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管控区种菜、散步、送药 | 谷雨
封控刚刚进行四天，生活似乎也并非不可忍受，但静下心来，我愈发清楚地意识到，因为疫情，我所拥有的选择余地在不断缩小，就像我能够到达的地理空间。上一次出国已经是3年前。再上一次离开北京，已经是1个多月前，我的工作原本每个月都可能出差。而现在，我无法离开小区，随着小区出现阳性，我甚至可能面临无法离开楼栋的风险。
在这样的现实中，病毒和封控，就像头顶不知何时就会笼罩而下的阴影，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4月25日，封了还是没封
坏消息是在4月22日北京“摘星”第一天冒出来的。白天我还在畅想五一假期去哪儿玩，晚上我就收到通知，我所住小区隔壁街道——朝阳区潘家园街道出现1例新冠确诊病例和9例核酸初筛阳性人员。
我住在劲松街道，出门走200米，就能看到一块路牌上写，“欢迎进入潘家园”。这一带离北京的CBD只有两三个地铁站的距离，我经常去吃饭、健身、看病、逛眼镜店。
25日，整个朝阳区要求全员核酸。这天中午，我吃了一顿外卖，收了一个送货上门的快递，一切还秩序井然。但到了下午，我发现附近除了超市，所有商店全部关门，连邮局摆在路边的邮筒口都贴上了封条。我常光顾的一家烤栗子店，在紧闭的闸门上贴了一张看起来有点仓促的手写纸条：马上回来！
我突然感到恐惧，立即折返回小区问保安，我们小区会封吗？保安正在保安亭里埋头吃饭，他抬起头淡定地告诉我，周边是有几个小区封了不能出，但我们小区还可以自由出入。
虽然得到了确认，我还是掏出手机，赶紧点也许是最后一顿的外卖。这回要吃顿贵的。我点了一份150元的外卖，但又出于一种省钱的微妙心理，我剔除了两碗价值10元的米饭，给和我住在一起、正在家里工作的小王发消息：记得淘米煮饭。
小王是一位纪录片导演，她揣着一个DV机下楼了。绕着小区，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一位骑自行车的大叔，肩上驮了两袋米。还有一位年轻人拉着行李箱，站在路边打车，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家里没有食物，要搬去别人家住。
当我们走到小区的北边，发现两个工作人员正在费劲地封锁北门。原本的铁门缺了一扇，怎么也关不拢。他们不知从哪弄来两扇木门，一扇黑的，一扇绿的，用铁丝把它们和其他铁门拧在了一起，但因为事起仓促，不合规格，木板堵住的门边还剩下一条缝，足以让一个人侧身走过。
我再一次问门口的保安，我们小区会封吗？保安再一次告诉我，还没封，可以出去。
回家吃完昂贵的外卖，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我不放心，再次下楼，南门口聚集了几十人，再问保安，被告知小区封了，只能进不能出。
一位穿白衬衫的男子提着一个露出一截大葱的购物袋，刚迈进大门一步，保安说，想好了，只进不出，男子非常果断，立马掉头走了。还有一位焦虑的女士，她在等马上要送来的冰柜，小区没封的话，冰柜还能送上门，这下她要找人和她一起扛上楼了 ，而我们小区全是六层的红色小楼，没有电梯。
就在南门外，我看到一个穿长靴短裤的漂亮女孩眼角淌着泪水，是在哭的样子。她说，她住在某一栋楼里，但平时走的门关了。有人指引她来到南门，但她害怕进了这陌生的门，如果找不到家又要遵从“只进不出”，那不就被困住了？平时我所在的小区分成好几块，块与块之间有小铁门，但平时都是锁着的，互相走不通。
我和小王决定帮这个女孩试着走一趟回家的路，走得通再回来告诉她。在昏黄的路灯下，我们摸索着绕过了几道小铁门（这天晚上全部开着，可能也是封控的附带措施），经过了两家小卖部和两家理发店（我第一次知道小区里居然有小卖部和理发店），终于找到了女孩的家。
送完女孩，我们来到北门。不出所料，意外没封牢的缝还在，旁边坐着3个保安。保安说，这缝只进不出。有一位老人拉着一个装满食物的拉杆菜篮要从这条缝进来，保安得先伸手接过菜篮，再扶着老人进来（路面有很多碎石子）。一位保安穿着短袖，看着也就20岁出头，他说他们是临时被公司从海淀区调来的，到了才知道，有可能要在这里守三天三夜，但他们只是轻声抱怨，什么也没带，手机要没电了。于是我们又回家给他们拿了两个充电宝。
那天晚上，我累得早早上床睡觉。凌晨2点，安静的街道上突然传来一个高声打电话的男声（我住的这栋楼临街）。“现在只进不出了，我还要不要回去啊？”
4月26日，焦虑与平静
