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包朗 | 霞浦摩尼教文献《摩尼光佛》与敦煌文献之关系

一、概说

自2008年10月以来，在北宋霞浦摩尼教教主林瞪（1003~1059年）第29代裔孙林鋆先生的主导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专家学者金泽、黄夏年、郑筱筠、陈进国等亲临福建霞浦进行学术考察，在霞浦县有关部门等的帮助支持下，并积极发动宗亲和乡贤查找相关线索和各类资料，先后在福建省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周围发现了大量宋元明清以来的摩尼教文献与文物，现知者有《摩尼光佛》、《高广文》、《冥福请佛文》、《乐山堂神记》、《明门初传请本师》、《借锡杖文》、《借珠文》、《付锡杖偈》、《奏申牒疏科册》、《点灯七层科册》、《兴福祖庆诞科》、《吉祥道场申函牒》、《吉祥道场门书》、《门迎科苑》、《祷雨疏奏申牒状式》、《送佛文》、《摩尼施食秘法》、《缴凭请秩表》及多种无名科文，计达数十种，内容极为丰富，堪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继吐鲁番、敦煌摩尼教文献发现以来，中国境内摩尼教文献的第二次大发现。其功厥伟。

《摩尼光佛》堪称霞浦摩尼教文献的鸿篇巨制，是福建霞浦上万村林氏八世祖、明教大师林瞪法脉传承人陈平山后裔陈培生法师做法事行用的科仪书。凡83页，673行，计有字1万左右。每页一般书写文字8行，行数最少者为尾页（第83页），因内容结束，仅有2行文字；最多者为第5页，有9行。满行一般为13或14字。全文始终紧紧围绕摩尼教教义召唤，礼赞诸神，请求诸神赐福，最终超度亡灵回归明界。抄本封面磨损严重，现有书题“《摩尼光佛》，陈培生存修”，当为后来补写，非原抄本遗墨（图1）。内有《赞天王》、《四寂赞》等小标题。

图1 《摩尼光佛》封面      

图2 《摩尼光佛·三皈依》

由于本文献发现于2009年11月，至今尚未公刊，仅有少数几位学者有缘睹其真容。可以断言，《摩尼光佛》对于认识福建摩尼教的经典来源，以及霞浦摩尼教的基本理论，具有关键作用，笔者已对其全文进行录校，尚待正式刊发。[1]

二、《摩尼光佛》与敦煌文献共见内容考辨

《摩尼光佛》内容极为丰富，虽为科文，但明显具有摩尼教经典的性质。《摩尼光佛》与《下部赞》中有很多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词句，为简明起见，文中将《摩尼光佛》与《下部赞》对应内容罗列于下，并就其内容的异同略作考证。对应内容有异处，用∞标注，如第1条之氤∞氛，表示的是：《摩尼光佛》中的“氤”，在《下部赞》中写作“氛”。

