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衰老是什么?是手背上长的老年斑,是咬不动核桃的牙齿,是跟不上奔跑意愿的腿,是记不得儿女叮嘱的大脑。当各个向度的自由都被压缩且难以反抗,这就是衰老。这个故事想要探讨的,就是我们如何对待衰老与孱弱,如何接受死亡与新生。毕竟,不管是被动地抗争到底,还是主动地从容拥抱,我们总是要面对它的,对吗?之后的很多年里,我都会想起得知爷爷失踪的那个傍晚。那时我正在江夏郊区一所寄宿学校读高一,期中考结束,妈妈和舅舅开车来接我回家。这很不寻常。舅舅是只有过年才会见到的人。他是出租车司机,租住在汉阳桃花岛的城中村里。妈妈坐在副驾,我坐后排,身边是期中考之后带回家的书本,两大包。妈妈说,告诉你个事,你不要慌。她说,爷爷不见了。六月中,风已经很热。为了省油,舅舅的出租车没开空调。我把头靠在窗户边,闷湿的风吹着,头上有汗。我想,什么叫不见了?爷爷本该在昨天上午去工会领西瓜。作物所实验田种的“鄂西3号”刚刚收获,除开留下研究的,都分去了工会。这是农科院惯常的事,每个星期都有菜领,爷爷从不缺席。他总会拿两份回来,有时三份,跟妈妈说,又能省下一个星期买菜的钱。爷爷昨天没有去。工会副主席打他手机,已关机,觉得不对劲,又去了我家。我家向来是开着门的,但这天锁上了,敲门也没人应。爷爷很少出家属院,毕竟他去外面也无事可做。副主席给妈妈打电话,妈妈从药店骑自行车跑回来,向院子门口的一排门面一个个问。最后是开小超市的王老五想起来,上午看到爷爷在路口上了辆的士走了。爷爷节俭,家里的纸盒子,要收起来去卖废品,走在院子里看到空瓶子,也捡起来卖钱。一毛一个的农夫山泉,和一毛五一个的脉动、尖叫,在我家门口堆了不少,他并不以此为耻。爷爷可以走路,可以坐公汽,不可能打车。妈妈急去报警,警察说,失踪二十四小时才能立案,先自己找。她又给舅舅电话,找他要车。蔬菜所所长的司机,住同一个家属院里,也请了假,几个人开着几辆车,在周边转了三圈,无功而返。这是昨天的事。“爷爷最近有反常吗?”妈妈问,“他跟你亲。”我不知道。从前,爷爷和我最亲昵的活动,是翻我的课本,历史的、地理的、语文的,然后跟我一起做题目,像比赛,又像证明什么。尽管他只有初中文凭,但他会背很多诗,辛弃疾的,普希金的。“他好像有点……忧郁,”我回忆着,“从张爹爹死了开始。”妈妈不做声,默了会,叹了口气:“这么多年的老朋友,难受也正常。”张爹爹是张继的外公,住在我们家楼下。爹爹在武汉话里,用来尊称一切男性老人。他死于一场感冒,说是吹空调吹的。病后,爷爷去看了两次,回来,说幸好自己只开电扇,还是最小档,空调这东西又费电又伤身体。张爹爹感冒了一个星期,第八天,突然来了救护车,青菱医院派来的,拉了条直线的心电图,就走了。他在前一天夜里突然离世。上了年纪的人突然死了,毕竟是极其自然的一件事。张爹爹死后一周,我从学校回家,经过院子门口,听到有人说,幸好死的是张爹爹,不是林爹爹。另一个说,林爹爹人蛮好,从不给家里添麻烦,肯定要长命百岁。我以为这是夸奖的话,回家就告诉了爷爷——他就是“林爹爹”。可爷爷却让我以后再不要说这些话。伤心过后,爷爷忧郁起来。下雨的时候整个上午呆在窗边,看雨掉在对面平房的屋顶上,看灰水泥天空,看阴郁的地。他还会拿我的作文格子纸写些莫名其妙的话。比如,“种菠萝的人比种萝卜的人高贵。”比如,“情深不寿,慧极必伤。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比如,“青年人应有老年人的沉着,老年人要有青年人的精神——厄内斯特·海明威。”我就当爷爷在练字。但他写下的另几行字却让我介意:“月牙弯弯,小河缓缓。把老房子拆了吧,把枯棉花枝子烧了吧,把人种在土里,等他们发芽。”我拿纸问爷爷,这是什么?他说是小时候的童谣。我说挺好听的,还有没有?爷爷说,没有了,爷爷所有的故事都跟你讲完了。爷爷离家出走后两周,张继突然疯了。