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莎 | 《少年游》词事演变考论—— 兼论周邦彦“风流词客”形象之嬗变
《少年游》词事演变考论
—— 兼论周邦彦“风流词客”形象之嬗变
文/马莎
摘 要:诗词进入说部的案例颇多，但《少年游》“并刀如水”一词有特殊性：因为叙事与抒情兼美的特质，其词并非服务于叙事的工具，而是情节构筑与人物塑造的基础。由此产生的周邦彦与宋徽宗、李师师艳情故事，在宋笔记、元传记、明杂剧中屡经改编，乃至与水浒故事勾连，广为流传。这一叙事化过程体现了历代作者对文体融合的探索，也影响了读者对艺术与事实的辨析体认。诸种文体在审美层面上充分互动、彼此渗透，令读者产生丰富且立体的阅读体验，进而以极富感染力的艺术性塑造并固化了周邦彦的“风流词客”这一形象标签，使之深入人心。这反映了历史与文学的共生互动，也显示了在文学领域知人论世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周邦彦；《少年游》；词；本事；文体
从宋人论中的“不羁”到元人笔下的“少检”，评价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中原因，前贤早有议论。清真词多有所谓艳情本事，如《望江南》（歌席上）赠亲王席上舞鬟、《风流子》（新绿小池塘）寓溧水主簿之室，等等。其中，《少年游》（并刀如水）一词所附周邦彦与宋徽宗、李师师轶事，更是改编众多，影响深远。这种情况，在郑文焯看来，很可能直接影响到了《宋史》所下按语：“凡此皆小说家附会，或出之好事忌名，故作讪笑，等诸无稽。倘史传所谓邦彦‘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者此欤？”其后，吴梅亦在《词学通论》中沿用其说，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更颇费笔墨考辩《少年游》词事，且云：“先生立身颇有本末，而为乐府所累，遂使人间异事，皆附苏秦；海内奇言，尽归方朔。廓而清之，亦后人之责矣。”言下之意，不但支持周邦彦其人声誉受词事所累的推测，更强调研究者当有澄清之责。在王国维的辨伪基础上，罗忼烈《谈李师师》一文又从考证师师事迹的角度，补充了《少年游》词事为无稽之谈的更多明证。
▲周邦彦《少年游》书法作品（胡维平草书）
诸贤所虑并非言过其实。事实上，历代撰者与读者最为乐道的，除了清真词的艺术成就，便是周邦彦与宋徽宗、李师师的风流轶事。可以说，词法上的“集大成者”与生活中的“风流词客”，几乎是并行的两个标签，定义了周邦彦的典型形象，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论者的潜在态度。尽管词中本多“空中语”，通常不以“必先道德”作为主要评价标准，然而，前有清人论清真词“未得为君子之词”，今有学者认为清真词“大都是无病呻吟”，不过反映“冶荡无聊的生活”；乃至于由私德推议公德，谓周邦彦不为时人推重是因更深层的道德缺陷所致。如此种种，诚可谓是“为乐府所累”了。正因如此，在周邦彦研究中，尊之者往往不能回避这一话题，或淡化为“旧时才子的通病”，或如郑、吴、王、罗诸贤，汲汲于辩诬证伪。不过，值得思考的是，以《少年游》词事为例，关于史实本身的考证可以说早已完成，却为何始终无法打消人们传播这一故事的热情，也无法根除成见，将“风流词客”的形象标签从周邦彦身上剥离呢？讨论这一问题，恐怕与稽考事实同样有意义。
一
在塑造“风流”这一形象特征的数种清真词本事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周邦彦与宋徽宗、李师师的艳情故事。要理解人们对这段故事的浓厚兴趣与传播热情，不妨先对故事源流做一考察。此事最早载于张端义《贵耳集》，其后又见于周密《浩然斋雅谈》。为讨论之便，先引两文如次：
