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亮 | 论韩愈两度南贬之心性特征与诗风转变

论韩愈两度南贬之心性特征与诗风转变

文/尚永亮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尚永亮教授

摘 要 ：唐贞元末至元和末，韩愈先后被贬阳山、潮州，其心理性格及诗歌风格均发生明显变化。阳山之贬时，韩愈面对的主要是在他看来属于暗中使坏而随之失利的一拨“群小”，故其所作诗歌讽喻与指斥并行，复仇与扳援同在，由此形成突出的政治性、攻击性特点。而潮州之贬时，其所面对的乃是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最高统治者，除政治强权的压力外，其内心深处也未尝不包括因《上佛骨表》言行不敬而产生的自我反思以及借助传播将悔过态度上达天听的意图，故其诗作自悲自叹中杂以自悔，生命忧恐中伴以求情。前者郁怒愤懑，劲气直达，所写物象、景观多险怪动荡，展现出奇险豪横的风格；后者则颇为收敛，险怪描写减少，郁怒之气渐收，其风格趋向悲缓平和。同时，这种变化也与两度南贬时作者之年龄、心气变化有关。从韩诗创作的整体情形着眼，不难发现韩诗风格的变化不只限于两次贬谪。大约自元和中后期开始，韩诗在选材、描写、气格上都发生了若干由强直豪横向平和冲淡的转变，而韩愈贬潮诗风的改变，既与此一整体走向吻合，也为此一走向发挥了某种助推作用。

关键词 ：韩愈；两度南贬；心性特征；诗风转变

唐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元和十四年（819）正月，韩愈先后被贬连州阳山和潮州，经历了人生两次最大波折和磨难，其诗歌书写深度涉及政治变局、人事纠葛及个体遭际、心性变化等内容，并由此影响到其诗风变化。这是一个老问题，惜乎前人所论与问题实质多一间有隔，故本文拟就此再予梳理、考察，以求对此期韩愈其人其诗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韩愈像，南薰殿旧藏《唐名臣像册》

一、阳山之贬史实梳理及韩愈的心理疑虑

我们首先面对的是韩愈初贬阳山诗中凸显的政治性、攻击性特征。而这种特征的强弱，又与其南贬性质及由此导致的作者心理态势之变化紧密相关。故欲了解前者，先需厘清并辨析后者。

▲韩愈书“鸢飞鱼跃”，清阳山令摩刻

就阳山之贬言，这是韩愈步入仕途后遭遇的第一次大的挫折，其贬因掺和多种复杂因素。据两《唐书》本传，韩愈贬阳山乃缘于其上疏论宫市之弊：“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然《资治通鉴》则谓其阳山之贬乃因论天旱人饥所致：“监察御史韩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穷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愈坐贬阳山令。”二者相较，似当以《通鉴》所言为确。方崧卿《年谱增考》辨其事云：“按公阳山之贬，《寄赠三学士》诗叙述甚详，而皇甫持正作公神道碑，亦云‘因疏关中旱饥，专政者恶之’，则其非为论宫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与诗正合。况皇甫持正从公游者，不应公尝疏宫市而不及之也。”据此，可略定韩愈被贬当由论天旱人饥触怒“专政者”如李实之流所致。不过，联系到韩愈本人的说法，事情又有不尽然者。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诗中，韩愈这样说道：“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阁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这里叙其遭贬缘由，除言及论天旱人饥事外，还质疑同列柳宗元、刘禹锡有泄其言语事。

▲方崧卿《年谱增考》书影，附于洪兴祖《韩子年谱》，民国《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本