我又试着点了一份外卖。中午，外卖小哥接单后，迟了半小时，我才从封锁的小门门缝里接过外卖。他解释说，往常走的路都封了，他绕了10公里才找到一条通的路，然后又摇摇头，表示不想再往我们这儿送，“有外卖小哥送到别的小区，直接困里面出不来了。”
又一次吃到外卖后，我和小王看着满冰箱、满储物柜的食物，决定下一顿非做饭不可了。在囤菜这件事上，我们俩可以说是走在前列。自从3月底上海实行“全域静态”管理后，我总能从朋友圈里看到许多在上海抢不到菜的朋友，大家甚至开始以物换物，一罐面霜换一听可乐。焦虑感隔着屏幕传到了我这儿。就在4月5号当天（原本是上海计划解封的日子），我下单了一个水培菜箱和一包生菜种子，决定有备无患先种菜。
从那一天起，我和小王的囤菜之路开始了：鸡肉、鱼肉、牛肉、各式蔬菜装进冰箱，番茄罐头、水果罐头、鱼罐头、酱牛肉、脱水蔬菜、榨菜、米面粮油、螺蛳粉、牛奶饮料、各式各样的零食、药品塞爆了储物柜（不得不在鞋柜边上再辟出一个区域）。在我们小区被封10天前，小王发了一条朋友圈：家里的食物已经能养活我们俩和并排另一家两口至少一个月。
如今，当封控意外降临，我的水培生菜已经有6棵从种子长成了10厘米高的小苗，按店家的说法，再过半个月就可以收获（希望那时我们已经解封了）。
但无论做了多少准备，当小区真的封了，食物不再唾手可得——线上买菜App一度只剩鲜花和花瓶在卖——我还是有一种不真实感。每天醒来，我总以为自己还在未被封控的世界里。但同时，我的焦虑变得越来越细微。我买了7斤新鲜番茄，把它们当做最后的番茄那样对待，先是网上搜了各种储存攻略，然后按攻略说的，用厨房纸巾包紧每一颗番茄，再找了一个纸箱，番茄蒂朝下，一颗一颗地摆放，最后放在阴凉处，而不是放在冰箱——事实证明，新鲜番茄还是得赶紧吃，因为第三天就有一颗番茄长了白色的毛。
打开买菜App，开屏页面上写着，请非管控区的北京市民尽量减少线上买菜，而是把菜留给管控区里的人。我们其实不缺食物，就在我住的这栋楼隔壁，是一家生鲜超市，前门开在小区外头，后门开在小区里头，如今超市还在运营，前门封锁了，后门则对我们小区开放。
我和小王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我和她确诊了，两个身强体壮、都打了疫苗的年轻人也许问题不大，但家里的4岁小猫咪，无论如何也要请朋友把它安全接走。为此，她已经拜托了三位朋友。
虽然平时我并不是一个很爱出门的人，但当小区封了，我常常像小王养的猫一样，站在阳台盯着窗外向往着外面的世界，但其实什么也看不到，视野所及也是小区，也在被封控。窗外的绿树倒是茂盛地在等待夏天。
4月26日，天气特别好，下午的气温将近25℃，有阳光，有蓝天，也有微风，泡桐树开满了淡紫色的花，珠颈斑鸠在咕咕咕地叫。我决定下楼在小区里溜达，顺道去取订购的蔬果（买菜永无止境）。
刚一下楼，我就看到一位老人坐在楼下小广场里吹口琴，老人还带了一本曲谱和一个曲谱架。在他悠扬的琴声中，广场另一端有两桌老人戴着口罩在打扑克牌、打麻将（小区被封当晚11点，我也看到有几位老人在小广场上挑灯搓麻将）。而一张乒乓球台上，两位白发苍苍、戴着口罩的大爷还在切磋球艺。
我的焦虑与眼前所见格格不入，仿佛紧张的情绪在阳光下消弭无踪。在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的小区里，简直像正在举行一场互不干扰的口罩运动会，但运动程度并不剧烈，人们更像是为了打发时间。有把篮球框安在树上打篮球的父子，有打羽毛球的中年夫妻，有三个小孩在打排球，有独自跳绳的，还有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滑板男孩，我问他多大了，男孩用童声回答自己刚上一年级。还有一位戴着口罩、耳机、短袖短裤的男士从我身边匀速跑过，路边的保安用一种混合着不解和钦佩的语气说，他已经跑了很多圈了，估计是在跑马拉松。
4月27日，核酸和阳性
上午，我听到窗外的广播声在一遍一遍地播放，请大家不要再下楼了，现在做核酸的人太多了！我们小区没有什么住户群，通知基本要靠广播。这天的核酸从早上8点开始，到了中午12点，我听见广播说，请第1到第4栋楼的住户下楼测核酸。到了下午2点，没有新的广播通知，但估摸着可能要轮到我所在的楼，我也下了楼。
一整天，天都是阴的，时不时就下起小雨。一天前在小区溜达的我，刚好撞见社区的几个工作人员站在一个岔路口讨论，他们正在为第二天的核酸检测选点、设计排队路线。整个小区有30多栋楼，粗略估算下来，也有几千人。要给这么多人做核酸，而不让他们聚集，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显然是一个大工程。