他在班里上课时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班主任给张阿姨打了电话,她一面赶过来,一面让班主任叫我先去看看。我们上同一所寄宿高中,他高二,比我高一级。我在医务室见到张继,他拉着我的手,叫,我想回家。随后,他跪在病床上,膝行凑到我身前,说,妈妈,我有罪,我手淫了。市精神卫生中心给的诊断是,精神分裂伴焦虑。诱发原因有很多可能,学业压力,父母离婚,亲人离世。我在生理痛去校医务室吃止痛药时,顺便把这个结果告诉了校医,那个刚毕业的姐姐沉默了会,在给我递热水袋的时候叹了口气。她说,大学时有个老师上课说了一句话,说中国人最缺的就是两种教育,性教育以及,死亡教育。她说她当时不相信,现在信了。张阿姨带着张继去北京看病的那天,是爷爷离开家的第四十九天。迟来的梅雨季,淅淅沥沥洒在张阿姨举着的那把藏蓝色大伞上,张继通过手联结在另一端。我站在走廊,目送母子到家属院门口坐上出租车。七月的心里很阴冷。这时我尤其想爷爷,想和他说一会儿话。爷爷是唯一一个知道我喜欢张继的人。那是张继外公去世后没两天的事。张继请了假,托我将两本笔记转交给班上同学,特意用便利贴写下要转交的人名,一并给我。我默默背下名字后,便把他亲手写的便利贴叠好,踮脚收到书柜最上面的小盒子里——那是我的潘多拉宝箱。等我放好转身,爷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站在了那里。我的心以前所未有的节拍跳起来,羞红的砰砰声敲击着胸腔。爷爷说,他十五岁的时候,也喜欢过隔壁的姑娘。是奶奶吗?我问。爷爷沉默了一下,我的失望呼之欲出,他随即笑了,说,是的。这笑容有些勉强,但依然让我觉得轻松了些。爷爷又说,张继这孩子,我也没看出他哪里特别好。如果敷衍地应和,或支支吾吾地搪塞,我或许很快就能逃离这尴尬的房间和作为长辈的爷爷的诘问。但我忽然很想为张继辩白,为我十五岁的喜欢据理力争。我说,爷爷,你不知道张继是什么样的人,他很勇敢。很多我不敢说的话,不敢做的事,他都能站出来。他是个一往无前的人。爷爷紧皱着眉,憋着一口气。我以为他要骂我,不敢看他,努力想如何转移话题,或借口离开这里。半晌,爷爷说,你说得对。爷爷转身走了出去。他的背影与往常一般无二,只是方才憋着的那口气,似乎泄下来了。我不知道我和爸爸算乡下人还是城里人。以前,我们惯说土话,我叫他爹,后来他看汉口人都叫爸爸,就要我改口叫他爸爸。五十年代的青菱乡是片荒地,爸爸是住在江堤边的农民,每天打理好堤内的田,就摇船去白沙洲上种萝卜。白沙洲,长江流至武汉,沉积形成的第一个河漫滩沙洲。河道在此变宽,江流变缓,源自上游簰洲湾汉南的沙石,在这里降落。夏天,大河涨水,白沙洲只剩一小块尖尖露出来,和青菱小学的操场一样大。他们把长江叫大河,汉江叫小河,说这是汉口的叫法,时髦。白沙洲的萝卜种两季,春萝卜开春种下,阳光好的年份,梅雨来前就可以收获;秋萝卜避开汛期,出了伏开始种,深秋收。从爸爸往上数很多辈,我们家就在白沙洲上种萝卜了。五四年大水,整个白沙洲被淹得只剩下几片树叶子,飘在江上,昏昏黄黄里一点绿,像大一点的浮萍。爸爸没地方种萝卜,就去青菱湖上摘荷叶,给他妈妈蒸荷叶粑粑,拿出去摆早点摊子。有天下雨,他顶着荷叶去湖边云隐寺避雨,一位独眼僧人看到他,忽然说了一句,你六岁那年就该死了,既然你平安长大,必有至亲替你挡了灾。爸爸当即放下了荷叶。他六岁时正值战争,他的爸爸,在去白沙洲的路上被流弹打死。和尚说,你不该种地,你该去念书。青菱乡没有新式小学,你再等等。爸爸听了进去。两年后,乡里闹了起来,云隐寺被拆,和尚不知去处。寺庙原址上建起了青菱小学,十五岁的爸爸就这样,识了字。接下来的二十年,他做了一个识字的农民。江水枯,江水涨,转机出现在我八岁那年:白沙洲被征用了。征用它的,是新成立的蔬菜科学研究所。爸爸最了解白沙洲,又识字,就帮着蔬菜所的专家记录、栽培,最终被吸纳为成员之一,在白沙洲上面种西瓜。城里人已经不需要萝卜了,他们需要水果。爸爸种出了编制,连带我们一家,都有了城市户口。