	《光佛》内容	所在行次	《下部赞》内容	所在行次	勘校与说明
1	香气氤氲周世界，纯一无杂性命海	67 445	香气氤[2]氲周世界，纯一无杂性命海	301	内容完全相同。
2	迷纶充遍无障碍，圣众游中香妙最	68 446	弥纶充遍无障碍，圣众游中香妙最	301	迷∞弥，当以“弥”为正字，“弥纶”义为“统摄；笼盖”，“迷”为“弥”的同音假借字。
3	彼界宝山亿千众，香烟涌出百万般	75	彼界宝山亿千种，香烟涌出百万般	303	众∞种，余皆同。
4	内外光明体清净，甘露充盈无边畔	76 451 477	内外光明体清净，甘露充盈无边畔	303	内容完全相同。
5	复告冥空一切众，大力敬信尊神辈	86 348	复告窴空一切众，大力敬信尊神辈	140	“冥”，讹为“窴”，余皆同。
6	及诸天界诸天子，护持清净正法者	87 349	及诸天界诸天子，护持清净正法者	140	内容完全相同。
7	大圣自是吉祥时，普曜我等诸明使	228	大圣自是吉祥时，普曜我等诸明性	42	明使∞明性，明使、明性意义相关而字异。
8	妙色世间无有比，神通变化复如是	229	妙色世间无有比，神通变现复如是	42	变化∞变现，义同而字略异。
9	愿施戒香解脱水，十二宝冠衣璎珞	254 344	愿施戒香解脱水，十二宝冠衣璎珞	30	内容完全相同。
10	洒除坛界离尘埃	255 345	洗我妙性离尘埃	30	洒除坛界∞洗我妙性，词异者，盖《光佛》此句用于法事，《下部赞》用于赞颂。
11	严洁净口令端正	255 345	严饰净体令端正	30	严洁净口∞严饰净体。字异者，盖搭配对象不同，“洁”的是“口”，“饰”的是“体”。
12	我今忏悔，所是身口意业及贪嗔痴，或乃至从贼毒心，诸根放逸；或宜常住三宝并二大光明；或损卢舍那身及五明子；于僧师父母、诸善知识起轻慢心，梗相毁谤；于七世、十戒、三印法门，若不具修，愿罪消灭！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不另注）	266~271	我今忏悔，所是身口意业兼贪嗔痴，行乃至纵贼毒，心诸根放逸；或疑常住三宝，并二大光明；或损卢舍那，身兼五明[子]。于师僧父母、诸善知识，起轻慢心，更相毁谤；于七施、十戒、三印法门，若不具修，愿罪销灭！	411~414	本段文字二者基本相同，仅个别文字略异。《光佛》“及贪嗔痴”之“及”，《下部赞》作“兼”，义同字异。《光佛》“痴”后为“或”字，《下部赞》为“行”，兼通。《光佛》“从”，《下部赞》作“纵”，古今字耳，义同。《下部赞》“五明”后夺“子”字，今以《摩尼光佛》补。《光佛》“僧师”，《下部赞》作“师僧”。《光佛》“梗”，《下部赞》作“更”，是。《光佛》“世”，《下部赞》作“施”，“七施”对“十戒”，皆修行戒律，《下部赞》是。《光佛》“消”，《下部赞》作“销”，同音假借，义同。
13	又启普遍摩尼光，阎默惠明警觉日	338	又启普遍忙你尊，阎默惠明警觉日	135	摩尼光∞忙你尊，余皆同。
14	从彼大明至此界，敷扬正教救善子	339	从彼大明至此界，敷杨正法救善子	135	扬∞杨，《光佛》是。敷扬，传播宣扬。《下部赞》形近而讹；教∞法，意义相同而字异。
15	又启日月光明佛，三世诸佛安置处	340	又启日月光明宫，三世诸佛安置处	127	佛∞宫，当以“宫”为是，因下文有“安置处”与之呼应。
16	七级十二大般主，并诸一切光明众	341	七及十二大船主，并余一切光明众	127	级∞及，《下部赞》是；般∞船，《下部赞》是；诸∞余，兼通，以《光佛》义更胜。
17	舍除我等诸愆咎	343	拔除我等诸愆咎	150	舍∞拔，义同字异，余皆同。
18	普愿灵魂登正路，速脱涅槃净国土	354	普愿齐心登正路，速获涅槃净国土	119	灵魂∞齐心；脱∞获，当以《光佛》更恰切。
19	七厄四苦彼元无，是故名为常乐处	355	七厄四苦彼元无，是故名为常乐处	119	内容完全相同。
20	是故澄心礼称赞，除诸乱意真实言	356 593	是故澄心礼称赞，除诸乱意真实言	11	内容完全相同。
21	承前不觉造诸愆，今夜恳忏罪消灭	357 594	承前不觉造诸愆，今时恳忏罪销灭	11	夜∞时，兼通，余皆同。
22	惟愿今时听我启，降大威神护我等	360	唯愿今时听我启，降大慈悲护我等	206	惟∞唯，形近义同；威神∞慈悲，兼通，从不同角度说明摩尼教诸神的神性。
23	任巧方便自遮防，务得安宁离冤敌	361	任巧方便自遮防，务得安宁离怨敌	206	冤∞怨，《下部赞》为正字，“冤”乃“怨”的同音假借字。
24	舍我诸愆咎	364~365	舍我一切诸愆咎	371	《下部赞》于“我”后多“一切”二字，兼通。
25	一者无上光明佛，二者智惠善母佛，三者常胜先意佛，四者欢喜五明佛，五者勤修乐明佛，六者真实造相佛，七者信心净风佛，八者忍辱日光佛，九者直意舍那佛，十者知恩夷数佛，十一者齐心电光佛，十二者庄严惠明佛	380~385	一者无上光明王，二者智惠善母佛，三者常胜先意佛，四者欢喜五明佛，五者勤脩（修）乐明佛，六者真实造相佛，七者信心净风佛，八者忍辱日光佛，九者直意卢舍那，十者知恩夷数佛，十一者齐心电光佛，十二者惠明庄严佛	169~171	二者所记十二明使基本相同，唯文字小异。无上光明佛∞无上光明王；修∞脩，《光佛》作“修”是。“脩”者“干肉”，与勤习无关，“修”作“脩”者，通假；舍那佛∞卢舍那，舍那”即“卢舍那”之省，《光佛》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字数的对等，加“佛”字更明确卢舍那为“佛”而不是“王”，指称更明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下部赞》中的“惠明庄严”，翁拙瑞认为当乙为“庄严惠明”，[3]《光佛》所载者正作“庄严惠明”，可证翁说是。
26	自是三世法中王，开扬一切秘密事	386	身是三世法中王，开杨一切秘密事	172	自∞身；兼通；扬∞杨，《光佛》是。“开扬”义同“敷扬”。《下部赞》形近而讹。
27	二宗三际性相仪，悉能显现无疑滞	387	二宗三际性相义，悉能显现无疑滞	172	仪∞义，余皆同。“义”、“仪”古今字
28	彼界宝山一切众，香烟涌出百万般	450	彼界宝山亿千种，香烟涌出百万般	303	一切众∞亿千种，余皆同。

