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欣：李泽厚先生头七，他说历史在悲剧中前行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Author 杜欣欣
今天是李泽厚先生的“头七”，窗外阳光明媚，李先生的魂魄回家了吗？前几天在他家附近走路，想起当年陪他散步的情景。那时他每天下午三点散步45分钟左右。一般是从他家出来向东，先走一段街区，然后向北就是开阔地。开阔地之前有家农场，常有火鸡出没。另一边可以看到远山。
2006年，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前，为寻找书名所困。李先生也帮我想，他说：“书名最难想，我对我自己的书名都不满意。”他提出了几个候选书名，我都没有采用。后来我终于想出《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他得知后大为赞赏，说：“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书名了。”2017年，我有一本家史回忆已经签约编辑好准备出版，因偶然的原因没有出版。李先生建议我重找出版社。他甚至开出一张2千美元的支票资助我出版。我当然不能接受。
李先生过世后，外子与我打算去探望，25年的老友，不去看望无法心安。因事先未打招呼，我们素来不喜欢走形式，但还是决定买一盆白色的蝴蝶兰和悼念卡片。如果不接待就留下花和卡片。到了李先生的家，按了一下门铃，没想到门就打开了。李夫人一见我，就抱住我痛哭，我也忍不住流泪。上楼坐定后，小艾眼圈也红了。我搂着李夫人，她说：“做好饭，总要喊一声老头吃饭了。总觉得他还坐在那个沙发上。”我说；“我妈妈去世后，我也是这样。总喊她来吃饭，而且总好像看到她静悄悄地走到落地窗前，看松鼠在外面的树上跑来跑去。“她说：“60年啊，我一心一意地照顾他。”我说：“是啊，如果没有你照顾，李先生不可能这么长寿。别太难过了，你已经尽力了。”
我们谈了李先生最后的日子，也谈了身后事，又谈论李太太和小艾母子二人将来的生活。离开前，我向文君和小艾提起我的纪念文章。文君说你不要写我啊。我说：“为什么不写你？你聪慧勤快，照顾李老师这么多年！” 她说：“你多写写我们儿子。”回家后，她又特意打电话来说：“我们小艾照顾爸爸，但他自己从来不说，你一定要多写写他。”确实，小艾非常孝敬父母，作人处事都非常得体！
李先生在世时，每天上午都会坐在后院凉台的摇椅上，他家后院大概有0.2英亩，有好多棵大松树，可以看到博得西面著名的烙铁山。他的书房窗户也面朝西面的那座山。以前到访李泽厚家，我经常在他的书房里东看看西摸摸。我最喜欢翻看那些带折页的书。可惜好多书，我都没有太大兴趣 ，只借了梁漱溟的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
李泽厚先生生于1930年6月13日，而早在1921年，梁漱溟就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版本书再版八次，当时影响很大。有意思的是，蔡元培请梁去北大教印度哲学时，梁漱溟只是中学毕业。
说起佛教，梁漱溟曾说：“这个印度人想的真是高了，”“它从很古的时候就否定人生，它认为人生就是错误。” 李泽厚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还补充道：“只有生下来才能否定人生。” 唉，那是因为人生就是苦，否定不否定都是苦。但尽管苦，人还是要活，否定到了自杀程度的人应该不多吧？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般寂静”，是说世间是生灭，人生是迷惘，生活像流水，而佛要出世，超出生灭。以前，我遇到不高兴的事，总会想“诸行无常”，而梁老头举的例子却相反，他说：“昨天的那个很美，还想再来一次，但不要有期待心。”从此看出梁老的乐观。然而，辛亥革命后，梁漱溟曾两度自杀。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儿子，二人谈起一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 梁济问。儿子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据说从那时起，梁漱溟开始研究儒学。在比较佛儒两学中，梁漱溟说：“佛家要彻底破我执，就是不但破‘分别我执’，也要破‘俱生我执’，而儒家则不破‘俱生我执’。” 比较佛儒，李先生看法是：“相对于基督教的原罪，佛教彻底否定人生，儒家最主要是不否定人生，活得还快乐。比如中国人喜欢吃，享受吃。比如那天我们围着圆桌吃饭，吃得很高兴，西方人怎么吃饭？”我道：“一般是长桌子，大家正襟危坐，讲究风度，说话也只跟附近的人说，轻声细语的。当然不如中国人吃饭那么痛快了。”李先生认为，就对人生的态度而言，儒家更智慧。