再后来,白沙洲水厂建好,碎石路修了混凝土水泥路,直通了去市区的巴士,还建了医院。甚至有传闻,要在这里建一座长江大桥。过去的五千年这里都是荒地,只有泥土、农民和粮食,现在却要修一座几千米的大桥。很快传闻变成了现实,一九九七年五月,白沙洲长江大桥正式开工。那年张继才六岁。我带着他到堤上看修桥的大吊车,他听着轰隆隆的声音,一直笑,说妈妈,这好像牛蛙在叫。“搬到城里去,做个城里人。”爸爸常说这话。这是他的目标,也是对我的期许。让我觉得微妙的是,我们还没来得及搬进城里,城市先来到了我们这乡下。大桥开工的夏天,妈妈死了,郁郁而终,带着对我的恨。我八岁那年,她再次怀孕,B超发现子宫中除了胚胎,还有十多个大小不一的瘤子。医生说,多发肌瘤,只能切掉子宫。于是,这个孩子和未来的孩子,都没有了。我成为家属院里第一个拿到“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小孩。很多人劝爸爸离婚再娶,爸爸没有。他说,响应政策,只要一个。这份觉悟让他拿回无数表彰、先进性、标兵,并顺利调到经济效益最好的良种场,成为课题副组长。爸爸在这方面清醒,比起儿子,他更爱权力。但妈妈身子坏了,脾气也坏了。她总是骂我,尤其是,在我来月经弄脏床单的时候,她会将我说得和街边的婊子一样不要脸。她的愤怒也许因为我是个会来月经的女人,而她不是;也许因为我不是儿子,让老张家的香火没有延续下去。有时她骂得太狠,我会跟爸爸抱怨两句。爸爸说,她是你妈,打你也好,骂你也好,一个女伢最该做的,就是默不作声,受着。楼上的林爷爷把这话翻译了一下,他说你爸的意思是,沉默是女孩最大的美德。爸爸赞同地鼓着掌,神情很像是在开会时听到下属精彩的发言。妈妈死的时候爸爸已经五十好几,到了该计划退休生活的时刻,但几乎是废寝忘食地选种子、写文章、找关系,就为了评上高级农艺师。高级农艺师是副高职称,待遇丰厚,更重要的是,一般会被返聘,六十五岁才真正退休。当年评中级农业师时,爸爸是去江汉大学买了一个大专文凭,两千块。现在他想去华中农业大学,武汉最好的农学院,找关系买个本科——但无功而返。人家说,要正经花上两年的周末来上课才行。好学校之所以好,其一也许在于不赚烂钱。爸爸最终倒在学历上。纵使他经验丰富,那些正规华农毕业的学生,都要在田间地头叫他一声,张老师,他还是在六十岁退休了。他一直念叨着当年和尚说的那句话,不该种地的,该去念书的。现在,不仅青菱湖边的寺庙没了,青菱湖也衰竭了。七十年代他们填湖种地,现在他们买地盖房子,芦苇、水鸭子和荻草的幽魂之上,那楼盘取名“花满庭”。爸爸退休后的生活非常平静。第一年,尚有不少同事,年三十拎着烟酒过来拜年,送来超市购物卡,一叠,只是第二年已然骤减,第三年几乎是杳无人烟了。但爸爸的领导气质不减反増,我做什么,他都要先批评一番。穿的衣服太亮了,给他买的手表表带太粗了,熬汤的棒子骨肉太少了,做个凉拌豆腐,入口第一句都是,嗯,豆腐老了。他的职场生涯教会他用否定来表达意见,以树立权威。通俗来说就是,挑刺。饭桌上年青一辈说起他听不懂的东西,也要评价一番,最爱用的句式是,我们当时可不兴这样的。我遇上什么问题,他的愤怒里总有一些自得:不听我的就是会吃亏!我早说了……我常想,是不是,人一辈子都活在他最意气风发的年代?三十岁时指点江山的那一套方法,五十、六十依然沿用,并以过去的成就自得。殊不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知道这样的爸爸是如何同林爷爷成为挚友的。林爷爷是家属院远近有名的好人,稳重,热心快肠,讲礼数,借别人家的平底锅,还的时候都要捎上一袋子贵水果。林家婆婆心脏病走的时候,院子里都在说,爹爹这么好的人,可要长命百岁才是。这么好的林爷爷,偏偏跟我名声不好的爸爸搅到一起。两个人总一起听黄梅戏,一起看电视里不晓得重播多少遍的香港武侠,一起参加工会的活动,一起阻挠这座院子的拆迁。我猜,他们还一起做了其他活动。男人嘛,没有不偷腥的猫。