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单超成 | 高昌回鹘王国棉织业考析

摘要：作为陆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高昌回鹘王国，历来是棉花种植与棉织技术传播的重要地区。20世纪初以来，吐鲁番出土发掘了大批回鹘文文书，其中的社会经济文书内容涉及到高昌地区棉织品生产、流通及与外地交流问题。结合回鹘文文书、敦煌出土相关文书及中原地区相关文献，不难发现，棉织品在王国境内广泛使用，且深入回鹘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高昌地区特殊的气候条件、回鹘社会的农奴制度、与外界的交流学习等，都促进了高昌回鹘人棉织技术的革新与发展。高昌回鹘人先进的棉织技术传播到其他地区，亦带动了周边地区的棉织业的发展。

关键词：高昌回鹘王国；植棉业；棉织业；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

一、问题的提出

高昌回鹘王国形成于9世纪中叶，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首都，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12公里）为夏都，早期（848年~10世纪中叶）疆域广大，辖地东起甘肃西部，南抵昆仑山北麓，西到于阗、喀什噶尔一带，其势力范围一度向西扩张到中亚两河流域，[1]  中心区域应为吐鲁番、北庭、龟兹、焉耆、哈密、于阗、喀什等地。历经唐末、五代、宋、西辽以至于蒙元时期（包括1283年高昌回鹘亦都护迁居永昌，遥领高昌，以至于元朝灭亡的时段）。在长达五个世纪的国祚里，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高昌回鹘文化，[2]  使得漠北回鹘文化得以延续，继而又影响到了后世的回鹘文明，此诚维吾尔族历史文化发展之一重要阶段也。

依史书记载，漠北时代的回鹘为一“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3]  的游牧民族，实则并非完全如此。笔者近期的研究证明，漠北回鹘并非单纯的游牧民族，定居农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商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4]  而且形成了一些居民点。在回鹘都城斡耳朵八里的居民点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有工匠住宅，宅中残存有松香、铜片、铜镜等，说明定居人口的增加促成了漠北回鹘手工业的发展。[5]  当然，漠北蒙古高原时期之手工业只能算是初步的，具体情况尚不得而知，以理度之，皮革加工、制毡等应较为普遍。

9世纪中叶，回鹘由漠北西迁至西域后，在原住居民高度发展的手工业技术的影响下，逐步掌握了诸多手工业技艺，逐渐发展出独具地域性、民族性的高昌回鹘手工业。尽管汉文史料对此记载甚少，但吐鲁番一带出土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为数较为丰富，结合敦煌出土的早期回鹘文世俗文书，大体可勾勒出高昌回鹘王国手工业的类型和发展脉络，对研究高昌回鹘史乃至西域史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就其纺织业状况略作考述。 

二、高昌回鹘之纺织原料生产

生活环境的改变，往往会带动人们的衣着也发生相应地变化。回鹘居漠北时期，普通百姓多食肉寝皮，主要衣物大都来源于动物皮毛。这一局面在回鹘西迁至高昌地区后，得到了很大的改变。高昌等地丰富的棉花资源和先进的织布技术，对回鹘产生了重大影响，衣着由以皮毛为主而演变为以棉质衣物为主。

高昌地区的纺织原料以棉花最为重要。其植棉历史非常悠久，从考古资料看，早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棉花在西域已有种植。至高昌国与唐西州时期，棉花种植在西域，尤其是吐鲁番一带已非常普遍。[6]  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西域以后，迅速吸收了当地居民的植棉技术。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书中，与棉花种植相关的文献数量众多，其中非常多见的词汇就是“käpäz”，即“棉花”。吐鲁番出土回鹘文租佃契约TM232, D176 (U 5272)载：

