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孟凡云 | 契丹媵婚制考略
摘 要：媵婚是我国亘古就有的一种婚姻制度，指女子出嫁，须以同姓娣侄随嫁。这种制度亦被契丹人接受。契丹之媵婚，既有媵女，也有媵臣、媵侍等，而且契丹公主还有媵地，即公主头下州。从总体上说，契丹媵婚与中原媵婚、北方民族媵婚不无相似之处，惟有公主媵婚与众不同，并随着辽代社会总体性质的变化而变化。
关键词：契丹 媵婚 公主头下州 媵臣户
媵婚，指女子出嫁，须以同姓娣侄随嫁，这是我国自上古以来就长期存在（至少以变异形式存在）的一种婚姻制度。《仪礼·士昏礼》曰：“媵御馂”。郑玄注：“古者嫁女必侄娣从，谓之媵。侄，兄之子；娣，女弟也”。《释名·释亲》：“媵，承嫡也。”诸如此类的记载在我国史书上难以尽述。
恩格斯指出：“与长姊结婚的男性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一切姊妹也娶为妻”，这是婚姻制度发展到对偶婚阶段时，群婚遗迹尚未完全消失的一种表现。[1] 说明媵婚制的初始应该上推到母系氏族的对偶婚阶段。对偶婚阶段后期，母权制颠覆，一失一妻制盛行，“一夫一妻制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人所有制对原始的天然长成的共同所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头一个家庭形式”。[2] 而且“奴隶制与一夫一妻制的并存……使一夫一妻制从其开始之日起，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为只是对妇女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对男子的。”[3] 可见，媵婚制度是在原始社会由族外婚向对偶婚演变过程中所伴生的，并且随着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确立而长期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在我国中原地区，从原始社会中期一直到春秋时期，媵婚制都较为盛行。如尧嫁二女于舜；《诗·大雅·韩奕》：“韩侯娶妻……诸娣从之。”《左传》中的记载更多。直到战国以后，媵婚制度才渐趋衰落，但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以固有或变异了的形式长期存在着。媵还有更为广泛的含义，即它不但指随嫁的侄娣，还指随嫁的臣仆等。《诗·小雅·我行其野》：“求尔新特。”孔颖达疏：“媵之名不专施妾，凡送女适人者，男女皆谓之媵。”《左传·僖公五年》：“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杨伯峻注：“以男女陪嫁日媵。”所以《辞海》及《汉语大辞典》“媵”字条下词目很多：媵女、媵臣、媵侍、媵妾等，都是指陪嫁的人。这种广义上的媵婚制度存在于我国的历史更长，现象更普遍，更为人们所熟悉。
中原有媵婚制，北方游牧民族亦然。兹录《魏书·蠕蠕传》对神瑞元年（414）蠕蠕（即柔然）蔼苦盖可汗斛律与冯跋和亲的一段记载为例：
说明蠕蠕社会中确曾存在过媵婚制。
唐朝中期，安史之乱爆发，为祸甚巨，唐肃宗不得不向回纥借兵以平叛。事后，肃宗应回纥毗伽可汗之请，“以宁国公主降回纥，又以荣王女媵之。”[4]同时，毗伽可汗又为其子移地健向唐求婚，肃宗许以仆固怀恩之女，此为光亲可敦；后光亲可敦早死，代宗又册封怀恩幼女为崇徽公主，嫁与回纥登里可汗(即移地健)为继室。[5] 查新旧《唐书》，在唐本土内媵婚现象极为罕见，而与回纥以高规格的具有原始性的媵(媵县主、姊亡妹续)，一方面反映了唐朝社会中仍然保有上古媵婚制的余风，另一方面又从侧面反映了媵婚制在回纥中的普遍存在。
由上观之，古代中国南北方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差异颇大，但婚姻制度中的媵婚制在内容上并无大的区别。辽代契丹族的媵婚制亦复如此。
契丹婚姻制度史上存在过媵婚制，而且经历了族外婚、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这样一个过程。