通过上文的罗列与比对，所获总的认知是《摩尼光佛》与《下部赞》用词用语上有很多相同之处，有的完全相同，一字不差；有的基本相同，只是个别字与词小异，而且这些小异或是音同字异，或是同义词，还有的属于因形近、音近而造成的讹误，并不影响字句的理解。这么多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对应语句，是绝不能以偶然巧合来解释的，这只能说明《摩尼光佛》与《下部赞》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系，既有可能是同源关系，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

除了《下部赞》外，《摩尼光佛》所见“三皈依”与敦煌佛教文献所见也应出自同源。

《摩尼光佛》中有两首“三皈依”作品，一见于49~66行（图2），一见于426~444行，兹录前者如下：

皈依佛，过去现在未来。无等相，营灵台。莲花座上笑咍咍，便是摩尼境界。极乐最，经劫加持，舌根不坏。根不坏，佛性湛然常在。与天道，光辉大，来于人世散安排。万种梯航苦海，功难宰，咸祈求愿，长福消灾。

皈依法，应轮宝藏妙谛。功与德，不思仪（议）。金华梵字广弘施，载尽二大义理。祖师意，万卷玄微，皆由思致。由思致，指点大员镜智。说平地，当今时，金枝玉叶远相贻。恭祝当今皇帝，万万岁，文武官僚，同资禄位。三皈依

皈依僧，分明二宗如故。思得度，众生苦。圣贤愿意教生徒，万亿恒河沙数。弗尔思，世世□□（祈愿？），常行乐土。行乐土，满地嚣尘扫去。饭蔬食，食不语，无令学者到迷途。委付力擎甘露，专心赐，洒作空中，天花雪乳。

敦煌写卷S. 4508和S. 4878上也载有一套佛教“三皈依”的文字。对敦煌本《三皈依》的研究，饶宗颐先生首开其先河，认为“真正唐赞之三归依，在敦煌写本中存有一首，殊可珍贵”。[4]  现将写卷S. 4508上的文字移录如下：

归依佛，大圣释迦化主。兴慈愿，救诸苦。能宣妙法甚深言，闻者如沾甘露。慈悲主，接引众生，同到净土。到净土，五色祥云满路，双童引，频伽儛，一迴笺动向珊珊。闻者轻楼阶鼓，慈悲主，接引众生，同到净土。

归依法，须发四弘誓愿。捻经卷，频开转。速须结取未来田，且要频亲月面。闻身见，速须达取，菩提彼岸。和同前

归依僧，手把念珠持课。焚香火，除人我。速须出离舍娑婆，且要频亲法座。消灾祸，速须结取，未来因果。和同前[5]

S. 4508前面的题记部分有“乾兴张法律”字样，知此件为敦煌乾兴寺文献。

在霞浦、敦煌所见“三皈依”以外，笔者所能见的“三归依”的作品只有宋代王安石《望江南·皈依三宝赞》[6]  和元代释如瑛所编《高峰龙泉院因师集贤语录》第四卷所收“歌扬赞佛门”了。[7]

像《三皈依》这种法曲子，传世的不多，王安石、如瑛作品时间较晚，而《摩尼光佛》所收“三皈依”在文体上同于敦煌写卷S. 4508、S. 4878。“三皈依”的平仄格式有一些差异，具体体现是其六、七字句的平仄不同者多，而霞浦本和敦煌本却表现了相当的同一性，“一（入声）回笺动向珊珊”、“来于人世散安排”都可并作“平平平仄仄平平”格式，“能宣妙法甚深言”、“莲花座上笑咍咍”都是“平平仄仄平仄仄”，这些都从侧面证明霞浦文献与敦煌佛教文献之“三皈依”存在同源关系。同时根据所列“三皈依”词牌常见于宋，亦可左证《摩尼光佛》是北宋前后的作品。两首“三皈依”法曲子的出现，也补充了该词牌用例上的匮乏。[8]

其三，《摩尼光佛》第312~313行有《吉思咒》，文曰：“志心敬，称赞移活吉思大圣。”其中的“移活吉思大圣”又见于霞浦摩尼教文献《乐山堂神记》第13行，写法完全相同。[9]  这一神祇名称，不见于其他典籍，仅见于敦煌景教文献《尊经》（P. 3847），写作“宜和吉思法王”，文曰：

敬礼妙身皇父阿罗诃，应身皇子弥施诃，证身卢诃宁俱沙。已上三身同归一体。

瑜罕难法王　庐伽法王　摩矩辞法王　明泰法王　牟世法王　多惠法王　景通法王　宝路法王　千眼法王　那宁逸法王　珉艳法王　摩萨吉思法王　宜和吉思法王　摩没吉思法王　岑稳僧法王　二十四圣法王　宪难耶法王　贺萨耶法　弥沙曳法王　娑罗法王　瞿卢法王　报信法王。[10]（引文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其中所列法王名称甚多，据考均系圣徒之号。[11]  宜和吉思即圣乔治，显系叙利亚文Giwargis/Georges之音译。对此，笔者已有详论，兹不复赘。[12]  这一现象，同样可证霞浦文献与敦煌文献的同源性。

