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不予执行！——以色列国的死刑与平行逻辑实践（之二）：刑而不死 ｜ 圣地三十年手记

独角兽导读

《圣地三十年手记》是张平教授的散文作品集。最初是《圣地八年手记》，后来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

结合在以色列长年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圣地手记》（简称）贡献了了解以色列及犹太人世界的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文化趣味的不二选择。

作品集分七个部分：人物记、风土记、政情记、战火记、问学记、智慧记、顿悟记。未来，将在“平行逻辑”公众号，陆续发表。集子还未出版，能抢先阅读者，不可谓不是一种福利。

死刑，不予执行！——以色列国的死刑与平行逻辑实践（之二）：刑而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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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在写给托比扬斯基的寡妻的第一封信中，本·古里安说：“我查询了对他的审判程序，发现并不合规，这大概是因为地下组织的规矩仍然在军中占支配地位。”

一语中的。

从20世纪20年代起，犹太复国主义的地下军事组织，特别是后来的右翼激进组织（比如“伊尔贡”及其激进分支“莱希”），就把暗杀和处决当作自己的斗争方式之一。被处决的人物形形色色，有犹太告密者，有英国警察局的犹太警员，有英国军官，也有纯粹的犹太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这种处决行动的正当性，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内部也有很大争议。地下组织调查能力和手段都有限，审判程序也远非公平正义，因此被处决者中固然有罪有应得的，但冤案也在所难免。1948年2月，莱希在特拉维夫处决了一位名叫哈娅的犹太护士，罪名是她向其阿拉伯情人传递情报，并计划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安放炸弹。事后发现举报哈娅的女人根本就是她的情敌，而整个案子除了被绑架刑讯后的哈娅的口供之外并无任何证据。此前一个月，一位名叫列维的原莱希成员被莱希处决，罪名仅仅是因为他公开宣布离开莱希，加入以色列国的正规武装哈加纳。到以色列建国时，这类大大小小的暗杀与处决活动大约有80余起，涉及70多人，其中包括1939年被伊尔贡在耶路撒冷处决的阿里耶·波兰斯基，而此人是犹太代办处派到英国警察局去工作的，担任犹太代办处与英国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络人。愤怒的犹太代办处发表了一份题为《停止谋杀》的声明，提出了著名的“犹太人不杀犹太人”的口号。

尽管有了这样长的暗杀处决历史，但托比扬斯基案仍然是历史性的，因为这是以色列建国后第一起死刑判决，是以军事法庭的形式，以国家的名义执行的判决，而不是某个地下组织的胆大妄为。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国立国的定位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在建立权力机构的顺序上，以色列国法庭的运行甚至早于大部分的政府部门——在宣布建国的第二周，以色列的地方法院就已经开门受理案件。仓促中来不及建立最高法院，就委托特拉维夫地区法院代理。到48年6月底托比扬斯基被处决的那一天，以色列各级法院均已开庭，不仅可以在地区法院起诉个人，也可以去代理最高法院起诉政府。就是托比扬斯基案，也有了一个三名法官组成的临时军事法庭，有临时检察官作为公诉人，至少在表面上也有了法律的形式，然而正如本·古里安所说，“地下组织的规矩仍然在军中占支配地位，”法律程序在这里仍然只是一个空壳。

带领以色列国走上正规化大道的开国总理本·古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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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延展阅读：解读本•古里安的双手——以色列国忧思录 ｜ 圣地二十五年手记）对以色列国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把建国前的准国家权力机构转变为正规国家机构，把地下军事组织转变为正规的现代军队，把不合法治精神的审判程序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程序正义。他关注托比扬斯基案，并不只是出于公义心和同情心，而是有着把犹太国带上正规化大道的深远意图。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完全符合他的本意。

1948年12月，就在托比扬斯基冤案曝光之后，废除死刑的呼声开始高涨，并得到了很多政治人物的支持。以色列政府随即决定暂停执行死刑判决，同时开始认真讨论废除死刑的问题。

本·古里安原本没有废除死刑的打算。他一方面承认托比扬斯基冤案确实给废除死刑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另一方面，犹太国建立之前的英国法律和奥斯曼土耳其法律都有死刑条款，作为这两种法律的法统继承者，以色列国不宜过度修改成法；犹太人的传统来自犹太教，而《希伯来圣经》的律法中有死刑条款，因此废除死刑也不符合犹太传统；此外，本·古里安也是一位非常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明白以色列国的险恶处境、犹太人惨遭迫害的历史遭遇、阿拉伯人血亲复仇的陋习也不允许将极刑完全抛弃。在政府内部的辩论会上，他指出废除死刑将带来严重后果：

