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的偷渡者：一切只为去美国 | 人间FM
图 / Paul Wea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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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中第二次出国就要去美国。
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新马泰，时间是在来美国的半年前。那次旅行并非是我想去，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是为了“留下良好的出入境记录”，方便日后再去别的国家。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新马泰玩了什么见了什么，大部分时间不过是捧着手机玩游戏，跟着他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家宾馆到另一家宾馆。
我甚至没怎么见过自己的护照，护照一直在他们手上，我只有在登机和过关的时候才“有权”拿着，仿佛他们才是我护照的持有者。
所以后来，当我失去护照的时候，我也没有多少特别的感觉。
从新马泰回来后，生活仿佛突然就开始加速。
父母忙乱地给我收拾行李，带不了太多，因为迟早都要丢弃，所以如何选择就成了难题。带了冬装就带不了药品，带了球鞋就带不了外套……他俩总会时不时地为带什么争吵起来，间或会夹杂一些“月经”式的数落：“如果当年不是你没去成日本……”
1989年，爸爸曾经跟着村里的几个乡亲们去过日本，但没多久就被遣送了回来，成为村里少有的失败者。二十几年过去了，妈还是放不下这件事。
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爸爸都被传为笑柄，甚至连小时候的我也常常因此遭人嘲讽：“老爹是废物儿子也是废物。”直到几年前我哥“成功”到了美国，这种冷嘲热讽才算告一段落。
我对爸爸妈妈这种翻旧账式的争吵感到异常乏味，对眼下发生的一切更是陌生又疏离，仿佛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显然，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和我息息相关——他们经常要来找我评理：“到底长袖还是短袖更适合穿越热带雨林？”
我才20岁，热带雨林长什么样子我都没见过，找我问有意义吗？我起身关上门走了。
倒也不是要躲避他们，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有推不掉的饭局。去美国，在我们那里是大事，就像成年礼一般，亲朋好友会轮番找各种理由聚会，壮行、祝福、送行、告别、同学会、亲人聚会……总有一款适合我。
那天是高中同学聚会，选在不久前办过谢师宴的那个酒楼。是的，我才高中毕业没多久，酒席上的这些人和我还没分开超过半个月，不过就是找理由要“帮我花钱”。反正在他们看来，我是“马上要赚大钱的人”，让我掏腰包就是理直气壮的。
“在餐馆给人打工刷盘子算什么挣大钱？不过是利率有别罢了。”我嘴上说不出，只能心里这么想。
一盘盘海鲜端上来，一瓶瓶啤酒摆出来，饭局一开始，大家便觥筹交错，拙劣地模仿着长辈们的酒桌礼仪。很快，什么陈谷子烂芝麻的破事都讲出来了，当年谁抄谁作业，谁给谁考试递纸条，谁帮谁平过事，谁替谁在老师那里打掩护，然后，话题再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我身上。
我是班里第一个要“出去”的，大家斟满的酒杯便不停地举起。我知道，其实在座的好些人都在办这事，八仙过海各找门路，只不过是门路快慢不同而已。
买单的时候我特意开了张个人发票。此前家人一直叮嘱我，说这段时间的大小事务最好都能记录下来，什么时候、和谁、都做了什么，日后或许都用得上。回家后，我把发票往我妈面前一塞，她就和前阵子留下的各类发票、存根、照片以及任何符合这两条标准的文件放在一起，再放进一个木头抽屉里。
我觉得这件事情自己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等待的日子都是漫长的，而且很容易惹恼我妈。可能是沮丧，也可能是恐惧，或许更多的是不舍，当她不知道第几次收拾我那点随身行李的时候，又一次冲我发起火来。
