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热红学研究：《红楼梦》创作背景探讨

贾元春（成梅饰演）

　　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学创作领域也是如此。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必然深深打着其创作时代的社会印记，必然体现其创作时代的文学风格，也必然折射出作家本人的人生阅历。《红楼梦》这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高度和谐统一的古典文学作品，也决不会是脱离时代背景和作者经历而凭空杜撰的。研究《红楼梦》的作者，仅凭对几条史料的烦琐考证或对几件史实的附会索隐，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把作品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探讨该作品在该时、该地、由该人创作出来的历史必然性。

　　笔者在《怀金悼玉诉情种　寂寥伤怀话石头》、《洪升之梦〈红楼梦〉》中，推断洪升是《红楼梦》的原作者，而曹雪芹不具备创作《红楼梦》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只不过是“披阅增删”者，主要就是根据《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人生阅历推论的，这里，笔者愿对此再进行一番系统地详探，以说明《红楼梦》的作者只能是“这一个”而非另一个，并就教于红学界同仁。

　　在《红楼梦》第五回中，作者精心创作了一套《红楼梦套曲》，作为全书之框架及诸女儿命运之之纲。《套曲》开明宗义唱道：“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谴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作者在这首曲子中告诉我们：其一，写这部书是为了追念“风月情浓”之时，为了写“怀金悼玉”的爱情；其二，写这部书是在作者面临寂寥伤怀、无可奈何之际，亦即倒霉的日子；其三，作者要借这部著作排谴“愚衷”，也就是说心里话，说实话。这三层意思，作者在《红楼梦》一书中特别是开篇那大段枯燥冗长的文诌诌的文字中，已反复告诉过读者。那么，作者创作这部作品之际，究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呢？究竟因为什么而倒霉伤心呢？究竟因为什么此时更加怀念昔日的闺友闺情，必欲写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呢？让我们展开洪升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画卷，去探讨作者在纸面和纸背所记录的史实吧。

　　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红楼梦》创作的社会背景

　　我们说《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是康熙年间而非乾隆年间，是因为书中深深烙着康熙年间动乱纷争的印记，这与相对歌舞升平的乾隆年代有着显著的不同。曹雪芹一生主要生活在乾隆年间，其笔下难以反映出其祖父曹寅所处年代的社会特征；而洪升与曹寅为同时代人，比曹雪芹的爷爷还要大上几岁，其笔下反映出康熙年间的社会特征，就是自然而又必然的事情了。

　　康熙年间，有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大背景，在《红楼梦》中均有程度不同的反映：

　　1.康熙朝属于大清王朝的初创时期，南明小朝廷刚刚覆灭不久，清军入关后特别是征服江南时的残暴阴影仍深深烙在人们心中，“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暴虐事件在江南士子中广泛流传；所谓的清初四大案（剃发案、明史案、科场案、奏销案）对江南士人打击沉重，士人对新王朝尚未归心，感叹兴亡乃至反清复明思想仍有广阔的市场。

　　洪升（１６４５－－１７０４）祖籍浙江钱塘（今杭州），出生在顺治二年兵荒马乱之中，其母黄氏逃难途中，在钱塘城外山中一个“费”姓农妇家中生下了洪升。洪升家庭是一个书香门第、世宦人家，“宋朝父子公侯三宰相，明寄祖孙太保五尚书”，显赫得很，其祖父洪椿曾任明朝都察院右都御史，可谓世受明朝国恩。至清初，虽非巨族显宦，在当地亦可谓“望族”。洪升就学后，先后师从于陆繁昭、沈谦、毛先舒等著名文坛大家，这些人均抱亡国之痛，终身不肯仕清。在这种家庭和社会环境下生长的洪升，其思想深处必然深深烙下兴亡感叹。这一点既体现在洪升的大量诗作中，也体现在洪升的代表作《长生殿》传奇中。《长生殿》纸面上是写李杨间生死不渝的爱情，纸背里却是借“安史之乱”的广阔背景，去抒发国破家亡之痛。在《红楼梦》中，作者是否也抒发了这种兴亡感恨呢？答案应是肯定的。