1. taqïɣu yïlikindi (ay) on yangïqa

2. manga bayt(ä)mürkä käpäz tarïɣu

3. yir kärgäkbolup t(ä)mičining

4. bu suwtaqïuduru borluqïn on

5. t(ä)ng käpäzyaqaqa tudtum bu

6. [bu] ont(ä)ng käpäzni küz yangïda

7. bašï tašïbirlä birürmän bu

8.borluqnïng nägükim qalanï qawïdï

9. borsarmän t(ä)miči bilürmän bay

10. t(ä)murbilmäz

鸡年二月初十，我巴依铁穆尔（BayTamur）因需要种棉花的土地，于是以十秤子棉花的租金，租种了塔米赤（Tamichi）的位于该水渠对面的葡萄园。这十秤子的棉花，我将于初秋时节全部偿还。该葡萄园所有的卡兰税（Qalan）由我塔米赤负责，巴依铁穆尔概不负责。[7]

巴依铁穆尔需要租种土地以种植棉花，而该土地原本是葡萄园。将葡萄园改为棉花种植地，以理度之，种植棉花应是更有利可图的。棉田，回鹘文做“käpäz yir”，庶几相当于《突厥语大辞典》所谓之“käpäzlik”。[8]  诚如前苏联学者吉洪诺夫（Д. И. Тихонов）所言，棉花种植是高昌回鹘普通家庭的副业，在粮食作物之外，如果家有余田，劳动人手有余力，一般家庭种植的经济作物都以棉花为主。[9]  职是之故，在回鹘文文献中经常出现棉花借贷事宜，如TII D 43 (U 5263)回鹘文借贷文书：

1. tonguz yïlüčünč ay altï yägrmikä

2. manga usinäkäkäpäz kärgäk bolup saurïya-

3. širtin törttang käpäz tüškä altïm

4. küz yangïtayiti tang käpäz köni bärürmän

5. birginčä baryoq bolsarmän inim budruq’äwdäkilär

6. birlä bärzünbirmädin käčürsärmän ilyangïčä

7. asïɣï birläbärürmän

猪年三月十六日，我乌斯纳（Usina）因需棉花，从索里亚失里（Sauriyashiri）处借了四秤有利息的棉花。秋初，将如数归还七秤棉花。如归还前我发生什么，将由我弟笃博卢克（Dubruq）及家中人偿还。如未按时归还，就按民间惯例连同利息一起归还。[10] 

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也对高昌回鹘的棉花种植有确切记载，如大谷文书Ot.Ry. 8078《回鹘天可敦下西州洿林界园子种田簿》有言：

1.天可敦下洿林界园子曹庭望青麦叁亩、緤肆亩、小麦伍亩。

2.  □弥緤叁亩，青麦贰亩。曹纵纵糜叁亩，弟润那粟壹亩。

3.奴、青麦陆亩。弟华子青麦贰亩、粟玖亩。[11]

该文书出现有“緤肆亩”“□弥緤叁亩”等字样，归“天可敦”所有。可敦为回鹘语qatun之音译，《突厥语大词典》言：“qatun 可敦，夫人。”[12]  是见，该文献可作为高昌回鹘棉花生产的力证。至于文书的时代，池田温推定在8世纪末以降。[13]  但笔者觉得这个断代未必确当。因为8世纪末，回鹘的势力主要局限于漠北地区，尽管789~792年回鹘与吐蕃在吐鲁番有过争夺，回鹘曾一度控制北庭、西州等地，[14]  但若言斯时吐鲁番有棉花种植，似乎显得令人难以相信。因为当时漠北回鹘和吐蕃长期处于交战状态，回鹘在西域的存在，主要体现于军事方面。在这种情形下，很难相信会有漠北回鹘人在西域有安定的农业生产活动。是故，笔者认为，该文献的时代应在9世纪中叶以后的高昌回鹘王国时期。

