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刘源 | 出土简牍所见汉代敦煌民族及其活动
摘要：位于河西走廊西北部的敦煌地区先秦时期即有众多民族活动，汉代敦煌，作为西出中原重要的交通枢纽，亦是华戎集聚的重要都会。当地既有羌、小月氏等族群栖居，亦有原居敦煌后迁徙至中亚的乌孙、大月氏等族频频出入敦煌，与汉王朝交往，更有匈奴人频频在敦煌一带活动。从悬泉等地出土的汉简可以看出，汉政府在敦煌郡下设敦煌、冥安等六县，郡以西置阳关与玉门关，并设玉门、阳关、中部、宜禾四部都尉，加强对敦煌诸地的管理，此外还于酒泉、张掖等地区设立五属国以安置如羌人、小月氏人、匈奴等族，针对敦煌等地的民族分布状况，汉政府在河西设置各种官职，如酒泉大守、护羌校尉、护羌使者、护羌从事、主羌使者、护羌都吏等，以加强对敦煌等地各族的管理，而且在敦煌郡府设立专门的翻译人员，如匈奴译、羌胡译等，以沟通各族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汉简；敦煌；民族关系；月氏；羌；匈奴
河西地区，介于祁连山脉及阿尔金山以及龙首、合黎、马鬃等断续相连之山地间，形似走廊，又有“河西走廊”之名，其地受祁连山冰川融水的滋养而形成广袤地草原地带，又处于我国北方农牧区分界线，气候适宜，水草丰美，历来为我国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错之地，自先秦及汉，月氏、乌孙、羌、匈奴等族群多于此地游牧繁衍。随着汉王朝以河西作为战略目标，列四郡，据两关，继而败走匈奴，完善一整套边塞防御体系。敦煌，成为河西地区连接周边民族的重要关口。而至汉宣帝时期西域纳入中原版图，敦煌及河西地区成为西域进入中原之重要战略通道，更引周边诸民族纷至沓来，于当地聚居，进而形成各民族交汇之势。
一、简牍所见汉代敦煌地区少数民族
敦煌自先秦时期而至秦汉之际已成为诸民族屡屡争衡之地，乌孙、月氏、匈奴势力交替不定，及至汉武帝西拓，于河西设立四郡，移民实边，经营河西与西域。出土汉简资料[1] 表明，敦煌地区亦经历多次大规模人口流动，确为“华戎交所一都会”。
（一）月氏与乌孙
月氏与乌孙先秦时期即活动于敦煌，是这一地区的早期居民。《史记·大宛列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破，乃远去”。《汉书·张骞传》亦记：“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二史所载敦煌、祁连地望，历来为学界争论之焦点，关于乌孙与月氏之故地，学界亦众说纷纭。而目前较为统一意见即乌孙与月氏非河西地区之固有居民，[2] 而两族于先秦、秦汉时期在河西地区游牧亦无疑问。关于早期月氏、乌孙于河西地区的文化分布，随着河西史前考古研究的不断进步亦逐渐清晰起来，目前较为认可河西走廊东部的沙井文化为月氏遗存分布区，而骟马文化则为乌孙遗存分布区，时乌孙居西，月氏居东。并且其牧业很可能存在“大定居，小游牧”的情况。[3] 约至战国末年及秦前期，乌孙王难兜靡为月氏所杀，人民入亡匈奴，月氏遂独霸河西。
公元前2世纪位于蒙古高原的匈奴势力迅速崛起，继而展开对周边地区的征服。随着匈奴势力日张，西击月氏，月氏被迫西迁。迁入中亚者，史称“大月氏”，未迁余部被唤作“小月氏”。关于月氏之大规模西迁，学界一般定于公元前176年，笔者认为应在公元前172~前166年之间。[4] 大月氏人始迁往伊犁河与楚河流域，嗣后不断向西并最终迁至大夏地区。汉武帝时期随着张骞使团两次奉使西行前往大月氏，通过张骞与诸副使的努力，大月氏与汉王朝建立并始终保持紧密的贡使关系。悬泉汉简中记载大月氏使节往来途经敦煌者如：
1.神爵二年四月戊戌大司马车骑将军臣□承 制诏请□大月氏乌孙长□凡□□□富候臣或与斥候利邦国侯军假长□□□中乐安世归义□□□□□□□□为驾二封轺传十人共□二人共载 御史大夫□下扶风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十月□ IT0309③:59
2.归义大月氏贵人一人贵人□一人男一人自来龟兹王使者二人□□三人凡八人IT0309③:98
3.出粟一斗八升（六石八斗四升五石九斗四升）以食守属周生广送自来大月氏使者积六食食三升IIT0214①:126
4.大月氏王副使者一人〼 IIT0114③:237
悬泉置遗址
丝绸之路关系图中的敦煌悬泉置
揆诸简文，往来敦煌的大月氏人不仅有使者、客，还有归义汉廷的大月氏贵人，尤其简1明确纪年为汉宣帝神爵二年，目前悬泉汉简中有关大月氏来朝者有17件，而此简为记录汉与大月氏最早往来记录，对于探讨西汉时期大月氏往来汉地与中亚以及与汉王朝关系均提供可证材料。
乌孙部落居河西时曾受制于月氏，嗣后，匈奴又迫月氏西迁。我们有理由相信其间月氏袭击乌孙故地并据之，乌孙昆莫猎骄靡为匈奴单于收养，至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猎骄靡为父报仇，在匈奴军臣单于帮助下击败大月氏人，后乌孙在伊犁河的塞人故地复国。[5] 此期间乌孙吸收了月氏、塞种故地遗民，故史书有“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之谓。[6]
西汉时期乌孙逐步发展成为西域诸少数民族政权之强权，其境西接康居、大宛，南临姑墨、龟兹、焉耆等国，出东北即为匈奴右地，战略地位对于当时掌控西域的匈奴而言格外重要。同时，之于汉廷其亦为汉王朝西部战略所绝对重视的西域民族政权，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出使乌孙寻求结盟以“断匈奴右臂”，乌孙以内乱未允。至元封六年（前105）乌孙昆莫猎骄靡以天马千匹为聘礼欲与汉通婚，武帝以细君公主许之为右夫人，继之，解忧公主出嫁乌孙昆莫军须靡。汉与乌孙联合，于公元前72年出击匈奴，匈奴势衰，逐步走向瓦解。悬泉汉简西域诸国使臣入朝中原的简牍中有相当部分为乌孙使者的记录，此外汉简中记录长罗候常惠奉使前往乌孙迎聘礼路过悬泉置之开支账目，即《过常罗候费用簿》亦作为汉与乌孙交好之有力见证，关于该简年代、文字内容以及长罗候出使乌孙等问题，学界多有研究，[7] 足资参考，兹不赘述。
此外，东汉荀济言：“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8] 敦煌写本P. 4638《阴处士碑》亦曰：“天成厥壤，运（允）姓曾居；地载流沙，陶唐所治。”[9] 这里的“塞（允戎）”实则非通常所谓的“塞种（Saka，Scythian）”，而应为乌孙。[10]
（二）小月氏
随着月氏受匈奴所逐举众西迁，族群中亦有一部分遗留故地，这些月氏人以其与西迁月氏人相区别而被统称为“小月氏”，《史记·大宛列传》载：“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南山”以其位于河西走廊以南而名之，地当今之祁连山，阿尔金山一带，甚至还应包含昆仑山在内。[11] 西汉时期河西地区小月氏之分布，见于史籍记载者另有《汉书·霍去病传》：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言：“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赐校尉从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长。”霍去病出兵自北向南，沿居延逐小月氏人而至祁连山。《汉书·功臣表第五》又载：“騠兹侯稽谷姑，以小月氏右苴王将众降，侯，千九百户。四年十一月丁末封，三年。太初元年薨，亡后。琅邪。瓡讘侯杆者，以小月氏王将军众千骑降，侯，七百六十户。正月乙酉封，二年薨。六月，侯胜嗣，五年，天汉二年薨，制所幸封，不得嗣，河东。”两部小月氏王率众归降汉王朝，使小月氏人进入汉人居地与其混居。关于月氏西迁后遗留之小月氏族群居地问题历来颇具争论，而目前较为普遍接受的意见即当时小月氏人多散布于敦煌、酒泉、张掖等地，而自祁连山至阿尔金山，乃至昆仑山北麓等地区均分布着相当数量的小月氏人。随着汉王朝掌控河西，匈奴败走，各民族移民相继涌入并于此交汇，小月氏亦不断迁徙，并与各族人民交往，相融。