　　《红楼梦》书中除大量的皮里阳秋地对君王名为赞颂实为讥讽之描写外，还集中体现在《老学士闲征危画词》一章中。书中写贾政及其帮闲清客新得了一个题目，让宝玉、贾环、贾兰三人赋诗赞颂“林四娘”。环、兰之诗简短且平平，宝玉却题咏了一首长篇“古风”，对“林四娘”赞颂备至，受到门客的夸奖和贾政的首肯。这个“林四娘”的故事非同一般，洪升的同时代人王士浈和蒲松龄在《池北偶谈》和《聊斋志异》中，也分别记载了这个故事，虽故事内容与《红楼梦》有所不同，但“林四娘”作为山东青州衡府宫人的身份相同，死于战乱的悲剧下场亦相同。可见此故事在顺康年间流传甚广。据红学界分析，“林四娘”或死于“流寇”，或死于清兵劫掠山东，总之是死于兵连祸结、黎民涂炭之时。笔者认为，死于“流寇”即李自成推翻明王朝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李自成义军转战过程中，并未在山东打过大仗，明史也未见衡王征剿“流寇”的记载。即使“林四娘”真的是死于“流寇”，亦可见《红楼梦》作者的遗民思想即对明朝的怀念和惋惜。“林四娘”死于清兵劫掠山东的可能性很大，清廷入主中原前，多尔衮曾指挥清兵，采用“流寇”式的战术劫掠山东，明王朝之兵民财产损失惨重，这些都是有史可稽的。蒲松龄所记之“林四娘”鬼魂曾赋诗一首：“静锁深宫十七年，谁将故国问青天？闲看殿宇封乔木，泣望君王化杜鹃。海国波涛斜夕照，汉家萧枝静烽烟。红颜力弱难为厉，蕙质心悲只问禅。日诵菩提千百句，闲看贝叶两三篇。高歌梨园歌代哭，请君独听亦潸然”。将这首诗与宝玉之“古风”对照看，问题就更明了了：“故国”已灰飞烟灭，“君王”已化“泣血杜鹃”，“红颜”虽死但难成厉鬼，只好对汉家陵阙“以歌代哭”。综合宝玉讴歌的壮烈殉国“林四娘”和蒲松龄笔下“以歌代哭”怀念故国的“林四娘”，“林四娘”故事中的故国情思不是力透纸背了么！

　　《红楼梦》中甄仕隐和癞头和尚“好了歌”的“好了歌解”，红学界一般认为是体现虚无主义消极避世思想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句句都隐写了红楼诸女儿的悲剧命运，因而据此去推断后４０回诸女儿的下场。实际上未必是这么回事。作者安排甄仕隐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愤急中吟出来的这首曲子，实有深义寓焉，后文再述。仅从字面看，也应视为一首感叹朝代更替、历史兴亡的力作：今朝的“陋室空堂”，当年曾经是“笏满床”的昌盛高官巨族的宅府；今日的“衰草枯杨”凄清之处，当年曾经是热闹繁华的“歌舞场”；因旧王朝崩溃而“蛛丝儿结满雕梁”画栋的宫府，今朝的新贵们又把“绿纱糊在篷窗上”；昔日“金满箱、银满箱”的石崇般富贵的达官贵人，今日已沦落为“人皆谤”的乞丐优伶娼妓，如此等等。昔日的王朝已灰飞烟灭，“落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入主中原的新贵们“反认他乡是故乡”，“好象有几百年熬煎似的”，“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到头来”也只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种感叹与洪升的代表作《长生殿》中杨通幽、李龟年感叹“安史之乱”所唱的曲子如出一辙，深刻地体现了作者感叹历史兴亡、世事沧桑的情感，一定程度上也隐现了作者反清悼明的内心隐秘。

　　2.康熙一代，战事频仍。首先是平定“三藩之乱”，继之为征剿噶尔丹、收复台湾。平定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之乱”，从１６７３年起，历时八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１６８３年，康熙派施琅率水师收复台湾，设台湾府，隶福建管辖。征剿噶尔丹之役，康熙帝御驾亲征，从１６８８年至１６９７年，历时几近十年。这几次大的战争，洪升一生中均曾耳闻目睹，在其作品中不能不有所反映。但《红楼梦》是一部描写家庭生活的小说，不可能直接描写战争，只能通过书中人物对话间接提及。

