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报道：看见了，然后呢？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心声 Mind Author 心声公益
“在杂音系列专栏里，我们收集各种各样有关精神健康议题的声音。尽量去呈现更多的观点，打造一个多元化声音的集散地。”
杂音系列
第61篇
关键词：精神健康 媒体报道
近年来，精神健康相关议题在中国社会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持续的疫情更凸显了精神健康相关报道的重要性。但目前在相关的采访写作中，仍存在采编伦理标准不够清晰、难以获取靠谱医学资源、缺乏和精神障碍人士及其家属沟通的经验等问题。
2021年底，刺鸟栖息地组织了两次有关精神健康报道的研讨会：
今年3月31日，心声公益与Sixth Tone（第六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再次合作召开了有关“中国精神健康报道的伦理、资源与实践”的线上工作坊，希望通过媒体人和精神健康从业者的分享和讨论，推进精神健康报道的规范，也进一步反思我们应该如何报道、谈论精神健康的各类问题。
本次活动邀请到了新闻媒体及精神健康行业的嘉宾进行跨学科的交流，内容丰富，我们特别将本次活动的文字稿整理了出来，方便更多朋友学习。
活动嘉宾（按发言顺序）
吴呈杰 《正面连接》记者、前《人物》《智族GQ》记者（相关代表作：《两个世界：父亲与自杀的少年》）
梁婷 《北京青年报》深度部记者（相关代表作：《托孤失败后，75岁老人为精神病儿子找代孕》、《精神病人照顾者的隐秘角落》）
黄霁洁 《澎湃新闻》人物栏目记者 / 编辑（相关采写及编辑作品：《自杀者遗族：与悲伤同行》《女生包丽自杀后235天：手机两头生死相隔的母女》《11岁小学生坠楼之谜》）
小卡 社工、刺鸟栖息地创办人
姚灏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心声公益创始人
讨论嘉宾
曾庆枝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分中心心理健康促进科科长
内容概览
Part 1：导语
Part 2：空难报道与抑郁症的特稿书写
Part 3：精神障碍照顾者的困境及其报道
Part 4：自杀报道
Part 5：面向大众的精神健康传播困境
Part 6：精神障碍新闻报道的“五要五不要”
Part 7：恶性事件报道与精神障碍污名化
Part 8：如何与当事人接触？如何避免二次伤害？如何权衡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
Part 9：信息的准确性与自杀归因
Part 10：精神健康领域被忽视的议题
视频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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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公益此前发布了两份有关精神健康报道的指南，欢迎大家下载阅读
《创伤与新闻报道》（达特中心）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
刺鸟栖息地也整理了国外有关精神健康报道的相关资料，可扫码浏览
工作坊实录
文字整理 | 林欣蕊
Part 1：导语
蔡依纹-Sixth Tone：
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在这个周四的晚上，一起来参加我们这次“中国精神健康相关报道”的讨论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Sixth Tone的编辑蔡依纹。
我们这次的讨论会是Sixth Tone旗下的培训项目Sixth Tone Scholar的培训交流项目，我们这个项目一直在做针对媒体的培训。之前我们做过的很多是媒体之间的交流，或是媒体跟其他领域的不同从业者的一些交流和讨论。我看到其实今天来参加我们工作坊的除了媒体的同行之外，也有很多来自不同背景和领域的朋友，也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关于精神健康报道相关的讨论。
我们之所以想到要举办这一次精神健康相关报道的讨论，是因为其实中国的精神健康报道，坦白说之前一直是处于一个有点边缘化的状态。但是今年来，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整个社会对精神健康相关的一些议题，其实整个重视度在提高。
我们也已经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媒体，其实在中国精神健康方面是做了一些非常不错的报道，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会存在一些问题。
蔡依纹
我们也已经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媒体，其实在中国精神健康方面是做了一些非常不错的报道，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会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举办这次活动之前做过一个内部的调查，就是看一下大家对中国现有的精神健康报道的满意度。实际上，我们在Sixth Tone和澎湃做的一个内部调查体现到，大家其实对现存的一些精神健康相关报道的满意度并不是很高。虽然我们这个内部调查的体量不算很大，但是我觉得至少也说明两个问题，就是现存中国精神健康的一些相关报道，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然后媒体的同行也非常需要一些相关的支持和培训，所以这是我们这次做这个讨论会的一个原因。
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嘉宾有媒体从业者，也有来自精神健康相关方面的从业者，包括有三位媒体人，包括记者和编辑，分别是“正面连接”的记者吴呈杰、《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梁婷、澎湃新闻的编辑（之前其实也是记者）黄霁洁。另外有来自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三位医生，一位是姚灏，一位是曾庆枝医生，还有一位是金金医生。还有我们一直在从事精神健康相关方面的社工小卡。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请我们第一位分享者，来自“正面连接”的记者吴呈杰来分享一下他之前的报道。呈杰现在是在“正面连接”当记者，之前也在《人物》和《GQ》当过记者，其实“正面连接”最近也做了非常多关于精神健康相关的一些报道。呈杰之前有一篇传阅量非常高的文章，是《两个世界：父亲与自杀的少年》这篇文章。那他今天会讲的内容是他做了一些关于抑郁症的报道，包括他在做这个报道时的一些操作经验和一些反思。
Part 2：空难报道与抑郁症的特稿书写
吴呈杰-正面连接：
大家好！
当时依纹联系我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蛮久，可能有一个月之前，那时候我给的主题是关于抑郁症这一块的，不过可能最近我也想分享一些别的，因为这一次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关心的是东航的这个事情，然后在涉及到这种大型突发事件中对于家属的危机干预，我觉得可能也在我们这次讨论的范畴当中。
我会感觉到，当然我没有办法代表所有的媒体，因为准确来说，我们“正面连接”可能是更聚焦在特稿这一个比较细分的领域当中，我就也谈一谈特稿这样一个文体，它可以在这种精神卫生的报道当中起到怎样的一些功能。
首先，我就从这次做东航的这个报道切入，可能这也是现在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尤其我看网上很多人会讨论到关于新闻伦理的这样一个事情。我其实会觉得，可能在这个事情当中，媒体在这样一个大型突发事件当中的位置，以及跟被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也许大家由于不是那么了解，可能还是存在着一定误解的。那我就讲讲我这一次的亲身经历。
这一次其实可能对于媒体来说，的确尤其是我们对于特稿媒体做这样逝者的报道，人物故事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方向。当然它可能会存在着很多其他别的报道方向，比如像空难原因的调查，或者其他别的，但这可能是跟媒体的职能划分是有关系的。对于特稿来说，可能做人物故事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工作，并且这可能也是跟现在整个媒体环境有关系的。
当时像我们联系这个家属的时候，其实可能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我们并不是说真的拿到了一个家属的联系方式，就会直接二话不说打电话过去，然后可能就用一些较为粗暴的语言说，我知道这样一个事情，然后我想跟你聊一聊。其实不是这样的。按我们这一次的操作来说，我们通常首先可能拿到人家联系方式之后，先会给人家发一长段的信息。这个信息会解释，首先一定会表明，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事情是非常关切的，同时，我们没有办法说真的可以跟他们感同身受，因为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是每个人真正经历的，如果你并不一定有相似经历的话，这种感同身受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虚假的。这个也是之前跟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士聊的时候，他们提供的一个交流的方式。
尽管我们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但是其实我们是非常尊重，或者非常能够知道ta现在的情绪是非常悲伤的……
吴呈杰
然后我们也会讲到，尽管我们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但是其实我们是非常尊重，或者非常能够知道ta现在的情绪是非常悲伤的。然后我们其实也不会特别的push，说我们这个时候就一定想要让你们接受采访。我们通常只会说，如果你现在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可以找到我们，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倾诉的时刻，也可以找到我们。
那像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当时其实接触到了其中一位家属，可能很多人、很多同学、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是当时流传比较广的那个公众号，分享他们一对新婚夫妻甜蜜日常的那个公众号其中的那位妻子。我当时联系上她之后，也跟她表明了我这样一个采访的需求，然后她说，可能她现在由于自己心情原因，确实不想再接受采访了。然后我就也有表达说，如果你有任何别的需要的话，其实也可以跟我讲，然后她又说她可能现在需要一些心理援助队。因为之前也做过类似的报道，所以其实我有帮她找到一些这样的专业人士，包括咱们这一次与会的主持人依纹，然后我也问了咱们的嘉宾小卡老师，最后是为她找到了两位比较专业的精神卫生方面的专家，给他们建立了联系。后面他们有没有在做一对一的沟通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其实可能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时候，媒体真正的过程是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的。
那其实大家这次也会经常讨论，是不是媒体就是吃人血馒头或者别的。我是觉得，我们这一次目前来说是发了两篇稿件，第一篇稿件可能也是有一定传播度和反响的，是当时我们写了一篇对话马航家属的这样一篇稿件。因为当时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舆论反馈，大家可能会觉得，媒体好像除了讲这种家属故事之外，好像没有别的能做的了。那我们当时就想，是不是我们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对于这些家属来说，此时此刻他们真的到底在经历什么，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一个角度当然是我们可以跟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士去聊，这个其实有一些媒体已经做了。另外一方面，我没有想到，可能相同事件的亲历者也相对是更有发言权的。那正好当时我也在微博上看到了这一位叫姜辉的马航家属，他本身在过去八年当中，也是马航家属的一个活跃领袖。
他有发这么一条微博：“马航MH370家属对东航MU5735乘客家属要说的话：我们能够感同身受你们的悲伤和痛苦，也知道会随之而来需要面对的艰难和需求。如果你们有任何需要，可以随时私信联系我们。”
当时看到这一条以后，就会觉得他经历过相同的苦楚，但是仍然愿意以自己可以堪称是血泪的很多经验和教训，愿意去给后来者提供一些帮助，我会觉得这也是非常伟大的、或者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就联系上了他，并且他可能也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他其实是很愿意去接受这个采访的。因为他会觉得，的确当时他是希望去联系上这些东航家属，但是其实在我联系他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家属是真的联系到的，只有一个声称是乘客朋友的，就是这样的一位人找到他，但是也没有后续更多的沟通了。他可能觉得通过媒体这样的公共平台，也的确能够把这个话传递给更多人，所以我当时是跟他聊了两次，然后发了这样一个稿件。
因为当时稿件还是有一定的传播度，一方面是我们把这个稿件有主动分享给我们联系的一些东航家属，那很多东航家属就给我们表示了感谢，也有说他们已经认真看完了，觉得确实是能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再到后面是有一些家属主动找到我们，说他们看到了我们这样的一篇报道，然后希望能够跟这位姜辉大哥聊一聊，我也给其中几位为他们拉了群，他们就的确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
比如其中有一位也是一位妻子，她当时最大问题就是，她有一个我忘了是几岁的一个小孩，她其实不太知道怎么跟小孩讲爸爸已经因为这个事离世的这样一个事实。然后姜辉当时给她的一个建议是说，千万不要隐瞒，可能会觉得一时没有办法开口，但是一旦这个事情隐瞒得越久，其实造成的后续伤害是更大的。
所以当时我们做这样一篇稿件，其实也会觉得提供到了一些相对有建设性的信息。比如我们当时写到了家属当时最需要的是怎样的信息，其中也包括了他们一定是需要准确、直接、快速、透明，如果有更多的谣言和阴谋论，这种是更大的二次伤害。也有提到家属需要什么样的心理援助，有提到家属他们在头一周会经历什么，然后也有提到家属之间可以做些什么。我是觉得可能这代表着一种，我们不能说是媒体，就是我们这个特稿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精神健康领域可能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
