有抱过我们，没有牵过我们的手，没有给我们买过、做过玩具，也几乎没有给我们买过鞭炮，没有检查过我们的作业，没有为我们参加过家长会，很少夸奖我们。连作为父亲“老来得子”的弟弟和我，似乎也没有从父亲那里享受到什么亲密的感觉。
我们所记得的，是父亲时常的呵斥，甚至打骂，盛怒之下，他还时常发出“恐怖主义”威胁：“别念了，明天就别上学了！”
当年，很叫我扫兴的是，期末放假时，我故意把填满好成绩的学生手册小心翼翼地放在父亲面前，可是他一眼都不看，更别说表扬与鼓励了。
当年，特别叫我伤心的一件事是，一次母亲柔声细语地替我们向父亲求情：明天孩子们期末考试，今晚能不能晚半个小时关灯？只听父亲决绝地回答：不行！到时就关灯！平时干什么去了？多半个小时有什么用？关灯时，我立马用被子蒙上头，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然而，岁月使我越来越读懂了父亲这本意蕴深沉的书。
初中考高中时，我的成绩是全市第一名，可是，父亲没有给我半句夸奖。而邻居家的同学虽然勉强考取，可人家的父母还请客庆贺。
两相比较，我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委屈；尤其是联想到小学五、六年级时，我写的一首诗歌被老师推荐选入吉林省《小学生作文选》而公开发表，父亲同样没有“恩赐”我半句赞语，我心中涌起了一股怨气。
可是，当听到父亲与前来报喜的老师的一番谈话时，我心中仿佛卷过一层热浪，淹没了所有的委屈和怨恨。
父亲得知我的成绩是全市第一名后，平静地问老师：他考了多少分？当老师告知父亲我的总分和平均分后，父亲淡淡地说：啊，那他不是第一，100分才是第一，99分是第二。
听了父亲这句话，我仿佛一下子明白了父亲对我的期许和我在父亲心中的份量！这就叫“响鼓更得重槌敲”啊。
记得一次哥哥和几个同学在家里议论高考填报志愿的事，认为还是应该填报录取可能性最高的学校。坐在一边默不作声的父亲突然对哥哥说：北大、清华在吉林省招生不招生？既然招生，你为什么不敢报？
父亲没有出钱为我们订一份杂志和报纸，但是班级同学订的杂志和报纸我几乎都借回家细心阅读；父亲没有给我们钱买书，我就把别人的书借回家用手抄写。这些情景，父亲看在眼里，眼中流露出赞许和欣慰的目光。
大哥和弟弟读大学，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父亲亲自去邮局给他们寄。他步履从容地走向邮局，神情庄重地一笔一划地填写汇款单。我感觉，这件事对于父亲来说意义极其重大，他仿佛是在参加一个庄严的仪式。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母亲俯身貼耳地把我“上访”成功被吉林大学录取的消息告知父亲时，已经卧床一年多的即将走完人生旅程的他，竟猛然从炕上坐起来，说了声“好！”眼中放射出明亮的光芒。
10、
父亲也是有温情的。
母亲回老家探亲期间，父亲对我们比平日温和得多了，仿佛是把我们当做“没娘的孩子”来疼惜。父亲亲自出面请表姐来家里照顾我们的生活，有时，从来不做家务的他，还破例地为我们做饭做菜。
考虑到父亲的身体，也出于家族的文化传统，母亲有时要单独为父亲做点“好饭菜”（其实，也就是豆腐拌小葱之类，有时是有点肉或没有肉的饺子）。
那时，我常常守候在桌旁，垂涎三尺地望着父亲。父亲则常常不顾母亲的拦阻，让我张开口，用筷子把那“好饭菜”放进我嘴里。那情景，真像母燕喂雏燕；那“好饭菜”，真的是好香好香，如今想来，还是余香满口。
11、
父亲是个有绅士风度的有趣的人。他穿戴整洁，举止文雅，说话幽默，好说笑话，见小孩儿喜欢逗逗、摸摸，遇认识人喜欢打招呼；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脏话、开下流玩笑。他有个小嗜好：喜欢自酌自饮地喝两杯小酒，有时兴奋之余，还唱两口京剧。
在我们的记忆里，有时晚饭后，父亲喜欢去邻居家聊天，九点多钟才踱着轻松的脚步、哼着小曲儿回家。这时候，母亲早已在炕上放好饭桌，端上一小铜壶白酒（通常也就能盛两、三盅）和一小碟蒜拌或葱拌白菜心（偶尔还有一小碟花生米或小葱拌豆腐）。
父亲脱鞋上炕坐下，将小铜壶中的酒斟入酒盅，划一根火柴将酒盅里的酒点燃，用两根筷子夹着细细的壶颈将小铜壶放在酒盅的火上。没一会儿，小铜壶就发出了“吱吱”的声音，壶口就冒出了白色的热气。在弥漫的酒香中，父亲吹灭酒盅的火，开始自酌自饮起来。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的这一连串动作十分优雅，甚至还有些仙风道骨；每每这个时候，他都显得很兴奋，说话也比平时多了许多。
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父亲都热情地陪客人喝酒，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一丝一毫的失态。“荡荡乎，君子！”年少的我，当时就感到父亲身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和气象。