宣和中，李师师以能歌舞称。时周邦彦为太学生，每游其家。一夕，值祐陵临幸，仓卒隐去。既而赋小词，所谓“并刀如水，吴盐胜雪者”，盖纪此夕事也。未几，李被宣唤，遂歌于上前，问谁所为，则以邦彦对。于是，遂与解褐，自此通显。既而朝廷赐酺，师师又歌《大酺》《六丑》二解。上顾教坊使袁裪，问裪，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彦作也。”问《六丑》之义，莫能对。急召邦彦问之。对曰：“此犯六调，皆声之美者，然绝难歌。昔高阳氏有子六人，才而丑，故以比之。”上喜，意将留行，且以近者祥瑞沓至，将使播之乐府。命蔡元长微叩之，邦彦云：“某老矣，颇悔少作。”会起居郎张果与之不咸，廉知邦彦尝于亲王席上作小词赠舞鬟云：“歌席上，无赖是横波。宝髻玲珑欹玉燕，绣巾柔腻掩香罗。何况会婆娑。无个事，因甚敛双蛾。浅淡梳妆疑是画，惺忪言语胜闻歌。好处是情多。”为蔡道其事。上知之，由是得罪。师师后入中，封瀛国夫人。朱希真有诗云：“解唱《阳关》别调声，前朝惟有李夫人。”即其人也。（《浩然斋雅谈》卷下）
两种记载的诸多事实之误，前人已考辨详尽，不必再表。本文关注的是，二文时代相近，但已有显著不同：
▲《贵耳集》书影
再看风格与情节。《贵耳集》善于铺陈渲染，人物的声容心理跃然纸上，富于文学性；《雅谈》则行文简率，多叙述而少描写，体现出传统轶事小说效仿史传的特征。《贵耳集》的关键情节是周邦彦因《少年游》引发“道君大怒”被贬，重要转折是又因《兰陵王》令“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雅谈》中《少年游》一词的作用则相反，是令周邦彦“遂与解褐，自此通显”，而后情节转折则有两处：一是因《大酺》《六丑》而“上喜”，意将起用；二是拒颂祥瑞，并因《望江南》词得罪。可以说，两文所载故事，人物、主旨、框架、情节重心、叙事风格俱都不同，共同点只在于核心情节围绕《少年游》一词展开。
此后数百年间，在笔记与诗文评领域，以上两种记载其实都流传不广。南宋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元陆辅之《词旨》、明陈霆《渚山堂词话》、杨慎《词品》等均未提及，唯明人陈耀文《天中记》简述《贵耳集》所载。至明末清初，词学名家如沈谦《填词杂说》评价《少年游》情意缠绵，王又华《古今词论》许之为词家神品，只云“似饮妓馆之作”，也都未叙本事，唯徐釚《词苑丛谈》全录《贵耳集》文字。稍后，沈雄《古今词话》出现了一个全新版本，其中重要变化，一是人物关系，师师先与邦彦有情，徽宗戏份几乎不存；二是所涉词作增入《洛阳春》《凤来朝》二阕。据沈雄自注，其文引自陈鹄《耆旧续闻》，但今传本均不见，此前亦未闻传录。不过，因沈著本身影响颇广，王奕清《历代词话》、冯金伯《词苑萃编》、叶申芗《本事词》、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御选历代诗余》等俱转引。至此，《少年游》本事不但在词话系统中得以较为广泛地流传，并且来源于沈著的版本后来居上，影响更胜前说。
不过，无论采信何种版本，几种记载之间颇多抵牾的情形难以忽视，即便乐于传载者，也往往在字里行间透露姑妄言之的态度。如冯金伯《词苑萃编》卷12《纪事》自注引《耆旧纪闻》（实同于《贵耳集》），卷24《余编》又引《雅谈》，并特加按语曰：“其所载美成遇道君事，亦复言人人殊。”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则主张以《雅谈》本为可信，理由是“弁阳翁之言，较小说家差覈实可据”。比沈雄稍晚的贺裳《皱水轩词筌》同《贵耳集》本，且评《兰陵王》云：“题作咏柳，不书其事，则意趣索然，不见其妙矣。”此言或可代表不少词家的看法：本事之于词作，有增加意趣的功效，无论真伪，书之不妨。
▲《浩然斋雅谈》书影
二