那么，同为监察御史且与韩愈交好的柳宗元、刘禹锡是否有“泄语言”之举呢？从史料层面看，因此事属私密的个人话题，已难觅确切证据；但从当日政治背景言，确属可能发生之事。刘、柳均与王叔文、韦执谊诸人交好，虽然其所参与的“二王”领导的革新运动至贞元二十一年初才拉开序幕，但其私人交谊早在此前即已奠定。贞元十九年，刘、柳相继入朝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里行，既与韩愈同列，又受到王叔文、韦执谊器重。《旧唐书》卷135《王叔文传》：“宫中之事，倚之裁决。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与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定为死交。”同书卷160《刘禹锡传》：“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新唐书》卷168《柳宗元传》：“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善王叔文、韦执谊，二人者奇其才。”据此可知刘、柳与王、韦初交之情状。又，《旧唐书》卷135《韦执谊传》载执谊数入禁中言事，并致补阙张正一等一干朝官被逐事：“贞元十九年，补阙张正一因上书言事得召见，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茝、常仲孺、吕洞等以尝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见，偕往贺之。或告执谊曰：‘正一等上疏论君与王叔文朋党事。’执谊信然之，因召对，奏曰：‘韦成季等朋聚觊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过从饮食数度，于是尽逐成季等六七人，当时莫测其由。”查此一史料源头，当出于《顺宗实录》卷5，应是可信的。《资治通鉴》卷236系诸人之贬于贞元十九年九月甲寅，其时在韩愈贬阳山前三个月。据此可知，时至贞元十九年，王、韦之势已渐成，以致被人目为“朋党”，且可一定程度地左右反对者的命运。既然如此，则其时若韩愈有不满于王、韦的言论告诉了同列刘、柳二人，刘、柳是有可能有意无意间泄漏给王、韦的，而韩愈贬后质疑刘、柳也就有了正当的理由。

▲刘禹锡、柳宗元画像，上官周《晚笑堂画传》

不过，韩愈此种疑虑，在其初登贬途和谪居阳山期间并无展露，而是直到他自阳山遇赦后待命郴州、量移江陵之际才集中爆发出来，其诗作中的政治指向性亦于此时得以凸显。细读韩愈贬阳山诗作，可以发现，自踏上贬途至任职阳山，其可准确系年之诗共有《湘中》至《县斋有怀》14首；在这14首作品中，除写景、记地、抒发悲怀外，政治指向性并不明显。以其最能表现当时心境的分别作于贞元二十年的《县斋读书》、二十一年初的《县斋有怀》二诗看，前者说自己“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萧条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后者说自己于“嗣皇新继明，率土日流化”之际“惟思涤瑕垢，长去事桑柘”，其中虽不无寂寞、感伤、悲怨，但总的心态尚属平和，甚至还萌生出挂冠而去的退耕之想。然而，在遇赦量移后，其一系列诗作却发生了内容和形式上的明显变化。这些诗作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暗喻，一种是明说。前者如《君子法天运》《昼月》《醉后》《杂诗四首》以及《射训狐》《东方未明》《遣疟鬼》等诗，或以“朝蝇”“暮蚊”为喻，言其虽猖獗一时，却势难持久；或以“训狐”“疟鬼”为喻，言其“造作百怪”“不修操行”；究其大凡及归趋，多以隐晦的语言、比兴的手法，讽刺、抨击侥幸行险之小人。历代注家释此诸作，多以为是为顺宗时王叔文等弄权而作，指斥的是依附于王叔文者。联系当时政局及此后多首韩诗内容，其说并非无据。后者如《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七员外翰林三学士》《岳阳楼别窦司直》《永贞行》《忆昨行和张十一》诸诗，皆将暗喻转为明言，或指王、韦诸人为“首罪”之“共吺（兜）”“奸猜（猾）”，或谓其新政及行事为“小人乘时偷国柄”“狐鸣枭噪争署置”，或斥其败灭、被贬远方为“近者三奸悉破碎”“共流幽州鲧死羽”，其用语之狠重、辛辣，抨击之严厉、果决，已至极限。尤需注意者，是其对刘、柳二人的一些说法。其中除前引寄赠三学士诗中所言“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外，还有《岳阳楼别窦司直》“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等，而这是韩愈在岳州刺史窦庠于岳阳楼所设宴会上所作诗，嗣后在荆州遇到被贬连州的刘禹锡时又邀刘和作，由此可见韩对刘、柳疑虑仍未消除。宋人葛立方谓韩愈“阳山之贬，伾文之力，而刘柳下石为多”，虽未可尽信，但却不能因此而说韩愈所疑无据。清人何焯释“奸猜”二句云：“退之出官，颇猜刘、柳泄其情于韦、王，乃此诗即以示刘，令其属和，毋乃强直而疏浅乎？或者窦庠语次深明刘、柳之不然，劝其因倡和以两释疑猜，而刘亦忍诟以自明也。”联系刘禹锡《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来看，何氏所说不无道理。