有次,公交在离蔬菜所两站路的地方抛锚了,我懒得等下辆车,下车走回家,正好碰上父亲和林爷爷从条小道上岔出来,很高兴地说着什么。我没有叫他们。转头看,是条泥巴路,窄街里头有家牛骨头面馆和一家KTV。白沙洲最多的就是这样的地方。前两年,这里建了钢铁建材大市场,又建了果蔬批发大市场,人来人往,买卖着整个武汉。这样的地方,最多的就是KTV、洗头、按摩和妇科诊所。猩红的内衣挂在街边绿化带树上,松弛的文胸带子和勾丝了的内裤乱飘。我没有叫他们,什么也没有说。我只想回家洗个澡,身上腻得慌,衣服不透气。洗完澡,再把脏衣服手搓了,晒出去。衣架不够。我去爸爸衣柜里想找几个空衣架,发现柜子里的樟脑丸袋子破了,洒得到处都是。我一颗一颗捡着樟脑丸,在柜子角落,摸到一个塑料袋。打开,是一盒神你油,路边性用品商店门口大海报挂着的那种,开封了。我默默把它放了回去,什么都没有说。他们告诉过我,沉默是女人最大的美德。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张继的?我答不出来。一开始,他只是楼下张爹爹的外孙,过年过节在楼道碰上,被长辈要求打个招呼。后来,他父母离婚,他跟张阿姨一起搬了回来,我爸也因为肺癌,不在了,我妈和他妈慢慢熟络,我才多看了他几眼。他去读了寄宿高中,我从妈妈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忽然也想去念那所学校。爸爸去世后家里还算和睦,但终归是少了什么,叹气声多了,天花板压得很低。我想逃,这想法很自私。奶奶的身体也出现问题,家里衰败的味道更浓。于是我逃走了,去了同一所寄宿高中,成了张继的学妹。我猜,张继是出于相同的心情选择了这里。我隐隐感激他大步迈在了前方,才能让我也顺着那串脚印,跑出这逼仄的家属院。每周日,学校有校车接我们上学,周五晚上,校车再将我们送回家。我常在校车上听张继和他的同学聊天,他是话少的那个,却句句精辟。有时会评论喜欢的女明星,会讨论皇马巴萨的足球比赛,会聊起侦探小说,以及更隐秘的、心照不宣的、引起坏笑的小说,交换彼此的MP4或是破解后的电子词典互相阅读,唯独不谈学习。这让只会谈学习的我感觉很不同,从而听得格外认真。我们班有四个同学住在白沙洲社区,坐这趟校车,我一边假装和她们聊天,一边将耳朵和心放在张继的位置上。和睦总在下车时被打破,大家挥手作别,前几次还有女孩问我,你住在哪里?要不要一起走一段?我只好坑坑洼洼地回答,就白沙三路后面,不顺路。农科院家属小区是这一带最破旧的小区,脏乱差与穷困的代名词,住在那里,我说不出口。但张继可以。我听见过他和他的同学们说,他住在家属小区,先回去了。这份坦然让怯懦的我更自卑,后又生出一丝羡慕来。他还和同学们解释,虽然家属小区老旧,但不久就会拆迁,到时候,他家会搬到崭新的大房子里去。他说得确凿,我深信不疑。哪怕他生病了,也依然是温柔的,至少在我面前。张姨带他去了不少医院,上海的,北京的,等我读了护理学院,有些治疗方法,张姨会先来问问我。我在张继家吃了几次饭,他会在我夹菜时,帮我扯住袖口,说,小心弄脏了。他一直没有变,只是忘了很多事,又爱想别的,将未曾发生过的事,以为是真的。至于我和张继的其他故事,在他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那时就已经结束了。爱一个疯子,也会被视为疯子。现在,我正坐着235路公交车,去汉阳接张继下班。公交车驶过白沙洲长江大桥,桥下江水浑黄,枯水期,水流没有那么急。我忽然又想到了爷爷写过的那句话,种菠萝的人比种萝卜的人高贵。爷爷告诉我,白沙洲上从前是有农民种萝卜的。我总会突然想起爷爷,毫无征兆,之后又觉得恍惚。到今年,爷爷已经出走八年了。公交车在万达广场前停下,我小跑进购物中心一层大厅,一眼就看到了张继。他坐在一匹高大的白马上,目光看向空气,什么都没有。这让人想起白马王子,只是他骑的是塑料马。购物中心有供孩子乘坐的室内小火车,车头就是张继的白马,他是马车火车的列车长。“走吧,今天老张值班,你很喜欢的张医生。”