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个问题上别无选择
今年的形势相比去年更复杂一些,更严峻一点,财政状况不理想,但相信我们可以克服困难,砥砺前行,做得更好。目前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首先是课题研究问题。要考虑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我们同外部世界关系的新变化。要根据我们国家的现实需要,搞点切合实际的研究。现在,我们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很复杂,有人说要四面出击了。民众的情绪是国民意向的反映,要深入研究民情民意问题,我们的对外关系,国家对外政策取向,不能允许简单化诠释,不能允许误读和曲解,不能完全被偏激的和有失理性的民意所绑架。特别要警惕打着“爱国”旗号的激进民粹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在研究如何警惕和防范极端主义问题上,我们要下点工夫。
其次,对话也值得关注。国内对话固然重要,同国外同行、媒体、智库的对话更为重要。网络上现在有一点倾向:主张同西方对话,同美方沟通,往往被视为恐美亲西;主张切割与西方国家的联系,就被视为爱国行为,就是勇于斗争,就是善于斗争。这种情绪有时候严重影响或者妨碍我们开展理性的对外交流,特别是与美国和西方的交流对话。
如何认识当前的俄乌冲突,是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重大问题。不能不说,这场战争改变了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至少改变了我们诠释战争的传统看法。现在宣传工作难度很大,解读俄乌战事有很大难度。俄乌冲突的发生与发展,使我们在内外宣传上都处于相对困难的境地。看看媒体,看看网络,大家都能感受到立场选择的尴尬和对外表态的艰难。因为俄乌之战太突然,战事进程、预期后果和长远影响,超乎我们的想象。俄乌冲突如何改变世界秩序,如何改变国际规则,如何改变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我们的内外宣传,特别是对外交流与对话,提出严重挑战,必须下大工夫,努力应对这个挑战。
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主要趋势,表现出如下特点:从全球化角度看,我很赞成大家的普遍看法,即全球化进程不可能终止,人类社会相互联系愈加紧密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无论是文化、经济、科技、金融,相互依存的进程还是在发展在扩大。所以,经济全球化不会全面倒退。但是,经济全球化受到巨大冲击、干扰和挑战,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挑战来自哪里?我认为是多方面的。首先是2008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欧美国家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急剧上升,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巨大冲击。美国特朗普政府搞的贸易战,主要针对中国,同时也对整个世界。美国发动的贸易战,进行长臂管辖,滥用制裁手段,加大了经济全球化的困难和压力。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造成重大冲击的,还有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和破坏力巨大的俄乌冲突,这也是不言而喻的。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断裂,俄乌冲突带来了能源和粮食危机,改变了全球贸易秩序和金融合作规则,极大地动摇了计价方式、结算系统和支付手段。俄罗斯是否会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西方对俄制裁与俄方的反制举措对世界经济、对经济全球化未来发展,影响几何,要持续观察,冷静应对,做好研判。
从世界多极化进程与国际格局转换的角度看,俄乌之战应该说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全面挑战或者说大大撼动了长期以来由美国和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乃至国际关系体系。从积极方面来说,可以做出这么一个判断。但另一方面,这场战争给本来就困难重重的经济全球化带来更大冲击和挑战,使经济全球化步履维艰,雪上加霜。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全球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能源和粮食被当作外交武器、战争工具来使用。这样一来,经济全球化未来发展的方向将会发生重大改变。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西方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视为制度性对手的意识更加统一,更加明确,对华政策遏制色彩更加浓郁,对抗性质更加突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新一轮发展进程中,处境无疑会更加困难。美国搞的亚太经济框架,就是一个鲜明例证。另外,大家也都谈到,世界经济形势总体日趋严峻,明后年可能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将给经济全球化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导致经济全球化未来走势异常复杂和艰辛,我们如何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也需要好好研究。
这里也涉及全球治理问题。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经贸关系规则、美元霸权地位、外汇储备方式、结算和支付手段,以及贸易仲裁、危机调解等持续机制,都要生变,而所有这些变化对我们都不是特别有利,所以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机遇多于挑战的局面行将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否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好像没有别的选择。参与世界经济进程,通过扩大开放,扩大对外合作,深化与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与良性互动,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是我们的国家意志。我们在政策宣示方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还有许多政策性文件、领导人讲话。但确实不少专家、学者,以及部分基层领导干部,不时发表恐惧经济全球化、敌视经济全球化的言论,实际主张脱离全球化进程,主张与欧美国家全球脱钩,有人把我国目前实行的经济内循环政策,等同于传统意义的自力更生,把经济内循环视为关起门来过日子,视为“一枝独秀”“风景独好”的小天地。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研究,不应该是一般意义的学术研究,而是要给政策部门,给决策机构,给领导机关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要参与社会舆论引导,但不能只靠自己,不能搞孤家寡人,不能自娱自乐。要在全国进而在全世界来开展舆论引导工作,必须相关部门共同来做。主流媒体要做,各类智库也要做。当前形势下,切不可让西方媒体和舆论抢占先机,制造我国家投资前景不明,营商环境欠佳,社会秩序混乱,体制机制失调的消极印象。
现在,大家都说疫情改变了世界,这是对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这里所说的交往方式,不仅仅是国内的交往,也包括国际社会的交往。因此,对全球疫情防控如何发展,疫情如何改变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要深入研究。现在不能说疫情已经结束,虽然西方国家,也包括周边很多国家,都已经放开,但人类社会同新冠疫情的斗争仍远没有结束。围绕疫情的由来,疫情防控方式,全球抗疫合作路径,还在继续博弈。抗疫斗争已经上升到政治斗争、国际斗争的高度,既然如此,抗疫斗争如何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如何与我们同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相结合起来,而不是构成妨碍,亦须认真研究。
最后,还有安全问题,现在的安全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结合的混合型安全。俄乌之战争,是否意味着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大战已经发生?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发生在俄乌之间,但经济战、金融战、科技战、信息战和人文战,正在全世界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否意味着包括空间领域和网络领域的新形态的、混合型的世界战争已经发生?现在,我们把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做为动员国民的重要口号,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把备战摆在一切工作首位?在坚决支持俄罗斯反对美国霸权和西方主导的世界规则成为主流型国民意志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开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交往,包括作为美国盟友的邻国的交往,尤其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像大家所说的那样,不放弃挽回局面的一切机会,不放弃挽回局面的各种可能,大有文章可做。
整体看,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令人悲观,至少不容乐观。当然,我也赞同这样的观点,比方说,对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而不是高举批判大旗,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全球性的口诛笔伐。处理多边问题,要考虑邻国的感受。毕竟多数东盟国家参与了这个框架安排。就连斐济,也成了创始国。应对周边地区问题,要一如既往,统筹考虑我们的关切与邻国的关切,把我们的长远利益和外部世界的长远利益有机协调起来。
本文基于于洪君大使在第八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讲话整理,6月22日首发于“全球化智库CCG”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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