媒体某种程度上……其实有时候也是可以搭建桥梁的，不管是我们当时给这些家属们和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士们搭建桥梁，还是给之前的马航家属和现在的东航家属们搭建桥梁，我觉得它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功能的。
吴呈杰
然后我也会觉得，媒体某种程度上在整个网络中起到这样的位置，其实有时候也是可以搭建桥梁的，不管是我们当时给这些家属们和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士们搭建桥梁，还是给之前的马航家属和现在的东航家属们搭建桥梁，我觉得它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功能的。这是我想分享的关于这次东航的一个方面。
现在我会发现当我们做很多选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要去报道抑郁症，但是抑郁症都会成为无法回避的一个部分。
吴呈杰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刚才依纹提到的，我本来想要分享的主题是“抑郁症在特稿当中的书写”。我自己最近是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受，其实抑郁症它已经有一点像是一种时代的症候了。可能我们过去能够看到一些稿件，它是专程地将抑郁症本身作为报道对象，但是现在我会发现当我们做很多选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要去报道抑郁症，但是抑郁症都会成为无法回避的一个部分。
比如像依纹刚才提到的“自杀少年”那一篇，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少年是不是有患有抑郁症。因为当时已知的信息就是，他爸爸接受了河南卫视当地一个民生节目的采访，然后爸爸会倾向于认为，儿子自杀是跟他接触到的日本动漫、接触到的游戏有关系，他爸爸是没有提到过“抑郁症”这三个字的。我其实也是在接触这个选题，然后真正去了郑州呆了两次，一共呆了可能有十几二十来天，跟这个父亲之外的、很多这个少年的朋友们去聊，这些朋友们才有慢慢地跟我讲，比如这个少年在真正实施自杀之前，他其实已经有过自杀未遂这样的行为了；然后他们又讲到当时这个少年是自己有在网上做抑郁症的测试，测出来是重度抑郁的情况。这是当时做的那个题。其实抑郁症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也是在做选题当中才慢慢浮现出来的。
后来我其实也做了一些别的选题，可能看上去离抑郁症更远了，但你会发现最终还是会碰到它。比如我后来还写过一篇稿子，是讲一个少女组合叫“Sunshine”，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她们最早是在网络上所谓的因为丑而出道的那个组合，但是在我进入的时候，她们其实是面临解散了。她们其实已经在娱乐圈呆了5、6年，但到那个时候解散了，这样一个事情。其实我也是真的接触到了这些组合的成员以后，我会发现，她们其中的一位女孩也是诊断出了抑郁症。如果有些朋友看选秀的话，她当时参加了《创造101》的选秀，然后在选秀上是宣布了退赛的，其实也是因为抑郁症的这个情况。
我最近还在做一个选题是关于“躺平”。我也发现，我们所谓的“躺平族”，大家可能之前会倾向于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你其实会发现，当大家选择躺平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或多或少也都会受到抑郁症的困扰。因为我当时是去了一个城市，本来我只是想要跟这一个“躺平族”去聊一聊，但我后来发现ta身边其实有更多跟ta一样的“躺平族”，并且大家就是挺有……就是说起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一个事情。
当时有一天，我的采访对象要去精神病院开安眠药，因为ta长期有睡眠的问题，ta之前也测出来是中度抑郁。我们俩本来就打算一起去精神病院，后来因为我们跟ta的这些躺平的朋友们在一块儿，就有另外一个女孩，其实看着还挺活泼开朗的，年纪也很小，是99年的，她当时就说她其实也想去开安眠药。我们后来再聊才发现，她其实之前也有诊断出抑郁和焦虑的情况。
特稿本身是很聚焦于人的，那在这其中，其实更聚焦的是人的困境……我会觉得对于当代人来说，可能精神困境是比物质困境更大的一个困境。
吴呈杰
我其实自己也会在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那我会觉得可能也跟我们这个文体有关系。特稿本身是很聚焦于人的，那在这其中，其实更聚焦的是人的困境。那我会有这样的感觉，但也可能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我会觉得对于当代人来说，可能精神困境是比物质困境更大的一个困境。
我可能也有别的一些要分享的，不过我可能发言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后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提问环节再做一些交流。谢谢大家，我的发言就先到这里。
Part 3：精神障碍照顾者的困境及其报道
蔡依纹-Sixth Tone：
好，谢谢呈杰。呈杰其实刚刚提到了一个我觉得也蛮想讲一下的问题，就是之前关于媒体伦理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精神健康相关报道里面，媒体伦理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包括我们后面其实讨论环节会再聊这个事情。因为可能精神健康、精神障碍相关人士这个群体很多话题也相对来讲比较敏感，包括他们其中有一些可能也是被污名化得比较严重的，所以就会产生非常多的伦理问题。
我们去谈 [ 新闻 ] 伦理，但它并不是存在于真空里面的，它是需要存在于一个真实的语境里面的，它是在我们的操作和实践中被践行的。
蔡依纹
但是我想讲的一个也是说，我们去谈伦理，但它并不是存在于真空里面的，它是需要存在于一个真实的语境里面的，它是在我们的操作和实践中被践行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也是希望通过各位媒体人去分享自己的一些实际操作的经历，我们去探讨一下这个伦理它到底应该怎么样被践行。
下一位是《北京青年报》深度部的记者梁婷，梁婷我也是看到她最近也有非常多关于精神健康相关的一些非常深入的报道，她今天来分享的话题是“精神障碍人士的家属和照料者”这样一个话题。
梁婷-北京青年报：
大家好！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精神病患者的家属、照顾者的这样一个话题。我大概分享两个方面，一个是我怎么样关注到这样一个群体，另一个就是在进行报道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疑惑的地方，也可以和各位老师交流。
首先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其实开始于2019年11月份，当时是有个突发新闻，在长沙一个小区，九岁的男孩被一个30岁左右的精神病患者当街打死。其实在采访这位精神病患者的父亲的时候，我得知他们来自河南农村，儿子在十多年前大概19岁的时候开始出现睡不着、耳朵听不见以及耳鸣的情况。父母一直以为这个症状只是耳朵问题，看了很久的耳朵也治不好，后来在儿科医生的建议下，他们去看了一下精神科，结果就被诊断出来是精神疾病。
当时我跟他聊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人们的认识好像只能到生理上的疾病，可能对于这种精神层面的疾病，大家是没有任何概念的。对于这家人，他们即便确诊了，但在后面十多年的治疗过程当中，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疾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个打人致死事件发生前，这位父亲在没有医嘱的情况下擅自给儿子停药了，他认为儿子一年多没有发病，就是已经好了。事实上在这个事发之前，他的儿子还走失过一次。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家庭的文化水平不高，对精神疾病没有认知，所以很茫然地被推到了这样一种很无知、很陌生的处境当中，以至于他们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当时我就埋下了这样一个疑问。
另外一点就是在和这个父亲交流的过程当中，他提到一个地方很触动我，就是在提到儿子吃药的时候，说儿子刚开始前两天不愿意吃药，我和他的母亲就偷偷把药掺到饭里，医生说热的饭不行，会影响药效，我们三个就吃了两年多的冷饭。其实他当时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们给儿子停药这件事情也是在解脱他们自己，这也是给我留下了对照顾者的一个很浅显的认识。
我觉得，精神类疾病对于这种家属照顾者的影响是非常具体而且持久的，以至于吃一碗米饭，就是吃冷饭还是热饭，这样细微的事情，都需要照顾者来牺牲，我确实感受到了他们面临的这个难处。
如果上述家庭发生这样的极端事件——可能以我当时的认识水平会认为——绝对是受制于父母的文化水平，或者他们对这个精神疾病缺乏更专业的照护知识，但是我做的第二个关于托孤的家庭，就完全改变了我这样的想法。
梁婷
后来我慢慢也在做更多的精神健康方面的报道，如果上述家庭发生这样的极端事件，可能以我当时的认识水平，绝对是受制于父母的文化水平，或者他们对这个精神疾病缺乏更专业的照护知识，但是我做的第二个关于托孤的家庭，就完全改变了我这样的想法。
这个家庭是在湖北，父亲是一所学校的校长，母亲是一个很厉害的物理老师。他们的儿子初中开始发病，最初的症状就是频繁的咬手，要把筷子摆放得很整齐，有时候会和家人说有人要害他，父母其实也没当回事儿。其实他们的学历已经是很高的，但他们依然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到后来却发现儿子出现了傻笑以及一些暴力行为以后，他们才决定去医院，然后儿子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最后这个家庭就一步步地被拖入到泥潭当中。
首先，父亲在不久之后就确诊了抑郁症，然后母亲在之后也诊断出了偏执性精神分裂，提前病退了。我们和她采访的过程当中，她坐在她的家里，然后又翻出来她之前受邀到北京的一个物理协会好像是做演讲的文件，就看这些，我就觉得特别遗憾，就是这对老夫妇他们的人生也被完全地改变了。就这位母亲，她本来应该是在她很喜欢的物理学领域不断钻研，做更多的尝试和贡献，但是病退以后，她就长年闷在家里，完全放弃了物理学，然后我看到她家里订了国外医学还有临床精神医学杂志，这样全年的医学杂志，好厚好厚的记录，她希望从这里研究出来救儿子的方法。
然后他们给儿子在那么漫长的时间，做了当时好像还被许可的那种神经手术，又找了中医，然后又去庙里拜神仙，到后来发现治不了了，他们就计划说希望自己能在百年之后有人可以照顾儿子，所以他们就四处开始给儿子找媳妇。先是这个爸爸去湖北本地的乡下到处贴传单，然后他说传单后来收回来，因为怕别人看见笑话，就把所有的传单都撕掉又扔了。后来还听说有朝鲜人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会偷渡游过来，然后父亲就去了中朝边界交界处的河边守着，他特地选择冬天去，他觉得这个时候有人会过来，他们试图捡到一个朝鲜媳妇，然后他们还去了越南、缅甸买新娘等等。
他的这些行为都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在我的认知里，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但是当他们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还是做出了很多我们很普通人，或者文化水平更低的人同样的选择。甚至他们这一切不成功之后，这对老夫妇在百度上看到了广告，就去做代孕了，然后钱也没了，孙子也没有得到。
照顾者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集体性的困境。
梁婷
所以这两个选题做下来，我更加理解到，我们家属、照顾者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集体性的困境。这两个家庭在孩子生病以后，其实没有得到太多社会的支持，他们很逐渐地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切断和外界的联系之后，他们就越发得不到支持，因为你没有和外界基本的互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家是什么情况，他们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家里什么情况。所以我发现这种家庭可能出现极端问题的概率就变得更大了。
然后就是长沙那对父母，他们四处打工，他们也从来不和别人有深入的交流。在儿子事发以后，被警察带到了精神病院以后，那个父亲大概隔了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给我打来电话，他就很无助，他想见儿子，又不知道该找谁，警察不允许，他就想问我怎么办。但其实他的女儿是在长沙的，而且他的女儿嫁了个家庭很体面的丈夫，就是女儿的家庭是非常好的，按照常理来说，他完全可以求助于自己的女儿，那是他的亲弟弟，是他亲闺女。但是在电话里我就问他了，我说，您为什么不问问您的女儿怎么办？然后这位父亲就说，他不好麻烦他女儿，然后他也没再多说。其实我就理解了他的意思。他其实在长沙住的那个房子也是借用女儿的房子，他是一个很胆战，很不好意思，就很卑微的一个身份。
然后湖北那对父母他们其实就被外人说，一家人都“神经”了。他们以前的家，非常体面的一个教育家庭，而且父亲是那样的职位，很多人都说他们家很好，但是生病以后就彻底地改变了，母亲一年可能也不出一次家门。我发现他们或主动或被动的，就都被社会和身边的人排斥掉了。他们在患病以后，以家庭之力去应对这个疾病，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人生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这种付出并没有让他们过得更好一点。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当家庭陷在这种死循环之后，出现极端问题的概率就会更大。而且我们看到以往的新闻报道，比如2014年上海有父亲杀死自己的儿子，然后又自杀，因为受制于治疗费用太高；2019年南宁的一位父亲用铁棍打死了自己的儿子，他怕儿子发病伤人等等。
所以我发现了这个照顾者的问题，我就在这之后专门做了一篇《精神病人照顾者的隐秘角落》这样一篇稿子。这个稿子试图更聚焦于照顾者群体，更直接地探讨我们该如何关照这个群体，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识了姚老师，做了采访。
[ 照顾者们 ] 普遍表达的痛苦，其实就是他们和疾病的斗争非常漫长而反复，好像没有尽头的通关游戏……
梁婷