从回鹘文文书看，在高昌回鹘社会存在着以奴隶或雇工等形式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生产与手工业作坊，这些情况的存在与蒙元时期畏兀儿地区实行的地方基层组织大体是相适应的。《元典章》载：“诸县所属村瞳，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入社。令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15]  从回鹘文文书看，当时回鹘社会中就存在村社，回鹘文写作il或el。前苏联学者托尔斯托夫曾断言，回鹘文文书中的“Il”一词，“准确地讲，也就是国民村社”。[16]  此说得到吉洪诺夫的支持，继之，他以更丰富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结论。[17]  从回鹘文文书T II D 321回鹘文《派工单》看，村社拥有畜群，有专人放养：

1. [bar]s yïlbišinč ay on yangï-qa

2. baš qay-a käz-ik-lig küz küni

3. birmiš buqanï ičkä-ni il

4. -ning tum-a-ni küt äči ärür

虎年五月初十，将轮到巴西·喀雅放养秋天缴税的牛羊及村社的畜群。[18]

其中的il，李经纬译作“村庄”，似有不妥，[19]  故径改为“村社”。由是以观，元代畏兀儿社会也是以村社为单位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可能是以村社为中心的，按照村社的安排进行劳作。手工业生产也以村社为单位，小手工业者须定期向政府缴纳实物捐税，同时服劳役、工差。如所周知，羊毛也是重要的纺织原料。据载，当时回鹘人曾培育出优良大尾羊，“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自而甚美”。[20]  在高昌回鹘王国纺织业中，羊毛作为纺织原料，其地位仅次于棉花。 

913年左右阿拉伯旅行家穆黑尼（IbnMuhalnil）著《旅行记》曾言：“Taghazghaz（高昌回鹘）地俗食生熟之肉，衣羊毛与棉织品。”[21]  宋人洪皓《松漠纪闻》亦载回鹘地产“绵、毛、㲲、狨”等。[22]  㲲为草棉，为西域所普遍种植者，有别于南方的木棉。玄应《一切经音义》有言：“劫波育，或言劫贝者，讹也。正言伽波罗。高昌名㲲，可以为布。”[23]  古代西域盛产的“白㲲布”，就是以“㲲”为原料的。《宋史·高昌传》云高昌出产“白㲲”，[24]  应即此指。至于“绵”，是否同指草棉，不得而知。“毛”和“狨”应同类。这一记载，也证明在高昌回鹘王国中，棉花和羊毛为最重要的纺织原料。

及至元代，高昌回鹘地区成熟的植棉技术传入内地。元代散曲家蒲道源在《顺斋闲居丛稿》卷16《西乡宣差燕立帖木儿遗爱碣》中对回鹘人向陕西西乡推广植棉技术有如下记载：

候畏吾儿人氏，名燕立帖木儿，阀阅名家，以至治三年（1323）由平凉府判官转莅兹邑……又以邑民不知种木棉之利，自兴元求子给社户，且教以种之法。至今民得其利，而生理稍裕。[25]

其中的“邑”指西乡，即今陕西西乡也，在元代隶属于兴元路（治今陕西汉中）。从这一记载知，畏兀儿人燕立帖木儿在充任陕西西乡县尹时，从兴元路（汉中）求得棉花种子，引种至西乡。在至治三年以前，即引种至汉中地区。

揆诸元司农司编纂《农桑辑要》卷2《播种·论苎麻木棉》条，有如下记载：

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26]

这里的“木棉”并非原产于南亚次大陆后经中南半岛传入中原的南方木棉，而是原产于非洲经西域而传入中原的草棉。在我国古文献中，常有把草棉称作木棉的情况，如大蒙古国时期契丹名臣耶律楚材追随成吉思汗游历西域长达六七年之久，留下了许多吟诵西域的诗篇，其中《赠高善长一百韵》写道：“西方好风土，大率无桑蚕。家家植木绵，是为垅种羊。”[27]  这里的“木绵”与“垅种羊”为同一个意思，皆指西域种植的棉花（草棉）。[28]

