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武 | 礼藏于器,诗礼兴邦——专栏导语
礼藏于器,诗礼兴邦
——专栏导语
文/陈伟武
▲《礼记》书影
常言道:“礼藏于器。”从狭义讲,“器”指礼器;若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器”,则指器物,书写、铸造或铭刻古文字的种种载体材质都是器,龟甲兽骨是器,钟鼎戈戟是器,玺印陶瓦是器,简牍丝帛也是器。1899年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罗振玉对甲骨出土地的考定有首创之功,经过实地调查考察,指出甲骨实出于安阳小屯而非汤阴,确证甲骨文为商代晚期王城即殷墟遗物,著有《殷代贞卜文字考》《增订殷虚书契考释》等重要著作,对甲骨学有着奠基性贡献,后来他有一斋号称为“殷礼在斯堂”,因甲骨文而考殷礼,而王国维进而论殷周制度,饶宗颐先生后来于殷礼亦续有推阐,主要都是得力于有殷墟甲骨这些“器”。当然,商代的礼仪制度也可借助商代青铜器而考求。▲世界文化遗产敦煌悬泉置遗址
中国号称诗的国度,诗学礼学传统悠久,积淀深厚,诗礼可以兴邦,可以安民。现代治礼的知名学者如洪诚、钱玄、沈文倬、林尹、陈梦家、王文锦、孔德成、陈戍国、张光裕等,各有建树。而西汉武威竹简《仪礼》亦论者颇多,尚有疑难问题未能完全解决。
此次古文字专栏三篇论文,有两篇直接与礼有关,除了上述范文之外,还有徐渊之文。在中国古代,礼学蔚为专门学问,自有其深厚学术土壤,且与经学也互为表里。《仪礼》简古深奥,素称难治。武威出土西汉简牍《仪礼》经传,可谓价值连城。涉礼出土文献日益丰富,为重新检视武威汉简《仪礼》经传的是非得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文献的时空判定是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献的地域和时代不明,其他研究就会南辕北辙。礼学名家沈文倬先生将《服传》的成书时代断在秦始皇焚书之前,认为《服传》在战国时代已经成书,至汉景帝、武帝之间才转写成隶书。徐渊的论文《从武威汉简〈仪礼〉再谈〈丧服〉〈服传〉的成书及古今文问题》详加考辨,指出沈氏此说证据不足,认为《服传》成书大概在西汉初至汉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阁会议之间,之后一直单篇流传,其经传合编的时代要晚到东汉末期马融、郑玄的时代,而且即使当时注家将经传合编,也仍视《服传》为《仪礼》的记传,因此并未对其古今异文作注。徐氏在古文字学上渊源有自,在礼学上又精研深造,所得实多,有《仪礼丧服服叙变除图释》一书行世(中华书局,2017)。此文堪称徐氏新出力作。▲徐渊《〈仪礼·丧服〉服叙变除图释》书影,中华书局2017年版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和正式出版已持续了十多年,成就斐然,可以说,清华简研究已进入了“深水区”,各种更为系统全面而精深细密的研究成果正逐渐涌现。疑难字词的考释和竹简文本的疏通解读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最新出版的清华简第十二辑只收《参不韦》一篇,全文近三千字,有简124枚,在已经公布的清华简中,是篇幅仅次于《系年》和《五纪》的长篇巨制,又是失佚不传的古书。简文主要叙述天帝使者参不韦对夏启的训诫,将“五刑则”(即五则、五行、五音、五色和五味)授予夏启,指导他设官建邦、修明刑罚、祭祀祝祷、治国理政。蔡一峰的论文《释清华简〈参不韦〉的“符”字》,专门讨论一个出现了三次而整理者未作隶定的新见字,学者于此字多所争论而未有确释。蔡文通过对相关字形音义的细密甄别及所在辞例的考究,推断该字可隶释为从廾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书影
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的预告可知,清华简第十三辑将有涉及仪礼仪节、礼论的文献,这将是非常珍贵的中国先秦礼学新资料,必将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过去数年中,中国政府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实施厕所革命,大见成效。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文化复兴是重要的内容,为了形成社会主义礼仪新风尚而不懈努力,任重而道远。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责任编辑:张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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