张继很乖地下马,向周围一起骑马开火车的同事们告别,下班。高二那年休学后,他的病时好时坏,后来,奥氮平和时间两种处方药起了效,他情绪好了些,张阿姨就托人给他找事做。她说他才二十多岁,总关在家会被关坏,多出去历练历练,少想点事情,说不定病就好了。那时我已经在护理学院念书,跟她说,精神病是终身疾病,也许不适合工作。她不依,在相信儿子是个正常人这方面,她总是固执的。最后,张继爸爸拎了瓶酒,枝江大曲,去找关系,让张继成为了三位开马车的白马王子之一,工资比武汉市最低收入要低,每天上班六小时,做二休一。张阿姨很满意,但她没有感谢张继爸爸,这个离婚快二十年婚的酗酒前夫。她不想记他的好。我想,精神科医生下诊断时说的那四个字,原生家庭,令她耿耿于怀。她没有明说,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我带着张继坐电梯上了青菱医院四楼,精神科。青菱医院也是我工作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大一些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张医生给张继又开了一个月的奥氮平,这药须长期服用。我下楼取药,留张继在四层做几个问卷量表。每隔一两个月,我都会带他来做一次,确认他处在发病期,还是平静期。精神分裂症是终身疾病,只有微小的概率可以停药——尽管声称痊愈的人,比这概率的比例要高很多。自以为治愈也是症状的一种:幻觉。晚上八点的门诊厅一般很安静,药房护士早早端着盆开始泡脚,寒暑不休。今天却很吵。抢救室那边很多叫喊,我往里看了看,丽丽小跑出来。丽丽是输液室的护士,今晚值班。“在洗胃,来了个喝农药的。”丽丽一边往药房走,一边跟我讲,“小姑娘分手了,跟爸妈又吵了几句,冲动了,偷偷拿了瓶药水,爸妈今天才发现。”“有机磷吗?”有机磷是市面上常见的农药,这几年,青菱医院也收过两例。“不是,更厉害,是百草枯。嘴里都烂了,以为是口腔溃疡,还一直说肚子疼,整个消化道烧成那样,当然疼了。”丽丽在药房窗口前面,等里面的护士找阿托品给她,“估计救不过来了。”“百草枯这个农药,不是被禁了吗?”“是禁了十几年了,但就是有卖的。哦,那姑娘就住你们家那院子,农科院小区。什么蔬菜所,林果所,作物所,只要是种地的所,哪里搞不到这个药?”蔬菜研究所,林业果树研究所,作物研究所,都是农科院下属的单位,爷爷是蔬菜所职工,张继外公则是蔬菜所下属的良种场副科长。张继外公。丽丽拿完阿托品跑去了抢救室,我想到这个名字,站在原地,脊背发凉。由于爷爷离开得太突然,我曾经仔细回想了他走之前一个月的动向、反常,一遍又一遍,格外深刻。我记得他从张继家回来,说张爹爹这个感冒很重啊,喉咙痛、咳嗽、肚子痛,竟然还口腔溃疡,药都吃不下。感冒还会口腔溃疡吗?这症状着实罕见,我当时多问了一嘴。我记得爷爷说,张继外公的口腔溃疡都烂到舌头了。爷爷还说,人老了就容易得各样的病。好病让人快点死,坏病让人慢慢熬。张继外公这个病,兴许是好病。只要种地的所,哪里搞不到农药?蔬菜所还是农业部农药药效检测试验站。我看过那里的实验室,红的蓝的农药摆了一整柜。发黄的玻璃窗,炽热的西晒,结了水垢的试管,烧杯,玻璃棒,一溜排在掉了漆的木柜子上。窗外的广玉兰,只有一半的花开,说是农药熏的。现在,那不正规的实验室早关了,整栋楼承包给了园艺公司作仓库。那时候的实验室,谁都进得去,我都行。有些事不能想太清,我告诫自己,有些事更是想都不要想。爸爸的确提出过想再找一个,两次。一次是张继周末去补课,爸爸坐在沙发上看《梨园春》,我在拖地。他突然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单位里离了婚的男将,五十多岁,我当然拒绝,他却拿起遥控把电视声音又开大了些,哼哼唧唧地说,“要是我新找了个婆婆,你在这个家还待得下去吗?”我疑心他在开玩笑,故作轻松地问他,你找什么样的?