《农桑辑要》成书于至元十年（1273），其中的“近岁”说明陕西引种棉花当在至元十年前不久，首先应在关中地区种植，在至治年间，才进一步南传至汉中一带，此后渐次发展，中原得到广泛种植。至于河南所产苎麻，来自南方，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木棉，与回鹘所产草棉无关，故略而不论。

值得提点的是，燕立帖木儿针对的对象，也是以社为单位的，正与《元典章》及回鹘文写本T II D 321《派工单》的记载相呼应。

三、高昌回鹘之棉织业

关于高昌回鹘的棉织业，在前引《宋史·高昌传》中有简略记载，文云：“高昌……出貂鼠、白㲲、绣文、花蕊布。”[29]  其中的 “花蕊布”无疑为棉织物。在高昌回鹘王国西鄙的龟兹地区，“国城有市井而无钱货，以花蕊布博易”[30] 。这里的花蕊布，其实就是粗棉布，回鹘语作“bӧz”，有可能为汉语“葧”的对音。[31]  该词在另外的场合似乎又被quanbu、qoqbu或quanbu所取代。quanbu似源于汉语“官布”一词，本义是“棉织品、棉布”的意思，在一些回鹘文契约文书中有“代用货币”之意。[32]  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辞典》记载道：

Kamdu，长四盖斯，幅宽一拃的一块布，上面盖有回鹘国王的印，在交易中当货币使用。如果这布旧了，每七年可洗一次，再重新盖印。[33]

其中的“kamdu”一词，依耿世民先生的意见，应来自于回鹘文quanbu“官布”，[34]  或可信从。在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买卖文书中有25件书写有价格语，其中17件上都记载有作为货币的粗棉布。[35]  在这些文书中，粗棉布货币用来买卖奴隶、买卖土地、借贷、纳税、记账、记债和遗产赠与。[36]

粗棉布在古代回鹘社会中具有一般等价物职能，可以说是高昌回鹘王国中最为通用的货币。[37]  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书中多有棉布的记载，如TM 206, D187 (Mainz693)《铁特迷利格等买卖妇女契》： 

1. bičin yïlčahšaput ay iki yaṅgï

2. -qa mangatätmilig qar-a buq-a

3. ikägü-käqarčlïɣ k(ä)rg äk bolup

4. qutluɣ atlïɣqatun kiši-ni satïp

5. qutluɣtämür-tin yṳz älig qalïn bӧz

6. aldïmïz bu yṳzälig bӧz-ni

7. satïɣ qïlmïškün üz-ä biz

8. tätmiligqar-a buq-a ikägü tükäl

9. sanap altïmïzmän qutluɣ tämür

10. y(ä)mä tükälsanap birdim bu qutluɣ

猴年腊月初二，我铁特迷利格（Tätmilig）[和]喀喇·不花（Qar-a Buq）两个人因需要开支，而把名叫库特鲁赫（Qutluɣ）的女人卖了，从库特鲁赫·铁木耳（Qutluɣ Tämür）那里得到了一百五十[个]粗棉布，这一百五十[个]棉布，在成交之日我们，铁特迷利格[和]喀喇·不花两个人完全数清收到了；我库特鲁赫·铁木耳也完全数清付给了。[38]

诸如此类的与棉布相关的文书还有很多。在这些文书中，棉织品词汇很多，除棉布（böz）外，还有官布（qunpu）、粗棉布（tas böz）、细棉布（inčkä böz）、棉质上衣（čäkräk）、厚棉布（qalïn böz）、棉布衫（čäkräk）、高昌棉布（qoču böz-in）、有絮棉花（qïtïɣlïɣ）、没絮棉花（qïtïɣsïz）等，此外还有一些词汇，有可能为棉织品，也可能为麻织品，但考虑到高昌地区棉花的盛产，推定其为棉织品似乎更合乎情理，如被褥（töšäk）、被单（örtüg）、裤子（üm）、上衣（ton）、白被褥（ürüngyirliq）、衣料（kädimlig）、长衣（tonantï）、卧褥（töšäk）、坎肩儿（köküzmäk）、睡服（udru）、手帕（suuluq或ilätü）、衬单（čimdan-ni）、胸衣（köküzbäg）、冬衣（käbäz bözi）、夏衣（altmïš böz）、四角被褥（törtkil töšäk）、白被褥（yurüng tarta töšäk）、灰白褥子（aq tarta töšäk）、黑衣服（qara ton）、床单（äšük-kä）、布套（qawɣaq）、衬单（čïmdan-nï）等。

