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丨论福柯的“人之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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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福柯的“人之死”（下）
文丨汪民安
本文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福柯将上帝之死同人的消失视作是同义的。他将杀死上帝的那个凶手视作最后一个人，这最后一个人正是在上帝死去的空间里安置他的语言，他的思想，他的笑声，正是在上帝之死里，他才言说、思考和存在，那么，既然上帝死去了，他的谋杀不也注定要死去吗?他的笑声和言说不也要死去吗?上帝死去了，他不能为人负责，而人只有为自己负责，为自己的有限性负责，正是在这种有限性中，人的死亡将不期而至。“上帝之死不意味着人的出现而意味着人的消失;人和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双生兄弟同时又彼此为父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上帝之死和人消失后，随之而来的是超人，是不再是“人”的超人，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超人。尼采将现代知识型从人类学的沉睡中唤醒，正如康德将古典知识型从表征和秩序的沉睡中唤醒一样。尼采许诺的超人哲学摧毁了康德的追问人的本质的人类学。
这种人类学是有始（康德）有终（尼采）的，因而作为一种知识和概念的“人”也是有始有终的，它不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对于人类知识而言，人既不是最古老的问题，也不是最恒常的问题。如果在一个有限的地区内取一个相对短的时序，比如16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人们就可以肯定，人是这其中的一个晚近发明。知识并非总是在黑暗中围绕着人及其秘密久久地寻觅。实际上……只有始于一个半世纪之前而现在正趋于终结的一件事情，使人的形象得以出现……人的出现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结果。正如我们的思想考古学轻易地表明的，人只是一个近期的发明，这一发明或许行将终结”。
福柯没有确切地指出人消失后，也即是现代知识型配置坍毁后，当代将会出现怎样的新的知识型。人的消亡，即是人类学的根除。这个人类学的主要旨趣和内容，即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讨论的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被允许希望什么?他的《逻辑学》进一步地将这三个问题归结为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也即是说，“人是什么”成为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也是现代知识型的核心问题，生命、语言、劳动，都对“人是什么”作了限定，而生物学、语文学、政治经济学都以各自方式对“人是什么”作了学科上的解释。人是它们的深层知识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人出现了，出现在知识和学科之中，出现在不到两个世纪的西方文化中，只有这一个半世纪中，在这个抛弃了表征空间之后才出现的现代知识型中，知识才围绕着人苦苦地寻觅，人才成为某种中心，知识的中心，学科的中心，文化的中心，仅仅在此，人类中心主义得以确立，人文主义得以确立，人的信念和人的哲学得以确立。