有一件事似乎颇有点“社会政治意味”：多年以后，我们才心惊肉跳地知道，父亲晚饭后去邻居家聊天，其中一个不可告人的内容是：那个邻居家有一台戏匣子，在那里，他们聚在一起偷听“美国之音”！
12、
父亲懂得尊重儿女的权利和自由。
他从来没有无理干预儿女的婚恋和人生选择。时常有同学来家里“高谈阔论”，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厌烦过，总是热情相待。有时，我们兴致勃勃地相谈到深夜，父母熬不住，就在炕角和衣悄然睡去。有时，我们忘乎所以，竟然谈一个通宵，几个同学回不了家，就和我父母挤睡在一铺炕上。
父亲去世，我的同学站成一大排，肃然站立在我父亲的坟前，悲痛地向他们敬爱的“王大爷”鞠躬告别。我们的家，是一片思想、精神自由飞翔的天地！
父亲身上散发着文墨的馨香，这馨香，使我们家即使在荒凉、荒唐的岁月里，也能保有一点文化气息和博雅色彩。
心情晴朗时，父亲常常挥毫写点名家诗词，令我们寒酸的茅舍蓬荜生辉。那些年月，很少有人家过春节张贴自书的春联。
1969年春节，大哥和我撰写了一幅对联：
上联：云蒸霞蔚万里江山添锦绣；
下联：梅红松翠五洲工农正乾坤；
横批：大好时代。
内容上看，这幅联，人云亦云，一派主流话语，有眼无珠地美化了那个荒唐岁月；形式上看，对仗等方面还算凑合。我们请父亲挥毫，父亲基于展示书法和融洽家庭氛围的愿望，欣然应允。
48年过去了，终生以文字为生（记者）的大外甥，至今还历历在目地记得当时舅舅们因拈得一字的得意神态，并认为“我编撰对联，似乎就从这幅对联开始。这幅联对仗工整，现在每每见到对联，我都会想起这幅联。启蒙，大概如此吧。”
13、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兄弟几个与父亲的关系陷入了一个时代性的悲剧中。
父亲一生推崇孔夫子、孙中山、华盛顿，厌恶昏君奸贼；向往民主制度，厌恶专制暴政。他早就把现代专制看得清清楚楚，曾把江青称为“妲己”，曾严肃地诘问我们：“看明白独裁的罪恶，有那么难吗？”
而我们兄弟几个，则受极左思想和败坏价值观的影响，政治立场荒谬，道德人格扭曲，常常在家里，对父亲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言论”进行严厉的批判，致使他蒙受了很大的精神痛苦和情感折磨。
更有甚者，我们还用自己的坏思想和坏行为“带坏”了母亲，怂恿母亲和我们一起围剿父亲。每想到这些，我们兄弟几个都满心的悔恨和羞愧，我们恨文革，恨那些荒谬、荒唐的意识形态，更恨自己。
而父亲，作为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草民，在贫寒交加的岁月里，心里不是只有自家的生计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而是深怀沉郁的家国忧愤和人世情怀，想起来真叫人感慨万千！什么叫“位卑未敢忘忧国”，父亲给了我们生动的答案。
父亲从来不做家务，年轻和中年时，也打骂过母亲。这是他的错失。但是，每次母亲“回关里家”探亲，都是父亲提出和支持的；每次给母亲的亲戚寄钱寄物，都是父亲提议和亲手操办的；母亲一生喝的汤药，都是父亲亲手精心煎煮的。说到底，父亲是疼爱母亲的。
2016年6月19日的父亲节，我为父亲写了一篇文字，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父亲虽有家国情怀和社会理想，但是，作为一个‘世代无功名，往来皆白丁’的生逢乱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他一生只能做一个安分守己、养家糊口的小市民”，然而，“最终他还是看到了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垮台，预感到中国将会发生大变革，相信自己的儿女、后代将会和国人一起过上新的生活”。
14、
的确，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父亲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土。然而，在我心里，作为造物主的一个作品，父亲永远是一个路标、一盏熠熠的灯火、一座遥遥的山峰。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父亲的故事，化作一枚殷红的写满箴言的枫叶，永远飘在我的心湖上；化作一声悠远的洒满春光秋色的雁鸣，永远回响在我心灵的田野上。山高水长，山高水长......