　　《红楼梦》第７回焦大混骂之际，尤氏曾向风姐介绍过焦大的“老资格”：“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焦大自己也嚷嚷：“二十年头里焦大太爷眼睛里有谁”？焦大时年已“七老八十”，“二十年头里”起码也五十多岁，倘按康熙中期推算，正是“从龙入关”的那批身经百战的老“八旗兵”，定鼎北京后打的几次大仗，就是上述几次战争。至曹雪芹生活之乾隆中叶，这批八旗老兵早已作古，决不会仍健在人世、詈骂后代主子的。宝玉在发表对“文死谏、武死战”看法的谬论时，也曾说过：“谁又是征过逆贼、擒过反叛的”？可见征剿“三藩”、噶尔丹等“逆贼反叛”之事是当时人们的口头禅，连宝玉骂小厮都喝道：“反叛草的”！这应是康熙朝的习惯，乾隆朝承平已久，不应有此习惯。

　　收复台湾之役洪升应更清楚，台湾首任太守翁世庸在京期间与洪升过从甚密，洪升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而被逮捕下狱一案中，翁世庸也因同案被牵连革职。洪升在《红楼梦》中，没有明写收复台湾之役，却借宝琴之口，写了个“真真国女孩子”及她的一首诗。诗中写道：“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这个“和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的女孩子，大概是曾盘踞台湾的荷兰人。其诗形容的景物，视之为台湾甚恰。

　　3.康熙大帝的思想比较解放，能够举目看世界。他曾师从李光地和外国传教士学习英语。康熙初年，清王朝先后与荷兰、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建立贡市贸易关系。１６８４年，开放广东、福建、江南、浙江、山东、直隶百姓从事海上贸易。开放海禁，设立海关，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到日本、东南亚，远至欧洲。时任明史馆编修的姜宸英曾描述：“民内有耕桑之乐，外有鱼盐之资，商舶充于四海，遍于占城、暹逻、真腊、满剌加、悖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凡藏山隐谷方物，镶宝可效之珍，毕至阙下，积输于内府，于是恩贷之诏日下，秋泽汪恢，耄倪欢悦，喜见太平，可谓极一时之盛”。

　　《红楼梦》书中，对这些舶来品的描写触目皆是，如大穿衣镜、依弗纳、玻璃台、猩红洋　、白犀尘、乌银洋錾自斟壶、西洋机括、玻璃灯、金西洋自行船、温都里纳、金自鸣钟、倭刀等等。宝玉等贵族公子哥，受此风熏染，亦粗知几句外国语言。由此可见，用舶来品，说洋话，在当时贵族或富豪之家已成为一种时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贾母赐给宝玉的“雀金呢”大衣，据说是用孔雀毛织成的。不论孔雀毛能否纺纱织布，也不论俄罗斯是否有孔雀，俄罗斯商品进入中国则是不争之事实。这与康熙朝大举反击俄罗斯东侵，稳定两国边界、发展中俄贸易是直接相关的。１６８５--１６８６年，清兵取得雅克萨之战的胜利，１６８９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正式划定了两国边界，允许边境互市贸易；１６９３年清王朝又批准俄国商民赴北京贸易，向中国输入西伯利亚毛皮，并采购茶叶、绸缎运回俄国。《红楼梦》中的“雀金呢”，应属毛织品，来自俄罗斯，是可信的。

　　4.康熙一朝，尤其是平定“三藩之乱”后，朝中“南北党争”愈演愈烈。以明珠、余国柱为首的“北党”和以徐乾学、高士奇为领袖的“南党”，植党营私，互相攻旰；康熙帝从中驾驭，纵横摆阖。１６８８年，“北党”之勒德洪、明珠、李之芳、余国柱四大学士同时被革；同年，“南党”领袖徐乾学、高士奇也被罢任“修书”。之后，南北党势力又反复较量，此消彼长，牵连报复，终康熙一朝不断。洪升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而被逮捕下狱，终生革去功名，实际上是“南北党争”的牺牲品。

　　洪升在《红楼梦》中，是怎样表现“南北党争”并抒发自己的悲愤心情的呢？

　　首先，洪升用“护官符”，隐写了“南党”领袖的贪黩。康熙朝的“南北党争”，并不是什么清官贪官之间的斗争，明珠、余国柱等“北党”魁首固然以贪污纳贿而臭名昭著，徐乾学、高士奇等“南党”领袖也不是清廉之辈。就在洪升做国子监生期间，京城就流传着“五方宝物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贡澹人（高士奇）”的民谣。在《红楼梦》中，洪升杜撰了“白玉为堂金作马，东海来请金陵王，阿房宫住不下金陵史，珍珠如土金如铁”这样一套顺口溜式的“护官符”，应是对史实的真实刻画。