尼采和马拉美摧毁了这一切。尼采在说出“上帝死了”的同时，他并没有说人出现了，相反，他明确地断言说:“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人是应当被超越的。你们曾作怎样的努力去超越他呢?直到现在，一切生命都创造了高出于自己的种类，难道你们愿意做这大潮流的回浪，难道你们愿意迫于兽类，不肯超越人类吗?”在尼采看来，人对于超人而言，只是一个讥笑或一个痛苦的羞辱。尼采将人也历史化了，取代人的是超人，对人超越势在必行，福柯正是在此看出了人的消失在尼采哲学中的预示。但是，尼采所要超越的“人”是否是福柯在现代知识型中所发现的人呢?是否是康德人类学意义上的人呢?在尼采那里，“人和上帝相互归属”，这并不意味着人与上帝相互等同，福柯说，人与上帝有着一种亲缘关系，这指的是，在尼采那里，人和上帝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二者的意义只有依赖于对方，只能以对方为参照、为语境、为解释的条件才能被阐发，它们无法孤立出来，无法彼此隔绝，无法在失去对方的条件下获得自己的存在性。上帝只能是人的上帝，人只能是上帝俯瞰的人，就此而言，人和上帝是孪生子，只有在人和上帝相互依托，相互寄生的意义上，“上帝和人才相互归属”。人和上帝具有一种怎样的牢靠而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尼采看来，上帝让人常常付债于他，在人和上帝的契约关系中，人占据着一个债务者的位置，人和上帝的关系成为一种欠债还债关系。人这个债务者被仁慈的上帝免去了债务，也免去了因为债务而该得的惩罚，但人并不因此解脱，他反而为此充满了罪感、内疚、责任。这样，在上帝面前，人不仅应像绵羊一样恭顺谦卑，他还应该不停地偿付、同情、怜悯、牺牲，他的罪感意志决定了他的全部存在性，决定了他在上帝面前永远的臣服和敬畏。他的一切，不论是哲学还是伦理，不论是行动还是意识，总是处在上帝的凝视下，总是以上帝为准绳，以上帝为永恒的裁判、起源、理念，人无法摆脱上帝的魔咒。同样，就上帝而言，如果没有人，没有人的行为、道德、意识、哲学，没有人的全部存在性，上帝有自己的存在性吗?有自己的必要性吗?有自己的意义和归宿吗?上帝的发明正是人的发明，上帝的出现正是人的出现的结果，上帝是为人而生的，它的职责、任务、价值和意义，它的全部起源性要素只有在控制人、操纵人，作人的参照物这一点上才可以得到解释。这样，上帝和人——虽然是控制和被控制关系，起源和派生关系，决定和被决定关系——须臾不可分离，二者互为参照，既是父子关系，又是孪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如果一方死去了——无论这一方是上帝还是人——另一方也将死去，如果一方失去了全部的存在性，另一方也将堕入虚无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说，“上帝之死和人之消灭别无区别”。
但是，尼采的“人”和福柯的“人”并不完全相同。尼采更多地将道德意义植根于“人”之内，他谈论的是好人或坏人，他将内疚、责任、仇恨、善、恶、爱等道德内容作为“人”的中心所指，人是道德和伦理的承载物。尼采的上帝之死倡导的是作为一种道德主体的人之死，上帝死去了，上帝所施加于人的责任、愧疚、痛苦、同情、怜悯、牺牲，上帝施加于人的所有这些道德素质都将死去，也就是说，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将死去。超人和人的差别在于，超人摆脱了人的所有这些道德负担，摆脱了这些施加于人的禁忌、束缚，摆脱了让人变得谦卑和驯顺的道德压力，超人剔除了人的道德内容后，身轻如燕、无所顾忌、优哉游哉、从容潇洒、神志健全而又孔武有力。但是，福柯的人并不是一个道德和伦理主体，福柯的人更多的是一个概念的人，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人，是学科知识视野中的人。福柯论及的人的二重性，都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谈的:经验和超验的，我思的和未思的，起源的回归和后退。人在此是一个与道德无缘的知识形象。福柯追问的是这一形象含有哪些部件?哪些碎片?这一形象的现代性特征何在?福柯重在指出:“人们之所以想要科学地认识人类并不是出于对人的伦理关注，恰恰相反，是因为人们首先把人建构成一门可能的学问的对象，才使得现代人文主义的所有伦理主题得以发展。”福柯的“人”正是这样的学科对象，“人之死”正是作为学科内容的知识形象的人的消失，既然学科的对象消失了，那么，在这个对象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伦理主题和人文主义当然就会随风飘逝，人荡然无存，还会存在着人文主义吗?还会存在着伦理和道德的主题诉求吗?