▲岳阳楼

二、韩愈怨怒之因及初贬诗作的主要风格

考察韩愈之所以在贬阳山之初无明显怨怒而在离阳山后怨怒加重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其虽对自己遭贬与刘、柳泄言语于王、韦有疑惑，但尚未能坐实，不便声张；此后不久，王、韦之势趋盛，倘明言其事，必遭致更严重之报复，故暂作隐忍。二是到了永贞元年，顺宗即位，王、韦诸人得掌大权，其“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等行径当颇有传播，韩愈耳闻其事，不平之气骤起，遂作若干隐喻之作予以冷嘲热讽。三是于此前后，因遇赦量移受阻，待命郴州三月之久，结果竟被发落江陵任一小小法曹参军，其品级与原任县令在伯仲之间，这不能不使其怨怒倍增。至于何人从中阻挠导致其量移江陵，韩愈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中说得明白：“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轲只得移荆蛮。”这里的“州家”，指时任郴州刺史的李伯康。李氏贞元十九年至永贞元年为郴州刺史，永贞元年十月卒于任。在韩愈此后不久所作《祭郴州李使君文》中有这样几句话：“竢新命于衡阳，费薪刍于馆候；空大亭以见处，憩水木之幽茂……得恩惠于新知，脱穷愁于往陋。辍行谋于俄顷，见秋月之三彀；逮天书之下降，犹低回以宿留。”可见李氏对滞留郴州三月之久的韩愈颇为优待，并曾设法助其“脱穷愁”。故韩愈所谓“州家申名”，正指李伯康对自己的援助。这里的“使家”，指时任湖南观察使的杨凭。杨凭为柳宗元之岳丈，贞元十八年九月出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永贞元年十月迁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旧唐书》本传谓凭“性尚简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及历二镇，尤事奢侈”；韩愈《送陈秀才彤序》亦言“夫湖南（按：指湖南观察使杨凭）之于人，不轻以事接”。由此可见杨凭心性之简傲、慢易。此种心性，势难对“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且身处逆境的韩愈有所俯接、奥援，更为重要的是，其时王、韦势盛，若当年真有柳、刘泄言语且致韩愈被贬事，杨凭当有耳闻，则其对待命郴州之韩愈施以阻挠，应在情理之中。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于“使家抑”下注曰：“杨凭为柳宗元妻父，自必仰承伾、文一党意旨，公与署之被抑，宜也。”此一看法，值得重视。倘若其时杨凭确曾秉承王、韦旨意对韩愈遇赦返朝事有所阻挠，而因其与柳宗元的翁婿关系，便不能不使韩愈此前已存在的对刘、柳之疑虑得到进一步坐实，对自己“坎坷只得移荆蛮”的遭遇产生深一层的愤懑。事实上，正是这样一种不断累积的愤懑，促使韩愈在王、韦诸人失势后不可阻遏地喷发出来，遂形成上引赴江陵途中一系列诗作对王、韦诸人的全力抨击和指斥，而将对刘、柳的不满，也随之不失时机地表露出来。章士钊论韩《寄赠翰林三学士》诗之目的有二：“一曰复仇，一曰扳援。”倒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当然，韩愈对刘、柳的怀疑，还是有上限的，他一方面确实疑心他们将自己的话语“传之落冤仇”，另一方面从二人的品格及其与自己的关系出发，又认为“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犹疑、不确定，并在刘、柳遭贬后为其开脱：“数君匪亲岂其朋。”尽管如此，但在他心里深层，对这两位昔日友人的疑虑恐怕还是难以真正消除的，用清人查慎行的话说，此“终是疑案”。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书影