与其说是骂，不如说是一种话音尖锐的唠叨，我们的日常对话大概都是如此：
“你没出过远门，凡事要机灵些……”
“好。”
“你要记得，没有人会顾着你，你得自己跟着紧些……”
“好。”
“别人说什么你就照做，伶俐些……”
“好。”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你在外面不要不会做事……”
“好。”
“你做事做得不好，别人说我们做父母的没家教……”
“好。”
“你吃不惯外面的东西，就记得煮泡面，记得吗？”
“好。”
“加个蛋……”她往往也会意识到我在敷衍她。
“知道了。”我便自然地停下机械式的应答。
有一天，我发现她在我的行李夹层里塞了一包土，于是就跟她争吵了起来。
“这包土能不能带上飞机啊？等下海关查出来怎么办？”
“没事的没事的。”
“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啊？等下我被拦下了上不了飞机怎么办？”
“不会的你相信我。”
“你自己说过到时候别人不会顾着我的……”
“你听我一次会死吗？”
“我……”
“你水土不服怎么办？那里可能有瘴气的！你很可能会生病的！到时候你就需要嗅一嗅泥土，不然你就死在外面了！”
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他们在外面会有医生嘛？他们会管你死活嘛？不就还是只有你妈妈我会想着你？就算有医生，那个医生会说中文吗？而且如果你在爬山的时候病了怎么办？谁给你收尸？你孤魂野鬼的到时候可进不了宗祠的……”
说着说着她就哭了起来，我自然也没法再说什么。我无法安抚她长期绷紧的神经，因为前两年我哥走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如今不过是再来一次。
事实上，客死他乡，这种事情每隔几年总有发生，也是村里人茶余饭后惯常的谈资、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记忆。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死法，至少从我记事起，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完全一样的遭遇。比如，有在沙漠中迷路渴死的，有在热带雨林中被毒蛇咬死的，有过河的时候搭乘的轮胎破了淹死的，也有爬山的时候崴了脚跟不上队伍被落下的，甚至还有忤逆小头目被设套弄死的，或者被边境的民兵撞上干掉的……在这个时候，这些事情又被重新拉出来反反复复、添油加醋地讲，成为我对这趟自己躲不掉的出行最深刻的记忆。
我知道，此刻的我，也正在成为这个故事潜在的男主角。大概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性别——作为一个男生，在这趟行程中会少了很多剧情。村里经常会传一些女偷渡客的香艳故事，也不知真假。我是不太信的，总觉得那些不过都是中学男生私下里口耳相传的、糅合了无数人想象力的一些剧情罢了。
那段时间，每次看我在家里无所事事，我妈就赶我出门去练游泳：“关键时刻能保你一命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些河有多宽，哥哥作为唯一的信源，却不是一个靠谱的标尺。有一次他说那时候自己在皮筏上漂流了半个多钟头，后来又说可能也就几百米宽，大概是他把那些河全都弄混了，反正我就是得不到一个关于“万一出了事情，我得游多远”的准确距离。
我走到村子附近的水池，在里面认真地游来游去。
村里并不是没有游泳池，这些年，那些衣锦还乡的叔叔伯伯们早就把村子修得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学校、牌坊、养老院、健身房、体育馆、亭台楼阁、宗祠孔庙一应俱全，当然还有很高级的游泳池。但我很讨厌这种学游泳的目的性，仿佛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为了游到太平洋对岸一样。
小时候，谁家起了新楼，村里其他人就啧啧称羡，而起新楼的人家除了说自家“谁谁在美国发了财”以外，一概不多言语。然后，各种道听途说的“光荣”事迹就在村里流传开来，什么打餐馆睡厨房拼了几年攒够钱开了自己餐馆、什么买彩票中了几百万、什么衣厂做工光缝扣子一天就能挣50美刀等等……