小月氏遗留敦煌地区，以其与当地羌人混居为主流。《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南山诸羌同样因为小月氏的加入势力不断增强，至汉魏之际，《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略·西戎传》云：“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传闻黄牛羌各有种类，孕身六月生，南与白马羌邻。”跻身南山羌的小月氏，在与羌人长期同居交往中逐渐为其同化，更为汉人视作羌人，如悬泉汉简所见：
5.敦煌大守快使守属充国送牢羌斥候羌候人十二琅何羌□君弥藏奉献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二乘传十一月辛未皆罢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为驾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IT0210③:6
该简系神爵二年（前60）敦煌太守快遣守属充国送诸羌人入朝奉献的传文书，其中奉献者有牢羌、琅何羌等。琅何者，《汉书·赵充国传》记：“数月余，羌候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赵充国所言“狼何”即汉简所记“琅何”，此或为史籍与官方文书记载之别。而小月氏在与羌人融合的漫长过程中，内部或产生分化，有依附琅何者加入羌人叛乱队伍者，而另一部分小月氏人则归义汉朝受汉廷调遣，汉简记曰：
6.〼□小月氏臣请事〼IIT0314②: 61
此外居延汉简关于小月氏人与羌人的记载如：
7.〼□小月氏柳羌人387·1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按该简“柳”字作“仰”[12]，亦有学者指出该字可从卬，指史载生活于今青海地区的卬羌人，与小月氏关系密切[13]。除却简牍所指小月氏与羌人应存在某种联系之外，居延汉简中有关于小月氏人的记录，表明当时有相当数量的小月氏人于居延屯戍，其或为受汉王朝调遣以御匈奴有关[14]。《汉书·赵充国传》载宣帝敕：“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二千二百里。”诏令中婼即指婼羌，月氏则为小月氏。汉宣帝之策在于联合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的婼羌与小月氏人夹击活跃于敦煌以西的罕羌，这一征讨罕羌的作战计划后受赵充国谏阻而搁置，但足见当时婼羌、小月氏服从于汉廷之军事调配。
（三）羌人
羌人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是一个与中原文明交集联系甚为紧密的古老民族。关于羌之族源问题目前颇有异说，但若言其至秦汉已形成氏族部落，并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当无大误。汉代羌人部族繁多，且种系十分复杂，仅《西羌传》载无弋爰剑之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随着羌人与中原农耕文明交流的不断深入，当时已有相当数量的羌人生活在河西走廊地区。西汉初，烧当、烧何、先零、留何等羌人部族广布金城、陇西等郡，而自河西至昆仑山一带，又有狼何羌、牢羌、罕羌、卬羌、婼羌等部族，据统计，《汉书》《后汉书》等史籍所载羌人种落有48种之多。[15]
据汉简观之，汉代生活在敦煌、河西地区的羌人同样存在诸多部族：
简文既有完整册子，也有散简，被定名为《归义羌人名籍》，系西汉晚期之物，或为宣、元朝镇压羌人起义而招抚其归顺所记。[16] 汉代对于国境之内及边区少数民族的管理通常纳入郡县体制，以属国管辖，设为藩属及行“归义”“义从”制度。[17] 简文中“归义”即代表身份，其后依次记录部族种名、性别以及名字。其中“聊”“垒”等字为归义羌人中较大的部族种名，亦有学者认为此或为汉朝为方便管理而命名的，而后随之“渠蹏种”“
10.敦煌太守快使守属充国送牢羌□□羌候 人十二 琅何羌□君弥藏奉献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二乘传十一月辛未皆罢 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为驾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 IT0210③:6
11.〼归义聊羌王使者男子初元五年七月〼〼余输皆奉献诣仁行长史事〼〼乘传 当舍传舍〼ⅤT1210④: 3
《后汉书·西羌传》载羌人“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豪酋，弱则为人附落。”赵充国亦言：“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19] 豪酋作为羌人诸分散部落之帅，往往充任部落的核心，仅汉简所记同样可见归义羌人如聊羌、牢羌等大部族均有“王”“候”统治，仍保留了其原有部落组织，汉廷亦保持对归义羌王的礼遇。
出土汉简中除了对此类受汉廷管辖的羌人族群记载相对完整外，尚有诸多不见于史籍的羌人种得以保存记录：
12.〼唐调羌IIT0115①:2
13.〼移护羌使者移刘危种南归责臧耶茈种零虞马一匹黄金耳县青碧一会月十五日已言决IIT0112①B:63
14.出粟一斗八升以食守属萧嘉送西罕侯封调积六食食三升IIT 0111①:174
以目前所掌握资料虽难以确定简文中“唐调”“刘危种”“罕”等种系与族属，但可见汉代生活在敦煌地区的羌人存在众多部族分支，由于“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且诸羌人在其部落首领领导下各自为政，羌人至汉代依然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而是散居于敦煌诸地。
（四）匈奴
匈奴作为强悍的漠北游牧民，于战国时期登上历史舞台，而至中原秦汉之际，单于冒顿领导匈奴各部迅速崛起，在我国北方草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并不断入侵周边民族地区。至西汉文帝四年（前176），匈奴已攻破河西月氏人，并大举入侵西域，征服楼兰、乌孙等众多西域国家，随着公元前130年假乌孙王猎骄靡报父仇而进一步驱逐月氏，匈奴占领伊犁河、楚河流域[20]。乌孙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受制于匈奴，匈奴亦借助乌孙的不断强大而得以控制自伊犁河流域西行的交通干道，为匈奴的进一步向西扩张开辟了前沿阵地。