“自从流落忧感集。”“雷焕掘宝剑，冤氛销斗牛。”上述韩愈对刘、柳的怀疑，对王、韦诸人的讽喻、指斥，从根本上说，是缘于其自身遭际以及因时政迅疾变化而形成的情绪性发泄。这种情绪性发泄，一方面直接导致其诗作趋向政治性、攻击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强化了其诗作风格的奇险怪异、强直豪横。固然，韩诗的强直豪横，与其 “豪侠之气未除，真率之相不掩”的个性紧密相关，是其人格的一种自然流露；其诗追求奇险怪异，与其尚古求变之诗学追求不无关联，早在阳山之贬前已有部分展现，而贬阳山后，由于南国奇山异水、荒恶环境的刺激，更得到大幅度的扩张，但仅此还难以解释其根本成因。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此期韩诗中的物象、景观，除奇险怪异等因夸张笔法导致的形貌变异，还具有一种跳动震荡、怒拔乖张的态势，其中充溢的明显是一种愤怨郁怒不能自已的情绪化因素，由此使这些物象、景观超脱了静态化、平面化，而具有了鲜活生猛、咄咄逼人的气息，具有了某种人格化的特点。就作者来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郁于中者必泄于外，而“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要凭借胸中的充盈磊落之气，进行指向性选择、对象性发泄、情绪化塑造，似乎非此不足以表达内心的郁躁不安和愤懑怨怼，他需要寻找一个突破口，把自己久所郁积的躁郁情感喷发出去。因此，其诗中频繁出现的力大势猛、变怪百端的雷霆、飓风、狂涛、怪兽等，未尝不是他主动追求的结果；就作品来说，当作者将内心的愤激情感投射到所描写的对象物中后，便使其纷纷着色，以一种生狞险怪、不可拘束的面目呈现出来。所谓“字向纸上皆轩昂”，所谓“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此期诗风的奇险豪横，既表现在大量的物象描写中，更表现在其诗作的意脉、结构、语言以及声韵中，是这些单元的集合，特别是贯穿其中的个体遭际和愤激意绪，成就了韩诗的整体风貌。以其作于遇赦归途中的几首诗为例，《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于“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的景色描写后，紧承以“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的谪居境遇；《岳阳楼别窦司直》在述写“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的疑虑、不平前，先以大段笔墨描写洞庭湖“潴为七百里，吞纳各殊状”的磅礴气势和“余澜怒不已，喧聒鸣瓮盎”的震荡轰鸣，由此前后呼应、相互生发，客体之景与主体之情有机结合，共同形成“怒不已”的诗情诗境。至于那首著名的《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更能表现作者“横空盘硬语”“奋猛卷海潦”的强直气概。诗开篇即于“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的地理交代之后，将镜头急速推向南岳衡山：“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这是正面描写，却以“喷云泄雾”“天假神柄”透露其变化多端、神秘莫测，而“火维地荒足妖怪”七字，更给此一地处南国的山岳增添了荒蛮怪奇、处处险怖的色彩。自“我来正逢秋雨节”以下，转写山岭之阴晴变化、作者之“潜心默祷”、庙令老人之“睢盱侦伺能鞠躬”等情状，其用笔大开大阖，腾挪转换，间以“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的场景描绘，由此直逼出“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数语，将自己之现实遭际、内心郁闷及“神”难尽信的态度和盘托出。最后以“夜投佛寺上高阁，星月掩映云朣胧。猿鸣钟动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东”作结，别具一种摆脱众累后洒然朗然的境界和气象。通观全诗，有写景，有叙事，有议论，更有一腔忠直郁结之气贯注其间；而在表现形式上，奇句单行，句法高古，以“一东”之平声一韵到底，并多于偶句句末以三平声收煞，可谓力大声宏，劲气直达，将诗人的内在情绪和豪横心性最大程度地传达出来。潘德舆评其“高心劲气，千古无两”；程学恂评其“七古中此为第一”，堪称允当。