契丹民族盛行过族外婚，这一点史学界已有定论，[6] 此不复赘。至于其对偶婚，我们这里不妨先引述恩格斯的有关论述：
归纳起来，成对配偶、婚姻不稳定、抢婚、共产制家庭经济是对偶婚的几大特征。契丹民族的对偶婚是否符合以上特点呢?宋人文惟简《虏廷事实》有如下记载：
洪皓《松漠纪闻》所载金国的情况亦与之同：
这种“放偷日”习俗[8] 在北方民族中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契丹远祖鲜卑人中盛行的“相偷戏”。[9]
上文所述契丹的媵婚制，与恩格斯总结的对偶婚的几大特点相较，可以看出，二者在共产制家庭经济与个体家庭经济这一点上差异明显，其它的几点则是相同的，说明契丹民族确曾流行过对偶婚。这一习俗对契丹民族的婚姻有着深重的影响。
内蒙古宝山辽墓2号墓石室南壁《寄锦图》（图源：网络）
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确定契丹族媵婚制产生的具体时间，但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条材料中证明其媵婚制的存在及其内涵。其一，媵婚制包含媵女。太宗会同三年十一月有诏“除姊亡妹续之法。”[10] 韩德让之叔父韩匡美“以寿昌恭顺昭简皇帝失爱之嫔妻之，封邺王妃……后娶魏国夫人邺妃之侄，皆出于萧氏。”[11] 《辽史·后妃传》中天祚德妃、元妃为姊妹。这种姊妹、姑侄同事一夫是典型的媵婚制传统，而姊亡妹续自然是媵女之变相遗存。其二，除媵女外，媵臣、媵侍等也是重要内容。《辽史·地理志》载：“懿州……以媵臣户置。”“渭州……以所赐媵臣建州城。”等等。韩知古“蓟州玉田人……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后来嫔，知古从焉。”[12] 所以韩知古被称为太祖所获的“桑野之媵臣。”[13]
以上是契丹民族媵婚与中原媵婚及北方其它游牧民族媵婚所共有的现象。除此之外，契丹媵婚中还包含了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即公主媵婚，它从诸多方面显示了与普通媵婚的不同，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
辽代公主媵婚有别于一般媵婚的最显著特点是契丹公主拥有媵地，即公主头下州。“辽制，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14] 那么，公主媵地即头下州的选择依据什么原则呢?本人认为其重要的原则是：在尚主之家族牧地上邻近其家族头下州处另立一馆。以下事实可证明这一点。
首先，《辽史·地理志》所记头下军州中，公主下嫁之族均为述律氏家族后裔。《辽史》有明确记载的媵地性质之头下州有四条：
据《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景宗女下嫁北府宰相萧继远。[16] 继远，《辽史》《表》、《传》均作继先，惟《纪》作继远。参以墓志，应以继远为是。继远为萧思温侄，而思温为萧敌鲁之族弟忽没里之子。故萧继远亦归述律氏家族。
成州长庆军，《辽史·圣宗纪》太平元年三月载：“驸马都尉萧绍业建私城，赐名睦州，军曰长庆。”结合《地理志》上京道、中京道的有关记载知，尚公主的为萧绍业，其契丹名曰萧啜不、萧鉏不、萧鉏不里。[17] 是承天太后之侄，圣宗齐天后之弟，萧思温之孙。故也属述律氏家族。
懿州广顺军，在《辽史·圣宗纪》太平三年正月有一致的记载：“赐越国公主私城之名曰懿州，军曰庆懿。”结合《地理志》对东京道、上京道的记载可知，尚公主者为萧孝忠，系萧孝穆之弟，肖阿古只之五世孙，亦属述律氏家族。
渭州高阳军，为驸马都尉萧昌裔建。《辽史·萧匹敌传》：“匹敌，字典苏隐，一名昌裔”，同样是肖阿古只五世孙，[18] 亦出述律氏。
除此之外，可以肯定的具有媵地性质的头下州还有陈国公主与萧绍矩之头下（可能为灵安州）；[19] 秦国大长公主所建之抚州；[20] 佚名氏所建的媵州昌永军。[21] 前两者不见于《辽史》，后者虽见于《辽史》，但因其疏阔而无从查证。其中萧绍矩与成州长庆军之萧绍业是兄弟，绍矩是圣宗齐天后之兄，也属述律氏家族。