福柯的“人之死”和尼采的“人之死”（人应被超越）因此就遵循着不同的逻辑路径。对尼采来说，人就是道德和伦理主体，充满着人的全部内容的即是道德，剔除了其道德内容，人就不存在了，因此，在他这里，一旦放弃了伦理主义，人就死了，也即是说，道德的“人”死了，概念的“人”也就不存在了。福柯把尼采颠倒过来，人一旦死了，与人相关的各种人文主义和伦理主义就荡然无存。在此，概念的人死了，道德的人当然就不存在了。尽管二者的逻辑次序不一样，但人之死和伦理主义的消失是紧密交织的。道德的人和概念的人，伦理主体和知识主体，人文主义和人类学，其中之一的死亡必定引发另一个的死亡，其中之一的丧钟必定敲响另一个的丧钟，其中之一的坟墓必定毗邻另一个的坟墓。而且，正是在这种死亡的宣告中，无论是福柯还是尼采，都爆发出爽朗的笑声，流露出巨大的快意，展示出决绝的信心，他们都预见到了漫漫黑夜过后的曙光，对于尼采来说，超人正在现身的途中，查拉图斯特拉要下山了，他请求人们的祝福。对于福柯来说，他以一种坚决的庆贺口吻告知:“人会像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被轻轻抹掉。”而大海，“只能使人的精神走向更遥远的陌生地;暴风雨之水是一种保护，海水是一种诱惑”，非理性就属于大海，“它浩瀚无际，动荡不安，变化无穷，却只留下淡淡的痕迹和浪花，无论是狂涛骇浪还是风平浪静，大海永远是无路之迹”。人被这种非理性的狂放大海卷走之后，除了深陷神秘的诱惑和莫名的伤感之外，真的别无他途?
福柯不仅在尼采那里看出了“人之死”的征兆，在马拉美那里同样预见到了这种结局，他将人学称为漫漫长路，“经过了这段出乎意料的漫漫长路，我们被带到尼采和马拉美标示的方向。尼采问:谁在说话?马拉美在词本身中看到了他的闪亮答案”。无论是尼采还是马拉美，都对语言作了激进的反思，他们的问题都是语言的存在性问题。对于尼采来说，语言的存在性并不取决于它的所指和它背后的意义，语言取决于历史、环境，取决于运用语言的个人，取决于说话者本身，因此，对于语言问题尼采并不问:它说了什么?尼采想澄清的问题，他的提问方式是:“谁在说?”马拉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词本身在说。“在其孤独中，在其脆弱的摇摆中，在其虚无中，词本身在说，不是词的意义，而是其谜一般的，晃动的存在在说”。词在说，这样，人就在语言中被抹去了，语言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自主性，文学正是对于这样一种语言的实验，它迷恋于语言的存在方式，它在语言中穿越和体验。在谜一般的语言中，在将语言作为对象的文学中，在语言学不顾一切地使内容本身结构化和形式化的过程中，在对一切事物和对象的语言学目光的注视中，“人的终结”出现了，死亡开始盘桓，人学开始磨灭。散布的语言之存在更加明亮地出现在地平线上，在它的光亮中，人却在隐隐地消失。
福柯在此想到的不仅是马拉美——马拉美企图用言语活动自身来取代进行言语活动实践的人，在写作中，只有言语活动在行动、在表达、在说话，人在写作中退场了——他还想到了以索绪尔的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在结构主义这里，人陷入一个巨大而无情的语言网络中，在这个结构嬉戏的舞台上，没有人的位置，在语言面前，人和主体最终收起了他的飞扬跋扈，它变成语言的功能，人不再是语言学的关注对象，他被驱逐出语言学的领域，被驱逐出结构主义的领地，人消失在语言和结构的巨大陷阱中，消失在写作的踪迹中，“写作像一场游戏一样展开，它肯定超越其规则并将这些规则置诸脑后……写作主要关心的是设定一个空间，写作主体在这个空间中不断消失”。写作与死亡密切相关，“写作同牺牲、同生命本身的牺牲联系起来……作品现在获有一种杀戮的权利，它成为杀死其作者的凶手”，此外，我们还发现，“书写和死亡的联系表现为对作者个性的整体抹除，作者在自身和文本之间建立的矛盾和对质删除了他的独特个性标志”。
这是典型的结构主义式的“人之死”。福柯在此徘徊在结构主义和尼采之间。就福柯而言，“人之死”既是结构主义的产物，也是尼采的产物;既是语言学转向的产物，也是“上帝之死”的产物。因此，“人之死”就是双重意义上的死亡:作为认知的主体的死亡和作为伦理的主体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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