他把目光从电视上移开,转向我,很认真地说,会照顾人的,要比我年轻点,自己孩子都成家了。第二次,是我脚踝骨折,住院手术。在病床边,爸爸说,这不行,我一直在吃心脏药,熬不住,得有个人来照顾你。他四五年前确诊了冠心病,并不算严重,他却怕得要死,动不动就要住院检查,并常常以此为借口,让邻里让着他。我知道他是陪床烦了,就说,请个护工吧。他说,行。默了一会儿,他又说,上回他住院,我照顾得也不好。隔壁床那个骨折的老人,来陪床的是老伴,伺候得妥妥帖帖的,问说是孩子上班都忙。我问他,什么意思?我当然知道他什么意思,但我偏要试试,他能不能不顾礼义廉耻地说出口。爸爸说,意思是,他想找个人,搭伙过日子。病着,脾气自然很差,我恶声拒绝,说他不嫌丢人,再婚比自己姑娘都积极。这种老小区,街坊邻居都认识,一点瑕疵,传出去就成了臭鱼烂虾。我说爸爸,你今年可是已经六十八了,难不成还想老蚌再生个儿子?爸爸立即低声咒骂了一句,好在这些年我什么脏话都听过,早已免疫。他说,别以为他不知道,我就是眼馋他的几个钱一套房子,生怕被别人分了去。隔壁床的病人和他老伴都被爸爸吓到,看向我,我闭上眼,无话可说。之后不久,我便发现了衣柜里的那盒,所谓壮阳药。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消化这件事。大部分时间忙于生活琐事,却会在很多瞬间莫名想到,啊,我爸爸在用壮阳药啊。六十八岁的爸爸,还在用壮阳药啊。念头撞入脑海,微妙的情绪随之而来,说不清是什么。这种念头,像是被关进蚊帐的一只雌蚊,你以为它消失的下一秒,又嗡嗡出现在耳边。作为男人,这是人之常情;作为六十八岁的男人,这却不合时宜。或许是母子连心,张继也忽然对爸爸表现出强烈的反感。今年热得早,五月初,夜晚已经三十多度,睡凉席也热出一背的痱子。跟以前一样,我准备只开爸爸房里的一台空调,和张继在他床边打地铺睡。这样可以省电费。但张继怎么都不愿意,非要睡他自己房间。他住校,每周六会从学校带回一大包衣服给我洗。那天我在洗衣机旁边脱水,他突然从厕所里刷着牙走出来,嘱咐我,别把他的衣服和爹爹的一起洗,要分开洗。这回我真的恼了,质问他,为什么跟爹爹闹别扭?张继犟了半天,不开口,最后说,因为爹爹身上有老人味。那是什么味?我问他。他说不出来,但一口咬定,那是不好闻的味道。爸爸的衣服确实有味道。晒不干的霉气,吃饭沾上的一些油腻,脱落下来的皮屑。爸爸手背上老年斑的个数比张继脸上的青春痘还要多。身体算硬朗,但体检总有很多指标不正常。牙齿光是今年已经碎了两颗。左眼睛的白内障恶化了,黑眼球的三分之一都是雾蒙蒙的。爸爸全然是个老人了。张继四岁时,他抱着张继去试验田里摘莲蓬,现在跟张继一起出门,张继走一会,停下来等他一会,他都跟不上了。不过,连我也要小跑着,才能跟张继并肩前行。我努力让自己显得不太吃力,但张继究竟已经是个一米八的大小伙子了。他爱打篮球,进了学校的篮球队,跑起来什么都追得上。他才十六岁。在学校里你是不是很受欢迎?我常开他玩笑,问他,有没有女生给你写情书?以后娶了老婆是不是会忘了老妈?他会摆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说,妈妈在他心里最重要。我有些欣慰,也会心疼他,十岁不到就和他爸爸分开,单亲可能会让他自卑。于是我常找林妍聊天。林妍是个乖孩子,和张继在院子里一起长大,出生只隔了二十天。她和张继在同一所高中住读。但因为林妍小时候总咳嗽,身体弱,推迟一年上学,所以比张继低一级。有意思的是,她对张继很了解。高二的月考出成绩了,张继进步了八十多名。张继星期一去国旗下讲话了。张继运动会跳高拿了第三。张继午饭把青菜全倒掉了,被我看见。十几岁的女孩,叽叽喳喳,只言片语,事无巨细。我和林妍妈妈则有更多话题。她丈夫前些年肺癌死了,婆婆两年前心脏病也去了,现在带着林妍和林爷爷,也就是她公公同住。等拆迁了,日子就好过了,我们如此互相安慰。我家大,拆迁可以还建两套,林妍妈妈则计划原地还建的时候只要一套小房子,给林爷爷;余下补偿的安置费,加上她攒下来的钱,作为首付,以林妍的名义在新城区买套小房子,娘俩搬过去住。