我发现，我遇到更多的照顾者可能是未成年的子女或者伴侣，他们普遍表达的痛苦，其实就是他们和疾病的斗争非常漫长而反复，好像没有尽头的通关游戏，采访对象是这样形容的。然后我就把我关注到的“羽翼计划”的那些工作坊推荐给了这些受访者，他们反馈是说确实是需要这些，一个共同的空间给予他们的一些支持。我记得在和姚老师采访的过程当中，他也提到了，其实家庭是一个互动的系统，如果对其中每一个角色都能够提供支持的话，就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一起成长。所以我做完这个选题，我更加觉得支持、帮助照顾者，对照顾者本身很重要，对病人的康复也非常重要，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手段。这就是我大概关注照顾者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我接下来想跟大家交流的是，在进行这种照顾者报道的过程当中，我自己遇到的一些比较困惑的地方，也是和大家一起探讨。就是在《精神病人照顾者的隐秘角落》一文当中，我接触到了一个24岁的女孩儿，她是从七岁开始就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妈妈在一起，然后发病的时候，妈妈去学校完全干扰了她正常的生活，所以她小学的时候就休学在家，以至于中间过程很颠簸，我就不再赘述了。她后来找到了她的爸爸，回到学校等等，然后考上大学以后，就把妈妈带到身边，一边上学一边照顾她，但是妈妈的病情加重，她就决定把妈妈送到精神病院，大概是个这样的过程。
在问到这一块儿的时候，她自己说，把她送到医院也是考虑我的未来，我不想反复被牵扯精力，我想要更好地、正常地生活。她最后说，这让我觉得自己很自私，她说到这儿的时候，她很愧疚，而且她也哭了。
其实就是在这样的采访的时候，对于记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动人的细节，很动人的一个故事，但是在她哭泣的时候，我就要不停地去问，比如你童年时期和妈妈的相处是怎么样的，你妈妈小时候打你骂你是怎么样的，你觉得孤立无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记忆里和妈妈感到很温馨的是什么时候。每次这样问题不断去深入问她，她其实在电话另一边都会哭，她情绪上的波动其实是蛮大的。
我们对于记者职业的要求就是需要问到更细致的场面，但是对于她个人，让她不断地去回忆这些，我其实当时不知道她是否可以接受……
梁婷
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对于记者职业的要求就是需要问到更细致的场面，但是对于她个人，让她不断地去回忆这些，我其实当时不知道她是否可以接受，这个时候提问的时候我也会犹豫。虽然我的初心是希望让更多人理解她的处境，看到她内心的纠结，但是在提问的过程当中，我就会纠结我如何把握这个尺度，不要碰到她的痛点，而且我怎么样理解她的哭泣。在我的常识里，我们有时候安慰别人也会说，哭出来是好的，你哭一哭就好了，但是我不知道对于医生来说，是不是可能会有更多的判断标准，她的那个哭到底是一个情绪释放的信号，还是提醒我作为采访者就不要再问了，这是我疑惑的第一个点。
另外一个我觉得在报道中遇到的问题，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长沙那对恶性案件的父母，其实我们作为记者，为了还原一些事情，常常要做很多的周边采访。为了了解长沙那个家庭的家庭轨迹，我们可能会选择去到他们生活的乡村，找到他们的亲友，询问更多关于这个家庭的过去，这是我们常规的操作。
但是其实对于家属而言，他们可能并不太愿意说这些事情。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走访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这个父亲是骑摩的的，和他一起工作的工友其实很多人只听说过他有个女儿，很少有人知道他有儿子，只说他女儿生活很好，有两套房之类的。有其他媒体的记者采访这位父亲的时候问过他，这位父亲就说，因为觉得丢人，没有和外人说起。
那找到更多的知情者后，我们又如何顾及这些家属的隐私性，顾及他们的心情？我有时候会安慰自己，我们是为了一个群体发声，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问题，但是其实落到个人的头上，一旦他的信息被暴露给更多人以后，他可能就要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更多的白眼和偏见，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给他更多包容的这样一个阶段。
梁婷
所以，其实这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很好地做好这种抉择。我们作为记者，像我刚刚说要做周边采访，那这家有个精神病人，出了这样的恶性案件，他没有登记在册，我们要层层地去挖掘，他为什么没有被社区记录，他在户籍地的村里是否有被记录，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以至于最后出现这样一个有人死亡的恶性案件。那找到更多的知情者，我们又如何顾及这些家属的隐私性，顾及他们的心情？我有时候会安慰自己，我们是为了一个群体发声，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问题，但是其实落到这个伯伯个人的头上，一旦他的信息被暴露到更多人以后，他可能就要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更多的白眼和偏见，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可以给他更多的包容。这也是我自己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
我会提醒自己，我们不是带着歧视去报道精神病人……但事实上在工作当中，我很多时候也是带着一种恐惧感的。
梁婷
最后一点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困惑，也经常跟我的同行们聊，是关于精神病人本身的。为什么有这个困惑？因为我发现自己在做报道的时候，其实我会提醒自己，我们不是带着歧视去报道精神病人，我们对精神病人也没有更多的不好的认识，但事实上在工作当中，我很多时候也是带着一种恐惧感的。
比如我在采访湖北那对给儿子代孕的老夫妇的时候，那个婆婆一直在跟我讲，她儿子发病会打人，谁都控制不住，为此他们还安装了铁门。然后她还讲，她自己发病的时候也会很暴躁、发脾气、想打人。而且刚好是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去的，那个时候春天刚好是精神疾病的一个高发期，所以她一边跟我说这些，我一边其实内心是有一点点害怕的。然后，她儿子也刚好这个时候出来了，我虽然表面上是很平静地和他打招呼，但是我当时手里拿着一把伞，我就不由自主地握紧了那把雨伞。我脑海里还在想，如果我被攻击了，或者如果他突然间发病了，我怎么躲起来，我躲到哪里去。其实这种念头出现的时候，我内心是很挫败的，我们本来是带着消除社会对精神病的歧视也好，误解也好（的想法）去做这样一个报道，但是这种想要打破的东西却出现在我自己的内心里，对我来说就感觉很难受，就是该怎么去面对这种问题。
所以这也是我在分享最后想和各位老师一起探讨、请教的一点，就是我不管大家作为医生，还是其他几位同行，你们在去采访这样的人事的时候，是否也会有这种恐惧出现？如果出现的话，我们作为采访者，如何面对自己的这种恐惧，让自己从这种恐惧中改变，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谢谢大家，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
Part 4：自杀报道
蔡依纹-Sixth Tone：
谢谢梁婷。我觉得梁婷其实也提到了很多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照护者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做精神健康报道的时候，我们的对象可能很多时候聚焦的是精神障碍人士当事人，但是我们照护者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角色。我们很多时候是通过照护者这个角色去了解当事人，但是其实我们的焦点很多时候也没有放在照护者上面。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焦点对焦到照护者这个群体，他们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处境和不一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谢谢梁婷的分享。
然后梁婷刚刚提到的一些问题，包括怎么样跟当事人相处，然后记者和受访者的关系，我们后面的讨论环节也会继续再来讨论。
然后我们下一位要分享的是澎湃新闻的黄霁洁，霁洁之前做报道也是做得非常好，然后现在是在澎湃新闻做编辑。她之前也是编辑过一些精神健康相关的报道，她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关于自杀报道的方面。
黄霁洁-澎湃新闻人物栏目：
好，谢谢大家。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之前做的一些自杀报道的相关经验，主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去年我跟一个记者一起合作的一篇关于11岁小学生坠楼的一个稿子。
一开始我们接触到这样一个选题，其实也是来源于一个快讯的消息。大概就是江西有一个11岁的男孩子，他一次因为没有写完作业跳楼，然后因为他这个跳楼的时间是开学的当天，在这个消息里面，基本上是采访了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是父亲为他讨一些说法，觉得是学校要为这个事情负责，然后他希望有所赔偿等等，然后这个报道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学校的回应。
一开始这个报道里面也披露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孩子他当时跳楼的遗书，这个遗书里面其实我们当时也是比较疑惑，因为他在这个遗书里面有写到，希望你们好好对待我们家剩下的孩子们，不要让他们也得抑郁症。除此之外，他还提到说，如果我真的死的话，希望有人可以一直玩我的游戏。这个我们当时比较疑惑，主要是觉得他好像没在里面提到学校和作业这方面的事情，更像是在跟家里面的人去讲话，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觉得这是不是跟他家里面人有关。
当时我们记者联系到了他的父亲，当时他的父亲其实是很愿意跟我们接受这样一个采访的，但是其实我们也会有一种担忧，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去讲述一些他自己家里面的事情。所以，当时一开始跟他聊的时候，其实他的父亲所讲的很多内容跟之前报道里面是比较相似的，他还会再说很多作业的事情，一提到学校给孩子布置很多作业，他就会比较激动，然后他也说他找了律师，想要去跟学校打官司。
我们当时就会觉得，好像有点不知道怎么跟他继续聊下去。其实这个也是我后来会有的一个新的感受，也是这次在做东航遇难者家属的一些报道的时候，我们当时也采访了一个心理专家。这个专家就谈到，其实这些丧亲者会经历几个不同的反应阶段，可能有一个反应阶段就叫做“讨价还价”，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希望要到一些赔偿。他们看上去是这样一个状态，但实际上是他们内心处理哀伤的一个方式，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
包括我自己之前除了做这种自杀者相关的报道，还做过一个稿子是关于自杀者的家属，被称之为“自杀者遗族”，因为一个人的自杀其实是会对身边大概有六个人产生比较严重的心理影响和反应。
其实关于这种自杀者的家属，他们其实还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应，就是会有很多的自责。包括在这个小学生坠楼的稿子里面，记者跟这个父亲聊的时候，他就会说很多这种话，比如这个孩子还有这么多作业，为什么我自己却没有关注到，那个老师怎么不会通知我一下，他会有很多这样一些表述。这个也是我们后面才渐渐地了解到，可能是他当时内心状态的一个反应。
我们后来聊下来这个家庭的一个大概情况，就是这个父亲常年是在浙江打工，他们老家是在江西的，这个孩子就是一直和他奶奶和另外五岁的妹妹和姐姐一起生活，所以他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留守儿童的状态，另外他的父母也在他三岁的时候离婚了。
但是我们当时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就是要真的去了解自杀者本人的内心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自杀者离去了之后，我们其实主要的信源就是自杀者身边各种各样的人。
黄霁洁
但是我们当时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其实也是我们处理大多数这种社会新闻、或者自杀报道时的一个困难，就是要真的去了解自杀者本人的内心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自杀者离去了之后，我们其实主要的信源就是自杀者身边各种各样的人。
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ta身边的人真的很了解ta的话，其实ta可能也不一定会有这样一个自杀的行为。那我们当时记者跟他们聊的时候，主要的一个信源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奶奶、他的家人，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这个孩子的一些描述，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也是我们当时觉得有点疑惑的，就是他们的这种描述就让人感觉好像这个孩子很不真实。
这个孩子在我们稿子里面化名叫浩浩。他们会说，浩浩非常省心，从来不惹事，也从来不会调皮捣蛋，根本不像是会自杀的孩子；或者这个孩子脸上总是带有一种非常干净的笑容，就是诸如此类的一些描述。我们后来回去复盘这些话，可能更多的一个感觉是，其实这个可能是一个家长的视角，是对孩子的一个评价，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反应，就是觉得孩子是非常美好的，因此这么一个美好的孩子是不可能去自杀的。
他当时的那个状态，对这些家属来说，是不愿意接受这个孩子去结束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后来聊了一些，比如我们想知道他的这种“省心”或者很“懂事”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父亲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细节，也是我们当时会觉得比较惊讶的。当时这个父亲曾经家里有过破产，然后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困难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跟他们说，长大以后要养他们；包括他有一个妹妹弄坏过他的玩具什么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责怪过她，而是会说她长大了就不会再捣乱了。就感觉这个孩子，很少看到他很像孩子的那一面。这个也是我们当时比较头大的一个问题。
后来我们有接触到他的姐姐，跟他可能稍微走得近一点，然后他姐姐可能提供的是另外一个说法，关于这个孩子是一个相对比较脆弱的形象。就是他会说，他可能长大以后想要养只狗，这只狗可以保护他，也可以一起出去玩；包括他在父母离婚的时候，可能会说过对他们的一些想念等等。可能在这种采访里面，我们会稍微有一点点了解到这个孩子当时的一些心路历程，但是其实也非常的微弱。