三、《摩尼光佛》与《下部赞》之传承关系

《摩尼光佛》与敦煌摩尼教文献虽出自同源，但成稿有先后，并非同一时代之物，《摩尼光佛》的许多内容，尤其是祝颂语是直接继承《下部赞》而来的。证据主要有二。其一，从上列各项对比中可看出，《摩尼光佛》对《下部赞》多所修订，在用字上力求用其正字。比如“开杨”的“扬”的订正、“窴空”的“冥”的订正、“勤脩”的“修”的订正等皆是如此，修订错误的字词符合人们认识不断提升的规律。

其二，从时间先后说，《下部赞》要早于《摩尼光佛》。林悟殊经过考证，认为《下部赞》汉译的“上限为大历三年（768），下限为会昌二年（842），简言之，《下部赞》是唐代后期的译作。”[13]  虞万里推测可能为“唐代宗、德宗年间的传抄本”，[14]  即762~805年间的译作。

笔者考证，《摩尼光佛》出现的上限很可能不早于宋代元丰二年。《摩尼光佛》中第45至47行有“说法度人，溪山便是广长舌；随缘应现，山色无非清净身”一句，此句是化用苏轼的《赠东林总长老》一诗中的诗句，其全诗云：“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浄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15]  苏轼写作此诗是在乌台诗案发生后，即1079年以后。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17亦有类似的记载：“内翰东坡居士苏轼，字子瞻。因宿东林，与照觉论无情话，有省。黎明献偈曰‘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浄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16]  释普济，字时翁，理宗淳佑（1241~1252年）末曾与日僧静照相互唱和，做《和静照诗韵》。[17]  南宋晚期淳佑末，正当蒙古军队大举南侵之时。由是可知，《摩尼光佛》最终成型的年代应该是宋代以后，抑或在宋元交替之际。

《摩尼光佛》第59~60行有“恭祝当今皇帝万万岁，文武官僚，同资禄位”一句，是证该科文之下限当在清朝灭亡之前。霞浦摩尼教文献中有一些时代比较清楚，如《祷雨疏》（图3）为明清时期抄本，当抄写于1473年至1734年之间；[18]  《请神科仪书合抄》（拟）为清抄本；《奏申牒疏科册》亦为清代抄本（图4）；《吉祥道场门书》更明确记载为乾隆十五年（1786）。[19]

图3《祷雨疏》书影   

图4 《奏申牒疏科册》书影

由今天所见霞浦文献看，大多为清代抄本，有明确纪年者为乾隆十五年。霞浦发现的摩尼教资料是很宏富的，如此大量的抄本出现足证摩尼教在清代仍在福建民间盛行。

另外，对比敦煌摩尼教三种文献和《摩尼光佛》，我们发现敦煌文献中几乎没有道教成分的存在，《摩尼光佛》中道教因素虽有些许体现，尽管相当稀少，符合宋代以后摩尼教开始依托道教这一史实。[20]  再以《摩尼光佛》与其他摩尼教文献，如《冥福请佛文》、《乐山堂神记》、《明门初传请本师》、《奏申牒疏科册》、《点灯七层科册》、《兴福祖庆诞科》、《吉祥道场申函牒》、《吉祥道场门书》、《门迎科苑》、《祷雨疏奏申牒状式》、《求雨秘诀》等相比，道教成分要淡的多。据笔者观察，霞浦摩尼教时代越靠后，道化成分就越浓，就堪称霞浦摩尼教神谱的《乐山堂神记》来说，与唐代摩尼教神谱相比，增加了很多霞浦当地流行的神祇，其中既有佛教高僧，也有道教神祇，更有霞浦当地特有的民间诸神。值得注意的是，新增诸神中，佛教系统仅有一位，即南宋时期的普庵禅师（1115~1169）。普庵信仰主要流行于江南，以江西、福建为最盛。[21]  新增道教诸神远比佛教为多，有北方镇天真武菩萨、九天贞明大圣、太上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三天教主张大真人、三衙教主灵宝天尊、敕封护国太后元君、感应兴福雷使真君、马、赵二大元帅、贞明法院三十六员天将和七十二大吏兵，此外还有霞浦民间信奉的顺懿夫人、龙凤姑婆、闾山法坛文武将帅、随佛土地伽蓝、桃源境瑜伽坛内合坛圣众、梨园坛内田宝二大师爷等。[22]  及至明代以后形成的摩尼教科仪书《冥福请佛文》，又增加了昭烈大帝（刘备）、梁武大帝（萧衍）、大成至圣文宣圣王（孔子）、颜回、孟亚（孟子）及汉传佛教特有的地狱十王等，名目繁多，统统被纳入摩尼教神祇系列。[23]  总体而言，时代越靠后的文献，道化成分就越浓，儒家成分、民间化成分也随之增浓。

考虑到摩尼教的道化及民间化历史进程，可以认为，《摩尼光佛》的雏形出现时间较早，大致应该在唐代晚期，时当呼禄法师于会昌灭法后入福建传教后不久，但最终成型的时代较晚，当在宋元之际。