宋人笔记毕竟具有补史之遗的价值，只因纪实与虚构界限不明，令读者不得不将信将疑、莫衷一是；而在公认“凭空结撰”的小说和戏曲领域，《少年游》本事的进入与演变，更体现出叙事文学技巧的发展，以及人们借传播与改编行为表露的审美意识和创作心态。
考察小说和戏曲系统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宜先比较李师师传记数种。第一种公认为南宋所著的《李师师外传》（以下简称《外传》），初见于清人胡珽所刊《琳琅秘室丛书》。第二种《外传》后附《李师师小传》，即引自《贵耳集》。第三种见于《大宋宣和遗事》（以下简称《遗事》），其书与南宋说话形式相似，实际“掇拾故书，益以小说，补缀联属，勉成一书”，为宋人旧本经元人整理加工而成。三种传记共有的核心元素是宋徽宗与李师师艳闻，但情节及细节均大相径庭。研究李师师的论著常采信《外传》而对《遗事》多有质疑，两者主要区别有：《外传》中的师师形象“集淑女、侠士、烈妇于一身”，《遗事》中则是“平康泼妓”、狐媚惑主；《外传》中的师师结局为吞金殉国，《遗事》中则是进宫封妃，被废之后流落江湖。
三种传记中，《遗事》既以掇拾故书、补缀旧闻的方式成文，为吸引读者，自当选择较受欢迎的故事。在徽宗师师艳闻之外，其中还包括王安石变法、蔡京擅权、童贯巡边及其后金兵入城、帝后北行、定都临安等讲史热门，更保留了杨志卖刀、晁盖劫生辰纲并落草梁山、宋江杀惜并聚义三十六好汉、受招安并征方腊等早期水浒故事的基本轮廓，故而向来也被视为水浒研究的重要文献。而本文关注的《少年游》故事，在《遗事》和《外传》中都不见载，或可间接反映其事至少在宋元之交仍不甚流行。不过，尽管与周邦彦无关，《遗事》中却另有一个配角，即李师师之夫贾奕，充当了徽宗与师师之间的第三人，同样构成三角关系，同样利用词作引发情节冲突。
▲明崇祯五年尚友堂刊本《二刻拍案惊奇》
以上四种文本，除《闹元宵》的纯文学性质无可争议之外，从《小传》到《遗事》，历代论者的关注重点是辩证史实，并对文本做出是否当入说部的界定。在此前提下，本文得以从容讨论怎样认识和分析这四种文本与《少年游》之间的关系。为便比较，将所涉人物和词作两大要素简表如次：
由此已可大致看出从《外传》到《闹元宵》演变与融合的要点：首先，由人物塑造及彼此关系的构成可见情节趋于复杂精密：《外传》只围绕师师与徽宗展开情节。《小传》刻画三人情事，冲突更为丰富。《遗事》也突出三人关系，但贾奕这一人物既为武夫，相关情节和词作也相应更为俗艳；同时，师师故事与梁山故事是各自独立的。至《闹元宵》，以周邦彦替换贾奕一角，不但令故事与“才子佳人”这一流行主题接轨，也保证了引入词作的合理性和艺术效果。更重要的是，密切交织的两条主线和复杂紧凑的情节冲突都经由李师师这个主要人物的串联和引导完成，显示了作者对人物与情节更为精密的掌控力。其次，就叙事模式而言，四种文本都是全知视角，但叙事焦点大有变化：《外传》侧重于展示传主李师师的际遇，《小传》和《遗事》旨在批评庸主误国，故以宋徽宗为叙述中心；《闹元宵》则因两事合一，双线并进，叙述中心在两方之间频繁转移。再次，由主体情节敷演的异同，可以看出作者立场与故事寓意的变迁：《小传》与《外传》均包含深切的黍离之悲，题旨即反思家国倾覆。《遗事》属于追思前朝、以古鉴今，且在叙述中为增加阅读趣味着意渲染，乃至以奇事炫目，消减了痛惜意味。至《闹元宵》杂剧，去宋已远，时移世易，由前引总题已可看出故事本身的趣味性才是重点，取材集合了官家逸闻、才子佳人、英雄好汉诸般热门主题，情节的展开与推进更以离奇巧合为重，投合当时读者普遍的阅读趣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唐人传奇到明清小说，文本结构上的韵散结合几乎已成传统定式，而以小说为中心融入诗词，也需要考虑与本身的语体风格是否适配。《小传》中以周邦彦《少年游》与《兰陵王》促使情节转折，《遗事》中也有《南乡子》词起到近似作用，有学者认为这一桥段当是流行一时的传说。不过，由于自身文体性质对审美趣味的规定性，二者对于近似素材的选用也有着文人审美与民间趣味的不同：《小传》为文辞雅洁的文人笔记，《遗事》则“辞近瞽史，颇伤不文”，师师故事已是全文艺术水平最高的部分，仍属于“文必通俗”的说话人口吻，表现在所涉词作上也有霄壤之殊，体现出著者对读者审美倾向的充分考虑，可以说对审美的理解决定了情节的改编。