其次，以上几人因尚公主而得媵地，均处于在述律氏家族的牧地上，邻近肖阿古只的头下州。耶律阿保机在建国以后，除各部继续保“分地”外，随着契丹领土的扩大和迭剌部地位的提高，诸王、外戚、大臣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分地”。久而久之，这些“分地”逐渐变成了私人领地。今辽北地区西起清河门东至辽河之间的广大地区都成了述律氏家族的牧地，[22] 与耶律倍家族的牧地医巫闾山地区南北毗邻。在这片领地上聚集着众多的述律氏家族的头下州，如肖阿古只的壕州、[23] 萧恒德的原州、[24] 萧排押的福州。[25] 以上所述之公主媵地徽州、成州、懿州、渭州、灵安州也都在这一地区。同时也因为述律氏家族牧地与耶律倍族系牧地南北毗邻，《辽史·地理志》在标注这些头下州之方位时，均以耶律倍之头下州——显州、宜州[26] 为中心，或在显州北，或在宜州东北。
再次，墓志材料证明媵地头下州的置建方式是在家族牧地附近邻近父辈居处另立一馆，划地而治。
《宋匡世墓志》载：“会中宫之爱弟，开外馆以亲迎。”[27] 向南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是为得的之论。文中说萧孝忠“开外馆”，相应地，其原居地，即父祖辈的私城就成了内馆。《陈国公主墓志》亦有：“高开鲁馆，广启沁园”之载，其义一也。
在契丹公主的媵地上，有着数量庞大的媵臣户，多者万户，少者亦千户，这是公主媵婚有别于普通媵婚的又一不同点。
媵臣户，严格来讲，应是由皇帝或皇后赏赐给出嫁公主的陪嫁户口。辽制规定，皇帝的女儿或“皇子嫡生者，其女与帝女同”， [29] 出嫁时都可以赏得大量的人户。除此之外，媵地上还有不少其它来源的媵户。根据《辽史·地理志》对新设州县情况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其民户来源大致有三：征讨及平叛所获俘民或犯罪流配之人；诸宫提辖司人户或括落帐人户；京民或州县民之析户。
上文所列媵地均为景宗、圣宗年间所置。圣宗在位期间，辽朝出现了徙民置州的第二个高潮。除因战争徙民外，圣宗朝对上、中、东三京的州县进行全面整顿，很多徙民州县是从大州或人口稠密地区析离出来而建置的。[30] 许多媵地的出现即与这一高潮不无关系。
媵户是头下户的一种，头下户有自己的家庭，在所属的头下军州内“分地耕种”，过着个体的、分散的小生产生活。他们被束缚在份地上，承担着对其主子的输税和服役等沉重剥削和压迫，处于农奴的地位，生活十分痛苦，对头下主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对国家也有依附关系，就是说头下户既受头下主的剥削，也要受国家的剥削，因此头下户也叫二税户。所谓二税户，实际就是具有半官半私身份的农奴。[31]
有辽一代，媵地很多，政府遂制定出相应的措施予以管理，故媵地的性质常随着封建化的进程而逐渐发生变化，这是契丹公主媵婚制显示出的第三个特殊之处。“头下州……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32] 这个规定使辽代早期头下州(公主媵地亦包含在内)的管理上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公主媵地上官职的设置与一般州县的职官一致。《辽史·百官志》载：徽、成、懿、渭等州同样设节度使司，下设节度使、节度副使、节度使事、行军司马、军事判官、掌书记、衙官等，其中除节度使由中央任命外，其余官使均由公主从家奴中选任。一般情况下，公主结婚后，不管有无媵地，均设驸马都尉府，“掌公主帐宅之事。”有时，根据需要、才能大小及与帝后关系的亲疏，驸马也兼任朝廷其他官职，如陈国公主驸马萧绍矩“任领外藩，功资内助。”上文所列之驸马萧继先、萧鉏不、萧孝忠、萧匹敌等在辽中央政权中任职均很高，是当时显贵。即使驸马没有担任国家其他官职，公主及驸马在本头下州内也有极大的用人权。
其次，军事上的设置。凡设“军”之头下州均设相应军职：节度使职名总目中列有某马步军都指挥使司、某马军指挥使司、某步军指挥使司，且上京道的公主媵地徽、成、懿、渭均设节度使司。[33] 太平九年八月，东京大延琳叛，“时国舅详稳萧匹敌治近延琳，先率本管及家兵据要害，绝其西渡之计。”[34] 《宋匡世墓志》记载墓主曾任“晋国公主中京提辖使”。提辖为武职，所以宋匡世大概是晋国公主府在中京驻军的首领。