再然后，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搞得村里人都心浮气躁地攀比起来，每个孩子仿佛也都成了美国餐饮业流水线上的半成品——游泳比读书重要，学好英文比什么都重要——男孩子在家如果洗得一手好碗，切得一手好菜，爸妈就别提脸上多有光了；如果能做几道菜，立刻就能成为村民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我虽然执拗不过自己的生长环境，但这也的确成了一个可以不好好学习的借口。到了眼下，我能高中毕业，已经远超爸妈的期待了。当然，年纪太小也走不了，没有谁愿意带个半大孩子冒这么大风险，而且，也没有谁家日子难到要初中生出去打工的程度，与其在家闲着不如多读几年书，至少英文单词能多学几个。
我妈常告诫我，当老板不会英文是不行的，不然就会被人骗，要不然就不得不和别人合伙，管不了自己的钱。
“美国和我们这里可不一样，他们有法的，很难办。”这是我妈最常说的一句话。
其实她也说不出啥不一样，而对于这个所谓的“法”，更没有人能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反正就是“不一样”。
游到天快黑了我才起身，手机不断地闪动着提醒，一个哥们一个劲儿地问我“去不去KTV找妹子”。我实在不想搭理，但又觉得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搞不好这趟就挂了，难道你想死的时候还是处男？”
其实，这几年“走线”早就没那么危险了，听很多出去的人说，就和旅游一样。一船人在外海被拦截的事情早就成了封尘的历史，只发生在我出生以前。
“时代不同了，大航海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心里戏谑道，当然也算是自我安慰。
回到家，我妈又在捣鼓那个包。我放弃了和我妈对抗的念头，扒了几口桌上的饭菜，转身就去冲凉了。
不管什么事情，大家焦虑久了也就消停了。很快我妈就不再折腾我的行李了。等到这个时候，家里的人甚至都不再提这件事了，仿佛我下周根本不会去北京一样。
这种感觉很“高考”——大家都装着没事人一样，假模假样地不给考生加压，都装着没看见房间的大象，但它就在那里。由于早就知道了去美国的时间，我以及我全家都完全没有进入过备战高考的状态，其实后来我考的还不赖，至少能去个三本，但读大学有什么用呢？
在我们村，去美国欧洲日本赚钱才是正经事，次一点的也得是澳大利亚新西兰。高考真的没那么重要，至少每年都能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大学生就业难的新闻。而据村里人说，去了美国只要肯干、耐得住寂寞，一个月三四千美刀总是有的。高考又算什么？
我也不知道爸妈是怎么想的，但反正不想打破他们的这种静默，因为不知道会引来什么反应。
临行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宗祠和寺庙祭拜，在我家，这是每逢大事、节日都要去的——“走线”绝对是大事，没有祖宗保佑不行。
那段时间，几乎每个人打电话给我都会问到这件事，让我不堪其扰。去拜祭的日子也不是我说了算的，自然是要查黄历，苦捱到“宜祭祀”的日子才行。
除了把宗祠修得越来越漂亮气派，祭祀本身慢慢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了。繁文缛节整一全套，可能都抵不上捐钱纳款来的实在。黄纸要烧，印的五花八门的冥府通宝也要烧；香要上，经要念，絮絮叨叨都来一通。
我完全不懂规矩，只能跟着我爸妈跪下起身，再跪下再起身，感觉两个膝盖都不是自己的了。我妈踉跄地走到照看宗祠的老头那里，给他面前的功德箱里塞了一个厚厚的信封，双手合十作了个揖。
这不过是漫长的一天的开始。接下来还要去妈祖庙祈求平安，去王爷庙祈求诸事顺利，还得去值日功曹那里祈求……不知道什么，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到处都是庙，谁都得罪不起，只能挨个拜过。
我心里觉得憋屈，但又不能忤逆爸妈的意思，大家都求出门之前尽善尽美，真有个三长两短，起码别人也不好埋怨我们家数典忘祖。我妈口中的祝祷词我是全然听不明白的，本来就声音轻，还操着非常重的口音。我这一辈学了个夹生饭普通话的年轻人，平时聚精会神或许能明白个大概，这会儿也只能默认我妈在说我好话了。我爸也只是来走走形式的，跪在蒲团上感觉要睡着。
也许这香太熏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眼泪就流了满脸。