同样体现这一特点的是，在创作《闹元宵》之前，元代已有据《遗事》话本编为杂剧、被之弦管者，但凌濛初并未径依原本，而是在保留其中水浒故事之余，对艳情部分做了去俗趋雅的改编，以相当精彩的方式吸收了《少年游》一词。在第二折《破橙》中，原词被完整隐括为一段有对白、有唱腔的戏文：
【小生】朕有新物，可以下酒。【袖出橙介】【旦】芳香酷烈，此地所未有也。【小生】此江南初进到，与卿同之。【旦】容臣妾手破，以刀作齑，配盐下酒。【小生进酒介】
【棹角儿序】这新橙芳香正滋，驿传来江南初至。须不是一骑红尘，也烦着几多星使。试看他下并刀，蘸吴盐，胜金齑，同玉脍，手似凝脂。【吹笙合唱】寒威方肆，兽烟枭丝。笑欣欣调笙坐对，醉眼迷眵。
【小生】酒兴已阑，朕将还宫矣。【旦】臣妾有一言，向官家敢道么？【小生】恕卿无罪。【旦附耳，作低唱】
【前腔】问今宵谁行侍私？【小生笑介】不要管他。【旦】这些时犹烦唇齿。听严城鼓已三挝，六街中少人行止。试看他露霜浓，骑马滑，倒不如，休回去，着甚嗟咨？【合前】
【小生】爱卿爱朕，言之有理。传与内侍，明早还宫。【搂旦肩介】
【尾声】留侬此处欢情恣。抵多少昭阳殿里梦回时。【合】怎知道行雨行云在别一司。【同下】
【生作床下出介】奇哉，奇哉。吓杀我也，侥幸杀我也。你看他剖橙而食，促膝而谈，欲去欲留，相调相谑。若有史官在旁，也该载入起居注了。小臣何缘，得以亲见亲闻。不免将一时光景，作一新词，以记其事。【词寄《少年游》】【念介】“并刀如水，吴盐胜雪……”
三
在文体界限不明的中国古代，“小说”之名，自《庄子》而下两千余年包罗甚广，《少年游》词本事在宋笔记、元传记和明杂剧中的流传恰能体现这一文体概念的演进：笔记小说在“史家成见”中为稗官所造，可附骥子部；野史杂传在宋人的文类概念中尚属于史部传记类，至《四库》则转入子部小说家类；明人小说观念与今大体相当，“二拍”是典型的明代短篇小说集，所录《闹元宵》文本虽为杂剧，其性质同属于纯文学作品是不言自明的。
以今人研究文体的眼光回顾《少年游》词本事融入叙事文学的过程，最易想到的自然是自唐宋传奇以来，中国古典小说穿插诗词几乎已成惯例。不过，若与宋前小说采用诗词的传统方式与功能相比，则《少年游》词与小说的关系有所不同：既非“以见诗笔”，也非服务于写景状物、营造境界的需要，而是以其词本身叙事抒情兼长的特质启发了作者对小说的整体构思，主导了小说的人物塑造、情节推进和细节刻画。在宋笔记中由词而生本事，在元传记和明杂剧中，更以本事融入已有故事情节，为师师传记增添情韵，令水浒故事更具波澜。
词与小说两类文体，在审美层面上产生充分的互动与渗透，由此激发出层次丰富而立体的美感体验，正是本事词、本事诗一类体裁得以流行的动因所在。宋元词人不乏将本事与词作结合以便传颂的自觉意识，白石词与词序的互文被论者总结为“以词叙事”的创作特色，元好问两首《摸鱼儿》词与词序亦是显例，词序所叙之事与词中所抒之情互彰其彩，予读者唏嘘涵泳的充裕空间。这种创作上的主动，未必不曾受到唐宋诗词本事传播经验的启发。不过，与原作者主动提供本事相比，后人据诗词而造本事更具备一个明显特点：即诗词文本不是服务于叙事的工具，而是故事的创作基础。如秦观有《好事近·梦中作》（春路雨添花）词，好事者乃以其“谪藤州，竟死于藤”附会“醉卧古藤阴下”一句，叹为词谶。又如张先《一丛花令》（双鸳池沼水溶溶）传为私通女尼之作，亦有“俟夜深人静，其尼潜下梯，俾子野登阁相遇”的桥段附会于“梯横画阁黄昏后”等词句。此类本事的情节几近句句比附，虽然艺术性不强，却展示了据词构事这一创作思路的典型性。