　　其次，洪升通过对王熙凤“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的谶语，隐写了“南党”领袖徐乾学的下场。对“一从二令三人木”的理解，红学界歧义甚多。实际上，“一从”是指双人徐，“二令”是指徐氏兄弟徐乾学、徐文元，徐文元在徐乾学失势后，曾任刑部、户部尚书、大学士。“三人木”是指徐氏兄弟先后三次被休（罢黜）。徐乾学先后两次被罢黜，徐文元也在１６９０年被“休致回籍”，兄弟二人均“哭向金陵”原籍，可谓“事更哀”了。徐氏祖籍金陵昆山县，徐氏家族乃金陵一霸，在当地横行不法，仅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徐家被控就达二十余起。这些事被洪升隐写在贾府大管家王熙凤和“呆霸王”薛蟠等人身上，《红楼梦》中那些草菅人命、把持官府的种种不法之事，原型应是徐氏家族被控告的横行乡里的事。王熙凤“大管家”的身份，也符合徐氏兄弟先后曾任“户部尚书”之身份。

　　再次，洪升把“北党”魁首明珠一族的丑事，隐写在“东府”贾珍、贾蓉父子和儿媳秦可卿身上。明珠被罢大学士之后，曾任“领侍卫内大臣”，仍能呼风唤雨，交结遥控“外官”，这一点在贾珍、贾赦身上均有体现。珍蓉父子“聚鹿”，可卿淫丧、大出殡等情节，就是本明珠、纳兰成德父子秽事及成德原配早丧诸事写入《红楼梦》的。徐乾学与明珠虽是官场上的死对头，但私交上二人之间却来往密切，明珠之子纳兰成德曾拜徐乾学为师，纳兰成德早夭后，徐乾学曾为之撰写称颂“享强寿”的墓志铭和“神道碑文”。这一点在《红楼梦》中，被隐写在“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及凤姐与贾蓉、秦可卿夫妇的交往情节里。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除含有感叹明清王朝更替、满人入主中原外，亦应含有讥讽“南北党争”、势力此消彼长之意。两党要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下场均是“落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由此看来，说“好了歌”及“好了歌解”用于感叹“南北党争”亦无不可。

　　二、“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红楼梦》创作的文学背景

　　康熙朝早期和晚期，确有文字狱发生，如庄氏之《明史》案、沈天甫之狱、戴名世《南山集》案等等，都是当时震动天下的著名大狱。但早期文字狱是在康熙年少，尚未亲政时，敖拜等辅政大臣干的；晚期是在年老昏耄、皇子辅政情况下发生的，与雍正朝大兴文字狱有关系。总的看，康熙朝中期五十年间，政治比较清明，文化管制比较宽松，不论在经学还是文学领域，都出现了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相对繁荣局面。《红楼梦》应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反观乾隆朝，思想文化控制极为严厉，文字狱几乎年年发生，通过修《四库全书》，把异端邪说几乎一网打尽，此时难以产生《红楼梦》这样的作品。

　　康熙朝的文学作品以杂剧传奇最为繁盛，洪升本来就是传奇界“双子星座”--“南洪北孔”之一。《红楼梦》深受传奇之影响，这一点红学界是公认的，书中不仅大量出现传奇剧目名称、唱词念白，其第五回之《红楼梦套曲》本身就是传奇曲子，书中诸多情节人物之描写刻画，用的也是传奇手法，如宝玉为麝月篦头，晴雯摔帘子进出的情节，完全是舞台化的描写，这一点红学界早有定评。

　　综观此一时代的文学作品，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１．“大旨言情”。清初文坛言情之作，实为明代后期言情文学的继承和继续。如果说元代《西厢记》为言情作品之鼻祖，那么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则为言情作品之高峰，剧中的杜丽娘在“白日梦”中第一次享受到美好的爱情，由情去寻梦境，为追求至情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死后化为游魂继续寻找自己的爱情，终于与自己所爱之人柳梦梅会面私合，获得新生。汤显祖后，在传奇勃兴期，可谓“传奇十部九相思”（李笠翁语），据统计，此一时期有名称可考的传奇作品共６３１种，其中男女风情剧达２８８种，占总数的４５、６％，传演较广、流传后世的作品几乎全是言情之作。至清初顺康年间，由于文字狱的压力，言情作品更是如火如荼，一发而不可收拾，洪升的同乡李渔（笠翁）及众多的浙江籍风流文人，言情剧作层出不穷，如李渔之《怜香伴》、《风筝误》、《蜃中楼》、《凰求凤》、《比目鱼》等，徐石麒之《珊瑚鞭》，徐沁之《载花聆》，万树之《风流棒》、《空青石》、《念八番》等，直至“南洪北孔”之代表作《长生殿》和《桃花扇》，在言情剧中树立了两座高耸入云的丰碑。但万变不离其宗，清代大学士梁清标称《长生殿》为“一部闹热之《牡丹亭》”，可见言情文学之一脉相传。不仅传奇界如此，小说界亦如此，洪升的同时代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述之鬼狐故事，十九是言情之作，内容真挚感人。《红楼梦》“大旨言情”，是作者明明告诉我们的。宝黛之生死情与杜丽娘柳梦梅之生死情，应是一脉相传的作品。应特别注意的是，由康熙末年至雍正、乾隆年间，言情剧渐衰，言道德教化的封建正统作品渐盛，另一异端是产生了《儒林外史》这样的讽刺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文学背景的变化，对于判明《红楼梦》的作者，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乾隆朝的文人，是不可能写出康熙朝的作品的。