最后，财政上的自主权。述律氏家族牧地是通过战争得到的，最早移居于此的多为汉人和渤海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及手工业技术，带动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史载：中京“东至灵河五百里，灵河有灵、锦、显、霸四州，地生桑麻贝锦，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名曰太后丝蚕户。”[35] 这几州的养蚕丝织对邻近的公主头下州肯定有着重要影响，所以媵地主的财力是很雄厚的。近年来辽宁彰武县(辽代渭州)发现多起窖藏钱币，所藏多为辽金时代及以前各代货币。[36] 另陈国公主墓出土的文物，更有助于认识墓主生前的经济实力。
既然早期头下州(含媵地)拥有较大的行政、军事、经济权利，头下州无疑是不容他人置喙的，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独立王国，使得“头下州”之发展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所以太宗以后诸帝都抓住各种机会把一些头下州收回，使头下州的数量越来越少。圣宗时，更是从多方面下手削弱头下主的权力，如对头下户进行控制，分散头下主财权，收回头下主对本境官吏的任免权等，使头下州与普通州县越来越接近。圣宗后期又赏赐几位公主媵地，但这时的媵地已今非昔比了，只不过是一种荣宠的象征罢了。
即便是一种荣宠的象征，在辽统治者看来，媵地的或赐或收仍不失为奖惩皇亲国戚的有效手段之一。关于媵地的收回，有两个例证。陈国公主私城灵安州，因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早丧，稍后齐天皇后(驸马萧绍矩之妹)在与钦哀后的斗争中失败，其私城被收回后又遭废弃。此公主媵地不见于《辽史》。越国公主及萧孝忠私城懿州，因其子阿速无嗣，[37] 清宁七年由宣懿皇后进入。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关于媵地结果的两种不同用词，灵安州等用“没入”，而懿州则用“进入”，这两者无异是有区别的。前种“没入”多见于《辽史》，如贵德州、遂州、双州、榆州、白川州等，这些州被“没入”后大都置为国家普通州县，所以这种“没入”实际上就是没收。
那么“进入”又是怎么回事呢?第一，宣懿皇后被立之初即开始建宫设帐，发展自己的势力。“皇太后、皇太妃帐，皆有著帐诸局，”[38] 既然皇太后、皇太妃有帐，皇后也应该设帐，“皇后祗应司”就是辽代常设的机构。有的皇后在特殊的情况下，将皇后帐发展到皇帝斡鲁朵的规模，如应天后、承天后；也有的皇后帐虽次于斡鲁朵，但规模也是相当大的，如圣宗齐天后、兴宗仁懿后；多数皇后帐的规模不是很大的。无论如何，皇后立宫设帐是惯例，在这个置司补官过程中，皇后占地增多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宣懿后与萧阿速是什么关系呢?宣懿后是钦哀后弟萧孝惠之女，萧阿速是钦哀后弟萧孝忠之子，所以宣懿后与萧阿速是堂兄妹关系。而且阿速“清宁五年六月以南院枢密使为北府宰相”[39]、“终南院枢密使”[40]，排除两者间矛盾之处，阿速当死于清宁五年至清宁七年之间。宣懿后是在阿速死后进入懿州的，但作为女性，宣懿后显然无权继承这块媵地。第三，宣懿后在立宫设帐过程中以皇后身份“进入”懿州，将之发展为自己的领地，尽管宣懿后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萧阿速的堂妹，又是皇后，但我们无疑更应关注她身为皇后这一特殊身份，所以史书将她接管懿州一事称为“进入”，而非“没入”，亦非“承入”。
编按：本文原刊《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4期，第94—98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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