不惟吐鲁番回鹘文写本，敦煌出土汉文文献对高昌回鹘之棉织业也有具体反映，如P. 3156P4《庚寅年（990）十月一日已后破历》载：

庚寅年十月一日已后住儿西州到来破緤数：官家土物安西緤一疋，粗緤一疋。瓜州家矾价粗，官家骆駞价粗緤一疋。东河北头剥？价与孔目细緤一疋、粗緤一疋。帖绫价细緤三疋、粗緤六疋。肃州去细緤六疋，粗緤十一疋。子弟粗緤一疋。音声粗緤一疋。高家粗緤一疋。宋郎粗緤一疋。[39]

由住儿自西州携归之各类緤观之，緤应为西州特产的一种棉布。显而易见，住儿是从事西州棉布生意的商贾。[40]

既有如此众多的棉织品，则回鹘社会中必有很多的纺织工。吐鲁番七克台出土U 5242（T II Čiqtim 7）回鹘文《分配奴隶所得协议》载：

1.bars yïl toquzunč ay altï otuz-qa

2. biz otuz-nung b(..)ltur atl(ï)ɣ tmirči

3. qarabaš toyïn coɣ-nung ay sïlïɣ(?)

4.atl(ï)ɣ ’äbči qarabaš böz-či buikägü

5.bägär-lär-ingä ayïtmatïn är ’äbci

6.bolmïš-lar

虎年九月二十六日，我们属于奥吐孜（Otuz）的名叫B//ltur的铁匠奴隶和属于脱因Ÿ楚赫（Toyïn Čoɣ）的名叫阿依Ÿ斯利赫（Ay Sïlïɣ）的纺织女奴二人未经官人的同意，结为夫妻。[41]

其中的纺织女工阿依Ÿ斯利赫的身份为农奴。高昌回鹘时期农奴制普遍存在，阿依Ÿ斯利赫即应为某个封建庄园中精通纺织手艺的农奴。既有织布工，则说明当时回鹘人最起码应掌握了简单纺织工具的使用方法，发展出家庭纺织业。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文书Or. 8212-181如是载：

 yoq taqiekki čiɣar-i bözi ursaɣ timin

 läwkibulur bözi-mü kälüräyin näqilayin bälgülüg

 如果你们再放两（匹）卧机布，我们就带来两匹立机布。[42]

文献中的卧机即卧式织布机，立机即立式织布机。立机是古代踏板织机中的一种，脚踩提综使得织工能腾出手来做其他事物，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元人薛景石撰《梓人遗制图说》，图文并茂，专门详细地讲述各种织机。

Or. 8212-181是一份由沙州寄往哈密的信件。彼时，包括哈密在内的高昌回鹘王国与河西走廊的沙州（Šaču）、肃州（Sügčü）交往甚密，三地物资交流频繁，带动了各地手工业工具及技术的完善。约在唐末五代之间，敦煌契约文书中出现了织机的记载，诸如“立机”、“好立机”、“立机绁”、“立居”等名目。敦煌遗书P.2032v《后晋时代浄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载：“立机壹疋，斜褐一段，宋法律手上西仓折物入。立机壹疋，唐丑儿押衙女患念诵用……立机一疋，史生患念诵入……官布一疋，立机一疋，连兴押[牙]患时经儭入。”[43]  此外，在敦煌出土文献中，关于织布机的记载是比较多见的。 敦煌莫高窟五代时期的壁画中亦有织机形象，如莫高窟第98窟北壁五代时期壁画《华严经变》中就有立机图像。[44]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载，用于“取织绒褐”的绵羊，“先自西域传入临洮，今兰州独盛，故褐之细者皆出兰州……凡织绒褐机大于布机，用综八扇，穿经度缕，下施四踏轮，踏起经隔二抛纬，故织出纹成斜现。其梭长一尺二寸，机织、羊种皆彼时归夷传来，故至今织工皆其族类，中国无与也。”[45]  这里的“归夷”指的是归顺中原的少数民族，而且明言来自兰州，推而论之，这种纺织技术应由甘肃传入内地。值得特别提点的是，关于立织机所织布匹，在敦煌写本P.2992v(3)《曹议金致回鹘顺化可汗状》中有反映：