　　２．“写梦写幻”。文学创作用写梦写幻的手法，把作品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弄得扑朔迷离，是这一时期风行的作法。这里除了不得不然的因素而外，也有对明末文坛流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继承因素。明代用梦幻手法创作的集大成者是汤显祖，其代表作“临川四梦”均用梦幻构筑情节故事。在他的作品里，幻与真、梦与醒、生与死的界线全打破了，借自由翱翔之笔触写热烈奔放之爱情，开创了一代感人言情剧之先河。清初之风流文人李渔，其众多作品中用梦幻笔法写就的虽不多，但其“以误作真，以真作误”（朴斋主人语）的创作手法，与《红楼梦》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是如出一辙么？与李渔比肩的风流文人万树，所作之《念八番》，以生死、贞淫、贵贱、男女、邪正等二十八样变幻，互相翻案；在《空青石》中万树写道：“算古今情人，多被情伤；离恨天高未补，五色石空炼娲皇；争如向芙蓉粉底，炼笔补天荒”。对这段曲子，我们确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长生殿》和《红楼梦》中，均有与其形神兼似的唱段。至吴伟业所写的《秣陵春》中，徐适与黄展娘，相识于宝镜和玉杯的幻影之中，展娘魂魄追随徐适冥间游荡半载有余，又回到阳世，与真身复合。这明显是汤显祖创作手法的延续。与洪升同时代的蒲松龄，其所写的丰富多采的鬼狐故事，用的当系梦幻笔法。洪升在其代表作《长生殿》中，更是集梦幻笔法之大成，酣畅淋漓地大写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生死爱情。《红楼梦》以梦为题，书中宝玉神游太虚境，宝黛间剖心沥胆倾诉爱情以及书中大大小小成百个梦幻情节，皆体现了对汤显祖以来一代文风的继承和发展。至雍乾年代，文人笔调开始变得正统而冷峻，写梦幻之作剧减，写板起面孔的教化文章渐多。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红楼梦》是康熙年间的作品。

　　３．“以俗为雅”。《红楼梦》的作者自称是用“假语村言”写成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并非始自“五四”，《红楼梦》的创作用的纯系白话文，比“五四”要早二百多年。这种大俗中见大雅的文学语言，并不会凭空产生，必然有其产生的深刻背景和深厚渊源。先于《红楼梦》之宋代市井小说，元代杂剧，均是白话文学的先声。至明代后期，文学界的语言风格处于“浅深、浓淡、雅俗”之间的平衡状态市井小说和杂剧传奇中已见大量俚语俗言，《金瓶梅》便是以俗语为基调用山东方言写就的长篇小说。至清初，天平更多地倾向了俗的一面，张彝宣毫无顾忌地宣称“本色填词不用文”（《如是观》第３０出），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更直截了当地断定：“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当时传奇界流行的写作标准是“就低不就高”，以那些“不读书人”、“不读书之妇人、小儿”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作为确定作品语言雅俗程度的标准。对剧中人物的语言不惟要求浅显易懂，更要化俗为雅，语求肖似，性格如见。这些文学理论及创作实践，对《红楼梦》创作语言风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洪升在北京的国子监生生涯长达２６年，应十分熟悉所谓的“假语村言”即北京方言，又由于出生地在浙江，对江南方言亦应熟悉，故能写出以北京方言为主，间杂江南土话的白话小说。至乾隆年间，这种文风有所改变，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又趋向晦涩复古。分析至此，《红楼梦》的语言风格，应是康熙年代而非乾隆年代的，似无疑义。