强盛之匈奴从未停止对汉朝边境的进犯，常以万骑攻入边境，杀略甚重。而汉王朝应对匈奴入侵在以“和亲”政策缓解两族矛盾的同时，汉边境“关市”的设立亦为汉匈政治形势的转变以及两族间的交流提供了契机。史籍所载汉与匈奴“通关市”最早记录于汉文帝时期，至汉武帝时期，匈奴虽绝和亲并屡犯汉境，但又有赖于汉地丰富物产，故匈奴不得不重视与汉贸易。当时，匈奴掌控西域，以“役使”与“赋税”为主要手段。西域诸国以绿洲农耕经济为主，对匈奴日逐王有所影响，有可能曾组织“屯田”。[21]
自汉武帝时代开始对匈奴的全面进攻，及至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汉—乌孙联合共击匈奴，匈奴势力大衰。匈奴对西域的统治，更随着日逐王先贤掸降汉而终结。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归汉，受封归德侯，迫使匈奴撤僮仆都尉，汉朝进而逐步掌控西域诸国。悬泉汉简有日逐王过敦煌之载：
15.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乙丑县（悬）泉厩佐广德敢言之爰书厩御千乘里畸利谨告曰所葆养传马一匹骓牡左剽入坐肥齿二岁，高六尺一寸，□头，送日逐王来至冥安病亡。即马起张(胀)乃始冷定，杂诊。马死，身完，毋兵刃、木索迹，病死。审证之。它如爰书，敢言之。87DXC:12[22]
16.广至移十一月谷簿出栗六斗三升以食悬泉厩佐广德所将助御效谷广利里郭市等七人送日逐王往来三食食三升案广德所将御□禀食悬泉而出食解何IT0309③:167-168
匈奴王率众归义汉朝，汉廷对其往往礼遇。而汉简所记亦见时归义匈奴王向汉王朝献质子之事：
17.出粟五斗二升以食安远侯副卫司马遣假前人尊所将送匈奴归义抪类王使十一人质子三人凡十三人人一食四升东IIT0115④:39
简文记述内容据考为史载匈奴东蒲类王降汉并遣使奉献[23]，时安远侯郑吉任西域都护，由其处置归义东蒲类王进献质子之事[24]。归义匈奴王以及汉廷出兵匈奴所获降众，构成汉代西北边郡匈奴人分布的主体族群。汉王朝对于归义之少数民族的管理，也成为汉边郡建制的重要内容。
悬泉出土阳朔二年传车簿
二、汉王朝对敦煌少数民族的管理
汉武帝时期，逐步构拟出河西边塞的防御计划。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出河西，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而将四万余人归附汉朝，汉置五属国以处之，后随匈奴之北却，汉列置四郡，又于敦煌郡西置阳关与玉门关。据近年考古发掘与出土汉简记载，汉代从张掖直通居延地区之咽喉地带还设有肩水金关与居延悬锁关，兼有关口、邮驿、候望等多种职能，为扼守河西走廊西北部交通路线之要地。
敦煌郡下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县，郡以西置阳关与玉门关，并设都尉，敦煌郡境内分置玉门、阳关、中部、宜禾四部都尉。作为汉帝国西北边疆交通要塞之地，敦煌郡及其辖下诸县、汉塞、候官等建制首当其冲，保障汉帝国西北边境防御体系与交通安全。此外汉代敦煌郡下还设置、驿、亭、邮等邮驿机构，仅置的设立，悬泉汉简记载：
18.□效谷遮要县（悬）泉鱼离广至冥安渊泉写移书到……其课田案劾岁者白太守府毋忽。如律令。IIT0214③:154
而如悬泉等“置”，除邮驿外亦兼具行政、军事等职能。悬泉置，汉简所记其全称为“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隶属效谷县与敦煌郡。敦煌郡县置建制就目前汉简研究所见确知者从东向西依次有渊泉、冥安、广至、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敦煌与龙勒，其中五个与县名吻合，三个以地名命名，称“县五置三”[25]。
现已明确敦煌郡四都尉中，宜禾都尉驻守敦煌郡北境塞防，西起宜禾候官介隧，东止酒泉郡西部都尉，下设宜禾、鱼泽、昆仑等五候官。中部都尉于敦煌县北境，辖敦煌北塞诸障燧，领属平望、破胡、吞胡、万岁等四候官，与宜禾都尉毗邻。玉门都尉置于龙勒县北境，辖龙勒北塞诸障燧，领属大煎都、玉门等候官。阳关都尉置于龙勒县南境，辖南塞诸障燧。[26] 玉门、阳关都尉之职系主事辖区之防务，与史载函谷关之“关都尉”职能有别，玉门关事务于汉简所见主要由“关啬夫”处理，其应主要负责过往使节人员出入关卡事宜。汉廷自武帝朝至宣帝朝于河西逐段兴筑障塞烽燧，河西地区的烽燧修筑，于武帝元封四年（前107）修筑自酒泉至玉门关，武帝太初三年（前102）自张掖至居延泽，天汉初（前100—前99）自敦煌西至盐泽以及宣帝地节三年（前67）自媪围至揟次。[27] 四次分段修筑的烽燧，在河西以北地区组建其一道完整而坚固的壁垒，以御北部匈奴的入侵，而相对河西北部广袤无垠的地势而言，南部挺立的祁连山—阿尔金山形成的天然屏障，亦无需建立如北境那样绵延不绝的长城防御体系。
汉代敦煌郡于龙勒县南置阳关都尉，其主辖阿尔金山以东，阿尔金山脉与祁连山脉结合部北坡，西起今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多坝沟，经敦煌县南湖乡，东止于党河口以东拦河坝附近。[28] 敦煌郡以南为阿尔金山东北余脉三危山，发源于祁连山脉东段党河南山的党河沿三危山向西流淌，过今敦煌市而向北，汇入疏勒河。《汉书·地理志》言：“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氐置水”即今之党河，水出南羌，即言敦煌以南山地多羌人部落。倚三危山之天然屏障，将敦煌地区与南山羌人隔离开来。而党河、疏勒河等，却又成为周边少数民族进入敦煌的天然通道，汉廷亦于敦煌郡南部河谷山口之地修筑塞垣等防御工事。敦煌郡之南塞并不见史载，而据考古发现于今敦煌、酒泉南部地区诸山口、开阔地等局部地区有塞垣、堑壕、栅栏等塞墙遗迹，可绝通道[29]。悬泉汉简记载阳关都尉以下设立“候官”：
19.〼章破〼□泉长印 一封公车司马印一封乾齐长印诣博望侯〼□望候印 一封使送乌孙客卫司马 一六月辛酉下餔 IIT0216②:423
20.入东檄二敦煌千人印广校益广候县次吏马行 七月癸未日下餔IIT0111①: 365
21.博望雕秩候部见羌虏为盜〼 ⅢT0809④: 35
简文所见 “博望”“雕秩”“广校”“益广”四候官均隶属阳关都尉，而除雕秩候官方位尚不明确外，简文可见博望侯官应位于悬泉置西，而益广、广校候部应处悬泉置以东。四部候官职责应在于巡行以保辖境安全，同时防备异族入侵：
22.益广广校候部见羌虏疑为淵泉南籍端□□□〼 92DXH11:1
23.君会广至羌人当以时出唯廷调左部游徼贺及间闲亭吏卒IIT0115②:10
简21—23记载四部候官于南塞辖境均见“羌虏”，而渊泉、广至见羌人异常活动，“南籍端”者见于《汉书·地理志》冥安县，然则简文可见当时羌人的异常活动已遍布敦煌郡各地，故诸简文所记应与汉宣帝神爵年间平青海羌乱之事有关[30]。而南北塞防御体系以及都尉、候官职官系统的建立，对于少数民族的侵扰意义重大。此外针对塞防体系中的军事武装，尤其少数民族力量的存在应值得注意，《后汉书·窦融传》即言其时河西地区既有“羌胡犯塞”，亦有一批“保塞羌胡”，对此汉简材料也可见相关内容：
24.·范君上月廿一日过当曲言窦昭公到高平还道不通·天子將兵在天水闻羌胡欲击河以西今张掖发兵屯诸山谷麦熟石千二百帛万二千牛有贾马如故七月中恐急吏民未安EPF22:325A
25.史将军发羌骑百人司马新君將度后三日到居延流民亡者皆已得度今发遣之居延…… EPF22:325B[31]