季夏极热，伏惟弟顺化可汗天子，尊体动止万福，即日兄大王蒙恩，不审近日尊体何似，伏惟顺时，倍加保重……今遣内亲从都头价荣实等谢贺，轻信上好燕脂、表（镶）玉壹团重捌斤、白绵绫伍疋、安西绁两疋、立机细绁拾捌疋、官布陆拾疋，以前物等，到，垂检容。更有怀，并在贾都头口申陈子细。谨状。[46]

这是一封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致甘州回鹘统治者顺化可汗的信函，其中记载有“立机细绁”，可反映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沙州用立机织布应早于甘州；其二，甘州回鹘已开始拥有由立机制造的布匹。若虑及西域古代纺织技术的发达，宋元时代已普遍使用立机织制地毯等毛织品和棉织品，故而可以推定，约在宋元时期，立织机由西域经由敦煌、甘州而传至中原，嗣后，中原地区据之进一步对这种织布机进行改造，使之日臻完善。 

四、结论 

作为西域回鹘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高昌（今吐鲁番），自汉代起，就一直是多民族聚居地，历史上诸多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诸多文化融为一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高昌拥有棉花种植的天然环境优势，植棉历史悠久，种植普遍，自汉代以来，经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数个世纪的发展，技艺日趋精湛，当地居民将棉花产业作为重要的经济来源。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西迁高昌，继承和发展了吐鲁番一带的植棉业与棉织业。在高昌回鹘王国，棉织物用途广泛，除日常衣着外尚且用于货币流通等，所生产的棉织品种类繁多，质地优良。人们将棉花种植技术传入内地，且进行纺织工具的交流使用，促进了中原棉织技艺的革新。

项目来源：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研究生项目（编号：Yxm2016115）；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唐宋回鹘史研究”（编号14AZD064）。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人，教授，硕导，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回鹘学研究；单超成（1990-），男，新疆玛纳斯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西北民族史、回鹘史研究。

注释：

[1]  杨富学：《高昌回鹘王国的西部疆域问题》，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68~579页。

[2]  李树辉：《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高昌回鹘文化》，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259~300页。

[3]《旧唐书》卷195《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5页。

[4]  杨富学：《回鹘社会文化发展逆演进现象考析》，《暨南学报》2015年第4期，第148~150页.

[5]  С. В.Киселев, Древние города Монголии,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1957, No. 2, стр. 45-46.

[6]  李阳、杨富学：《高昌回鹘植棉业及其在世界棉植史上的地位》，《石河子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95~105页。

[7]  W.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Leningrad, 1928, S. 2-3; 山田信夫著，小田壽典、ペーター・ツィ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編：《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第2卷，大阪大學出版會，1993年，第72頁；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8页；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77~79页。

[8]  [喀喇汗王朝]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531页。

[9] Д.И.Тихонов,Хозяйсотво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Уйгур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а X-XIV вв., М.-Л., 1966, стр. 82；[苏]吉洪诺夫著，姬增禄译：《十至十四世纪回鹘王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页。

[10]  W.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Leningrad, 1928, S. 128; 山田信夫著，小田壽典、ペーター・ツィ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編：《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第2卷，大阪大學出版會，1993年，第111頁；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2页；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48~49页。