　　三、“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谴愚衷”--《红楼梦》作者的人生背景

　　即使是同一时代，由于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不同，遭际不同，对人生的感悟不同，也必然产生不同的作品，这正是同一时代文学创作的共性和个性的辨证关系。考据《红楼梦》的作者和创作过程，不仅要考证清楚当时的社会和文学背景，更要考证清楚作者本人的特殊的人生轨迹。我们知道，凡小说类文学作品，其情节内容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反射或折射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几乎书中每一重要情节或内容，作者都只能根据自己所历、所见、所闻去描述，未有凭空杜撰者，除非文革中《牛田洋》类所谓小说，清代的《野叟曝言》大概也属杜撰类，此类作品的生命力极其有限，不必因此去怀疑一般规律的成立。

　　《红楼梦》开篇即道：“作者自云，因曾经历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说书中“这几个女子”，是自己“亲睹亲闻”，“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由此可见，作者是在人生梦幻醒了之后，用梦幻笔法写真实故事。让我们把书中故事与洪升之人生阅历加以对照，以见作者在卷首其言不谬。

　　１．“天伦惨变”--洪升对家庭的态度及其在《红楼梦》中的反映

　　前已述及，洪升祖籍浙江钱塘（今杭州），清顺治二年，正值兵荒马乱之时，母亲黄氏在逃难途中，生洪升于钱塘郊外一个费姓农妇家中。洪家历代仕宦，书香门第，藏书极富，有“学海”之称。洪升父母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其母乃清处大学士黄几之女，可以想见，洪升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就学后，洪升先后师从于江南几位著名的文学大家，打下了优良的文学功底，自幼便诗名甚著。青春年少时，由于生活优裕，洪升往往以才情自负，性格孤傲不羁，好指古摘今，讥呵权贵，常取憎于当时。由此可见，《红楼梦》中的宝玉，很大程度上是洪升根据自己青少年时的形象描写创作的。

　　康熙１３年（１６７４），洪升遭遇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打击。由于别人的挑拨离间，洪升不容于父亲和继母，被迫析居，随后入京，开始了长达２６年的国子监生生涯。其间生活困苦，饱受煎熬。挑拨者为谁今已不可考，但观《红楼梦》中，赵姨娘、贾环母子“手足耽耽小动唇舌”，洪升的文学形象宝玉便“不肖种种大承笞挞”，由此推论，可能是洪升的庶母（后为继母）和同父异母弟所为。书中宝玉对父母的态度可谓爱怨交织，父亲贾政刻板严厉，不通情理；母亲王夫人对宝玉虽慈爱有加，但在逐晴雯、死金钏等一系列心狠手辣，有如母老虎。对宝玉结局的描写，红学界多认为是出家当了和尚，实际上“出家”未必就是遁世，被逐出家庭不也是出家么？

　　２．爱情甜苦--洪升对妻子黄蕙的深情极其在《红楼梦》中的表达

　　洪升娶妻黄蕙，乃其母黄氏的亲娘家侄女，大学士黄几的亲孙女，与洪升是嫡亲的表兄妹关系。黄蕙秀外慧中，表兄妹间一往情深。情人结合，齐眉举案，本应是人生一大快事，不应有什么遗憾。但由于人生蹭蹬，婚后夫妻便被逐出家庭，婚姻生活始终困苦不堪，爱情终不美满。黄蕙自幼丧父，寄养叔父家；及至婚后，本意“嫁得个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但因“天伦惨变”，与夫婿同被逐出家庭，不得已随夫北上，寄住于祖父黄几家，受尽白眼，泪眼不干。“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应是黄蕙此时心理的真实写照。笔者在“推论之一”中，曾论及《红楼梦》中“云散高唐，水涸湘江”的湘云，是婚前的黄蕙；“装拙守愚、”深得上下人心的“冷美人”宝钗，是婚后的黄蕙；终日以泪洗面，苦吟葬花词的黛玉，是被逐后寄人篱下的黄蕙。《红楼梦》中不仅“钗黛一体”，就连湘云亦为黄蕙之分身。考虑到书中三个人的家庭情况及与宝玉均为表亲关系，是合乎情理的推论。洪升夫妇在京期间生活困顿不堪，尤其是康熙２２年黄几“休致”回南后，更是孤苦无依，“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月月复年年”，应是描写此时黄蕙形象和内心的诗句。困苦生活导致洪升夫妇的爱女早夭，《红楼梦》中的香菱，便有早夭爱女的影子。