我的母亲，没有名字，结婚后被称为“王韩氏”。1909年出生，属鸡；1982年去世。
母亲有个乳名，叫“小鸽子”（可能是因为属鸡的缘故吧）。那时代，小门小户人家不给女孩起名字，只有大族大户人家或官员、文化人、知识分子、一些城里人等才给女孩起名字。
母亲说，她家是大族大户，父母是给她起了名字的，叫“韩香菱”，与《红楼梦》中的“香菱”同名（也许是同音吧？叫“香龄”、“香玲”、“香灵”什么的），结婚嫁到一个小门小户人家，就叫“王韩氏”了。而有了大姐之后，母亲在家里家外最通行的称呼，就是“云祥妈妈”。
1、
母亲和父亲同是天津市宁河县人。她的家庭是南埋珠庄的一个大户，家境曾相当优裕。
母亲说过，她年轻时，家里长年雇长工，光是办伙食的就有几十号人；后来，由于在外做大买卖的二叔（我的二外公）吃喝嫖赌，败光了家里的田产和房产，致使家道中落；因此，土改时幸运地没有被划为地主。
我曾在《母亲的手》一文中写道：
“母亲的手是双秀美的手。修长的手指，直到七十多岁，也还是直直的，看上去，仍然挺秀气”，“母亲的手是双灵巧的手，由于外公、外婆的器重和偏爱，出身大家庭的母亲很少下田做农活，而是常常留在外婆身边做针线活，十多岁就给村子里的许多人家做嫁妆。我小时候，见过母亲剪的窗花，真的是很美。”
结婚时，父亲29岁，母亲21岁。这至少说明，父亲家贫穷，娶媳妇不容易，而母亲家则比较富裕，养得起大龄女儿。
母亲常说：我是被媒人骗到你们老王家的，声声说你们老王家在关东有买卖，是个买卖人，可进门一看，全不是那么回事，房子是租借的，连可怜的一点家具和锅碗瓢盆也都是借的，结完婚就得立马还回去。
2、
母亲家虽然家境优裕，但是，它在母亲的心里却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母亲的祖父十分偏爱读过点书、在外做大买卖的二儿子（母亲的二叔），加上二儿媳妇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妻贵夫荣，因此，二外公就更加得宠；而我的外公没念过书，只得和长工们一起下田干农活，再加上我的外婆也出身于贫寒人家，所以，我外公这支便很不受这个大家族家长的“待见”。
也许，正因为如此，母亲身上才有一种很难言说的“忧郁的贵族”气质：
她享受过富裕的生活，见过些世面，有教养；
但是，不冷傲，不专横，不娇气，待人平等、平易、诚恳、热情，反感歧视，反感“势利眼”，反感“嫌贫爱富”，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
她重视亲情、友情，但是，又能洞察到那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下的冷酷、残忍、虚伪和不公正。
外公最疼爱聪慧的长女，饱尝大家庭不公和歧视的痛苦之后，外公下了一个决心：绝不把我母亲嫁给“满头满脸都是高粱花子”的穷苦庄稼人，而是一心要嫁给一个体面的城里人、买卖人。
因此，在巧舌如簧的媒人天花乱坠的“忽悠”下，欣然同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说是“在关东有买卖”的我父亲。
结婚后，母亲虽然知道了我们家的实情，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和家人操心、挂念，一直对娘家人隐瞒我们家的实情，使我外公很长时间内都以为母亲生活得很滋润；
外婆虽然知道一些事情，但也只能陪着女儿掉泪，劝慰女儿忍耐：日子会越过越好的，“不看新媳妇坐轿，但看老太太出殡”。
母亲常说：“多少屈，多少泪，都一个人往肚里咽，夜里睡不着，在炕上‘折饼’，想家，想自己的妈妈啊。”
不仅贫穷难熬，更痛苦的是受气难忍。
精明的祖母是个“奇迹”，她一反世人的“凌弱怕强”，而是“凌强扶弱”：
对笨拙、愚钝的二儿媳妇（我的婶婶），她万般容忍与呵护；但对聪慧、能干的大儿媳妇，则百般挑剔与刁难。面对这样一个霸道、苛刻的婆婆，母亲也只能逆来顺受。