[11]  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3卷，京都：法藏館，2003年，第229頁，圖版24。

[12]  [喀喇汗王朝]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32页。

[13]  池田溫：《中國古代籍賬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第565頁。

[14]  森安孝夫：《ウィグルと吐蕃の北庭爭奪戦及びその後の西域情勢について》，《東洋學報》55-4, 1973年，第60~87頁；同氏：《増補：ウィグルと吐蕃の北庭爭奪戦及びその後の西域情勢について》，《アジア文化史論叢》第３卷，東京：山川出版社，1979年，第199~238頁。

[15]  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卷23《户部九·农桑·劝农立社事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6年，第871页。

[16]  С.П. Толстов, Древвний Хорезм, Москва,1948, стр. 259.

[17]  Д.И.Тихонов,Термины Эльи Будун в Древних уигурскихдокумента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Сб. в честь акад. И. А. Орбели, М.-Л., 1960, стр. 250-255.

[18]  W.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Leningrad, 1928, S. 121;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1页。

[19]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1页。

[20]《宋史》卷490《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0页。

[21]  H.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1. I, London, 1915, p. 247.

[22]  [宋]洪皓著，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23]  [宋]玄应：《一切经音义》卷13，《大正藏》第54册，No.2128，页413b。

[24]《宋史》卷490《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1页。

[25]  [元]蒲道源：《顺斋闲居丛稿》，《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台北：中央图书馆编印，1970年，第665~666页。

[26]  [元]司农司编纂，石声汉校注：《农桑辑要校注》卷2《播种·论苎麻木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5页。

[27]  [元]耶律楚材撰，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6页。

[28]  尚衍斌：《从茶、棉、葡萄酒、胡食的传播看古代西域与祖国内地的关系》，氏著：《元史及西域史丛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0页。

[29]《宋史》卷490《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1页。

[30]《宋史》卷490《龟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3页。

[31] 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 Böz in Uighur Buddhist Texts, Land Routes of the Silk Roads and the Culr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Before the 10th Century. Desert Route Expedition International Seminar in Urumqi August 19-21, 1990,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96, pp. 589-599.

[32]  郑炳林、杨富学：《敦煌西域出土回鹘文文献所载qunbu与汉文文献所见官布研究》，《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第19~27页。

[33] [喀喇汗王朝]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辞典》第1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42页。

[34]  耿世民：《喀喇汗王朝与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典〉》，《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100~103页。

[35]  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69页。

[36]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8、9、12、48、88、92、104、122、123、149~151、173、180、181、183、239、240、254、256、280、281、302页。

[37] 杨富学：《古代新疆实物货币——粗棉布》，《中国钱币》1989年第3期，第14~17页。

[38]  W. Radloff, Uigurische Schriftstücke, inText und Übersetzung, A. Grünwedel,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Iduku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Münich, 1905, S. 189-190; С. Е. 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Текст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Л. 1951, стр. 211-214;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ペーター・ツィ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编：《ウイグル文契约文书集成》第2卷，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59页；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3~125页。参见李经纬、靳尚宜、颜秀萍：《高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34~536页。

[39]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页；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88页。

[40]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种植棉花辨析——兼答刘进宝先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178页。

[41] R. R. Arat, Eski Türk hukuk vesikalari,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65:1, 1964, S. 64-65; W. 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 Leningrad 1928, S. 125-126；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ペーター·ツイ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编：《ゥイグル文契约文书集成》2，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47~148页；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7~248页。

[42]  J.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Ⅸe-Ⅹesiècle de Touen-houang,Tome 1, Paris 1986, pp. 143, 145;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01、103页。

[43]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1页。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59~460页。

[44]  王进玉：《敦煌学和科技史》，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43页。

[45]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0~41页。

[46]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61页。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459~460页。

编按：本文原刊《吐鲁番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41~49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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