　　３．抄家发配--洪升对父亲遭际的同情及其在《红楼梦》中的痕迹

　　康熙１８年，洪升之父洪起鲛遭人诬陷，被官府抄家并发配到黑龙江的宁古塔。此时洪升奔走于显贵之间求情，又急待回南侍父北行，经历了人生第二次重大打击。后洪起鲛虽遇赦得免，但家道从此中落，已是末世光景了。《红楼梦》中的甄仕隐形象，既有洪起鲛的“小乡绅”和“当地望族”形象，又有洪升自己的“甄费”（生于费家）形象。甄家（真家）因“隔壁葫芦庙炸供”失火，被烧为平地，“葫芦”隐“胡虏”，“炸供”隐“国丧”期间，是说得通的。书中的在“葫芦庙”失火后，立即写黛玉进京；黛玉身上，既有爱妻黄蕙的形象，又有洪升自己的影子。黛玉进京，“庚辰本”回目中用了“抛父”、“收养”等难堪字眼，如不知道洪升的人生经历，则很难理解其良苦用心。黛玉进京后，曾回一次“南”为父办丧事，是否隐写洪升回南侍父充军，值得怀疑。

　　４．下狱被革--洪升对功名的看法及其在《红楼梦》中的折射

　　康熙２８年中秋节后，洪升因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康熙帝逮捕下狱，终身革去功名，永远断绝了洪升的仕宦之路，２６年国子监生的梦想，一朝永远成了泡影。这是洪升遭遇的第三次、也是最沉重的一次人生重大打击。万念俱灰之际，不正是《红楼梦》著书时的“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么？不正是书中嘲宝玉的“纵然生得好皮囊”，“于国于家无望”之情景么？宝玉厌恶读书，痛诟“仕途经济”的异端思想，应是洪升遭此次打击后愤懑无奈心情的痛苦折射；黛玉从不劝宝玉求取功名，试想，当丈夫功名被终身革去后，哪个妻子还会说这种“混帐话”呢？《红楼梦》一开始，便把主人公譬为“顽石”“造凡历劫”，声称“无才补天”、“枉入红尘”，声称“此系身前身后事”，不正是洪升的夫子自道么！书中对元春的判词说“虎兔相逢大梦归”，所谓“虎兔相逢”之时，正是佟皇后“国丧”期间，也正是洪升“聚演”《长生殿》之时。康熙为虎年登基，佟皇后是“癸卯日”被册封为皇后的，随后死去，所谓“虎兔相逢”之日，不正是“国丧”期间么！书中的元妃，实隐康熙帝及佟皇后，康熙帝名玄烨，为避讳清代皆写“玄”为“元”，所谓“元妃”，不正是玄烨或其后妃么？洪升正是在“虎兔相逢”之时永远结束了“仕途经济”的人生大梦的！香菱的判词说“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红学界一般认为“两地生孤木”是隐一个“桂”字，指夏金桂。其实《红楼梦》中还有更深的含义：八月桂花遍地开，桂树飘香之际正是中秋时节，也正是“虎兔相逢”之时，洪升的爱女，也正是在洪升遭难后的困苦时期早夭的。

　　５．箕裘颓堕--洪升对明珠家族的痛恨及其在《红楼梦》中的诅咒

　　洪升对“南党”诸领袖颇有微词，但毕竟一生与“南党”人物过从甚密，被逮捕下狱、革去功名，又是“北党”搞的鬼，因此，洪升对“北党”诸魁首之痛恨心情自不待言。在《红楼梦》中，洪升以宁府为背景，大量描写了宁府除了门前的石头狮子，没有干净之处的丑陋风气，并借焦大之口，把宁府“爬灰”、“养小叔子”之丑行，骂得狗血喷头！如无深仇大恨，是不会如此痛詈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贾蓉、秦可卿夫妇的描写。秦可卿死后，书中用“享强寿”、“死封龙禁尉”来描写，这可是明珠家有案可查的事实。明珠之子纳兰成德，是洪升同时代的著名词人，成德生前曾被封为“御前侍卫”，不正是“龙禁尉”么？成德年３１　便英年早逝了，不正式所谓的“享强寿”之年么？成德的前妻确实是年纪轻轻就早亡了。从纳兰成德现存的词作中看，他确实不是一个用情专一的人。至于究竟有没有“父子聚鹿”、“淫丧天香楼”、“大出殡”诸事，今已不可考。但从当时明珠府的秽声昭著来看，不会无风起浪；乾隆帝看了《红楼梦》后，一口断定写的是“明珠家事”，当不会是无来由的臆断。