她说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拆迁的事年前就有风声,听居委会的人说,是发改委出了计划,重修门口的公路,建双向四车道和高架桥——高架桥其中一段,就落到了我们家属院里。三月份,拆迁办正式找我们谈话,给出了安置费的补偿标准,和还建房的地点房型。爸爸第一个反对拆迁,说,哪里都没有住这里方便,出门就是一溜铺子,医院两站路就到,邻里都熟悉,遇事该找谁家帮忙,一清二楚,简言之,住惯了。也有好些反对的,大多是不满意开出的安置费价格,想要更好的条件。后来开了第一次拆迁说明会,居委会也明里暗里给了大家好处,坚持不拆的人只剩下几个——我爸爸,和楼上的林爷爷,都在其中。林爷爷向来是通情达理的。家里大到林妍上什么学校,小到同事结婚送多少人情红包,大多数时候,他都依着林妍妈妈的意思去做。唯独在拆迁这件大是大非的事情上,他独裁了。我隐约觉得这事与爸爸有关。他是整个家属院最反感拆迁的人,旗帜鲜明。我和他吵过很多回,但只要他是房本上写的房主,即便我赢了,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我回到家,咿咿呀呀,是电视里的人在唱戏。爸爸依旧坐在沙发上。“你跟林爷爷说了什么?他怎么不同意拆迁啊。”我问爸爸。“一进门就往你老子身上泼脏水,”他白了我一眼,“别人家自己有主见,怪我头上?你以为人人跟你一样,见了新的就不喜欢旧的。住在这里不晓得多好,邻里都熟,说话带点乡下口音,也没人看不起你。”“不是你一直说,要做个城里人吗?”我冷眼看着他。“这里就是城里了。”他回答,“再远的地方我不想去了。只要我活着,就要窝在这个老窝里,舒服,熨帖。”我和张继都很想拆迁,很想。“拆了能还两套,我们分开住,给你再找个老婆不好吗?非犟着,不拆。”“你这是对你老子说话的态度吗?你就是图老子的钱,急什么,老子死了这些都是你的。”他不悦,有种被戳穿后,用愤怒掩饰尴尬的欲盖弥彰。“我晓得,住在这里好,这里什么都方便。”我阴阳怪气起来,“什么店都有,洗头按摩的店也很多。”他涨红了脸,一下从沙发上坐起来,扇我一巴掌,没收着一点力道——但老人的掌终究是绵软的,疼痛的下一秒,我陡然怜惜起他:原来,他全部的力道也不过如此。我不委屈,瞪圆了眼看他。门开了,张继背着书包从外面走进来。我不知道他听了多少,又是否从我微红肿的脸颊上看出什么,他只表现得一如往常,洗手,放书包,从餐桌上拿了个橘子,走进房间。我以为一切风平浪静。一周后,张继班主任却叫我到学校去,说,张继做了坏事。学校宿舍楼中间有只流浪猫,有学生给它做了个猫窝,不少女孩时不时去喂食。张继前天也去了。因为他从没喂过猫,颇吸引了一些女生的注意。喜欢猫好像是件不太有男子气概的事,这个年纪的男孩少做。第二天,猫死了,四肢僵直,嘴也张开,口里已经烂掉。几个女孩边哭边说,有人给猫投了毒。能是谁?那几天莫名其妙喂猫的,只有张继一个。谣言愈传愈烈,班主任也分不清真假,只好请我过来,先安抚一下孩子,并暗示我,如果有心理问题要尽早干预。第七节自习课时,我带张继出学校吃晚饭。想带他吃顿好的,去了学校旁边的肯德基。我准备点他爱吃的奥尔良套餐,他却说,一个汉堡就行。我知道,他是心疼我赚钱不容易。汉堡是越做越小了,张继三口就吃掉了一大半。我跟他说,“没有监控录像,什么证据都没有,妈妈只想问你一句,是不是你做的?”“你知道,妈妈和你是站在一边的。一直是,永远是。”张继吃下最后一块肉,咽下去。“我只是想试一下,农药是不是真能让人死。”我浑身的血都涌了上来,头皮发麻,“为什么?”他没有回答。“剩下的农药呢?”“在家里。我衣柜的抽屉里。”他把汉堡的包装纸折了又折,直到成为一个小小的方块,再也无法弯曲。张继曾经告诉我,一张白纸最多只能对折七次,没有纸能被对折八次。我没有再追问,想了很久,告诉他,“妈妈不会说出去,但没有下次了。”回学校上晚自习的路上,他走得很慢,像故意在等我,又像是别的什么。