简24、25言及窦昭至高平及光武帝发兵天水平乱之事，而引发河西地区局势变化，张掖地区出兵戒备，其中也有羌人骑兵参与。而简文所记“羌骑”，亦不排除为小月氏人的可能。《后汉书·邓训传》载：小月氏胡分居塞内，胜兵二三千骑，皆勇健富疆，每与羌战，常以少制多，虽首施两端，汉亦时收其用。且张掖地区为匈奴与羌联通要地，以汉王朝一贯采取的“隔绝羌胡”战略而言，汉廷很有可能招归义小月氏人至张掖郡，作为张掖属国主体部众以御羌胡犯塞。
汉代对敦煌少数民族的管理，除以烽燧塞垣等防御系统以御少数民族军事入侵外，主要表现在对境内少数民族的管控以及沟通。汉代于边郡设立属国以对归义少数民族进行安置，史载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出河西，后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归汉，汉廷即“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32] 汉代曾于酒泉、张掖等地区前后设立“五属国”，以安置如羌人、小月氏人、匈奴等族，关于“五属国”设置时间及位置由于文献资料语焉不详而众说纷纭，但据简文所记时酒泉地区分布的少数民族亦受当地行政管辖：
26.酒泉归义垒羌龙耶种男子韩芒自言今年九月中□〼IIT0214②:195
“归义垒羌龙耶种”男子所在之地为酒泉，并就悬泉汉简所见时酒泉地区另有专属职官：
27.〼□印 同 一诣酒泉大守博一诣主归义左侯官〼一诣表是 IIT0113③:94
该简为一件“过书刺”，其记录之收文单位除酒泉太守外另有“主归义左候官”，此官仅此一见，从官名与传递方向观之，其职可能为负责归义少数民族事务的官员。
对于汉边郡少数民族事务的有效管理，以针对羌人所设立的护羌校尉最具代表性。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西羌与匈奴应合，兵数十万分别入侵今甘肃省临夏、河套地区。翌年，李息奉命讨羌，将其驱赶至青海，汉廷遂于湟水一带设县，由陇西郡领，并置护羌校尉，统领羌中事务，自此护羌校尉一职成为汉廷管理羌人事务之要职。然而汉武帝初设护羌校尉以后史籍并无详细记载，直到宣帝一朝，《汉书·赵充国传》记载宣帝以后护羌校尉一职由辛武贤及辛氏家族成员连续担任。关于护羌校尉的职权，《后汉书·西羌传》言其“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译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备。”职是之故，可推定护羌校尉对于羌人的管理主要存在巡视与监察两方面职责，既要处理羌人部落事务以保障其生活安定，又要出于防御意识而需掌握其动态，以保边郡无虞。悬泉汉简亦有关于护羌校尉的记载：
28.七月壬午御史大夫卿下吏护羌校尉将军〼A七月癸丑御史齐卿以来 〼B IIT0314②:179
目前所见悬泉汉简对护羌校尉的记载并不全面，仅存数简提及，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护羌使者”的丰富记录：
29.〼移护羌使者移刘危种南归责臧耶茈种零虞马一匹黄金耳县青碧一会月十五日已言决IIT0112①B:63
30．护羌使者莫（幕）府移羌男子狼对□责忘归马已毕·第廿〼 A 护羌使者莫府移羌男子狼对责忘归马已毕·第〼BIT0112②:39AB
31.护羌使者良射伤羌男子良对曰伤送护马已死第廿A护羌使者良射伤羌男子对伤者送调马已死□ BIT 0112②:39
32.护羌使者方行部有以马为盗长必坐论过广至传马见四匹皆瘦问廄吏言十五匹送使者太守用十匹IIT 0215③:83
33．〼护羌使者行期有日传舍不就〼 IIT0314②: 72
34．〼以食鼓下官奴□凤等十五人迎护羌使者〼IT0116②:7
35．入东合檄四其二从事田掾印二敦煌长印一诣牧君治所一诣护羌使者莫府〼IIT0214①:74
36.出护羌使者传车一乘黃铜五羡一具伏兔两头柅两头故皁復盖蒙完蚤具毋金承鞔勒二完中靳對各一完傳三□韦把杠二有阳鞅韅各一
“护羌使者”之职不见史载，而简29—31记载可见护羌使者不仅履行巡查问询等政务，其亦主事有关羌人事务，包括对羌人纠纷的处理，与羌人的交涉乃至冲突。并且依简32—36所记，护羌使者既拥莫府，用马可达十五匹，所至之处迎来送往人员队伍颇为可观，传递之公文将其与州牧并列，如此待遇，其势必享有较高的官秩。据护羌使者的用车规格，其官秩很可能为从二千石，与护羌校尉同。[33] 简文对护羌使者职责的交代，即针对羌人“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与护羌校尉已无二致。此外高荣先生指出自汉武帝设护羌校尉后，史籍便始终缺载，直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始“诏举可护羌校尉者”。而简牍所见“护羌使者”又出现于宣帝至西汉末年，且两职官之名并无同册记录，故二者并非平行并列关系，系同一官职的不同称谓[34]，其说可取。此外悬泉汉简中还有关于“护羌从事”、“主羌使者”以及“护羌都吏”的记录：
37.绥和元年五月乙亥县泉置嗇夫庆受敦煌廄佐並送护羌从事（左齿）IT0111①:303
38．□□□□护羌从事治所IIT0215②:22
39.七月十一日庚申主羌史李卿過西從吏一人用米六升肉一斤IIT0115②:5
40.朝与主羌使者从事佐□□凡二人往来四食三升西IIT0215②:258
41.出米八升四月甲午以食护羌都吏李卿从事〼IIT0215②:192
《后汉书志》第28《百官》引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曰：“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护羌、乌桓校尉所置亦然。”另应劭注曰：“拥节，屯中步南，设官府掾（吏）[史]”是知彼时护羌校尉属官有护羌从事，府掾应有主羌使。而简文中“主羌使者”不见史载，或为护羌使者之又称[35]，或为主羌使之误写[36]。护羌都吏职掌不明，有可能为护羌校尉遣派之巡行官员[37]。
羌人于河西地区分布支系复杂，对汉态度摇摆不定，素与匈奴勾连，进犯汉西北边郡。敦煌地处中原通往西域之咽喉，虽自汉武帝始建立起一整套汉塞防御体系，却依然难以将匈奴隔离。汉宣帝至新莽时期，河西诸羌与汉王朝摩擦不断，屡屡反叛，故而之于汉廷，生活在敦煌地区的羌人便是保敦煌稳定，河西之安最不确定因素。汉廷对羌豪所给予的礼遇同样作为有效管理羌人的手段，如悬泉汉简记曰：
42.敦煌太守快使守属充国送牢羌□□羌候人十二琅何羌□君弥藏奉献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二乘传十一月辛未皆罢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为驾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I T 0210③:6
43.一封长史私印，诣广校候，趣令言羌人反状。□在广至。闰月庚子昏时，受遮要御杨武行，东……趣令言羌反状。博望侯言，羌王唐调言并发兵在澹水上。IIT 0216②:80
44.出粟一石马五匹送护羌王索卢掾东元始五年十一月癸丑县泉置佐马嘉付敦煌御任昌IIT0113①:4
45.出钱六十买肉十斤斤六錢 以食羌豪二人〼IIT0213②:106
46.〼□廖坐羌豪良輸〼（殘觚）IIT0215②:349
47.〼归义聊羌王使者男子 初元五年七月〼〼余输皆奉献诣仁行长史事〼〼乘传当舍传舍〼ⅤT1210④: 3