母亲不仅要悉心侍奉我祖母，还必须小心照顾我姑姑（母亲总是亲切地叫她“老妹子”），每天都必须帮她梳头、穿衣等等。
姑姑一不高兴，祖母就会将我母亲劈头盖脸地“数落”一番，声言：“主有多大，奴就有多大”。如果正好赶上父亲探亲在家，母亲还得挨一顿打骂。
父亲三年才回一次老家休探亲假，每次也就两个多月。因此，结婚九年后母亲才生第一个孩子，就是我大姐。之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孩。这惹得我祖母老大不高兴。
她老人家“夹枪带棒”地“咬么”着说：“这只生女，不生男，我们老王家可要断子绝孙啊。”
生第三个女孩时，祖母曾拉着长音问母亲：“给不给关东那边写信啊？”弄得母亲白天强作欢颜，夜里暗自流泪。祖母还曾公开声言要给父亲“娶小”，父亲是坚决不同意。
（照片来自作者：母亲与我姑父、大姐一家）
母亲爱哼小曲。那小曲，都很忧伤。母亲一边哼，一边流泪。
打小就备受自己父母疼爱的母亲，在我们这个家受此对待，她委屈啊。我常开玩笑说：我父亲是一个明亮的乐观主义者，而我母亲，则是个深刻的悲观主义者。
1942年，我们家迁到了东北。第二年，母亲就生下了我大哥。我的祖母非常高兴，亲自给我大哥取名叫“长栓”。那可是他老人家的长子长孙啊。之后，母亲又一连生了三个男孩：二哥，我，弟弟。
如今，我们兄弟姊妹六人，两女，四男（二哥前两年去世了）。其实，我还有个姐姐，在大姐身下，名叫“带子”，五岁时得了点病，因庸医的误诊误治而夭折。
直到晚年，母亲还时常眼泪汪汪哽咽地说起她的“小带子”，说她的儿女中，数“小带子”懂事、乖巧、聪明。儿女，真的是母亲身上的、心上的肉，是母亲永远的故事和泪水。
3、
我说过，迄今为止，我产生过一次自杀的念头。那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
“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后，我很快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反军黑干将”、“造反派坏头头”而被“群众专政”，品尝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体验了被权势者利用之后一脚踢开的“兔死狗烹”的可悲命运。
检举、揭发、批斗我的，许多是曾与我并肩战斗的“战友”。当时，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灭顶之灾。
19岁的我，想到了自杀。但是，我终究还是活下来了。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母亲对我的爱。
那些日子，母亲一直静悄悄地关注着我的情绪，平静而柔和地跟我说话，时不时地塞给我一些好吃的东西。
记得一天午饭后我迈出家门，拖着沉重的脚步去学校接受批斗的时候，母亲突然拽住我的衣襟，没看我的脸，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苹果。我转过头去哭了，泪水洒在了风里。
母亲的爱，是牵住我生命的一双手！
父亲一生历尽辛苦和坎坷。但是，他与母亲一起生儿育女、养家糊口，最终宁静度日、白头偕老。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拥有一个贤惠的妻子。
母亲有个特点，她平时很低调，从来不说大话，她常常告诫我们：
“宁吃过头饭，不说过头话”。
但是，越是在家人遭遇困苦和危难时，特别越是在父亲深陷困境时，她越是沉着、冷静、坚毅地挺直腰身，成为家人和父亲的好帮手与“定海针”，乃至庇护者与“保护伞”。
土改时，父亲被征召去支援前线，而我们家被“清算”得一无所有，是母亲一个人支撑起一个家，护佑了自己的儿女。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家被“公私合营”。老老实实的父亲将家里的所有货品悉数交出去“合营”。对此，母亲通情达理，尽管心有戚戚，但对父亲没有半点怨言。