四、《摩尼光佛》与敦煌摩尼教文献所见“梵语”之关联

《摩尼光佛》中出现有大量的咒语，相当于《下部赞》、《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所谓的“梵语”，二者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梵语（Sanskrit）来自印度，属于学术和宗教的专门用语，这里所谓的“梵语”，其实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来自印度的梵语无关，确切说当为中古波斯语（Middle Persian）、帕提亚语（Parthian）或粟特语（Sogdian）。林悟殊很早就指出《下部赞》所依的“‘梵本’乃指中古伊朗语，当应包括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和粟特语”。[24] 霞浦所出失名科仪书“赞天王”有言“十天王者，梵名阿萨漫沙也”。[25]  马小鹤研究认为：“所谓‘梵名阿萨漫沙也’，自然并非出自梵文，应当出自粟特语sm’nxšyδ。”[26] 《摩尼光佛》中能找到很多这样的与《下部赞》、《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对应的“梵语”，下面列举数例以资说明。

1.“阿孚林”和“阿富览”

阿孚林，《摩尼光佛》多处出现：第13行有“阿孚林摩诃和弗里耶瑟德健那”，第90和140行有“阿孚林度师”；《兴福祖庆诞科》（清抄本）第34行、第62行、第148行皆有类似的记载。阿富览，《下部赞》第185行作“鸟列弗哇阿富览”。亨宁在为崔骥所译的《下部赞》做注释时讲到“阿富览，中古波斯语作āfurā‘我们赞美’（帕提亚语作āfrinām）”，“乌列弗哇阿富览可能代表中古波斯语’wrtfr’y”。[27]  这一注解颇有见地，《摩尼光佛》之“阿孚林”，即《下部赞》之“阿富览”，二者是同一音译词的不同写法，建立在音近的基础上。阿孚林，中古波斯语作’fryn或’pryn，意为“祝福、赐福、祈祷、赞美”，帕提亚语作’fryn-，意为“引起赞美祈祷之词”，其过去分词即为帕提亚语’fryd或’’fryd。[28] 《摩尼光佛》和《兴福祖庆诞科》（清抄本）多写作“阿弗哩特”，分别见于《摩尼光佛》第23行、第24行、第244行、第245行和《兴福祖庆诞科》（图5）第25行、第26行，而在《下部赞》中作“阿拂哩殒”（”frywn），吉田丰将其译作“赞歌”，[29]  从字形上和汉译用词看，阿拂哩殒当是阿弗哩特的某种分词形式。

图5 《兴福祖庆诞科》书影

2.“弗里悉德”和“佛夷瑟德”

“弗里悉德”有很多写法，《摩尼光佛》第13至14行写作“弗里耶瑟德健那”，第23至24行“弗哩[口+在]特”，第25行“弗哩悉德健”，第120行“弗哩[口+在]德健”，第130行“弗里悉德健”，第143至144行“弗哩悉特”[30]，第147行“弗里健”，[31]  第242至243行“弗哩[口+在]德健”，第273行“弗哩[口+在]德健”，第275行“弗哩[口+在]丹特”，第332行“弗里悉德健那”，第334行“弗哩悉德健那”，可以看出它们的差别在于两点：（一）有几组字的同音异写，间杂繁简写和讹写：里—哩，悉—[口+在]，德—特—丹；（二）有无“健”或“健那”。同音异写表示其读音相同，在翻译时采用了不同汉字而已，唯“健”或“健那”似乎多余。其实非也，参照波斯语和帕提亚语可知，《摩尼光佛》在弗里悉德的翻译中保留了摩尼教创教时的语音，是对摩尼教原始术语的完整翻译。

佛夷瑟德，帕提亚语fryštg，中古波斯语作frystag或prystg，意为“使者、天使”，[32]  也作佛夷瑟德健那fryštg’n。[33]  在吐鲁番出土的中古波斯语《摩尼教赞美诗集》（Mahrnāmag，文书编号M1）双叶文书的第1页记有prystg’n和prystgrwšn，[34]  佛夷瑟德嚧诜，即帕提亚语fryštgrwšn，意为“光明使者”。[35]

“阿弗哩特”和“弗哩悉特”又被称为“弗哩真言”，沿《下部赞》偈语“宜从依梵”（第154行）之旧，它们也被视作是“梵语”。《兴福祖庆诞科》第20至22行写到：“适逢圣诞，子孙同诚开寿宴(燕)，庆贺良辰。嗣徒集典赴法筵，称扬秘梵，净口文真言弗哩。”《兴福祖庆诞科》第22行还道出了敦煌文献和霞浦文献之所以一再宣演“真言弗哩”之类的“秘梵”，无非是希冀“能消口业，清微秘密伽陀，顿令舌根洁净”，质言之，就是消除三业中的“口业”，利用清和神妙的阿伽陀药使人舌根清净，不再妄语。

3.“嚧诜”和“乌卢诜”