诸简所记显示出汉廷对敦煌地区的羌人管理尚能持较为开放的政策，保障边郡与塞外羌人的友好共处与往来交流，对羌豪的礼遇与拉拢以及保持归义羌人原有的社会组织亦体现汉廷对待羌人的安抚态度。汉廷采取武力与安抚相结合以与羌人交往，一方面对羌人进行监视，防范其与匈奴勾结，另一方面通过对羌人的有效管理，使之成为安定西部边境的一支力量。但如简31记护羌使者射伤羌人，凡此不应单纯视为特例，尤其对于羌、小月氏等未能形成一定政治实体与联盟的分散族群。羌人叛乱此起彼伏，汉廷镇压似无止境，面对来自北部的匈奴的频频威胁，时与羌、月氏“绝汉道”者，汉廷之态度自不存在完全接纳，此亦为汉廷针对羌人设立护羌校尉及其众属官，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汉廷对河西境内诸少数民族政治态度的复杂。
而来自西域由河西进入中原腹地的西域诸国使者，汉廷也有着较为严格的管控。使者出入关情况皆需登记在册，如1998年玉门关遗址出土的一枚汉简即记曰：
48.下使乌孙使者以下出关诣到甲辰封己酉旦到府积五日留迟[38]
敦煌市博物馆藏乌孙使者出关简
该简目前藏于敦煌市博物馆，简文记载乌孙使者等人出关日期较汉廷规定超出五日，遂登记于册。悬泉汉简亦保存大量过境敦煌的西域各国使者的记录，而其中又以“永光五年案验康居王献橐册”较为典型：
49.康居王使者楊伯刀副扁阗苏韰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IIT0216②:877
50.关县次赎食至酒泉昆蹏官大守与楊伯刀等杂平直肥瘦今楊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道不得IIT0216②:878
51.食至酒泉酒泉大守独与小吏直畜楊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楊伯刀IIT0216②:879
52.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IIT0216②:880
53.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使主客谏大夫汉侍郎当移敦煌大守书到验问言状事当奏闻毋留如律令IIT0216②:881A
54.七月庚申敦煌大守弘长史章守部候脩仁行丞事谓县写移书到具移康居苏韰王使者楊伯刀等献橐佗食用谷数会月廿五日如律令／掾登属建书佐政光IIT0216②:882
55.七月壬戌效谷守长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谓置写移书到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报会月廿三日如律令／掾宗啬夫辅 IIT0216②:883
以上7简为出土时编绳完整的简册，定名“康居王使者册”，今从张俊民先生的建议定名为“永光五年案验康居王献橐册”[39]。简文记载元帝永光五年（前39）康居王、康居苏韰王使者，贵人等入朝奉献骆驼，于敦煌入关，至酒泉由酒泉太守等官员对所献骆驼进行肥瘦、毛色等方面的评估，且如此奉献程序已进行过多次，依惯例敦煌地区官吏不仅要负责入关使臣沿途餐食，还要与使臣一同进行对贡品的评估。然而永光五年的这次入朝奉献却不同，使臣入关没能得到足够的食物供应，尤其酒泉太守与昆蹏官没有通知康居使者而擅自评估贡品，且评估结果骆驼毛色与肥瘦均与事实不符，康居使者遂要求上报。后永光五年六月，朝廷令大鸿胪辖下主胡客事务的使主客致书敦煌太守，要求立即彻查此事并及时上报。简53、54分别为敦煌太守移书效谷县廷，以及效谷县廷移书悬泉置公文抄件。对于简文所记汉廷官员对康居使者如此行为，有学者认为当与康居收留匈奴郅支单于，与汉为敌有关。而面对康居使者，汉廷一方面继续施行羁絮笼络，而另一方面则如刁难康居使臣，却也表达汉朝态度[40]。而通过简牍所记我们可见汉朝对西域使者入朝，入关者需先至敦煌，进驻酒泉，期间由敦煌太守负责对西域来使的各项接待工作，而酒泉太守及昆蹏官负责检验来使奉献物品。而遇如简文所记事关西域使者诉求，由汉廷中央大鸿胪下使主客及侍郎主事，敦煌太守即总汇各地对使者接待以及物资供给情况并如实上报，最终由朝廷总体把握。“永光五年案验康居王献橐册”同样作为汉廷主管西域来使事务的范本，虽然关于康居使者上诉的结果不见简牍记载，但由此亦可见汉廷对于敦煌边郡往来西域使者事务的反应机制，是谨慎而稳妥的。
此外伴随着与周边少数民族交往的日益频繁，汉廷专门设置“译”官以负责民族间的语言翻译亦频频见于汉简记载。汉官制，“典客”掌诸归义蛮夷，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更名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更名“大鸿胪”以负责外交与民族事务，其属官便有“译官”，而掌蛮夷降者的“典属国”也有相应“九译令”的设立[41]。至汉宣帝时代西域诸国归附，汉廷于诸国均设立译长，同时，汉廷于边地府尉同样设立相关的“译”。汉简可见时酒泉郡府同样设立译者：
56.仓曹言遣守属忠送罢匈奴译诣府〼II98DXT1②:1
57.凡传马卅四匹其一匹假匈奴译〼见卅三匹IIT0213①:8
58.今余传马丗八匹其一匹假匈奴译见丗七匹 IIT0216②:220
简56出自敦煌小方盘城[42]，简文中的“匈奴译”当隶属于敦煌北境的玉门都尉。玉门都尉的设置最早可至武帝元封四年（前107），时年汉廷于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并据小方盘城出土汉简所记当时玉门都尉属酒泉郡管辖，而敦煌尚未设立郡[43]。而简57、58出自悬泉置，记录悬泉置借马给匈奴译。敦煌郡北境作为抵御匈奴南侵的重要防御地带，其与匈奴的交往也最为频繁，匈奴译必为其属常设职位。而随着敦煌郡置单位与防御体系的建立，使羌胡隔绝，敦煌郡在同羌胡的交往中，设有译人承担翻译工作：
59.元凤五年十一月丙子朔辛卯尉史宣敢言之戎邑給敦煌郡羌译一人有请诏今谨遣羌译板里男子妾南以县牛车传送续食谒移过所县道官给法所档案得舍传舍敢言之A十一月辛卯戎邑丞舍移过所县道官河津关往來复传如律令掾留见守令史建德□□元凤五年九月丙申过东B VT1511⑤:2AB
60.入粟八斗阳朔二年闰月甲辰县泉吾子文受遮要啬夫博以食羌胡译行书马瓡赐之等传马IIT0215②:16
此外当时于西北边郡担任译人的群体中，亦存在女性译人，如居延汉简所记：
61.诏伊循候章□卒曰持楼兰王头诣敦煌留卒十人女译二人留守□303·8[44]
该简即证实《汉书·西域传》所载宣帝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入楼兰刺杀楼兰王安归之事，是后汉廷更立尉屠耆为王，楼兰更名鄯善，归附汉朝。[45] 以上诸简所记可见汉廷在面对同匈奴、羌人以及西域诸族的交往中均设立有专门从事语言翻译的译人，译人不仅男女皆可出任，且已应作为汉廷边境，尤其为少数民族云集的河西诸郡府尉常设官职。
三、汉代敦煌地区少数民族的活动
汉代敦煌地区作为汉边疆重镇与东西交通枢纽，来自西域与中原各族人民纷纷聚集这一地区，其中有归义之民族于郡县官府任职或劳作者，自西域途经敦煌入中原朝觐的使臣，胡客及商贾等等，汉简亦有相当丰富的记载。
随着河西地区大量羌人归附汉朝，时敦煌郡各驿置存在相当数量的羌人劳役，悬泉汉简可见羌人于悬泉置内劳作：
62.〼二收羌大婢五人□□杀日系西IIT0214②:640
63.〼多者五十少者廿日羌徒〼IT0109S:94
64.庚申 羌人六人作 辛丑左尉偉功至置 嗇夫至置 辛未在 使馬子都持粟十六石之澤上庚子IIT0114③:606
65.羌告归作柱二月戊戌作名佐解卿□（左齿）IT0112①:10
66.羌屈调作柱二月戊戌作名佐解卿受（右齿）IIT0114④:83