反右派时，父亲参加“向党交心”、“帮党整风”，被要求“给党提意见”。这期间，母亲从不多言多语、说三道四，也不惊慌失措、六神无主，而是悉心照料父亲的生活，细心观察父亲的情绪。
当年七、八岁的我，依偎在母亲身旁，默默地看着她在幽幽的灯光下为父亲一针一线地缝制衣服、平静从容地打理行装。
父亲常说：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自杀的，很多都是亲人雪上加霜的背叛、谴责、抱怨和冷漠；全世界都抛弃你，只要亲人不嫌弃你，多大的打击，你都能扛得住。
他曾慨然长叹“家有贤妻，外无横事”。这实在是深有体会的经验之谈。
4、
母亲似乎一辈子也没有对哪个儿女说过“我爱你”，但是，她永远是我们兄弟姊妹的泪泉。
过生日的清晨，从睡梦中醒来，我们总能发现枕边放着一个热乎乎的鸡蛋。
冬天的早晨，母亲总是早早起来，生好炉子，把我们的棉衣、棉裤烤热，才叫我们起来赶快穿上热乎乎的衣服。
早晨吃饭，母亲总是用两只碗把滚烫的热粥倒来倒去，使我们喝着不烫嘴，保证我们上学不迟到。
每当我们採回山菜，母亲都十分高兴，想方设法在菜里加些下饭的佐料。看着我们“狼吞虎咽”，母亲心里别说有多高兴！
患病的日子里，我们大都能吃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面条或汤面。
打小就体弱多病的我，特别怀念那些患病的时光，因为不仅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而且还能撒撒娇。
穷人的孩子通常是不撒娇的，我一生不多的几次撒娇，都是母亲给予的。得病时，母亲总是时不时地抚摸我的额头，常常心疼地呼唤“我的狗子”。那时我感觉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我当过好几年的“老儿子”，母亲这样称呼我的时候最多。我最喜欢枕着母亲的腿睡觉，感觉那时的自己，就是一条停泊在港湾的小船，感觉母亲的身体总是散发着幽幽的馨香。
虽然贫穷，但是母亲总是尽可能地让我们穿戴得整洁、清爽。她很在乎体面和尊严，把这体面和尊严的种子悄然无声地播在了我们兄弟姊妹的心里。
每个中秋节都是家里一个芬芳的日子。
那时，我们围在母亲身旁，满怀期待、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一点一点地把各种糖果平均分成几份。当母亲说“可以挑了”，我们便立即欢呼雀跃着把自己早就相中的那份揽在怀里。
我们美滋滋地吃着自己那份糖果时，母亲的脸色特别柔和，眼中流出淡淡的、然而却是甜甜的笑意。那时，母亲真美！
挺小的我，早早就发现，母亲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看到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她做的饭菜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获得好成绩或被人夸奖的时候。
晚年，母亲深受三叉神经痛的折磨。但是，在我妻子生孩子而我又在外地读大学时，她还是忍着巨大的痛苦，伺候了我妻子整整三十天的“月子”。至今妻子每每与我说起这件事，还是感激不已。
5、
母亲是很爱帮助人的。她常常帮助左邻右舍做些针线活，尤其是做些棉衣、棉裤；常常帮助别人调节家庭纠纷和邻里关系；也很热心街道和居委会组织的公益活动。
母亲住院做手术之前，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得“天衣无缝”：
丧葬的费用，为她过三个“周年”的费用，她都自己准备好了；
连葬礼上我们兄弟姊妹佩戴的黑纱，她都事先备下了；
还亲自嘱咐身边的儿女，过三个“周年”时，如果沈阳的大姐和姐夫来家，往返的火车票等费用，都要用她留下的钱来支付，不要大姐家破费；