包括后来我们主要想继续探索的一个方向就是，因为其实当初那个父亲最想了解的，就是到底是不是有很多作业，让这个孩子承担了一个比较大的学习压力。我们当时也做了各种各样的采访，去了解他的作业到底有多少，包括这个老师到底是怎么对待他的。他的生母我们当时也去采访，她后来给我们讲了一个细节，其实也是比较关键的，就是她说，当这个小孩考了90多分，达到了他妈妈的要求的时候，他会把这个试卷拿给他妈妈看，并且告诉她，你现在可以笑得很开心了。
我当时在处理这个稿子的时候，有去看另外一个好像也是类似于关于青少年自杀的一个分析，里面好像有提到，可能对于这个孩子来说，重要的并不一定是学业压力，因为好像往常在排查这种青少年自杀的时候，会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可能占百分比最高的是来自学业压力，但是在那个分析里面就有提到，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学习压力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作业和成绩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更加重要的。如果它是跟这个孩子个人的价值、获得的肯定和认可绑定在一起的话，可能对这个孩子来说，如果又没有达成这个成绩的话，是一个更强烈的打击。
然后除了作业以及他家庭的一个情况，因为他在遗书里面也提到了他一直想要玩游戏这件事情，我们当时也有找到跟他一起玩游戏的、在游戏里面认识的一个大姐姐。那个姐姐可能就会跟我们说更多的关于这个孩子他们怎么一起玩游戏的事情，包括这个小孩可能也会跟她分享一些他个人生活上的事情，比如他晚上做了噩梦什么的，然后那个姐姐可能就会安慰他。
关于游戏这块，也是后来看到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访谈就有提到，其实像我们之前接触到这个父亲的时候，他也会觉得是不是游戏把这个孩子带坏的，或者他不好好做作业，沉浸在游戏之中，可能有点迷失了自己，然后因此去自杀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当时看到那个访谈里面就有提到，这个咨询师可能会接触到一些来访者，也是这种十几岁的青少年，然后他们会跟咨询师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玩游戏吗？如果我不躲在游戏里面，我就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因为我父母一直都在逼迫我，就是去学习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当时也会给我们的报道有一些启发，就是这个游戏可能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当时是比较支柱的一个作用，但是其实在他自杀发生的大概两个礼拜之前，跟他一起玩游戏的这个姐姐就离开了这个游戏。反正大概知道了这么一些跟他生前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但其实这里面也是我比较困惑的一个地方，就是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我们并不能够直接知道，哪件事情和他最终自杀是有相关性的……那可能我们在稿件的处理上面……可能更多的只是还原一下他的人生历程，让读者可以知道这个人以前是处于怎样的一个处境……
黄霁洁
因为我们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及时采访是很难非常充分的。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够直接知道，哪件事情和他最终自杀是有一个相关性，或者跟他最终采取这样一个措施有一个直接的原因，然后其实我们报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况就是，我们到最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可能我们在稿件的处理上面，就会以一个“xx之谜”或者呈现出这样一个空白，让大家知道，他的这个自杀，我们自己也没有完全穷尽地了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可能更多的只是还原一下他的人生历程，或者其他人的各种说法，让读者可以知道这个人、这个逝者，以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处境里面。
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比如，像这个稿子里面，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信源就是他的父亲，他家里人。一方面，他家里人的内容，他会说得特别多，另外一方面，他其实在说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的，可能会有很多这样一种反思和自责，然后就在稿子里面呈现的，他可能反而会说得很像要把自杀的原因、矛头指向他的家庭。包括后来读者对我们的评论里可能也会提到，他家人可能对他会有一些忽视，然后这个我们当时在报道里面就也会有一些处理。
一方面是，我们当然不希望读者对于这个父亲、这个家属有一种苛责、或者批判和审视的态度，当时可能可以采取的方法就是，更多去呈现他本人的一个状态，就是比如他的容貌、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说了些什么、他的语气、包括他自己个人的一些过去的情况，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并且他也是一个逝者的亲属，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稿件能够尽可能对他本人少产生一些影响。
当我们去追溯原因的时候，会追溯到他的家里人，但他家里人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可能是我们当时没有非常充分去挖掘的……
黄霁洁
但另外一方面，比如他对孩子的忽视可能也并非是他的本意，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局限性。他可能在外出打工，在城乡结构里面有更复杂的背景，但是这块好像在稿子里很难展开讲或者呈现，然后我会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在稿子里所呈现出来的，关于他自杀的一个背景，以及比如当我们去追溯原因的时候，会追溯到他的家里人，但他家里人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可能是我们当时没有非常充分去挖掘的，这个可能是当时比较困惑的一个点。
是不是适合在新闻报道里去展现他遗书的文字？……但是，这个遗书可能又是唯一可以透露他本人想法的一些内容……
黄霁洁
还有一个我自己一直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个稿子里面，这个孩子他是有一个遗书的，但是不是适合在我们这种新闻报道里面去展现他遗书的文字，包括这种文字会不会对一些读者、或者一些可能也有自杀意图的读者产生一些影响？但是这个遗书可能又是唯一可以透露他本人想法的一些内容。在他遗书的处理上面，这也是我们当时有一些纠结的问题。
那这些比较灰暗的描写，可能会对读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时可能也会有人给我们评论说，我也想自杀之类的。
黄霁洁
另外就是关于这个稿子可能对读者产生的一些影响。这其实也是做一些类似这种自杀报道，包括之前我去做“自杀者遗族”报道里面会有的一个比较大的困惑。因为我们当时主要关注的是自杀者的亲属，他们可能会说怎么从丧失亲人到自己慢慢走出来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关于自杀者本人的情况，基本上也是靠他们的亲属去描述，然后亲属的描述，基本上是会提到一些关于自杀者比较灰暗的一个人生历程。那这些比较灰暗的描写，可能会对读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时可能也会有人给我们评论说，我也想自杀之类的。
今天时间不太够，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希望可以跟各位老师和同行请教一下。
Part 5：面向大众的精神健康传播困境
蔡依纹-Sixth Tone：
好的，谢谢霁洁的分享，我觉得霁洁其实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提到了非常多我们媒体在操作一些报道时非常具体的一些操作，所以后面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包括刚刚提到的归因的问题。
然后我们后面的一位分享者是小卡。小卡其实一直在精神健康领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包括她之前也一直非常关注精神健康相关报道的一些规范，另外她一直在做很多关于精神健康相关的一些科普工作，这次小卡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对精神健康相关报道的一些观察，包括她所创始的公益组织“刺鸟栖息地”也在收集相关受访者的一些反馈，也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小卡-刺鸟栖息地：
好的，各位晚上好，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面向大众的精神健康传播困境”。
这个出发点一个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写作者，会做自媒体的运营，另一方面是我所在的组织也有一个公众号，现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让很多人都可以去说话，都进入这个传播的语境，就面临了很多传播相关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也接触到了蛮多专业的媒体朋友，对精神健康议题的传播有了更多思考。
我当时一看，这个标题有“天才”两个字，心想糟糕，我们的亲历者社群、我们精神健康的从业者可能要暗呼不妙。
小卡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叫做《杭州男子从殡仪馆打来电话，能不能写写我们的天才儿子》，这其实就是一个父亲的口述史，讲的是他儿子是一个双相情感障碍人士，同时也是一位比较优秀的翻译工作者。文章在网上激起了大量的波澜。我当时一看，这个标题有“天才”两个字，心想糟糕，我们的亲历者社群、我们精神健康的从业者可能要暗呼不妙。因为这个“天才”实际上恰恰就是双相情感障碍长期的、带有一些浪漫化的、有偏差的想象，不是所有的双相情感障碍者都会被称为天才，或者展露出充分的才华的。当时，亲历者社群、家属社群，大家批评得已经蛮厉害的，就是很多人觉得不要这样报，或者不应该是以这种形式来报。
我就围绕着这些质疑跟批评写了一个文章。
当时写文章大概有这么几个目的，第一个确实是想跟媒体朋友们商榷，这个文章起到了比较好的传播效果，但有没有可能还去做一些细节的优化；第二个是想和亲历者跟行业的朋友商榷，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批评或者批判，但是考虑到媒体的一个大众传播属性，包括不同的媒体、栏目有不一样的目的和调性，亲历者的利益跟它这个传播带来的一些客观矛盾有没有可以协调的；第三个就是写给普通大众看，这里面包括了蛮多双相的一些基本概念的解释，也包括亲历者们常见诉求的一些基本解释。
那这个文章写出来以后，也是传播得特别多，后来就评论区出现了蛮多攻击跟质疑的声音。这些攻击跟质疑的声音在几天之后“偶尔治愈”采访我跟张进老师的时候也出现了，张进老师是之前《财新》的副主编，也是一个做大量精神障碍科普跟公共教育的一位前辈，在“偶尔治愈”的这篇文章下面也有很多负面的评价。大家感兴趣其实可以去看，也能看到小编还蛮辛苦地在回复。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我意识到两点。第一个就是，不管我是一个个人自媒体，还是专业的媒体，不管是在怎样的语境下，其实都有可能收到一样的评价，大家可能对这个是没有区分的。第二个我感觉到就是，鸿沟太大了，可能你觉得你是在讨论业务，但别人觉得你是在质疑；可能你觉得实际上是在填平那个鸿沟，但可能却有人觉得你在使用一些更权威性的话术拉大这个鸿沟，所以我当时感觉还挺艰难的。
鸿沟太大了，可能你觉得你是在讨论业务，但别人觉得你是在质疑，可能你觉得实际上是在填平那个鸿沟，但可能却有人觉得你在使用一些更权威性的话术拉大这个鸿沟……
小卡
这种艰难感不是一朝一夕的，我大概从事这方面的公共发声、写作是从2015年开始的，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我觉得这个情况，类似前段时间东航失事引发的“人血馒头”这些讨论，其实我们都已经听了很多年了，但是事情好像没有太多变化。
所以我就归纳了一些传播的困境。
第一个是，我感觉社会整体对精神健康议题的开放程度仍然非常有限。现在所有的“出圈”或者“10万+”其实还是伴随着对已有刻板印象的一个强化，不管是更加煽情的、更加浪漫化的，还是依然是那种恶性的负面事件，就是这种看似成功的传播背后依然是一个非正常化的逻辑。
现在所有的“出圈”或者“10万+”其实还是伴随着对已有刻板印象的一个强化……
小卡
第二个是，“你对议题消费”“你是不是在吃人血馒头”这种看起来在关心新闻伦理，但实际上逻辑非常粗暴的批评，也是屡见不鲜。那这就带来了，其实你做任何一个报道、对话、活动，都非要先“剖肚证凉粉”，就是我吃了几碗凉粉。这种形式上的客气或礼貌，甚至已经被提到大于内容上的严谨到位了。
再来就是在精神健康领域，它部分议题是没有办法迎合短平快的传播方式的，但现在这种新媒体时代，其实对大家报道的速度、文字量、能不能快速提炼要点提出了很多要求，但是有的领域实际上在研究方面可能也没有定论，然后实际上各个学科看法也不一样，你其实比较难给到一个很速成的结论。
在精神健康领域，部分议题是没有办法迎合短平快的传播方式的。
小卡
再来就是其实在近几年的工作中，我发现我们很多试图去填平那个鸿沟，试图呈现一手经验的尝试，却有可能被误解为，你是不是专家，你是不是觉得瞧不起我们，或者你觉得我们的时间是不宝贵的，或者你怎么觉得你有权利、有资格说这些，它又会被转化成一个二元对立。最后一个，就即便是我们内部有共识，但让内部共识成为外部常识仍然是任重道远的。
我们后来就做了一个工作成果的分享，这是从去年11月一直做到现在，最近刚刚结项，产出了一本主题文集，这边就不细说了，回头可以把这些资料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个文集后面有三个附录，最右边这个就是待会儿姚灏医生要分享的，“心声Mind”做的一个《规范报道指南》，然后前面两个是我们做了一个《顾问资源汇总》和一个《精神健康媒体报道规范英文资源整合》，包括了自杀、自伤、精神健康，也包括创伤。这是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这么一个文集的内页，它包括了很多一手的讨论，然后也包括了比较多记者朋友跟亲历者个人团体的一手实践经验。它可能不是一个答案，但里面大家纠结过的细节、遇到的困难，可能能够给后来者以参考。
最后我想放上一些亲历者的声音，这也是我们文集里所收录的。
左上角是一个阿斯伯格的博主，ta就说其实我无打码地、我自己作为自媒体去暴露的时候，要面临着各种审视、猜测与质疑（你好，我是简中互联网第一个出镜做阿斯伯格科普的up主）。其实这种恶意大家完全可以往高了想，就不要说我们这样的一些组织，或者还有一些专业身份在的，其实更难的是这些可以说是完全赤条条上阵的亲历者，ta们会面临很多的质疑，这也会给ta们带来很多原本这个疾病困扰之外的更多其他困扰。
其实更难的是这些可以说是完全赤条条上阵的亲历者，ta们会面临很多的质疑，这也会给ta们带来很多原本这个疾病困扰之外的更多其他困扰。
小卡