而在通俗叙事艺术愈益成熟的宋元时期，诗词名篇为小说提供艺术形象的灵感和原型、乃至成为情节中心的情况，虽难称常态，却也并非只有《少年游》这一孤例。如陆游、唐婉唱和的《钗头凤》二阕，经周密《齐东野语》传叙本事，被改编成多种小说戏曲，至今传为佳话。又如白居易有《燕子楼》诗三首并序，张君房《丽情集》之《燕子楼》据以虚构盼盼被迫自尽一事，经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及《全唐诗》等采用，又衍生出宋元戏文《许盼盼燕子楼》、元杂剧《关盼盼春风燕子楼》、明小说《钱舍人题诗燕子楼》、明清杂剧《燕子楼》等，乃至在现代许多文学爱好者眼中，仍是白居易难以洗脱的污点。词家如秦观、柳永，更因善于言情、名篇频出而难逃艳事附会：前者“风流学士淮海英，解作多情断肠句”，有《义倡传》故事传世；后者“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以《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一篇风行，均可谓为词名所累。其他虽不曾累及作者，但同样是依据作品文句敷演故事情节的例子，还有如宋人刘斧所编《青琐高议》别集中据刘禹锡《乌衣巷》演成传奇《王榭》以及元人白朴据白居易《井底引银瓶》改编杂剧《裴少俊墙头马上》，等等。
▲周彦邦《少年游》（并刀如水）
在历代对清真词的评价中，长调往往被视为其艺术特征的典范，而小令的独特价值则常被忽视。胡适《白话词选》举《少年游》为代表，只取其清新流利的表象，却不若吴世昌的评论切中肯綮：“于短短小令中写复杂故事，为其独创，当时无人能及，后世亦少有敢企及者。”的确，“以小词写故事”正是清真词“长于思致”在小令中的重要表现，与之相应的则是长调的勾勒铺叙，即所谓“以赋为词”，同样增强了作品的叙事意味，使之“似乎是诗歌与传奇故事的结合”。不妨认为，似此之类诗词作品是因其本身“有故事脉络可循，组织严密”，才被择入叙事文学。与其说是“‘本事’成为后世小说、戏曲的题材来源”，毋宁说是以鲜明的叙事趣味触发了本事的附着，进而激发了后世的创作热情。
不过，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叙事性固然是诗词化入说部的关键，但抒情性仍是成就其艺术价值的核心，两者相辅相成，才对读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陈平原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是以情节为结构中心，而这种叙事结构得以突破的最大因素是传统诗文的渗入：“引‘诗骚’入小说，突出‘情调’和‘意境’，强调‘即兴’与‘抒情’，必然大大降低情节在小说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突破持续上千年的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传统小说模式，为中国小说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光辉的前景。”从20世纪初的“新小说”开始，到“五四”作家的自觉追求，在叙事中削弱情节冲突，以人物心理为结构中心，以表现氛围、情味为创作重点，最终实现了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以此观照《少年游》的叙事化过程，无论是将事件因果编织完整，还是为人物赋予历史身份，历代改编文本都着意表现由人物、细节、氛围共同构成的旖旎情致和优美意境，使之更加具体，令一般读者甘愿相信。自然，这一观照并不能动摇关于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突破时间节点的论断，其意义只在于窥见一种尚未形成自觉而较为隐蔽的创作尝试。传统叙事文体原本具有的诗性倾向与传统抒情文体中难得突出的叙事性相遇，碰撞出新的灵感，自然发生渗透，这在当时的作者与读者而言，或是无意识的尝试，而对于回顾者来说，却不能不关注到这一尝试潜在的意义。