过了两天，终于要启程了。
上午在家等车来接的时候，每隔五分钟我就要起身去门口张望一下——这可能是我打有手机以来，主动丢下手机时间最长的一次了。
我妈在最后一次检查我的行李，时不时大声啜泣一下，像是重感冒吸鼻涕的声音。我爸早就不见了踪影，可能在后院抽烟。他似乎总是应对不了这样的场面，上次我哥走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顾不上其他人，心思全在那辆即将到来的金杯车上。那时候我常觉得，我和我哥走了爸妈也就解放了，待在家里大家相看两厌，我们还是早点飞出去，越远越好。
车来了，我爸忽然出现了，提起我行李就往车的方向走去，背着包的我只能转身和我妈道别。拥抱着她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抱过她了，也第一次意识到，她身材原来这么小，头只到我胸口。我妈就在我怀里大声地哭着，又似乎在拼命抑制自己的情绪，声音格外别扭。
因为背了包，她拍不到我的背，就笨拙地砸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儿叮嘱我要给她打电话。我一想到也不知道下次再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甚至不知道这一趟要走多久，也跟着她一起哇哇哭得像个孩子。
司机估计是看多了类似的戏码，按着喇叭催我过去，吼着说去机场的路这会儿很堵。我也只能说些要他们保重的废话，然后头也不回得往车那边走，爸爸早就放好了行李，在车旁边等着我。我和他倒没啥好说，重重地抱了一下而已。
我钻进车里，找了个空位置坐下，车便很快开动了。
金杯车里坐了五个人，三男两女，年纪看起来都不大。大家都小心地回避着彼此的目光。
听说出门“走线”一般一个村不会同时走好几个人，而是每个村都有一个，这样方便带队的管理，所以我们都彼此不认识。
这车有些年头了，除了空调以外，从座椅到内饰都在嗡嗡作响。我刚才情绪激动尚未平复，又正值仲夏天气酷热，坐下之后就开始浑身冒汗。掏了掏口袋和书包，很快就发现了自己遗漏的第一样东西——纸巾。
忽然，左手边的女生翻出一包纸巾，抽出两张递给了我。我稍微犹疑了一下，接了过来。好不容易擦干净了汗，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忘了道谢，转头向她说声谢谢，她点点头算是回应了。
一路无言，金杯车一直在在有规律地颠簸。我头靠着车窗，不知不觉睡着了，直到有人喊我下车。
下车的时候我还有点迷糊，劈头盖脸地被司机骂了一通。他训斥我说，这些人虽然来自同一个镇，但并不一定找的是同一家的门路，大家起点终点相同，但中间路径却差异很大，随时会有人离开或者加入，所以在没有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易睡着，也不能相信任何一个看似同路的同伴，否则轻则财物遗失，重则流落他乡，“到时候他们都未必帮得上忙”。
我不敢说话，只能唯唯诺诺地点头称是。
被骂完以后才发现，其他人已经跟着接头人进了机场大厅，我这才慌忙的抄起背包拖着箱子追了上去，狼狈地进了长乐机场。
在机场大厅，大家围着一个穿文化衫、很不起眼的小个子，听他说着注意事项。因为是国内航班，似乎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证件还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就好。据说大家的护照都在北京的接应人那里，正在办理签证。
于是，我们一行六人就像去北京的普通游客一样，拿着登机牌、安检、候机、登机，每个人都坐在飞机不同的地方，最近的人离我也隔了三排。那个小个子坐在靠前的位置，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虽然这一段行程尚在合法范围内，但我的心还是悬了起来，脑子也转得有点慢，空姐问我喝什么的时候，我一紧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随后又担心起来，怕自己的尴尬举动会更引来怀疑。
其实一切都是我多虑了，根本没有人会注意我们，我们不过是数以千万计进出北京机场的乘客中的一小群，沧海一粟，打扮、样貌丢在人堆中根本找不出来。
而这一行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靠的也就是千千万万我这样面目模糊的人，不断地涌入这一波又一波的洪流中。