人们将把法律抓在自己手中。会有一些人去故意谋杀，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被抓到也不会被处死……我们国家存在着一个血亲复仇的问题，我们将造成人们被他人而不是被法庭杀死的局面……如果我们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我会轻松地投票支持废除死刑。

他进一步引用迈蒙尼德的名言“国王有权杀人”，引申说：“谁是国王呢，那就是国家！”

这场辩论持续了六年。1954年，以色列国会投票通过法案，废除刑法中谋杀罪的死刑条款。由于谋杀罪几乎是刑法中唯一与普通民众相关的死刑条款，因此，对大多数民众来说，死刑已经是与他们无关的事情。

然而以色列国并未全面废除死刑。1950年，以色列国会通过《纳粹及其合作者惩治法案》，将大规模战争罪、反人类罪、集体屠杀罪、严重反犹罪的死刑条款预留出来，避开了有关一般死刑的辩论。此外，属于军事法庭的死刑条款也保留了下来，战争期间的严重叛国罪，程度严重的杀害以色列公民的罪行，等等，仍然适用于死刑条款。

然而整个国家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虽然死刑条款还在，但是死刑已经被看作是一种消极的东西，不仅法官不愿意判，检察官也不愿意以此求刑。以色列军事法庭由三名法官组成，如果三名法官意见一致的话，依法有权判决死刑，前提条件是检察官必须有此诉求。以色列建国至今七十多年，抓了大批杀害平民百姓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却从未有检察官提出过死刑诉求。其二、以色列政府1948年12月做出的有关搁置死刑执行的决定名义上已经失效，实际上一直默默地得到了执行。以色列法庭做出的数量极为有限的死刑判决，几乎都没有被执行，包括罪孽深重的纳粹合作者的死刑判决，最后都以各种原因放弃执行。

由此，以色列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死刑问题上实行平行逻辑的国家：一个既有死刑又没有死刑的国家——名义上有死刑，却几乎从不以此求刑；判决中有死刑，却几乎从不执行。死刑奇观也成了以色列法律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有人总结说：以色列法律与美国法律有三大区别：一、没有宪法。二、没有陪审团制度。三、死刑有名无实。前两条只是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区别，第三条则几乎是以色列跟其他所有国家的区别。

耶路撒冷：纳粹屠夫阿道夫·艾希曼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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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平行逻辑”并未产生本·古里安所预言的灾难性后果，以色列国的谋杀案并未大幅度增加，以色列至今仍然是一个社会治安良好，谋杀案发生率很低的国家。2017年，以色列国的谋杀率是每10万人中1.49人被谋杀，低于加拿大（1.80），更低于美国（5.32），属于世界上30个谋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活动的兴起，面对无辜平民惨遭杀害的现实，以色列国内时常会听到“处死恐怖分子”的呼声。然而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哪个党派严肃地将这一问题纳入政治议程，相关提案也都在国会遭到票数悬殊的否决。以色列政治领袖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们明白死刑对于民族主义运动几乎没有威慑的力量，反而会把死刑犯变成英雄。另一方面，以色列国“不处死恐怖分子”的做法与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屠杀平民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使得以色列国在巴以冲突中有道德高地可占。虽然这一道德高地并不会在大众传媒中表现出来，不会有人为此表扬以色列，但它在以色列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密切关系的建立上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之处。

在司法层面上，“不求死刑”或者“刑而不死”的心态甚至比政治层面还要强烈。1978年，九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偷渡上岸，劫持了两辆公共汽车驶向特拉维夫。以色列安全部队在特拉维夫入口处与恐怖分子激战，击毙七人，俘获两人。这次恐怖袭击造成三十四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以色列群情激愤，要求判处两名恐怖分子死刑的呼声此起彼伏。虽然按照法律，造成这样严重的平民伤亡，完全可以按照严重伤害以色列公民的生命而判处死刑，但检察官最终放弃了死刑诉求，而原因听起来几乎匪夷所思：两名恐怖分子中有一个不到十八岁，按以色列法律无论如何不能判处死刑；另一名恐怖分子二十岁刚出头。两人干的是同一件事情，只因为年龄差了两三岁，就一个处死，让另一个活着，“这违背了以色列法律的公正精神”，结果两个人都活了下来。

以色列70多年历史上唯一一次“死刑平行逻辑”失效，也就是由非军事法庭判决死刑而且得到了执行的，就是1963年的纳粹屠夫阿道夫·艾希曼案。当然，对于任何一个由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来说，这都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这起案件远远超出了一般司法案件的范围，公诉人在这里也不再仅仅代表法律，正如总检察长在开庭词中所说的：

以色列国的法官们，当我站在你们面前，控告阿道夫·艾希曼时，我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此刻，跟我站在一起的，是六百万控诉者！

张平 2022年1月20日星期四 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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