▲衡山

三、潮州之贬的心性、诗风转变

与阳山之贬及其创作相较，韩愈17年后的潮州之贬和诗路书写，便很不相同了。在贬赴潮州途中，韩愈所作诗流露更多的，是对贬地恶劣荒远环境的恐畏，对不可把控的个体生命的忧虑以及与自悲自叹相伴的自愧和自责，而很少涉及朝政、人事等方面的内容。简言之，其心理态势已由外扩转向内敛，其贬后认知已由对政敌的愤怨指斥转向对最高统治者的认罪服输，其政治指向性较之此前也有了大幅度的弱化。

▲潮州韩文公祠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韩愈踏上潮州贬途所作第一首诗，诗中除述贬因、心志和路途险阻外，重心落在尾联“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一个“收吾骨”，一个“瘴江边”，将未来环境之险恶、对个体生命之忧恐打并一处，表现出作者极度悲观、悲凉的心理意绪。程学恂评曰：“时未离秦境，而语已及此，其感深矣。”《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是其步入岭南后所作诗，其一云：“韶州南去接宣溪，云水苍茫日向西。客泪数行元自落，鹧鸪休傍耳边啼。”《笔墨闲录》评曰：“潮州以后诗最哀深。《次宣溪》绝句等诗，绝有味。”此种“感深”“哀深”意绪，可以说贯穿在潮州贬途的多首诗中。如《武关西逢配流吐蕃》：“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四：“不知四罪地，岂有再起辰？”《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其一：“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其二：“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这里所说“罪重”，既是实情，也是自我认知；因为“罪重”，贬地远恶就有了充足的理由；也因为罪重且贬地远恶，所以便生出未能“再起”且“无路”可还的沉重悲叹。然而，韩愈又不甘心终老瘴乡，又迫切地希望回到京城，于是，便在诗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我表白，呈露出明确的“认罪”意识。如刚出武关，即在《路傍堠》中申言：“吾君勤听治，照与日月敌。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释。”到了商、邓之间，于《食曲河驿》中再云：“下负朋义重，上孤朝命荣。杀身谅无补，何用答生成？”待到进入岭南，更作《泷吏》重申：“历官二十余，国恩并未酬……不即金木诛，敢不识恩私。潮州虽云远，虽恶不可过。于身实已多，敢不持自贺。”方世举释《路傍堠》云：“此时方之潮州，乃望恩或免也。”何焯、查慎行分别释《泷吏》云：“自讼兼望后命。”“特失职之望少，而负慝之意多。”这里所说“负慝之意多”“望恩或免”“自讼兼望后命”，正指出了韩愈的“认罪”意识及其具体指向。