实操这天，核酸的队伍从南门蜿蜒到了北门，绕过了三四道弯。当天最高温只有14℃，我穿了两件长袖，手冻到不能灵活摁手机，排在我后面的女生说后悔穿了凉鞋，我看到的最勇猛的一位，是穿了一条五分裤的男生。整整一个半小时，我挪动了300多米，终于领到了核酸瓶，成功实践了张嘴不呼吸的核酸方法，赶紧逃离了那里。
回家的路上，我发现小区里有一栋楼被一面绿色铁板围住了。铁板内露出半个穿防护服的人的头。铁板外面则有人负责递物资进去。
这栋楼怎么了？我问铁板外穿防护服的人。
有一例阳性，昨晚拉走了。对方说。
前天小区封控时，我们小区是没有病例的。我一直乐观地以为，我可以挨过三次核酸，在29日那天迎来小区解封之日。这下真是遥遥无期了。但路过的人并没有我那么慌张，他们看起来很淡定地穿过了这里。
我有些担心住在小区里的老人。按照上海的防疫经验，老人是最脆弱的，很多都有基础病，囤的物资也不多。我所在的5楼，就有一户住着一对老人。在测完核酸回家时，我看到那两位老人正走在楼梯后面，于是刻意地等了他们一会儿。
延长的封控和小区里的养老院
最新的北京疫情报告出来了，我所在小区正式通报确诊了1例阳性。管控区的封控时间，从4月28日起再延长7天。
虽然对这个坏消息早有预料，封控刚刚进行四天，生活似乎也并非不可忍受，但静下心来，我愈发清楚地意识到，因为疫情，我所拥有的选择余地在不断缩小，就像我能够到达的地理空间。上一次出国已经是3年前。再上一次离开北京，已经是1个多月前，我的工作原本每个月都可能出差。而现在，我无法离开小区，随着小区出现阳性，我甚至可能面临无法离开楼栋的风险。
在这样的现实中，病毒和封控，就像头顶不知何时就会笼罩而下的阴影，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在这天下午，我突然想起，前一天溜达小区时，远远就看到一栋白色小楼，小楼边有一个写着“老年家园”的巨大牌子。当时我没细想，也没走过去查看，平时我从未在意过小区里存在一个养老院的可能，事实上，作为一个老小区，小区老年人众多，在这里出现一个养老院，一点也不违和。我在手机里搜索养老院的名字，找到了图片，研究了一番，非常确认养老院的门就开在小区里头，这代表他们也被封控了。
傍晚6点，我给养老院打去电话。电话通了，一个女声问我，有什么事吗？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磕磕巴巴地说，我是小区的居民，不知道小区封了之后，养老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对方停顿了一下，说养老院还在运营，有老人住在这里，物资倒是不缺，但她还是记下了我的手机号。
电话挂断不到5分钟，同一个电话打了过来。是另一个女声。对方说，她是养老院的医生，现在养老院封闭管理，医生也出不去，而她两天前有一批药物刚送到小区外的一个快递站里，直到现在都取不了。
我赶紧自告奋勇。在楼下，我找到了一辆共享单车，不知是谁把它骑进了小区，现在它也出不去了。快递站在小区另一个被锁的门外，出不去，但可以隔着铁门取快递。我大概骑了200米就到了，但说来惭愧，我需要开着手机导航，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完整走过这个小区，就像这几年一个流行的说法，我对自己的“附近”异常陌生。而小区弯弯绕绕，像一座迷宫，你不知道从哪个小门进，也不知道从哪个小门出。这次穿行，就当作探索“附近”吧。
到了快递点，快递小哥已经等在铁门外，而医生的快递有两颗篮球那么大，穿不过铁门的缝隙，快递小哥只能踩上一处半米高的石阶，一棵绿树笼罩在我们的头顶，我看着他的双手捧着快递，从茂密的树叶中穿了过来，一把接住了它。
我并不知道快递里装着什么药物，箱子上没有写明，但掂着得有十斤重。我把快递勉勉强强放进车篮里，快递太大，转弯的时候会卡住刹车，每次转弯，我都得放慢速度，或者干脆下车推着走。
跟着导航，我骑到了养老院。这是我第一次从正面看清这座养老院，三层楼高，从远处能看到二楼有一个露天阳台。养老院的玻璃大门紧闭，门口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酒精消毒液。我把快递放在桌子上，然后敲了敲玻璃门。玻璃门里看不到寄居其中的老人们，只有一个清洁工在打扫卫生。女医生出现了。她看起来很年轻，扎着马尾辫。
可能是我戴着一顶棒球帽和口罩，遮得严严实实，她的表情一开始有点疑惑，我赶紧指了指一旁的快递。她这才意识到我是送药的人，灿烂地笑了起来，“谢谢你啊。”
隔着一道听不太清声音的玻璃门，我朝她点了点头，跨上自行车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