“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谁都不是，不要东张西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默默念着这句话。
出了机场后，一辆面包车就在停车场等我们。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和家乡完全不同，这里即使是绿树也有点灰黄的感觉。虽然也不乏高楼大厦，但也有不少平房土房。从路牌上看，我们是到了顺义，车行了没一刻钟，就拐进一个住宅区的院子里，径直开入了地下车库。
小个子让我们分别搭乘两趟电梯上去，我想是避免遇到邻居撞见我们一窝蜂去一层楼的样子。
房间不大，我被安排和一个男生住一间。
简单冲了个凉，我就一边擦头发，一边和室友聊起来。他也是琯头的，哪个村没说，不过也不重要。姓赵，比我大一岁，我就喊他赵哥。
还没聊上两句，外面就有人敲门，喊我们出去吃饭。出门扫了一眼，桌上光外卖单就有好几个，应该是来自三四个不同的餐馆。大家坐下后都只顾埋头吃饭，一桌菜很快吃了个精光。小个子还是一副领导样子，指挥着两个女生给他拿饮料递纸巾，还一边看着我们吃，一边交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这一沓有字的、装订起来的A4纸大概四五十页，有些地方已有污迹、卷边和折痕，很显然，我们不是第一批用户了。小个子说材料要在两天内记熟，还要人人过关，不过关的就不能走，而且头款还不退，这确实有点混蛋——走不走倒无所谓，但不退钱就很伤人了，头款虽然只有几千美刀，只占全部款项的1/10，但好歹这都是我哥挣的血汗钱，如果到这儿就灰溜溜地回去了，爸妈估计杀了我心都有。
“如果我记性好，早就读大学去了，何苦来这里背书？”我心里愤愤不平地想着，硬着头皮开始看。
材料里面的内容很丰富：有好几个国家机场的结构图，洗手间都用红笔圈出；还有应对海关各类提问的标准回答，有些问题的答案还有好几个，显然是为了避免一群人都一个答案引人怀疑；再翻几页，还有机场海关工作人员的简要介绍，每个人的态度、提问方式、肤色、发色都有提及；最后还有个简要的行动指南，但指南中更多的只是一个明确的指示：“跟着走。”
至于小个子以及小个子背后的人，究竟是如何操办这一整套事情的，外人其实根本无法从这个材料中掌握。
翻了一遍，我不禁纳闷，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因为光是关于机场的介绍，就有巴黎、罗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马德里五个，这也就是说，过几天我可能会出现在欧洲任何一个角落，而我知道，这不过是中转站而已。
结合之前司机的话，我们这六个人还未必会去同一个地方，包括赵哥。我不由得起身，假装去箱子里拿个东西，然后把箱子仔细扣好、锁上。回到座位上，继续认真琢磨起这个材料来。
又读了一遍材料，我才大致弄清楚了自己要扮演的身份：我要去一个叫伯利兹（编者注：Belize，是中美洲唯一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一个小国）的国家做“海外劳务输出“。对于这个国家，此前我是闻所未闻，很想上网搜一下——但刚下飞机的时候，我才给我妈报了一个平安，手机就被收走了。
这未知的神秘国家让我深感不安。它在哪？离美国多远？飞过去要多久？为什么要去这里？去了以后要待多久？我心里不断冒出各种问题，像一个个滚水中冒出的泡泡。
我忍不住想去客厅问问小个子，刚一推门，就发现有人正好从另一个房门出来。那人叫小黄，我让他走在我前面，假意自己要去洗手间跟在后面。果然，他也有着类似的疑问，把一连串问题抛给小个子，小个子听罢忽然站起来，脸色阴沉，伸手就扇了小黄两巴掌。我吓得一机灵，在厕所里尿都收了回来。
“问那么多干嘛？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东西记下来，该让你知道的都在这里了，不该知道的就跟着走，不会把你卖了的！”小个子骂得很凶。小黄的个子很高，但此时，却也只能捂着脸低着头不说话，悻悻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整个房间非常安静，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震慑住了，连原本纸笔的沙沙声和轻声念诵声都没了，仿佛这些声音会惹小个子不快一样。