文体概念尚未固化的时期，恰有利于自觉或不自觉的艺术创新，不同文体之间彼此渗透的方式是灵活多样的，而达成的艺术效果或许超出了时人的理解与预期。在据诗词进行叙事创作的案例中，经过更为生动的演绎，诗词原作在读者心目中原有的文本印象得以更新或强化，有机会呈现出新的审美特质，从而获得更为广泛的受众。正如《少年游》一词并非清真家法的代表，但却知名度最高，堪称雅俗共赏。汪仲贤《宣和遗事考证》一文认为李的故事中关于周的一段尤其著名，“因周邦彦是一位著名的词章家，人家激赏他的词，便会联想到李师师身上去；更加躲在床下的事是极有趣——滑稽的，极容易印入脑筋，所以便格外有名了”。这虽是基于《遗事》的评论，却也指出了《少年游》词及其本事流行至今的关窍：词论家爱赏此词固是因其“丽极而清，清极而婉”的尚雅风格，与之相比，“有趣滑稽”的故事显然能够吸引层面更广的受众。这种民间阅读趣味一旦主导叙事文本的面貌，便在传播中持续吸引同好，形成难以改变的模式和深远的影响力。
诗词与叙事文体高度结合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传播力度上，也体现为读者对艺术与事实的认知混淆。正如王国维所言：“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莫不知有清真，而种种无稽之言，亦由此以起。然非入人之深，乌能如是耶。”诗词本多空中语，但如《少年游》一类佳作在情感上极具感染力，同时又提供了精确且丰富的细节，能够充分唤起读者相似的感知经验，于是令读者在“感同身受”“心意相通”之余，往往热衷于追问作者的真实生活。“读者认定作家只能写出亲身经历的事情，并由此开始想象有关作者的‘真相’”，这是古今中外读者常有的心理。在从事学术研究的专业读者而言，这一心理或能转为对考证史实的热情，而一般读者则容易表现为对遗闻轶事的强烈兴趣和“宁可信其有”的普遍认知，一旦得到说部提供的文本支持，便自然形成根深蒂固的印象。譬如三国尊刘抑曹、杨门女将出征、蔡伯喈背弃赵贞女、李益辜负霍小玉……当然，也包括周邦彦和白居易。在“姑妄言之”和“姑妄听之”的流传过程中，故事取代史事，虚构的文学形象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最为鲜明的记忆。
诚然，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原是一切文学的根本魅力所在。但在文史界限并未分明的时代，这种虚构与现实混同的读者心理难免带来一些影响深远的问题。大众理解与认识历史人物的方式往往深受说部左右，纵经专家辨伪，也难以动摇。即使极富洞见的文人学者群体，也未必对说部的虚构性抱有充分的警惕。司马光自陈“遍阅旧史，旁采小说”，表明对《资治通鉴》使用《赵飞燕外传》一类材料的肯定态度。诸多唐宋笔记抱着“以补史遗”的愿望撰就，亦往往记录不经之事，“皆不免稗官之习”。在四部分野未明之前，传统史家以取多用宏的态度看待史料范围，对说部文献也多予优容。如前文郑、吴、王诸贤所言，《宋史》对周邦彦的评价有可能受到了南宋笔记小说的影响，虽不能视为确论，却指出了一个有合理性的理解思路。
概而论之，《少年游》词及其本事屡经说部及戏曲演绎，以极富吸引力的艺术性塑造并固化了周邦彦“风流”这一形象特征，使之深入人心。经过历代改编文本的传播与接受，传奇取代了史实，民间想象影响了史册定评，而辨伪工作则始终效力有限。这一典型案例反映了历史与文学的共生互动，也显示了在文学领域知人论世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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