　　６．“恐惧著书”--洪升与曹寅的交往及其曹雪芹“披阅增删”的蛛丝马迹

　　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与洪升是同时代人，巧得很，二人之间又交往甚密。就在洪升逝世的前夕，曹寅曾邀洪升赴江宁织造府，“畅演三日”《长生殿》。演出毕，洪升乘船返家途中，因酒醉坠水，不幸遇难。在织造府期间，二人之间有何交往，于史无征，但此时曹寅却赋了一首《七律、赠洪昉思》诗，颇耐人寻味：

　　　　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

　　　　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恐惧成。

　　　　礼法谁曾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

　　　　纵横捭阖人问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此诗之首联叙述二人白发相见时的感慨；颈联描述洪升不入时人眼的性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颌联和尾联。“称心岁月荒唐过”，说的是洪升年轻时，“富贵不知乐业”，以至发生“天伦惨变”，也是可以理解的；“垂老文章恐惧成”，却有深意了。洪升一生著作等身，但很难说哪篇文章是在垂暮之年又是在恐惧之中写成的。代表作《长生殿》写于年轻时，并早已传演天下，非“垂老”之作亦无须“恐惧”；《四婵娟》是洪升最后一部剧著，写于“垂老”之年，但从内容到形式都不与时代抵触，更不是“恐惧”中的作品。那么，垂暮之年战战兢兢写成的“文章”是否就是《红楼梦》呢？应该说很有可能。《红楼梦》本身既隐去时间、地点，内容又真真假假，既表面歌功颂德，骨子里又皮里阳秋，谁能说不是“恐惧”之作呢！尾联之“纵横捭阖人”指的是洪升么？显然不是。应是曹寅得意之情下的夫子自道。曹寅作为皇帝鹰犬，坐镇东南，百官俯首，自称“纵横捭阖人”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问世”指的又是什么呢？曹寅一生附庸风雅，颇爱交接文士，曾为顾景星、施润章、朱彝尊等刊刻文集，使这些清贫文人的作品得以“问世”，那么此诗中的“问世”，是否是曹寅答应为洪升“垂老”之年、“恐惧”之中写成的《红楼梦》刊刻“问世”呢？很有可能。因此，诗尾又说了一句“只此能消万古情”，既指二人之间的友情，又指《红楼梦》所表达的“情种”之情。对曹寅此诗作此理解，应不算牵强。

　　曹寅答应为洪升刊刻“问世”，但世事偏偏不如人意。洪升离开织造府便不幸坠水而死，不久曹寅也一命呜呼了，还有谁会关心这件事情呢？洪升的后人不会去曹家索要手稿，曹家不久又败落了。洪升的手稿自此流落于曹家后人手中，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至曹寅的孙子曹雪芹，看洪升笔下的事迹与己家遭际相似，悲从中来，“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一章一回用来换“南鸭老酒”。《红楼梦》书首，明明写着曹雪芹大名，红学界硬说曹雪芹著书“故弄狡狯”，是说不通的。曹雪芹所题之《金陵十二钗》为何绝不见踪迹？笔者怀疑，《红楼梦》后４０回便是曹氏“批阅增删”的续貂之作，曹氏自己还有些自知之明，与《金陵十二钗》的题目一起，没敢拿出换“南鸭老酒”。及至曹氏死后，此部分手稿流落于“鼓担”，为程伟元搜罗得到，经高鹗整理后，与洪升之前８０回一并刊刻流传。由此看来，曹雪芹也算功不可没。

　　据上述之背景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实系清初康熙年间的作品而非清中叶乾隆年间的作品；作者应是自身经历过“梦幻”坎坷的洪升而非父祖辈经历过“江南繁华”的曹雪芹。洪升创作《红楼梦》的社会条件、文学背景、个人经历和文化修养完全具备，而曹雪芹却不具备或多数条件不完全具备。至今红学界谜团甚多，诸多红学家多方探求而不得要领，皆系在“曹家店”中兜圈子的缘故。如果跳出“曹家店”放眼望去，真正的作者洪升就在“灯火阑珊处”。解铃还需系铃人，《红楼梦》之谜是洪升创设的，找到并分析洪升，诸多谜团、不论是“笨谜”还是“聪明谜”，均可迎刃而解。

　　诸君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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