《摩尼光佛》第23~24行“弗哩[口+在]特嚧诜”，第25行“弗哩悉德健嚧诜”，第169行“谨你嚧诜”，第233行“精和谨你嚧诜”，第240行“奥和匐贺卢诜”，第249行、第253行“咦[口+在]嚧诜”，第280行“沙地耶嚧诜”，第389~390行“咈哩[口+在]特嚧诜”。

《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第5至7行“佛夷瑟德乌卢诜者本国梵音也，译云光明使者，又号具智法王，亦谓摩尼光佛，即我光明大慧无上医王应化法身之异号也。”《下部赞》第1行“那里思咄鸟（乌）嚧诜伊鸟（乌）嚧诜（莫前）”，第3行“伊鸣（呜）嚧诜”，第157至158行“夷萨鸟卢诜”；第182行“咈[亻+慕][口+戔]乌卢诜喝思[口+能]”。

嚧诜，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中都有的常用词，写作rōšn，意为“光明”，波斯语中还作“清楚、明白”讲。[36]  回鹘语接受该词，在吐鲁番回鹘文摩尼教文献中有knig rošn tngrä之语，意为“光明夫人（或处女）神”。[37]  霞浦摩尼教寺院被称为“乐山堂”，其中的乐山，即为rošn之音译。中土摩尼教徒在汉译《摩尼光佛》时，采用了和敦煌文献不同的写法，即保留了译音的原貌，作“嚧诜”；而敦煌文献，不论是《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还是《下部赞》，受“r-”在词首的影响，加了个“乌”，作“乌卢诜”，甚至有时受繁体字“烏”、“鳥”字形相近的影响讹作“鸟”。这一现象可证，《摩尼光佛》与《下部赞》虽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并非一脉相承。

4.“奴沙彦”和“耨沙喭”

奴沙彦，见于《摩尼光佛》第145行、第148行。耨沙喭见于《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第75行：“第五，耨沙喭，译云一切净信听者”；第76行“右阿罗缓已上，并素冠服；唯耨沙喭一”。奴沙彦和耨沙喭显然是同音异写音译词，为中古波斯语niyōšāgān之音译，意为“听者”，[38]  亦即《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之“净信听者”。

与nywš’g相关者，还有nywš’gbed，即男性听者，[39]  当即《摩尼光佛》第124行所见之“奴沙地”和118行之“奴讫沙地”。相应地，女性听者为nywš’gc’n，[40]  当即《摩尼光佛》118行之“奴特湛”。

耨沙喭有时也音译作“你逾沙”。《下部赞》410行有“此偈你逾沙忏悔文”之语，吉田丰将之与上揭niyōšāg作比对，释之为“听者”。[41]《摩尼光佛》也出现这个音译词，见于第335行，作“你喻沙健”，正保持中古波斯语nywš’g的复数形式niyōšāgān发音的原貌，[42]  从而佐证了吉田丰对音的准确无误。

无论奴沙彦是写作“耨沙喭”还是“你逾沙”，《摩尼光佛》中都有与敦煌摩尼教文献对应的音译词，这种完整的对音，是绝不能用巧合来解释的，根据前面所论证，那只能是解释为《摩尼光佛》与敦煌摩尼教文献同源。

5.“遏蘇思能”和“喝思[口+能]”

遏苏思能，《摩尼光佛》第89行作“遏苏师能”，第139行作“遏苏思能”，[43] 另《摩尼光佛》中又有“遏素思”一词，见于第259行、261行和396行。《下部赞》第177至182行“喝思[口+能]”，计二十一见，分别写作唵呼布喝思[口+能]、喍夷里弗哆喝思[口+能]、阿罗所底弗哆喝思[口+能]、佛呬弗哆喝思[口+能]、呼于里弗哆喝思[口+能]、乌卢诜喝思[口+能]，等。“遏苏思能”和“喝思[口+能]”是翻译中的音同异写，应为中古波斯语hasēnag之对音，其意为“初”。[44]

6.“伽度师”和“伽路师”

《摩尼光佛》第237~238行、第247行、第257行、第419行、第449行、第515行皆有“伽度师”一词。《下部赞》第155至158行亦有“伽路师”，凡八见，分别为伽路师阿喽诃、伽路师奥卑嘌、伽路师奥补忽、伽路师奥活时云[口+能]，等。“度”、“路”二字，音近字异，“伽度师”、“伽路师”应为同一个术语，应来自帕提亚文q’dwš或中古波斯语k’dwš，意为“神圣的”。[45]  相较而言，《摩尼光佛》的音译更为准确。从《摩尼光佛》和《下部赞》的用例来看，伽度师是摩尼教常用赞美词之一，因此，博伊斯将其归入摩尼教普通名词一类。[46]

诸如此类的例证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备举。由这些例证可以看出，包括《摩尼光佛》在内的霞浦摩尼教文献与敦煌汉文摩尼教文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说属于同源文献，只是时代先后有别而已。

五、小结

关于摩尼教在福建的始传，明人何乔远著《闽书》卷7《方域志》有如下记载：

华表山，与灵源相连，两峰角立如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苏邻国人。又一佛也，号具智大明使……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今福建福清市），授侣三山（福州市），游方泉郡（泉州市），卒葬郡北山（泉州北郊清源山）下。[47]