然后右下角是来自姐妹组织“双相躁郁世界”，ta们也在拍一部双相的纪录片。ta们自己就是专门做双相这块的非虚构内容的呈现，ta们会有内部的一个编辑指南（当我们在书写双相情感障碍的时候，我们在想什么），我觉得实际上这个也是可以给到一些专业的编辑以参考，就是大家的语境不一样，工作场景不一样，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照搬，但是你会看到它在里面也会对编辑者个人的身心健康、操作的这么一个践行有很多的设定。比如在写作中会警惕用“痊愈”这个词，因为这可能会带来一个不恰当的期待，然后也跟精神健康复元的理念可能有所偏差。
这个是来自一个B站up主“少女神婆婆”，她是一个进食障碍的博主，也有一定的自媒体影响力（媒体报道的另一面：被推上风口的28公斤女孩）。因为她可能是我身边认识的亲历者里接受采访最多，也最频繁的一位有精神困扰的人士，那么她就提出了她遇到了几个困扰点，我也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只按照选题来安插人物，而不是考虑实际情况，之前也不会去做任何背景了解，简单来说就可能我们的经历者被工具化了，成为了一个论证那个论点的工具。
第二个是闲聊的内容被写进新闻稿，她这个写得不是很详细，实际上指的就是，可能她觉得没有办法作为严肃报道或者还要再推敲的东西，就直接被当成事实放到新闻稿子里面了。
再来就是，起标题放大、或者提取部分非重点内容位于明显位置，这个可能就是大家需要去商榷的，因为我们也很理解新闻它有一定的需要，就是标题吸引人的这么一个特质在。最后就是刻意引导和挖掘创伤经历，然后这个对受访者造成一些伤害，或者提的问题比较尖锐，这个也是老生常谈了，我就不再多说。
最后就是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说伦理或者规范，就单单只提价值是很有限的，还是要去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用实际案例打交道。
第二个就是要促进跨学科对话，每一次的传播热点，我们都可以当成一个公共教育的切入点。
再来是呼吁更多的“解困式报道”，故事很重要，但是谁去行动、谁促进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这种故事其实可能比那些哀伤的、吸引人的、或者劲爆的故事更重要。然后提供知识的同时，也能够介绍知识生产的逻辑，现在大家都对于专家、对于专业有很多迷思，如果我们能够去进行知识介绍的同时也呈现知识生产的后台，也许能够促进大家思维方式的改变，而不仅仅让读者成为一个嗷嗷待哺的受众，被动的一个被填鸭式的对象。
故事很重要，但是谁去行动，谁促进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这种故事其实可能比那些哀伤的、吸引人的、或者劲爆的故事更重要。
小卡
最后就是我觉得其实可以更多地向一线工作者开放约稿，也可以做一些写作的赋能，让大家都可能有一些能力去发出一些声音，以及就像这种新闻报道，它其实除了当时的传播价值，也有很多文本研读的价值，我们这些公益组织、亲历者团体也可以协同各传播方将报道的价值最大化。
我的分享就到这儿了，应该时间是正好，谢谢大家。
Part 6：精神障碍新闻报道的“五要五不要”
蔡依纹-Sixth Tone：
好，谢谢小卡，小卡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就是从一些当事人的角度去谈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可能要抓紧时间，后面下一位分享者是来自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姚灏，他也是公益组织“心声”的创始人，之前“心声”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小卡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他们有做一个关于精神健康报道的指南，然后他会来介绍一下，同时也会稍微谈一下，在做精神健康相关报道的时候，怎样去避免一些污名化的风险。
姚灏-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谢谢，谢谢依纹的介绍，然后也非常感谢前面几位老师，包括我们今天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因为我觉得最近几年媒体环境确实是不太好，然后大家还能够深入到精神健康媒体报道相关的伦理操作的一些问题中，其实我们自己作为精神健康从业者来讲，还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我们以往做很多这种科普教育的工作，其实有时候看到一些不太好的新闻报道，心里是感到非常无力的。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机会跟很多媒体朋友去讲，到底该怎么去尊重精神障碍者他们的一些声音，他们这些权益，没有这么一个渠道。所以，包括像今天，包括我们去年年底，包括小卡那边办过几次相关研讨会，有精神健康的一些工作者，有媒体的工作者，还包括很多的亲历者朋友，大家走在一起，一块儿去讨论关于如何做更好的关于精神健康、精神障碍的相关新闻报道，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身相比以前，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当然我们去年做这份指南的话，其实还要回到十多年前，当时就是我们在座的一位，就是曾庆枝老师，其实多年前就已经做过相关的培训工作，当时他们好像是和《人民日报》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一块儿做过一个相关的媒体培训，也是关于精神障碍相关的媒体报道的。当然过去几年，因为媒体环境，包括整个精神健康领域，包括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是蛮大的，所以我们觉得也可以在前面很多老师的肩膀上，进一步地去推动精神健康、精神障碍相关报道的一些规范性的操作。所以今天因为时间比较有限，我就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规范里面的一些内容。
新闻媒体在改变社会公众认知，包括改变公众对于某个问题的话语与叙事方面，是有很大作用的。
姚灏
那么背景的话我也不多讲了，大家都知道，新闻媒体在改变社会公众认知，包括改变公众对于某个问题的话语，某个问题的叙事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当然这个作用是两方面的，可能是一个好的作用，可能是一个坏的作用。可能会导致公众对于精神健康、对于精神疾病产生一个负面的、错误的认知，那么也有可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正向的，让公众能够更好地去正视精神健康相关的问题，减少精神疾病相关的污名化这样一个正面的作用，所以两方面作用都会有。其实核心还是在于，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更好地做好一个关于精神健康、精神疾病的报道。
那么，其实在过去很多的新闻报道里面，很多精神疾病都会和比如暴力伤人这样的一些恶性事件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其实会给我们很多亲历者，包括很多精障者朋友产生很大的一个污名化的影响。但其实我自己感觉，包括今天我们这边很多的媒体朋友、记者朋友已经讲到过了，他们的一些报道，其实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里头，我自己感觉整个媒体环境其实还是有一个正面的变化的。我们对于精神健康问题，对于精神疾病的关注范围，其实是在变大的，包括很多的媒体朋友可能会更多地去挖掘一些健康议题背后的更深入的问题，我觉得这可能对于五年前、十年前来讲，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今天这个研讨会其实稍微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缺憾，就在于我们亲历者的声音相对来讲是比较缺失的。
姚灏
当然除了这一点因素之外，前面小卡也讲到，包括聊天框里也有朋友提到了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做这份报道，包括今天这个研讨会，其实稍微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缺憾，就在于我们亲历者的声音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缺失的。所以，其实我们去年在做这份规范的时候，年底在做两次内部研讨会的时候，当时是请到了一些亲历者朋友，愿意出来发声的亲历者朋友，一块儿来参与这样一个讨论。因为其实我看到今天我们听众朋友里面，也有一些朋友是专门做残障的公益活动的，其实在残障圈里，一直在讲一句口号，叫“如果没有我们的参与，一切都与我们无关”，会有这么一句口号。
如果没有精神障碍亲历者的参与，我们很多时候的讨论会少掉很大一部分的声音。另一个层面上来讲，很多既往的新闻报道，它都是缺少了亲历者这样的主体的发声。
姚灏
对于很多残障朋友来讲，包括对于很多精神障碍亲历者的朋友来讲，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的讨论会少掉很大一部分的声音。另一个层面上来讲，很多既往的新闻报道，它都是缺少了亲历者这样的主体的发声。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精障者朋友、亲历者，他们本身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相对来讲没有一个发声渠道的社会地位上面，所以我们的新闻报道能否给到他们一个发声的机会。我前面在看美国的一些新闻伦理，其中也有提到，我们新闻报道有一个责任，就在于能否把声音给到那些没有声音的人，能否把你的话筒给到那些既往没有这个发声渠道的一些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媒体的责任。
所以我们去年在做这份规范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也是有亲历者朋友，有精神健康的工作者，有媒体工作者，大家一块儿去做了这样一个指南。所以，我们这边关于精神健康新闻报道，一共是有“五要五不要”，我后面会稍微具体展开讲一讲。
在展开之前，其实我们认为，这份指南本身并不是权威性的一个指南，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伦理问题、伦理困境，可能是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需要放在一个具体的情境里面去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关于“到底什么是好的精神健康新闻报道”这样的问题，可能更多的答案是存在于我们的讨论以及争论过程中的。所以，这个是无法由某份所谓的指南性文件来取代的。
关于“到底什么是好的精神健康新闻报道”这样的问题，可能更多的答案是存在于我们的讨论以及争论过程中的。
姚灏
那么原则的话，其实我也不多讲了，第一个尊重，然后不伤害，然后反思。这三个原则其实大家也都可以理解。
尊重我们的受访对象，尊重我们的亲历者、精障人群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的一个发声渠道以及他们的态度和意见，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我觉得，还需要去尊重他们不愿意接受相关采访的这样一个权利，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不伤害的话，这个我后来稍微看了一下新闻媒体伦理的一些原则，其实在新闻媒体伦理里面也有提到，我们在做任何新闻报道的时候，是否会对受访对象，包括与受访对象相关的个体以及人群产生伤害、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做新闻报道时可能需要主动去思考以及反思的一个地方。
比如，如果你把某个暴力杀人事件和精神疾病联系在一起，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公众错误地以为，这个精神疾病都是和暴力伤人的风险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反过来就会对我们很多精神障碍的亲历者产生不好的影响，产生污名化、歧视的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所以这样的不伤害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反思的话就在于，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我们很多新闻伦理的困境，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放在一个情境脉络里面去做一个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思考，去看一看自己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采访，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报道，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包括我们在整个报道过程中，我们任何的措辞，用语的选择，意见的表达，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短期内、长期内对于采访对象个体以及身边的人，对于整个人群，对整个社会到底会有怎样的影响，这可能是有时候需要更多地去做一个不断的反思。
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谦逊非常的重要，包括对于我们自身立场的谦逊，其实我刚刚也在想，我们做新闻媒体报道，到底是要给到我们的读者朋友一个答案，还是需要去帮助读者思考，比如我们是否要给到读者一个情境、一个脉络，然后去引导读者做一个自我的思考，到底是答案重要，还是这样一个思考的过程重要？其实我也在想，新闻媒体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
我们做新闻媒体报道，到底是要给到读者一个答案，还是需要去……给到读者一个情境、一个脉络，然后去引导读者进行一个自我的思考。到底是答案重要，还是这样的思考过程重要？其实我也在想，新闻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
姚灏
那么，这边这个是美国职业记者协会的一个新闻媒体伦理，其实里面也有提到，比如最小化伤害的原则，这个其实是和我们医学伦理是比较相似的。比如你要去权衡公众对于信息获取的需要，以及可能会给受访对象造成的伤害，包括对于公众的影响，是需要去做这样的权衡的，最小化对于个体及人群的影响。
包括这边也有提到，比如你不应该为了追求所谓的真实或者所谓的细节，就过分地去追究，这种行为叫做“intrusive”。比如，我们采访到某个过往有创伤经历的朋友，你不应该去过分地深挖对方的一些细节，这可能会对对方产生一个不好的影响。包括你要展示你的同情，你需要去避免满足自己过分的好奇心。所以，其实都有提到。
因为我对国内的新闻媒体伦理不太了解，所以不知道国内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会讲到这样的一些原则。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后面的“五要五不要”原则，它所回应的其实还是这些最基本、最根本的新闻媒体伦理的一些要求，都是不矛盾的。