以上数简记录驿置的日常劳作，其中羌人不仅有作为奴婢者，还承担服役劳作。此外汉简所记敦煌郡及辖下诸县置均设有“御”，羌人多担任该职务：
67.〼檄一长史夫子印诣使者雍州牧治所〼□一封敦煌大守章诣使者雍州牧治所〼□檄一督邮印诣渊泉二月乙巳日食时佐永受御羌归即时归行IT0114①:11
68．〼元延二年二月乙卯鱼离置羌御离吉受县（悬）泉置嗇夫敞IIT0111②:21
69.入东绿纬书一封敦煌长上诣公车元始五年二月甲子平旦受遮要奴铁柱即时使御羌行IIT0114②:165
70.〼泉一诣广校 始建国二年十一月甲戌夜半佐传受〼至渊泉遮要御羌大目即遣御王恽行ⅢT0909④: 30
71.黄龙元年六月壬申朔使臣宏给事中侍谒者臣荣〼制诏侍御史曰使送康居诸国客卫侯蓋与副羌〼为驾二封诏传二人共载……〼 IIT0114④:277
以上诸简中“御”者多为羌人，其职责主要是驾驭车马，于各置间传达政令、信件以及护送官员与外来使者。之于羌人而言，以其对敦煌各地形环境的熟稔，车马御之职正是其特长所在。敦煌各地方府衙同样珍视羌人对于地形路况的熟悉，及其吃苦耐劳的品质，羌人也作为地方邮驿部门的重要人员而频繁见于汉简记载。而除羌人为婢为御外，“胡奴”亦见于敦煌郡各地方行政部门中：
72.音白啬夫坐前自者张威卿病剧欧不止饮药又莓愿请一胡婢使治米汁IT0210①:19
73.〼□更徙第十一节浚渠壹见予严使胡奴满家以粟食三驴IIT0214③:95
74.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己巳敦煌长史奉憙行大守事谓过所河津遣守属郝延寿送胡奴婢少府乘用马二匹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五月癸酉西ⅤT1311④: 79
简文中胡人奴婢族属无法确知，“奴”为男性，“婢”为女性，其职责或为打理杂务与侍从，受郡政府机关调配，而对这些“胡奴婢”的身份，亦不应单纯理解为奴隶[46]。
而除却于郡政府机关劳役之羌人与胡人外，对于归义羌人的管理问题，汉廷有其相关规定：
75.·归义敦隗种留良等辞曰以诏书冬十月入徼就草常居广至 IIT0114②:194
诏书言及归义敦隗种留良等每年冬季“入徼就草”于广至，可知这些归义羌人平日所居“徼外”，高荣先生认为诏书此举或与归义羌人平时所处“徼外”之地高寒气候有关。[47] 徼者，颜师古注曰：“徼犹塞也，东北谓之塞，西南谓之徼。”[48] 此外悬泉汉简所记一件羌人纠纷案件：
76.年八月中徙居博望万年亭徼外归苁谷东与归何相近去年九月中驴掌男子芒封与归何弟封唐争言闘封唐IIT0214①:124
77.以股刀刺伤芒封二所驴掌与弟嘉良等十余人共夺归何马廿匹羊四百头归何自言官官为收得马廿匹羊五十IIT0214①:26
78.九头以其归何余马羊以使者条相犯徼外在赦前不治疑归何怨恚诬言驴掌等谋反羌人逐水草移徙IIT0114③:440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将此三简连贯并定名《案归何诬言驴掌谋反册》[49]，事件即羌人芒封与封唐相争引发的流血冲突以致芒封家族抢夺封唐家牲畜，后经官府介入追回部分牲畜，而后疑归何有意诬告驴掌等谋反。简文所记羌人亦居徼外，而其纠纷案件仍需上报阳关都尉辖下博望侯官进行裁决处理。同样的例子可见一名胡女子与效谷男子的纠纷问题：
79.大富里胡女子君容自言责效谷不审里男子尉君都羊二头稁四车数责不可得VT1813②:3
简文可知敦煌县大富里[50] 胡人女子“君容”与效谷男子“尉君”产生债务纠纷，将具体情况报政府，希望政府帮助追讨。可见当时生活在敦煌各地的少数民族，无论于敦煌郡各地方行政劳役者与居民，或是居于徼外的牧民，其均由敦煌郡统一管理，由以纠纷案等法律事务，为政府机关所主事民族事务的重要方面。
自汉王朝击败匈奴巩固河西边境之安以及取得对西域的控制，且伴随着汉廷西部经略的不断深入，中原与西域的朝贡贸易之路得以出现“驰命过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空前盛况，商路的畅通亦引西域各族人民不断涌入敦煌地区，“胡客”即为这其中较为特殊的一类人。汉简中的“客”者，除使团成员身份外，多反映当时西北边地人口构成中有明显流动性的特殊人员。这些人生存方式与行为特征可对社会稳定有所冲击。并且由于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的复杂趋势，“客”的活动可能会对当地产生重要影响[51]。而汉简中少数民族“客”的身份，有西域诸国入朝中原使者，有商贾贩客，亦有流寓河西地区的少数民族归义者，悬泉汉简对此类人员有相关记录：
80.客胡人持麴來者辄亭次传诣廷勿令有遗脱到民间者91DXF13C①:9
81.出粟十八石骑马六十匹乌孙客都吏王卿所送元延四年六月戊寅县（悬）泉啬夫䜣付敦煌尉史衮马IIT0114③:454
82.·胡人归义占数敦煌禀食县官长吏宜数存问所疾苦其为吏民庸舍长者当卢有贾以为之本业IT0116②:62
简80中“麴”即酿酒所用“麯”，此简所记显示，时汉廷对于胡人入关所携带之物有着较为严格的管控，其物品均由亭驿转运至朝廷，禁止流入民间。简73、74亦可见敦煌郡对胡人客与归义者的接待与管理内容，另悬泉汉简记载：
83.□诸国胡客往來过禀食传马如〼IT0207②:9
84.传马廿四匹续传马十积十五日送羌客〼十二月十五日受新传马三匹〼IIT0114③:168
85.买在胡客食孰十二人用案十二张赏用大杯百六十二用小杯百卅六A屏塗一具□□案九屏塗一具杯十〼□□□□□ B IT0210①:89AB
86.入麦四石以食送使客萧君所将胡客马十匹鸿嘉四年九月丁酉悬泉置佐谭受敦煌廄嗇夫褒 IIT0111①:21
87.〼□□□馬廿九匹·其三匹送□东四匹送胡客□〼IIT0113②:119
88.〼前送胡客使者王君來IIT0213③:142Ａ
89.胡使者贵人〼IIT0215S:80Ａ
90.〼斗五升 三月壬寅所食效谷尉＝从吏一人〼升治米汁胡客三人凡五人IIT0314②: 348
以上诸简所记可见，西域诸国使者、客从以及流寓敦煌诸族作为汉边塞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其往来人员数量以及身份亦颇为复杂。而对过往人员的接待为敦煌地区各级官府的工作重点，对此悬泉汉简亦载：
91.建始二年八月丙辰朔壬申敦煌大守延守部候强行长史事丞义谓县□〼言胡客数遣在道马谷使外国今少恐乏调給有书大司农□□□□〼IIT0114②:291
简文言大批胡客过往敦煌，以致当地官员担忧可供应的马匹、粮食出现短缺。这也从侧面佐证斯时敦煌地区作为汉边境交通中枢的重要地位。
而汉简所记入关诸“胡客”中，归义人员亦引人注意，悬泉汉简如是记曰：
92.归义大月氏贵人一人贵人□一人男一人自来龟兹王使者二人□□三人凡八人IT0309③:98
93.府移玉门书曰降归义大月氏闻湏勒等〼IT0405④A:22
以上两简年代据考简92大致为西汉昭、宣时期，简93则为西汉末年之物[52]，目前所见记录归义大月氏的汉简仅此两例，而结合悬泉所出17枚记录大月氏人汉简以观，亦可反映随着汉廷经略河西、西域的深入，汉王朝声威远播，而与大月氏交往的持续紧密，亦引部分大月氏人归义汉朝。而简93既言“降”，又言“归义”，耐人寻味。敦煌马圈湾所出汉简有关于归义乌孙人的记录：
94.车师侯伯与妻子人民桼十桼人愿降归德钦将伯等及乌孙归义敦·88[53]
95.五校吏士妻子议遣乌孙归义候疌清子女到大煎都候鄣敦·90
96.降归义乌孙女子复帬献驴一匹骍牡两抾齿二岁封颈以敦煌王都尉张敦·1906