▲傅抱石《雪拥蓝关图》

韩愈之所以产生这种“认罪”意识，是与此次贬谪的性质和受谪罚程度紧密关联的。潮州之贬，根本上说是因言语触怒帝王所致，而这言语内容，除《论佛骨表》中“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一段正言谠论外，又主要关乎崇佛帝王之国祚久暂和寿命长短，亦即“事佛渐谨，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祸”。正是这些带有“诅咒”性质的话语，彻底激怒了皇帝，故“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虽然后经裴度、崔群等人劝谏，对韩愈的处罚由“极法”降为贬刺潮州，但此一事件对韩愈内心的震慑是极为强烈的，面对专制君主的雷霆之怒，韩愈不能不有服软认罪的表示。当然，韩愈的服软认罪，既是迫于政治强权的压力，也未尝不包括事过之后的自我反思以及借助友朋传播，将其悔过态度上达天听的意图。因为论佛骨时基于一时义勇，说出了“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的话，但仔细想来，这话对当朝君主确乎有些不敬和唐突。唐宪宗后来欲赦其罪时有言：“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正说明其忌惮之所在。所以，对自己说的过头话及其造成的后果，韩愈于反思后不能不有所悔悟，他在前引诗中一再言罪重、颂皇恩，便是这种悔悟的表现，也是他希望皇帝得知并获得宽恕的一种方式。在抵达潮州所作《谢上表》中，韩愈这种态度有着更全面、清晰的表白：“臣以狂妄戆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谓臣言虽可罪，心亦无他，特屈刑章，以臣为潮州刺史。既免刑戮，又获禄食，圣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无任感恩恋阙惭惶恳迫之至。”这段话，先自认“不识礼度”，“言涉不敬”，继表白“言虽可罪，心亦无他”，再颂“圣恩弘大，天地莫量”，最后落脚到请身为“天地父母”的帝王“哀而怜之”，无异于一篇谢罪表和求情书。联系韩愈此期所作《琴操十首》，特别是其中《拘幽操》所谓“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以及《履霜操》所谓“母生众儿，有母怜之。独无母怜，儿宁不悲”，则韩愈贬潮后的认罪意识和求情心理便益发显豁了。后来宋人批评韩愈“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韩文公《佛骨表》慷慨激烈，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及潮阳之行，涨海冥蒙，炎风摉扰，向来豪勇之气，销铄殆尽。其《谢表》中夸述圣德，披诉艰辛，真有凄惨可怜之状”，不是没有道理。只是这些批评，未能深入体察其时专制政治的压力之大以及韩愈从上表时的一时义勇到贬途自责再到向帝王服软认罪的心理变化轨迹，所以还稍嫌简单了一些。

▲法门寺出土佛指舍利

从初贬阳山的心理郁怒、愤懑以及外向指斥、攻击，到再贬潮州时的自我收敛、自我悔悟和服软认罪，韩愈在两度南贬中展示出了颇不相同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并直接影响到其诗路书写的内容和风格。如果作一简单比较，可以发现，阳山之贬时，韩愈面对的，主要是在他看来属暗中使坏而随之失利了的一拨“群小”，故其所作诗愤懑与讽喻并行，复仇与扳援同在；而潮州之贬时，其所面对的，乃是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君主，故其所作诗自悲自叹中杂以自悔，生命忧恐中伴以求情；前者郁怒愤懑，劲气直达，所写物象、景观多险怪动荡，展现出奇险豪横的风格，后者则颇为收敛，险怪描写减少，郁怒之气渐收，其风格趋向悲缓平和、古质冲淡。前人评其《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谓“贬窜之际，辞义和婉，公初年诗所不及”，“其神黯然，其音悄然，其意阔然”；评其《拘幽操》云：“从容悲缓。”“此诗唯归咎于己，怨且无之，又何怒焉？”颇中肯綮地指出了韩诗风格的这种变化。

进一步看，这种诗风变化也与韩愈两度南贬之年龄及心气变化有关。阳山之贬时，韩愈35岁，正是“少年气真狂”的血气方刚之时，而所遭贬谪，又属“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之屈原式的传统贬因所致，故其内心之郁怒、对政敌之攻击、风格之豪横便应运而生。到了潮州之贬，韩愈已51岁，其时渐入老境，“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早已不复中年气概。当此之际，其诗作风格自然趋于悲缓平和。

如果放开眼界，从韩诗创作的整体情形着眼，那么可以发现，韩愈诗风的变化不只限于两次贬谪，大约自元和中、后期开始，由于仕途相对顺畅，愤郁不平之气减少，他所创作的诗歌在选材上、描写上、气格上都发生了若干由强直豪横、奇怪怨怼向平达和缓、古质清雅的变化，而其贬潮诗作风格的改变，既与此一整体走向吻合，也为此一走向发挥了某种助推作用。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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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宋宇

审核：詹拔群、周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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