[ 精神健康新闻报道的原则 ] 回应的其实还是这些最基本、最根本的新闻报道伦理的一些要求，是不矛盾的。
姚灏
关于精神障碍的误解和迷思我就不讲了，大家可以去看我们这个文件里面的一些内容。
那么，后面我就稍微展开讲一讲我们的这个“五要五不要”原则，这十条比较基本的建议。
建议1：要考虑当事人的精神障碍是否与报道的故事有关。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
第一条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当事人的精神障碍、精神疾病到底是不是和你所要讲的这样一个故事是相关的，尤其是你要去报道一个比如关于自伤、自杀，或暴力伤人的事件，当事人过往有这样的精神疾病史，到底它是不是和你整个故事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关系，我们认为精神疾病、精神障碍是ta的个人隐私，你是没有必要在你的这个故事里面去提到的。因为，其实对于很多亲历者来讲，ta的这样一个病史，只不过是ta人生的一个部分，你为什么要特别去提ta这样一个生活的部分、这样一个精神病史，而不去提他其他的一些，比如过往的一些兴趣爱好、其他人生的方面？所以当你想要去提这样一个精神病史的时候，是不是暗含了你希望去通过这样一个提及，然后去引起大家关注，或者起到一个噱头的目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去反思的。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当事人的精神障碍和你所想要讲的故事没有一个明确的关系，那么是没有必要去过分提及精神病史这个情况的。
建议2：要审慎选择信息来源，多渠道获取信息，尤其需要倾听当事人自己的说法。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
第二个，你需要审慎选择你的信息源，尤其是我们这边提到，你需要去倾听当事人的一个声音。那么这个其实前面也讲到过，很多时候我们新闻报道忽视了亲历者主体的一个声音，也忽视了当时亲历者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这部分的信息获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对于记者朋友来讲，你在不确定到底该怎么操作，该怎么去判断相关信源是否准确的情况之下，那么其实咨询相关的精神健康从业者也是一个渠道。
当然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们有一些细节，我这边可能不具体展开了。包括，比如，你在事前要征询被访者的想法，关于时间、地点、内容等等一些细节，因为有时候，尤其是你要去采访创伤相关的经历，ta是否愿意谈这样的一些细节，这可能事先要给ta一个心理准备。包括，采访过程中如何避免二次创伤，那么，我们也刚刚翻译了一份有关创伤和新闻报道的指南，里面都有提到，比如不要去深挖ta的一些细节，如果ta没有做好准备，不要强迫ta去谈论这样的一些创伤性的事情。包括，事后你在写相关文章的过程中，你是否需要把你引用的当事人说的话、相关的段落去发给当事人审阅一下，这个我们认为是重要的。当然，我们之前在讨论过程中，很多新闻媒体朋友对此有争议，就是到底要不要把我们的稿件发给当事人审阅，那么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认为还是有相关必要的。如果不是全文，至少和当事人相关的段落能够给到ta们审阅，因为记者朋友所理解的意思是有可能和当事人自己的意思存在偏差的，那么如果有偏差，就有可能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个影响也是需要考虑到的。
建议3：要谨慎报道公众人物患有精神障碍。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
第三个，公众人物如果患有精神疾病，那么这个是需要去审慎地报道的，因为这个很容易被当成一个娱乐头条，当成一个炒作的热点，但可能反过来会对公众人物产生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建议4：如要报道精神障碍，可将焦点更多地放在亲历者的复元故事及社会各界针对精神健康问题的解困行动上。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
第四个，刚刚前面小卡有提到，就是我们以往关于精神疾病的报道，更多的可能会去讲一些负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忽视了我们很多的亲历者朋友他们自己是如何战胜疾病，或者有这样一个复元的过程，我们是很少去讲。包括解困式报道，我们知道关于精神健康存在这样一些社会性的议题，那么到底社会各界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方面，采取了怎样的一些行动，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目前很多新闻报道缺失的一大块内容。因为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在于它能够给到我们的亲历者，给到我们的公众一个信心或者希望，让大家知道，原来在这个领域，我们虽然有这样一些现实问题，但还是有许多人在行动，在想办法解决问题，所以这个会给到我们很大的一个希望。我们现在经常讲“政治性抑郁”，这类解困式报道可能也会避免“政治性抑郁”的发生。
建议5：要提供准确的求助资源或渠道。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
第五个，就是要提供一个准确的求助资源或者渠道。比如，在讲到自杀相关的新闻报道的时候，能不能在最后附一下，比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或者其他一些自杀求助的资源？比如，在讲到双相障碍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给到一些链接，比如一些官方的科普信息，让大家对于这个精神疾病有一个更加宏观、更加全面的了解。这个我们认为也是有必要的。
建议6：不要凭空猜测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
第六点，不要去凭空猜测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尤其是比如ta存在一些异常行为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凭空猜测，因为如果猜测的有问题，那么可能反过来会对当事人产生一个很不好的影响。而且另一方面来讲，本身如果你去判断这个归因，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相关性，这个是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司法鉴定过程的。所以，我们认为作为记者来讲，不应该去凭空地猜测，做这样一个归因。与其说做这样一个归因，我觉得比如可以给到读者朋友一个更加宏观的脉络、情景。
建议7：不要为了博取眼球而将当事人的精神障碍用作标题或引文。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
第七点就是不要去博取眼球，这个当然也不用多说了，不要把精神疾病作为一个噱头，或者作为一个卖点，放在标题或者英文里面。
建议8：不要反复报道当事人患有精神障碍。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
第八个，不要去反复报道当事人的一个精神疾病。我们讲，其实精神疾病对当事人来讲，不是ta人生的全部，所以，你反复地去讲，这个有可能会对当事人产生一个不好的影响。而且，这个是ta个人的隐私，ta是不是愿意去讲，这个也是需要去征询当事人的一个同意的。
建议9：不要使用歧视性语言描述精神障碍亲历者。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
第九个，不要用歧视性的一些语言去描述我们的亲历者，包括像“神经病”“精神病”这些不好的语言。当然，我这边也提到，就是关于亲历者到底该怎么去称呼，我们现在很多公益圈会讲“亲历者”，但其实具体到每个个体，ta到底希望被怎么称呼，很多时候没有客观定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去征询ta自己的想法，ta自己希望被怎么称呼，可能这个称呼就是最好的。
建议10：不要过度刻画当事人的精神障碍，要讲述完整的人。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
那么最后一点就在于，不要去过分地刻画当事人的一个精神障碍。这个其实前面有讲到，就是我们需要去描述一个完整的个体，精神疾病不是一个人的全部，你需要去把ta的整个生活的一个脉络，ta的事业、家庭、爱好等等，去做一个更加丰富的展现，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内容。
Part 7：恶性事件报道与精神障碍污名化
蔡依纹-Sixth Tone：
好的，非常感谢姚灏刚刚的分享。刚刚姚灏提到的那个“解困式报道”，其实“心声”也一直在尝试，跟媒体一起合作，做一些解困式报道的努力，所以如果媒体朋友对这个解困性报道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跟姚灏或者“心声”去联系看看，是不是能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那下面我们就进入讨论环节。
首先，第一个话题，我是想延续姚灏刚刚提到的一些问题。因为姚灏刚刚讲到的很多内容，其实是说怎么样去避免精神健康报道里面对精神障碍人士的污名化，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观察里面，也发现，可能有一类报道是污名化风险比较高的，就是恶性事件的报道，因为很容易会给大家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精神障碍人士这个群体就经常跟暴力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可能想探讨下恶性事件报道的问题。这个的话，其实我知道金金医生对司法方面的问题是非常了解的，那能不能先请金医生来介绍一下，您觉得在这种恶性事件报道的操作里面，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种污名化的加深，以及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就是精障人士他们犯罪所涉及的一些法律和伦理的问题，或者他们犯罪的话是怎么样去看待，或者怎么样去定性？
金金-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谢谢，那我就简单地谈一下。其实也不是说特别了解，我也只是一个精神病司法鉴定人，从从业者的角度，和各位分享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如果出现相关问题的一些司法的视角。
那首先，我们从司法精神病学的角度来说，并不是所有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ta有这个病，就一定会犯法，这是肯定的。另外，就算是ta犯法了，也不见得一定就是因为ta生病了，才导致ta做了这个肇事肇祸的事，做了不好的事，有可能是本身就有一些原因、事件的基础在，才导致的。所以，先不从ta的刑事责任能力，还有ta疾病的定性角度来说，那我们其实是不太鼓励，不管是相关的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公检法机关，还是我们的媒体，我们其实不大鼓励，在这个案子还没有定性、在这个患者还没有去做司法鉴定的时候，就在公共场合去谈论ta的精神疾病的情况，因为这个很容易把大众引导到这个人做了这件事儿，就是因为ta有精神病。
我们其实不大鼓励，在这个案子还没有定性，在这个患者还没有去做司法鉴定的时候，就在公共场合去谈论ta的精神疾病的情况。
金金
那这个例子我想大家肯定会在很多的新闻中看到过。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蓝色底的字，我就不说哪个部门了，蓝色底子出来都会说哪个区，谁谁谁，然后犯了什么错，那我们现在查下来，这个人是在册的精神病人。
其实我看到这样的报道，不知道我们群里有没有公检法的朋友，咱们试想一下，这句话是不是带有一定的引导性。你先把这个结论，把你所谓的调查，讲起来好像是个客观事实，把它呈现出来，其实是在把大众引导，像一个暗示，就是这个人是一个精神病，所以ta才犯法。这是我们讲的蓝底的一个通报。
那其实同样的，从媒体的角度来说，因为媒体的角度报道会掺杂更多记者朋友们本身的一个情绪视角，然后因为了解得更深刻，那么内容也确实可以写得更多一些。那我觉得说，如果你的情绪过多的是围绕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或者是一些我们个人所关注的点的话，那其实一样也是不客观的。那媒体朋友们都有一个原则，报道、记者的守则，就是要客观公正，对吧？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这个时候你戴了更多的情绪色彩之后，就容易把这个初衷扰乱了，那这个报道也是有失偏颇的，会导向一些舆论的引导中来。这就是我个人对报道的引导方面去污名化的一些看法。
不是所有的人诊断了精神疾病，就一定不承担刑事责任能力。
金金
那么另外，从司法精神病学的角度，我想和各位做一个比较简单的科普，就是我们精神心理问题有很多类，我们整个一本诊断标准中，有几百个大类的精神疾病，但不是所有的人诊断了精神疾病，就一定不承担刑事责任能力。所以，很多人说“精神病就是免死金牌”，这句话是非常荒谬的，是不成立的。哪怕这个人就是严重精神障碍，如果这个人在正常的状态下，我们司法精神病鉴定下来是一个理性的状态，是一个缓解期的话，ta一样要承担刑事责任，逃不了法律的制裁。所以，我们在报道这些案件的时候，要客观公正，不要让舆论或者某些有意识的引导，把一些案件变成了一个大山，压在我们精神病人的身上。
蔡依纹-Sixth Tone：
其他几位嘉宾对于恶性事件相关报道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之前我记得，我们另外一个群里有讨论过一些，就是关于这个精神健康相关的恶性事件报道的一些细节。我记得，有一篇报道，它可能就涉及到这个方面，它里面有采访到一些邻居对当事人的回忆，但实际上，邻居的回忆也是带着偏见的一个叙述，所以，邻居就回忆出了很多显示出当事人非常异常、有很多奇怪举动的细节。那我觉得，可能在以后的报道中，这种邻居本身可能就带有一些偏见的、显示当事人异常性的细节，我们可以尽量把它减少，或甚至不要有这样一些细节出现，可能相对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就是不要把当事人刻画成似乎非常可怕的一个形象，这样可能是会有一点帮助。
Part 8：如何与当事人接触？如何避免二次伤害？如何权衡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
蔡依纹-Sixth Tone：
第二个想要讨论的话题，其实是我们收到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报道中，要怎么样去跟当事人接触。
这个在大家刚刚的分享里面，其实是有提到一些的。比方说，我之前也有提过，就是可能现在的一些媒体报道，对当事人的采访其实是比较少的，那其实怎么跟当事人去接触，也是一个非常需要讨论的问题。