简94、95据考均为新莽时期之物[54]，简96出于小方盘城（T14），无纪年。简文提及“敦煌王都尉”，据王云五先生考证其应为罢都尉以前之简，年代不晚于新莽天凤元年（14年）[55]。而随着马圈湾汉简的出土，目前基本明确汉玉门都尉府治小方盘城，简文“敦煌王都尉”所指应即“敦煌玉门都尉”。此三简所记新莽时期乌孙人归义汉廷之事，而简96中乌孙女亦言“降”，又言“归义”，简文如此记述者，笔者以为应与当时汉廷与西域关系的变化有关。西汉末年，匈奴再度强盛，中原由于吏治腐败、土地兼并而动荡不堪。时西域诸城邦小国与汉之从属亦由于匈奴的再度强大而动摇，新莽时期，汉廷对西域从属诸国王“改王为候”之策一定程度激化了矛盾，使西域诸国频频反叛，罗布淖尔所出汉简即有“右部后曲候丞陈殷十月壬辰为乌孙寇所杀”的记载，据黄文弼先生考证其与始建国二年（10年）屯田官陈良、终带叛杀戊己校尉刁护投奔匈奴有关[56]。面对西域局势的纷乱，新莽天凤三年（16年）五威将王骏等人率军征伐西域，结果却惨遭失败[57]。此战之后，汉王朝在西域势力大衰，西域再绝。而结合简93、96中“降归义”字样记述，笔者以为其或这一时期敦煌边郡对西域诸族归义汉朝入关者的一种特殊身份称谓。面对当时于河西边塞地区聚集外来人口成分的复杂，其中亦不乏从事间谍活动，如居延汉简记载：
97.有能生捕得反羌从徼外来为间候动静中国兵欲寇盗杀略人民吏增秩二等民与购钱五万从奴它与购如此EPF22:233[58]
各方人员的入关以及于河西边塞的流动，对当地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也为汉王朝边境局势造成极大潜在危害，尤其随着西域局势变幻无常，敦煌郡各级官府对入关西域人的核查亦应存在某种身份界定法则。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新莽时期汉廷与西域政治矛盾尖锐，但河西地区的边境贸易并未阻断。《后汉书·孔奋传》载王莽时期：“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而如简文96言驴作为进献之物，《史记·匈奴列传》载“其（匈奴）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乌孙女献驴之事，亦为汉代西域物种的引进提供间接证据。而敦煌与河西地区作为中原与西域交界之地，于出土简牍文献所反映出汉代民族交往真实状况，可见汉代西北民族政策与管理同河西社会多元民族结构的紧密联系，为我们研究汉代敦煌民族活动与民族文化交汇提供了宝贵资料。
经费来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民族史研究”（编号14JJD770006）。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回鹘学、敦煌学研究；刘源（1990- ），甘肃兰州人，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研究。
注释：
[1] 本文所引汉简资料除部分标注外，悬泉汉简资料出自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简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8~368页；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张俊民：《简牍学论稿——聚沙篇》，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张俊民：《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后文恕不逐一标注。
[2] 杨富学：《河西考古学文化与月氏乌孙之关系》，《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7~39页。
[3] 杨富学：《河西考古学文化与月氏乌孙之关系》，《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4~45页。
[4] Yang Fuxue,The Yuezhi and Dunhuang, Kristi Vol.1: A Journal by Abha Prakashan in the Memory of Late Dr. P. Banerjee, Delhi, 2008, pp. 88-96.
[5] 林梅村：《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兼论西域三十六国之形成》，《西域研究》2013年第2期，第92页。
[6]《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901页。
[7] 张德芳：《〈长罗候费用簿〉及长罗候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第91~95页；王子今：《〈长罗候费用簿〉应为〈过长罗候费用簿〉》，《文物》2001年第6期，第76~77页；袁延胜：《也谈〈过长罗候费用簿〉的史实》，《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第84~87页。
[8] [唐]道宣：《广弘明集》卷7引荀济《论佛教表》，《大正藏》第52册，No. 2103，页129a。
[9] 法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9页。录文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3页。
[10] 李聚宝：《允戎不是塞种》，《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第50~57页；余太山：《乌孙考》，《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第36~37页。
[11] 荣新江：《小月氏考》，《中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4页，
[12] 谢桂华、李俊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47页。
[13] 马智全：《从出土汉简看汉代羌族部族》，《丝绸之路》2011年第6期，第7页。
[14] 王宗维：《卢水胡和小月氏》，《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第101页。
[15] 马智全：《从出土简牍看汉代羌族部族》，《丝绸之路》2011年第6期，第5页。
[16] 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简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4页。
[17] 初世宾：《悬泉汉简羌人资料补述》，《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1页。
[18] 高荣：《敦煌悬泉汉简所见河西的羌人》，《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第101~102页。
[19]《汉书》卷69《赵充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972页。