三个“周年”过后，就不要再过了。
母亲去世三十五年了，至今想起、说起这些，我们兄弟姊妹还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记得读大学时一次放暑假，我先去沈阳看望住在大姐家的母亲，然后再转道回家。母亲非常高兴。临走时，母亲悄悄地往我衣兜里塞了五元钱。那钱，热乎乎的，不知在母亲手里攥了多久。
读大学时，每次开学离家，我都劝腿脚不灵便（因摔跤而骨折）的母亲不要出门送我，母亲也总是笑着说：又不是上战场打仗，妈不送你。
可是，当我走出很远回望家门时，总能看到母亲伫立在家门口望着远行的我，风，正吹拂着她那稀疏而斑白的头髪。儿行千里，母亲的心总在身边。在我心里，母亲化作了一尊立在风中的雕像。
母亲，就是家，就是思念，就是眺望，就是乡愁，就是安魂曲，就是来路与归程。
春风正柔，春光正浓，春花正娇。笔下流淌着母亲的故事，我的思念在飞，我的乡愁在飘。
我的母亲没有名字，我的思念和乡愁也没有名字。在袅袅的东风中，在淅淅沥沥的细雨里，在苏醒大地上飘散的蓬蓬勃勃的气息里，我仿佛又嗅到了从母亲身体里散发出来的、没有名字的、幽幽的馨香。
不会忘记
穷家自有穷家的欢乐。一直到现在，我们兄弟姊妹聚在一起，都还会泪眼婆娑地回忆起我们这个贫寒家庭的“幸福时光”。
我们不会忘记，父亲一字一句地给母亲和我们念诵写给亲人与朋友的书信，以及亲人与朋友的来信。
我们不会忘记，父亲在饭桌旁抑扬顿挫地背诵王勃的《滕王阁赋》。在那铿锵作响的诗句中，我们的心像落霞与孤鹜一样，在秋水与长天间展翅翱翔。
我们不会忘记，晚饭之后，父亲声情并茂地给我们讲述《聊斋》的故事，使我们全然忘记了窗外凛冽的风雪和漆黑的夜色。
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屏声静气地看着、听着母亲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含泪哼唱《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孟姜女哭长城》等酸辛的民间小曲。
润物细无声，正义与公平、同情与悲悯的种子，正是在这如诉如泣的哼唱中，在我们的心里扎根、发芽。
父亲在我上大学的两个多月后离世，母亲在我大学毕业的前十几天离世。他们都没有看到我之后的生活。
但是，“什么树结什么果子”，“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我相信，他们一定知道我和我们兄弟姊妹此生此世的生活与人生，知道我们永远感激他们、爱他们。
三十多年书剑飘零，心中似乎总有泪水，总有无法言说的痛。不知什么时候，我猛然间意识到：父母的精神、风骨、品格，他们对我的嘱托、期盼、祝福，就是我寄居于世的家园，而我，不过是个“风雪夜归人”。
当淫雨霏霏，当雾霾重重，当寒风袭来，当大雪飘飘，当陪着爱犬走在洒满落叶的小径，我猛然抬头遥望远方的山川，心头总会滚过一股暖流：
双亲啊，你们把情义、精神、风骨、品格化作了山川，给了我永恒的春天；在这样的春天里，我永远是个快乐的孩子，是朵明媚的山花，是片爱做梦的云，是声清脆而嘹亮的燕鸣......
天上的星星，因着彼此守望，汇成一片明澈的星海；地上的人们，因着相互爱恋，结成一个高贵的人类。
“露珠对湖水说道：‘你是荷叶下的大露珠，我是荷叶上面的较小的露珠。’”（泰戈尔：《飞鸟集》88）。
把这句诗，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吧。
荷斋听雨者写于北京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
2017年3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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