这一记载说明，摩尼教开教福建者为回鹘摩尼僧呼禄法师，[48]  为逃避唐武宗的灭法，呼禄法师先逃至福建福清，再至福州，再至泉州，并亡于泉州，葬于泉州北郊清源山下。至于霞浦摩尼教的来源，据《民国孙氏宗谱·孙绵大师来历》及《乐山堂神记》可推定，当来自泉州，始祖为呼禄法师，应即《乐山堂神记》和《明门初传请本师》中提到的胡天尊。据笔者考证，摩尼教在福建的路线是福清→福州→泉州→霞浦，师承关系为：呼禄（胡天尊）→高佛日→西爽大师→陈诚庵→孙绵→林瞪。[49]  自林瞪以降，摩尼教传承不辍，直至今天霞浦的陈培生、谢道琏、陈宝华法师等。易言之福建摩尼教兴起于唐朝晚期。

摩尼教传至霞浦后，逐步得到发展，尤其是在林瞪时期及其后，发展更快，于福建西北部一角形成了一个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摩尼教教门——霞浦摩尼教。是后，摩尼教由霞浦向北传至浙江温州等地，向南回传至泉州、福州等地。今天所能见到的摩尼教遗迹，如晋江草庵、苏内村水尾宫及福州福寿宫等，大都出自霞浦摩尼教法脉。

元文琪先生曾以《摩尼光佛》与敦煌发现的唐代摩尼教写本《下部赞》进行比较，认为二者是一脉相承的。[50]  读其文，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霞浦摩尼教文献与敦煌摩尼教文献之间的密切关系，但若言其一脉相承，似乎尚有证据不足之嫌。林悟殊先生通过比勘，认为《摩尼光佛》，以及霞浦新发现的《兴福祖庆诞科》、《点灯七层科册》等，都与敦煌本《下部赞》多有相同之处，推论“霞浦本《下部赞》诗文与敦煌本同源”。[51]  此诚得的之论。如前所述，摩尼教是由回鹘高僧呼禄法师传入福建的。与之相伴，一些摩尼教典籍得以传播至福建一带，并被译为汉文。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接受并参考过唐代流行的摩尼教文献，尤其是《下部赞》，将其中难以翻译的祝颂语直接引入《摩尼光佛》之中。林悟殊先生通过对敦煌写本《摩尼教残经》音译词语的考察，指出“唐代来华摩尼僧为了实现教主在东方传播福音的宏愿，自始便殚精竭虑，尽最大的努力，将本教的义理，包括每个词语都用华人所能理解的汉文表述之。” [52]  只有那些找不到对应词汇者，万不得已，才采用音译之法。揆诸《摩尼光佛》，其情景何其似也。考虑到《摩尼光佛》与《下部赞》部头都很大，而相同或相近内容所占比例并不高，不及5%，而且主要是祝颂语，故言之有传承关系不若称作同源关系更容易让人接受。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与《摩尼光佛》同源的唐代摩尼教文献都已失传了，只有敦煌本留存于今，从而为霞浦本的来源提供了证据，而霞浦摩尼教文献的发现，又为敦煌摩尼教文献的流变提供了鲜活的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讲，霞浦摩尼教文献可以说是敦煌学的一个新延展。

注释：

[1]  杨富学、包朗：《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校注》，《暨南史学》第9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待刊）。

[2]“氤”，既往之录文均作“氛”。观写本笔划走势，稽诸《摩尼光佛》，应作“氤”。“氤氲”，形容烟或云气浓郁，与文意合。

[3]  Peter Bryder, The ChineseTransformation of Manichaeism: A Study of Chinese Manichaean Terminology,Löberöd, 1985, p. 191.

[4]  饶宗颐《“法曲子”论——从敦煌本〈三皈依〉谈“唱道词”与曲子词关涉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65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6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9页。

[6]  林仁昱：《“三归依”歌曲之初步整合研究》，《普门学报》第5期，2001年，第228页。

[7]  [元]释如瑛编：《高峰龙泉院因师集贤语录》卷4，《卍續藏》卷65，No. 1227，页15b。

[8]  包朗、杨富学：《法曲子“三皈依”为词牌说——敦煌本、霞浦本〈三皈依〉比较研究》，《文献》2014年第1期，第49~58页。

[9]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辑（总97辑），第138页。

[10]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西域敦煌文献》第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57页。

[11]  A.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 1930, p. 55, n. 60；[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4页注3。

[12]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辑（总97辑），第155~156页。

[13]  林悟殊：《摩尼教〈下部赞〉汉译年代之我见》，《文史》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6页。

[14]  虞万里：《敦煌摩尼教〈下部赞〉写本年代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15]  [宋]苏轼著，[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赠东林总长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54-1155页。

[16]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46页。

[17]  伊藤松贞辑，王宝平、郭万平编：《邻交征书》初篇卷2，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18]  杨富学：《林瞪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1页。