我曾问过李先生，“你是不是很欣赏梁先生呀？”他说，“是呀，我对他评价是比较高。有一次我和他同车出去，当时车上没人理他，我和他说话，还和他照相。”我说：“我不能同意梁漱溟他要避免人类毁灭只有转向中国文化。”李先生说，“我也不同意，他是一个老民粹派。比如搞乡村建设等。”李先生在历史与感情，伦理方面都论述过中国二十世纪的民粹派。他说章太炎到毛都是民粹派，在中国近代史，民粹主义一直都有非常强劲的呈现，都是要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不大同意梁先生说的“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说：”爱因斯坦就是连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好，你总不能说他没学问吧。"对此，李先生回应道，“梁漱溟说的那个学问不是指知识，而是指道德修养呀。”
我读《这个世界会好吗》时，也经常读到熟悉的话。想了想，其中的一些，李先生也说过。比如中国文化的特色就在于：“它认识了人的理性(李先生以为那是实用理性) 。这种理性相信人，不相信上帝…它信赖人，不信赖旁的。这个就是后来孟子点出来的‘人性善’ 。” 梁老以为人可能走入下流，但还是靠人来校正。李先生也认为中国文化不是指向对象化的神的建立和崇拜，而是就在活动自身中产生的人、神浑然一体的感受和体会(李泽厚–波斋新说P52) 。
李先生还说中国文明是以血缘家庭宗法为纽带的，所以儒家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梁老说孔子不是宗教，历代皇帝都把他当作宗教，所以有孔庙，后来有个名词叫‘礼教’。礼教其实就是守规矩，这种规矩很能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也很能利用礼教，而梁老成长的社会不需要佛教，他特别提到内乱时不能信佛，而一般社会需要一种礼教，统治阶级更为需要。对类似的论题，李先生也曾有论述：“西方文明中的一神论实际是文明发展中的一个特例，张光直曾对此有过专著。西方过去是政教不分，比如当年洛克写《政府论》就主张把基督教赶出英国。现在西方都政教分离分，伊斯兰教国家还有不分的，但中国的礼教和政府统治就很难分，现在还是叫父母官嘛。”
怎样看历史？梁李二老都认为很多事情是物理的，比如弱肉强食，但看到不平的事情站出来说话即正义感就属于情理上的了。梁老先生说：“不少惨事，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它还是要来，但人类历史都是在不断发展，”而李先生说得更明确：”历史在悲剧中前行”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听前辈这么一说，我更要哭了。这世界会好吗？
《李泽厚最后的访谈》作者卫毅感言
我想起2009年10月，在李先生北京家中第一次采访他。约定采访一小时。下午三点开始聊，越聊越尽兴，一个小时后，李先生说，继续聊。我们一直聊到了晚上八点半。大家都忘记了吃饭。我准备离开时，李先生从一个铁罐里拿出许多巧克力，使劲往我手里塞，直到塞满为止。
2011年初，我去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看望了李先生。在洛基山下的一家超市，我看到了那种巧克力。我把货架上的六罐巧克力都买了下来。此后多年，我经常会买那种巧克力，最近一次是今年在海口美兰机场的免税店。
我采访过李先生好几次，他不止一次说起年幼时父亲给他买巧克力吃。他认为巧克力是美好事物的标志。他在分享巧克力的时候，是在分享美好事物。他不太愿意跟人打交道，但他愿意分享他的看法。他乐意听到反馈。最后一次访谈中，他的开场白就是对他的读者说：谢谢。他说，你一定要把我的感谢登出来，不要删了啊。
今天，我想起了那些巧克力。非常有幸，我从李先生那里获得了许多思想的“巧克力”。我反复读他的书的过程，是不断剥开“巧克力”的过程。许多人说，这个时代并不具备出现李泽厚的条件，可是李泽厚“偶然”地出现了。李先生经常说偶然性，并喜欢用一个短语——“偶在实然”。他看重人世的各种偶然。我们偶然地来到世上，偶然地遇到许多人，偶然地获得了各种味道的“巧克力”。从李先生那里获得的“巧克力”，是我这么多年里，遇到的最美好事情之一。
杜欣欣，1954年生于重庆，在北京长大。1969年随母去东北下乡，之后当工人七年。1978年考入大学，1984年到美国留学，现居美国。著有《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此一去万水千山》《星辰凝视着潮汐》。
卫毅：《南方人物周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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