这下我也只能心无杂念地继续看材料了。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除了信靠小个子这伙人，我们自己还能如何？能办签证吗？能买机票吗？能自己找地方住吗？不能，统统都不能。而在我们之前，多少人都是这样“走线”的，我们不过都是看着其他人在这家成功了，才选择这家的。
伯利兹是哪里重要吗？不重要。我要去的是美国，只要他能带我去美国，就算走南极我们也得走。
“总有第一次的。”我心里这么想着，铺开被子躺了下去。
接下来两天非常平静。
大家继续背材料，小个子亲自下厨给我们做菜，房间里零食饮料也都供应齐全。我和赵哥开始互相提问材料里的内容点；隔壁的女生小宁已经把材料手抄了一遍、背得滚瓜烂熟了；和小黄一个房间的老陈跟我们抱怨小黄进展慢，似乎心里有过不去的坎一样，我们私下就笑他可能被打傻了；在车上给我递纸巾的王姐最云淡风轻，我们也没人担心过她，因为看起来她非常成熟稳重，虽然年纪也只和赵哥一样大。
住在这里的第三天晚上，小个子带来了我们的护照和机票。机票是去巴黎的，我接过护照，小心地翻看着，里面不止一个国家的签证，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伯利兹的。小个子指给我看，说我现在只需要记住是这个就行，其他的都是备用，不见得会去。我不明白他这么说的意思，也不敢言语。
等大家看完机票护照，小个子就又收了回去。他一走，我们六人一起聊天，才知道所有人的行程是相同的，都很开心。大概在这个每天都要面临无限不确定的环境中，我们这一行人是暂时能确定的最稳定的存在了。
第四天上午，小个子开始挨个“过关“。我们被轮流叫到客厅，他一一细致地问起问题来，语调就像机器人一样平淡。
赵哥第一个被叫走，我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赶紧临时抱佛脚从后往前把材料再过一遍。虽然客厅里面一切似乎都在有序进行，但我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赵哥回来时，给我比了一个OK的手势，虽然脑门上结满了汗珠，还是掩饰不住脸上轻松的笑意，拍了拍坐在椅子上我的肩膀，我也多少宽了些心。
我是第四个被叫到的，小个子在提问之后，还给我讲了不少材料中没有提到的“小技巧”——比如接下来的接头人很可能会安排我们去哪个海关官员那里排队，然后又强调在场的情况瞬息万变，所以每个海关官员的情况都要牢记心头。
我顺利地通过了考核。
事实上，我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多少正经出国的人在海关那儿都比我们糟糕多了。
第五天，我们再次来到首都国际机场。这一次，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底气。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过多盘问，翻了翻护照就让我们过去了。等到了候机区，小个子又把我们护照收走了。没过一会儿，来了一个戴墨镜的大叔，小个子立刻一路小跑过去，毕恭毕敬的样子。墨镜和小个子聊了两句后，似乎往我们坐的方向看了看，并没说什么。
因为没有手机，我只好在机场买了一本学英语的书消磨时间。从洗手间回来的赵哥虽然坐在我对面，但也只能装着不认识。
登机的时间快到了，等队伍稀稀拉拉地排起来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站到了队伍的后面，墨镜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距离。小个子又把护照交给了我们，之后便站在离队伍不远处盯着我们一行人。墨镜和我们上了同一架飞机，而小个子则在我回头看他的时候抛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后，就转身混入首都机场的滚滚人流中了。
大家扫描护照登机，然后分别落座。我还是不由控制地紧张了起来，但一切如常，空姐依旧关着行李舱、依旧做着安全指示、依旧招呼着乘客们坐下扣好安全带。
很快，飞机就再一次起飞了。
编辑：沈燕妮
音频制作：与声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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