[19]  陈进国、林鋆：《明教的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事迹辨析》，《不止于艺——中央美院“艺文课堂”名家讲演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6页。

[20]  林悟殊：《“宋摩尼教依托道教”考论》，张荣芳、戴治国主编：《陈垣与岭南：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81-107页。

[21]  李玉昆：《泉州民间信仰》，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27～328页。

[22]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辑（总97辑），第166~172页。

[23]  杨富学、史亚军、包朗：《霞浦摩尼教新文献〈冥福请佛文〉校录研究》，高国祥主编：《文献研究》第4辑，北京：文苑出版社，2014年（待刊）。

[24]  林悟殊：《伦敦藏敦煌写本〈下部赞〉原件考察》，《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73页。

[25]  观“赞天王”之文字，与《摩尼光佛》之“赞天王”如出一辙，仅有一字之差（因未附图片，不详是否系录文所致），是否为同一文献呢？《摩尼光佛》为学界所知始于2009年11月，应早于马氏《摩尼教十天王考》的撰写。抑或出自笔者未得寓目的某一文献，未可知也。

[26]  马小鹤：《摩尼教十天王考——福建霞浦文书研究》，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23页。

[27]  TsuiChi (tr.), Mo Ni Chiao Hsia Pu Tsan, “The Lower (Second?) Section of the Manichaean Hymns”, Bulletinof School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XI, 1943, p.216, n. 7.

[28]  Mary Boyce, A Word-List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Parthian, Leiden:E. J. Brill, 1977, p. 8.

[29] 吉田豐：《漢訳マニ教文獻にぉける漢字音寫された中世ィラン語につぃて》（上），《內陸アジア言語研究》II，1986年，第4~5页之间词例7。

[30]“弗哩悉特”，又见于《兴福祖庆诞科》第25行，写作“咈哩悉特”。此外，第26行、134行、141行和150行有“弗哩悉特健”，应即“弗哩悉特”。

[31]“弗里健”，又见于《兴福祖庆诞科》第152行，写法相同。

[32]  Mary Boyce, A Word-List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Parthian, Leiden:E. J. Brill, 1977, p. 41.

[33]  有关例证见Mary Boyce, A Reader in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Parthian, Leiden: E. J. Brill, 1975, p. 119.

[34]  F. W. K. Müller, Ein Doppelblattaus einem manichäischen Hymenbuch (Mahrnamag),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12, Abh. 2., S. 9.

[35]   Mary Boyce, A Reader in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Leiden: E. J. Brill, 1975,p. 41.

[36]  Mary Boyce, A Reader in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Parthian, Leiden:E. J. Brill, 1975, p. 81.

[37]  A.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äica ausChotscho, Ⅲ,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Wissenschaften, Berlin,1922, Nr. 3, S. 6.

[38]  石田幹之助：《敦煌發現〈摩尼光佛法儀略〉に見えたる二三の言語に就いて》，《東洋文化叢考》，東京：東洋文庫，1973年，第289~292頁；Mary Boyce, A Reader in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Parthian, Leiden: E. J. Brill, 1975, p. 65.

[39]  Mary Boyce, A Reader in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Parthian, Leiden:E. J. Brill, 1975, p. 65.

[40]  Mary Boyce, A Reader in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Parthian, Leiden:E. J. Brill, 1975, p. 65.

[41]  吉田豐：《漢訳マニ教文獻にぉける漢字音寫された中世ィラン語につぃて》（上），《內陸アジア言語研究》II，1986 年，第4~5页之间词例65。

[42]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and Parthian, Turnhout：Brepols, 2004, p. 256.

[43]《兴福祖庆诞科》第9页第6行作“遏素思【口+能】”，第22页第2行作“遏（押）素思【口+能】”。遏苏思能，音近《下部赞》中的“喝思[口+能]”。

[44]  吉田豐：《漢訳マニ教文獻にぉける漢字音寫された中世ィラン語につぃて》（上），《內陸アジア言語研究》II，1986 年，第4~5页之间词例38；马小鹤：《摩尼教〈下部赞〉“初声赞文”新考——与安息文、窣利文、回鹘文资料的比较》，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1-105页。

[45] Peter Bryder,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Manichaeism: A Study ofChinese Manichaean Terminology, Löberöd, 1985, p. 58; Mary Boyce, A Word-List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Parthian, Leiden: E. J. Brill, 1977, p.51.

[46]  Mary Boyce, A Reader in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Parthian, Leiden:E. J. Brill, 1975, p. 51.

[47]  [明]何乔远：《闽书》卷7《方域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48]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辑（总97辑），第150~158页；杨富学：《回鹘摩尼僧开教福建补说》，《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9~117页。。

[49]  杨富学：《林瞪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1页。

[50]  元文琪：《福建霞浦摩尼教科仪典籍重大发现论证》，《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5期，第170~173页。

[51]  林悟殊：《霞浦本〈下部赞〉诗文辩异》，《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3期，第172~173页。

[52]  林悟殊：《京畿摩尼教音译词语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1期，第13页。

编按：本文原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五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09-425页。部分格式有所变更，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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