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好几个问题。例如，作为媒体记者，要怎样去判断当事人是不是适合接受采访；例如，如果当事人在一个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们要怎样判断这个界线，就是当事人在什么时候我们是可以去采访的，什么时候我们可能要后退一点；包括在跟当事人接触的时候，怎样去避免这种二次伤害，怎样去权衡公众知情权和当事人隐私的问题；包括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需要跟当事人去沟通哪些信息，以确保当事人知道这个报道出来之后的影响。
那我想，让我们的媒体朋友先分享一下你们的操作经验和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精神健康的从业者们再来做一个探讨。
梁婷-北京青年报：
那我来简单说一下，就是如何与当事人接触这块，而且刚刚正好也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其实对于这种和当事人接触，或者怎样防止二次伤害，跟当事人沟通哪些信息，我自己的操作其实就是，对这种采访，我会最大程度地坦白我的报道内容和方向。
对这种采访，我会最大程度地坦白我的报道内容和方向。
梁婷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接触受访者的话，我们不太会和受访者说太多，我这个稿子要怎么写，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但是，对于这一类人群，不管是说照护者人群、家属，还是精障人士、当事人来说，我一定要让ta知道，我最终是要呈现什么样的内容，包括我大概稿子的构想。
因为其实在我写稿子的时候，ta可能就成为了我素材的一部分，但是我会尽可能让ta知道ta在我的稿子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希望ta不要最后看到稿子，才知道ta的话给我怎样用了，或者ta在我文章中是什么样的位置，这样的话我觉得对ta来说是一种刺激。
其实，在我的采访中能意识到，对于当事人也好，对于家属来说，他们的内心是很脆弱的。我们可能没有经历，没有在那种环境下，我们觉得那个事情就是很普通，你就是那样说的，我就是这样写的，但是他们的情绪，包括他们的状态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首先我会跟ta最大程度地坦白这种方向。
然后，我刚刚分享的时候其实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平衡公众知情权和当事人隐私权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依然考验着我，因为尤其涉及到这种极端事件发生，像我刚刚讲到的长沙九岁男孩被杀死的事件，因为我们不仅要平衡我们对精障人士报道的伦理问题和事件本身的问题，我们对面还站着一方的受害人。那一方受害人切实地承受到了那个恶性事件的后果，他们可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失去了自己的家人，所以这种时候我们确实会非常的两难，这也是我觉得需要大家不断地研究、探讨，我们怎么样去兼顾这种两难的问题。
还有一个想要补充说的，就是关于那位刚刚在问答区提问的朋友，ta提到，我们为什么不太采访精障的当事人，而是采访所谓的“正常人”。
首先，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记者不采访精神病人、精障人士，其实这个没有说是谁的要求。我们可以采访，也不会排斥采访精神病人，尽管其实我们内心还带着人性当中的那种恐惧感。但事实上，我做那篇照顾者的报道，其实本来也是想找到这些照顾者的家人的，就是那个患者，但是跟照顾者沟通以后，他们会担心，如果让我的家人受访，或者让家人看到他们受访的内容，照顾者觉得会影响患者的状态，包括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的关系本身就会处在一种比较脆弱的状态，好的时候不错，但是不好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矛盾和冲突。所以，在这样探讨过后，最后还是放弃了，所以就更聚焦到照顾者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有很多稿子是做精障人士本身的，比如，我所在的“深一度”，《北京青年报》深度部，是采访过精神病人的。
不是说，他们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群体，我们就一定要去采访他们，是在有了一个需要呈现的的问题和主题以后，我们才会去完成这样的采访。
梁婷
2017年，我的一位同事做了一篇稿子叫《被遗忘的精神病人，死亡是离开的唯一方式》，在文章中就采访了精神病人，但能做这个稿子的前提是它有个明确的主题，这个主题反映的是入院以后精神病人的回家的问题，就是他们回家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其实我想跟那位提出问题的朋友交流的是，我们做深度报道，需要根据你做的报道主题来选择采访什么样的人。比如，今天我跟我的编辑报选题，我说想采访一个精障人士，编辑一定会问我，我也会问我自己，那你要采访精障人士，你要反映什么样的问题，你到底要做什么？而不是说，他们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群体，我们就一定要去采访他们，是有一个需要呈现的、一个选择报告的问题和主题以后，我们才会去完成这样的采访，然后再去权衡在这个采访当中，我要不要提问、我要提哪些问题。因为我们作为记者，这个职业要求就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说因为ta受关注，所以一定要去采访ta。
黄霁洁-澎湃新闻人物栏目：
我大概补充几点吧。
一个是当我在跟受访者接触的时候，可能ta会有一些创伤的经验，我会在一开始就跟ta说，在我们的采访里面可能会让你谈到一些不太好的细节，你是不是愿意去讲述这些内容？
但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挺困惑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们做一些深度报道或者特稿，其实它需要很多的细节，但这些细节本身不是说要去刺探受访者的隐私，也是希望读者能够在这些细节里面，可以更好地共情采访对象的一个处境。但可能当我们具体跟受访者接触的时候，这些细节的回忆，或比如我们要多了解一些ta的生活经历，对于受访者当时的状况来说，就可能会引起不太好的情绪体验，这个也是我们在采访里面可能会比较困惑、也很想多注意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在受访者不太愿意说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先停止去讲述了，或者我们用一些沉默的方式，或者多给ta提供一些安慰和支持这样的方式。包括跟受访者讲话的时候，可能会少问一些更有针对性的问题，会更多地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比如，问他们当时经历了哪些事情，然后请ta是不是愿意多说一些细节。其实，有的时候不太需要一步一步地问ta，很多时候这些细节、或者对他们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受访者是会用一些自己的方式去讲出来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做这样比较深入的报道，有时跟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会比较像一个朋友的关系，ta也会比较信任你，因为我们会在ta比较难受的时候，很愿意去倾听ta的悲伤，或者倾听ta过去可能跟其他人、甚至跟家人都难以诉说的一些秘密，有时候受访者可能会因为这样一个状态跟你说很多东西。
我会在一开始就跟ta说，在我们的采访里面可能会让你谈到一些不太好的细节，你是不是愿意去讲述这些内容？
黄霁洁
但是，我后来会反思，其实在很多时候，要尽可能有意无意地去提醒受访者，我们之间是一个媒体和受访者的关系，让ta知道，我们这个报道，最终ta说的东西是会在我们的报道中最后被呈现出来的，并且这些内容可能会对ta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样一个情况下，像刚才梁婷说的，让受访者一直处于一个可能是比较知情的、有安全感的状态下，可能对于受访者来说，这个报道发出来之后就可以在更少的程度上对受访者产生影响，或者刺激到ta的一些情绪。我大概就分享这两个想法。
蔡依纹-Sixth Tone：
然后就是几位医生，包括小卡能不能也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想法。例如怎样去判断什么时候适合去做这个采访，怎样在采访过程中避免二次伤害，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小卡-刺鸟栖息地：
我就想说一个小的点，因为这些其实聊都能聊好久。
我觉得，你首先肯定不能以为别人没事儿，然后就什么都说、什么都问。但是，第二种正好是它的反面，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强调这种尊重，或怕伤害，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把对方玻璃化，就是想象对方说什么都是容易受伤的，什么细节都是不能追问的。这种会出现两个后果，第一个可能就是，你也没办法得到一个比较有质量的报道，第二个其实也会常见，就是你也有可能会被牵着走，因为你报道有你报道的诉求，你的采访对象可能有他们的一个诉求。如果从报道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这一点还是需要注意一下。
当然更多时候，这种情况比较少，就可能出现在一些长期陪伴，或者你们交往得比较深，或者对于议题那个领域，记者自己特别陌生，我觉得是有一些蛮实用的技巧性。比如，如果你本身采访的那个对象就有自己的自媒体，自己就有发声、写作的一些经验能力，其实你就可以先把ta的一些观点、立场和语言做一个事先的提前了解，这个功夫都是可以在前面做的。
再来，可能就是，你自己最担心的一些点是可以完全坦诚地交流，坦诚地沟通的，因为记者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采访者，或是一个天然的咨询师或社工，因为这本来也不是记者要去做的事情。
你自己最担心的一些点是可以完全坦诚地交流的，因为记者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采访者，或是一个天然的咨询师或社工，因为这本来也不是记者要去做的事情。
小卡
可能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先说，比如我是健康这条线的，我之前报过什么，比如我之前可能报情感障碍，但是我现在来报阿斯伯格，我对这个可能不是特别了解，我目前已有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是可以比较坦诚的。就像提问区里有up主在提问自己怎样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现在非常多的就是从业者或者素人有一个包袱，就是我想做得更专业、我想做得更好，但即便是对专业从业者来说，那个“专业”也是一个永远看得到而无法达到的、永远可以做得更好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倒觉得有时候不如一开始就把自己的主观性、局限性交代出来，这也是一个跟采访对象蛮真诚的沟通方式。
蔡依纹-Sixth Tone：
好的，然后曾医生或者金医生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建议？
曾庆枝-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就看这个接触的时候，到底是哪类对象。因为其实我们精神疾病，前面金医生也讲了，400多种，那每一种精神疾病，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可能对象都不一样。比如，你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那你要找到一个恰当的时机去采访我们这个患者或家属，如果ta正在情绪很波动的时候，可能会拒绝你的采访的，这是一方面。
另外，如果你碰到一些像自杀的这部分的那些家属的话，你开始去采访的时候，你一定要很小心，ta一开始在最前期的阶段的时候，关于这些事件的回忆，都可能会存在一些自动的校正或者回避的地方，可能跟真实的信息会不一样的。另外就是在你跟ta沟通的过程当中，如果ta当时正处于一种情绪当中，就要征求ta的意见了，ta愿不愿意接受这个采访。
还有在跟ta沟通的过程当中，你要把比如你代表哪家新闻媒体，这次的报道是要准备从哪个方向报道这件事情，当中ta涉及的是哪一块儿，你会从哪个角度来报道这个事情，到时候比如你这个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有多大，大概多大范围的人会看到，要让ta提前有个了解，我可能有一些信息、我的故事讲出去了以后，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影响，ta自己要有一个提前的预判，来让ta确定到底愿不愿意接受这次采访。
金金-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我想说的和曾医生差不多，其实也是病种有很多类。其实，我特别赞同小卡的说法，就是我们不管是记者朋友，还是医生，我们都不要有那种全能感，就觉得我一定要这次做得完美，我一定要把所有准备好去问，其实就是在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局限性讲出来，就很好了。
不管是记者朋友，还是医生，我们都不要有那种全能感，就觉得我一定要这次做得完美，我一定要把所有准备好去问，其实就是在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局限性讲出来，就很好了。
金金
就是根据对方病情情况能提供到什么程度，那就客观地报道，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很多记者朋友们的视角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前面群里发的一些链接我点进去看，我很发自内心地想说两个字，就是“感谢”，一直在关注我们这些精神病人，不管是抑郁症自杀的人群，还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其实他们在社会上都是弱势群体，我们在做这些报道的时候，就是带着这样的慈悲心，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很感谢各位。
其实咱们每个人都有局限性，就像如果我要去采访一个人，那当我不知道我怎样去做一个好的记者的时候，我会去请教依纹、或者小卡、或者谁，我就会想问，我这样提问合适吗？我这个访谈提纲对吗？然后可能依纹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一些建议，我再去问，或者我就直接会把采访依纹的这一段把它放上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想更好地去报道这些案件的这些事情，跟精神病人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去找一点不同的视角，都从多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儿，那它就会更深刻，这样读者也会从各个方面去看什么东西交织在这件事情中。相信读者们是有这样的理性判断，能从更多因素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今年其实好几件事儿都和我们严重精神障碍、精神病人有关，包括八孩，我其实看到有很多的报道。当然，有很多好的报道就在推进这个事情，特别好，推进我们公共精神病学的发展，都非常非常好。但是有一些报道它就是片面的，它只关注一个点，然后就揪住、死咬着不放，我觉得可能这位记者就陷入了自己的一个情绪世界之中。其实，这位记者本意可能是好的，但是ta可能会挑唆起一些人的情绪来，但真正想要追求真实客观的人，其实没有从这篇报道中看到其他的视角，是不满足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些建议，不是很成熟，谢谢。