[20] 王子今：《匈奴经营西域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56~257页。
[21] 王子今：《匈奴经营西域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62~163页。
[22] 胡平生：《匈奴日逐王归汉新资料》，《文物》，1992年第4期，第62页；何双全：《敦煌新出简牍辑录》，《简帛研究》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
[23] 张俊民：《简牍学论稿——聚沙篇》，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60页。
[24] 张德芳：《悬泉汉简与西域都护》，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贺学术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20页。
[25] 张俊民：《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68~183页。
[26] 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8~49页。
[27] 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28] 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29]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0~234页。
[30] 初世宾：《悬泉汉简羌人资料补述》，《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3页
[3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98页。
[32]《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33~2934页。
[33] 谢绍鹢：《两汉护羌校尉杂考》，《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5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53页。
[34] 高荣：《敦煌悬泉汉简所见河西的羌人》，《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第106页。
[35] 初世宾：《悬泉汉简羌人资料补述》，《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36] 谢绍鹢：《两汉护羌校尉杂考》，《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5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53页。
[37]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
[38] 敦煌市博物馆编：《敦煌市博物馆藏珍贵文物图录》，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7年，第4页。
[39] 张俊民：《简牍学论稿——聚沙篇》，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56页。
[40] 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康居与西汉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13页。
[41]《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730~735页。
[42] 李岩云《敦煌汉简相关问题补遗》，《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第94页。
[43] 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44] 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496页。
[45] 高启安：《傅介子刺楼兰事迹综理》，《石河子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1~9页。
[46] 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1~387页。
[47] 高荣：《敦煌悬泉汉简所见河西的羌人》，《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第104页。
[48]《汉书》卷93《佞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724页。
[49]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7页。
[50] 敦煌汉简1035A载：“〼虏候使敦煌大富里吕遂成年丗五五凤二年……”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59页。
[51] 王子今：《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8~70页。
[52]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04~207页。
[53] 此类简号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下同。
[54] 饶宗颐、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第113页；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第15页。
[55] 王云五：《汉学反哺续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45页。
[56]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1948年，第183~186页。
[57] 邵台新：《汉代对西域的经营》，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1~123页；孙占宇：《敦煌汉简王莽征伐西域战争史料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5~110页。
[5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92页。
编按：本文原刊《敦煌研究》2019年第3期，第32~45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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