Part 9：信息的准确性与自杀归因
蔡依纹-Sixth Tone：
另外一个大家提的比较多的问题是，我们在做精神健康相关报道的时候，要怎样确保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因为其实精神健康相关报道还有一个有点复杂的部分，就是它可能往往采访到的是好几方的信息，像刚刚几位记者的分享里其实也提到，可能有当事人、有家属或监护方，这个时候家属或监护方有可能是跟当事人站在一起的，也有可能不是跟当事人站在一起的，然后会产生相互矛盾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像这种的话，我们怎样去确保它的信息的真实和准确性？包括，刚刚也提到归因的问题，例如，像刚刚霁洁提到的自杀报道里面，怎样去从相关的受访者里面还原一个真实的情况或归因？
曾庆枝-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我来讲讲归因吧，就像自杀之类的归因。
一般自杀的指南上面，一般都是推荐我们归因的时候不要做单一的归因。比如，前面提到的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或者因为校园欺凌，这种单一的归因很容易给公众一种印象，就是这件事情就直接会导致自杀。像在校园这种环境，比如欺凌以后，很多年轻的孩子因为容易去模仿，比如ta自己受到欺凌以后，ta会觉得寻求自杀是一个途径，ta会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一些关于自杀这方面的影响因素，一些事实性的东西。比如，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不只是一个社会性的、或者心理性的，还有一些生物性的因素，都会在这其中，我们要把这部分多因素的复杂性展示给大家。
你可能要从各个角度去把 [ 事件的复杂性 ] 挖掘出来，向大众展示出，这个自杀的行为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
曾庆枝
那从你的采访过程当中，你可能要从各个角度去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向大众展示出，这个自杀的行为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不是ta考试考差了一次就引起的，或者被人欺负了一次就引起了。比如ta性格本身的部分；或者ta正在受一些疾病的影响；ta青春期这个时候，大脑发育不完全，比如一次小的打击，没有疾病，ta就是很容易冲动、冒险、付诸于行动。所以，这都有各个方面的特征，我们都必须要向大众普及这些信息。
归因方面，我记得有一位记者提到遗书要不要放上去的问题。是有蛮多指南上是不建议把患者的遗书放上去的。因为遗书放上去，如果你把一个自杀者的故事讲得太叫人同情什么的，有点美化这个故事以后，也会让人容易去模仿ta的行为。还有很多语言性的描述，比如很多人会在有人过世以后，回应的时候会说，希望天堂没有痛苦，会把死说得好像是一种解脱，ta通过自杀其实达到了一种痛苦的解脱，这种其实我们也是不赞同的。它也会向公众释放一种信号，就是自杀是摆脱痛苦的一种方式。还是有蛮多细节性的东西的，在做自杀报道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蔡依纹-Sixth Tone：
金医生、姚医生或者小卡有补充的吗？或者呈杰、霁洁，或者梁婷有没有在操作的时候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你们会怎样操作，去尽可能地还原一个真实的状况？
吴呈杰-正面连接：
那要不我说一下，就是因为我在做“自杀少年”那一篇的时候，其实可能对您提到的这两个问题感触还蛮深的。
第一个就是关于不同的采访对象，他们对同一件事情的回忆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一篇稿件的标题叫“两个世界”，也恰恰就是您刚刚说的，这种不一致可能构成了我们的主题。我们会发现，对于这个少年，不管是性格的刻画，还是对于他之前一些行为、生前的一些心理状况，从他父母的角度和从他身边朋友的角度呈现出的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的感觉。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可能也是本身稿件的一个主题，就是两代人的隔阂。那在具体处理上面的话，其实采到最后，我会觉得从我们的业务角度来说，可能这个父亲相比其他少年们来说，倾向于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因为那些同学们我都是独立地、一对一地去找到他们，他们其实是在完全没有办法提前互相通风报信的情况下，给出了较一致的回答，但是父亲出现了他的回答跟其他这些采访对象的回答不一致，也出现了他的很多回答可能前后也有一些不够一致的情况。
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的稿子不是说要去审判一个人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些我们采访到的素材较为诚实地、客观地呈现出来。那我们会写到，在父亲的回忆里面，这个事情是怎样的，然后再会写到在其他少年的回忆里面，这个事情是怎样的。那我们也不觉得这一定是父亲就是要骗人或者怎么样，因为后来也跟一些专业人士们聊过，也觉得这很有可能是他在遇到自己儿子自杀这么一个重大突发事件面前的一种心理保护机制。这是您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给自杀归因。那我不太知道在其他的工作当中，比如心理咨询的领域当中能不能做到真正的归因，反正对于记者来说，我觉得这个是超出了我们的工作范畴的。包括我们这个稿件发布之后，依然会有读者来问，看完以后仍然不知道这个孩子自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那我的确觉得，可能我也不知道，作为记者我不知道，我觉得文中的父亲和其他所有的采访对象都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对我们做一篇稿件来说，也没有办法真的说呈现这个所谓的原因，所谓的“为什么”，我们能够呈现的只有“是什么”，就比如这个孩子跟其他孩子们打交道的时候，他的状态到底是怎样的；在他自杀前的那几个月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读者看完以后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法。当然这个前提在于他的确还是没有留下非常实质性的，比如留下遗书，然后明确地控诉某一方害死了他的这种情况下。
Part 10：精神健康领域被忽视的议题
蔡依纹-Sixth Tone：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从精神健康专业从业者或者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你们觉得目前在中国的精神健康报道里面，有哪些是比较被忽略的，但是又非常重要、非常急迫需要去呈现的一些话题？另外，就是跟最近的疫情比较相关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疫情下面，你们觉得目前来讲，比较迫切需要去关注的是哪些议题？
曾庆枝-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第一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其实从新闻报道的总体来说，我们整个精神卫生议题在整个新闻报道的范围当中，都算是受关注比较小，就近几年有越来越受到关注了，但是总的来说关注度还不够，所以是希望在座各位有识的人士，能够关注到这个领域的人，能够多多关注到精神卫生。
另外可能我们还需要多关注一些的是一些积极的方面，现在这个新闻的关注点很多都是消极的方面，比如自杀的、或者闯祸的这部分，希望有更多报道我们精神病患、精神疾病亲历者积极的一方面，把这个形象能展示出来，这样从破除大众的误解来说，其实效果会更好。不要只关注它消极的那一方面，它给大众留下了不好的那一方面。
希望有更多关于我们精神疾病亲历者积极方面的报道，把这个 [ 积极的 ] 形象能展示出来，这样从破除大众的误解来说，其实效果会更好。
曾庆枝
我觉得这几年有很多好的报道，它会在报道过程当中提供一些资源性的信息，或者一些专业的信息去辅助，然后会做一些深入的探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做一个给我们不管是政府、或者我们工作者有一个思考，如果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是不是可以阻止这些悲剧的发生，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做得比较好的、越来越好的一部分。
第二个问题，其实对这个疫情，可能很多人还是有蛮多误解的，我身边的一些人恐慌的情绪还是挺多的，所以这部分我们可能需要去在这方面做一些报道，比如疫情方面一些专业性的知识给大家普及一下，让他们减少这些恐慌。其实我们这次像上海地区的封控以后，很多一些抢菜的行为，其实是增加了疫情的传播。然后这种恐慌的行为，我们在报道过程当中，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东西去引导一下。
小卡-刺鸟栖息地：
我觉得比较忽略的，也是我在国外还有港台看到别人弄得比较多，但我们做得比较少的。比如知识结构，像现在可能大家主流的还是一个比较狭义的精神病学的一个视角，但实际上有大量的学科都在跟精神病学有交叉。不管是我们相对熟悉的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工作，还是相对陌生一点的，比如历史学，实际上乃至建筑学，这些其实都跟一个广义上的社会心理的干预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方面被忽略了。我们的知识结构现在是有点更加偏重于一个典型的、传统的、狭义的医学。
再来就是学科历史，其实这些我不知道应该算在哪个条线，但是它其实也是比较值得去思考的，比如像抑郁症的这种诊断，比如近代从神经衰弱到抑郁症，实际上这些也是大众爱看的。我之前也看到有媒体朋友去报，如果我们能够放入一点人文社科的视角的话，就会发现还有蛮多很丰富的议题。
然后就是人才培养，从业者的人才培养，就包括我们的医学生，包括现在国家迟迟没有出法案的心理咨询师，也包括社会工作，因为这些都是直接地去做助人的，直接去做精神健康行业的这么一个未来的预备役，这方面他们上学期间学科课程的设置，然后出来以后作为从业者的境遇、遇到的挑战，其实是被忽略蛮多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都可以再报一报。
再来就是海量的、参差不齐的民间实践，就大家一般可能会比较想找专家或者专业机构，但是观察下来，民间实践它发挥的一个影响力也是很大的，所以它可能是做得好的，可能是做得不好的，它可能是有偏差的，也有可能是往专业化努力的，但这一部分现在写的人特别少，而且我看到写的几乎都是我们这些已经在里面的自己写，或者互相写，我觉得需要有一些更深度的报道，或者是更长期的观察。因为这个恰恰就是在一线城市之外，广大的二、三线城市，还有广大的县城、农村，他们最有可能接触到的其实就是这种身边的民间实践，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去做一些深入探讨的。
蔡依纹-Sixth Tone：
好的，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我看到有一些问题有其他的观众也在文字里面回答了，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我看到之前有人问，像我们这些公益组织或者公益人要怎么联系到，那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关注一下姚灏他们创办的“心声”，还有小卡的“刺鸟栖息地”，都是非常好的推广精神健康方面的一些公益组织，他们也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不同方面的产出，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尤其是现在像上海疫情封控下面，大家这几天心情都还比较波动，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讨论会。那我们今天的讨论会就到此结束了，大家后面欢迎继续关注Sixth Tone，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心声”和“刺鸟栖息地”，包括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其实也有一些非常好的科普的频道，大家可以关注。好，那就今天就先这样，大家晚安。
Sixth Tone（第六声）是澎湃新闻旗下全数字英文新媒体。Sixth Tone Schola是Sixth Tone的内部培训品牌，脱胎于其讲座品牌Sixth Tone Agora。Schola在拉丁语中意为“学校”，旨在为第六声员工提供新人入职指南、采编业务工作坊、国情培训等服务。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是中国上海市唯一一座精神病学专科三级甲等医院，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理，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之一，主导上海全市精神卫生领域的医疗、教研、预防康复、心理咨询和学术交流等工作。
心声公益（Mind China）是一家关注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的公益组织，致力于以社会创新与青年力量，提高公众精神健康意识与素养，改善公众精神心理健康水平，促进精神障碍者权益保护与社会融入，推动中国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事业进步，并最终实现社会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发展。
精神健康艺术团体。以超越学科的视角看待精神健康议题，身体力行促进知识和经验的生产， 秉持社会正义的理念， 探索多元介入的可能。开展同伴教育、 互助团体、 讲座沙龙等经典项目， 也通过影像研习、 影像制作、 戏剧演出、艺术展览等各种艺术创新方式进行精神健康大众传播。连续五年举办精神健康艺术展览。与多所高校合作， 组织教学和培训。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BritishCouncil、 706空间青年基金、 银杏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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