“妈妈,因为我看见了。”他在校门口停下脚步,终于开口,“上次,你骨折住院的时候,我看见了。爷爷在你的病房里手淫。”我哑然,转念发觉,他这是在回答我之前的问题:为什么?家属院小区的群聊今天很热闹。居委会主任早上八点多在群里发通知,下个月三号是大家搬离的最后期限,五号推土车进院子,拆迁正式开始。霎时群里涌现出一百多条消息,大家都在发,收到,好的,鼓掌,鲜花。所有人都很高兴,这破旧的家属院终于走向了自己的结局,圆满的。这次拆迁,说是为了修地铁15号线。家属院这个位置要造一座地铁站出口。家属院后方,同一年建起的、家具厂的小区则没有拆,等待日后市政规划。医院三楼计划生育科的吴姐就住家具厂小区里,她说,我们家是幸运的,她们家不是。群里的喝彩声依然轰轰烈烈,我却忽然有些不合时宜的不舍。新东西是好,但旧东西也没有那么坏。它有熟悉,有方便,更重要,有情谊在。七八年前,家属院第一次闹拆迁的时候,妈妈和我都盼着快点拆,唯独爷爷不同意。他向来和我们站在一边,但那次却反对得坚决。他说,奶奶的抚恤金、这几年的养老金他都存着,等攒够了三十万,全部给妈妈,让她拿去做首付买新房子,想在哪里买他都不管。他说对不住,但他没办法离开这个家属院。出了这里,他会慌张,会无措。什么都在变。路上,全是从郊县外地来的年轻人,连公共汽车都开得那么快,不加快脚步就会赶不上,但他老了,走不快了,总是错过公汽。只有这窄小的家属院,一直没有变,不像过去茂盛,也依然保有黯淡的生机。碎石子水泥糊的墙,还留着国营字号的商店,空心镀铜的金属门头,灰与油结了一层厚腻的黑垢,坐在门口晒太阳的退休职工。那么旧,那么亲切。那时候我丝毫不理解,但这房子毕竟写着爷爷的名字,我和妈妈也只能看着他去工会签了字,拒绝拆迁。后来,由于反对力量过于强大——其实也并不强大,只是其中个别声势浩大、破罐破摔,譬如写告示、寄反对信、找《经视直播》过来报道,拆迁项目便暂时搁置。张爹爹颇为自得,以为都是他力挽狂澜的功劳,拉着爷爷喝了几顿酒,没多久,病倒了,然后病死了。随后,拆迁和他一样化为乌有——白沙洲大道改线了,在我们这绕了个弯,从前面的玻璃厂宿舍穿了过去。现在,家属院是真要拆迁了。妈妈上个月去居委会签字按了手印,也租好了过渡期的房子,我开始收拾起二三十年的行囊,准备搬家。爷爷失踪四周年时,妈妈担心房子产权发生纠纷,很迅速地去法院申请了宣告死亡。随后,她作为承担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以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获得了这套房子的产权。那天她请了舅舅来家里,烧了一桌的菜,看上去很轻松。现在房子要拆了,爷爷依然没有回家。如果,已经被宣告死亡的爷爷有天回来了,怕已经找不到我们住的地方了。我站在走廊上,望向楼下小花园里一丛丛松树,一株腊梅在松树中间,开着花。“妍妍,有事跟你说。”妈妈在客厅叫我。我走回屋里,她坐得很端正。“星期六有没有时间?我带你出去吃个饭,”她有点紧张,“见一个叔叔。”我立即明白她的意思,轻松道,“没问题,没问题,有时间。”妈妈终于笑了出来,舒一口气。我不说话,只是很期待地看着她。妈妈笑了,“药房大姐介绍的,在航运局那边上班,人挺好,也带个姑娘。我们认识有三个多月,想带给你看看。”我握住妈妈的手,“正好也要搬家了,算开始新生活。”妈妈点头,笑得很释然。我起身去厨房倒水喝。这一天我等待了很久。她说出口的这一刻,比起惊讶,我心中更多是,终于,终于尘埃落定。大约两年前,有天早上出门,很急,我却找不到公交卡。那天妈妈不上班,请了假说约同学吃饭,我就去她包里找,想拿了她的公交卡,让她准备零钱投币。那个点妈妈还在熟睡,我在她包的夹层里,发现了一盒安全套,里面少了一个。不是社区计生服务站发的那种。我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将东西原样放好,出门上班。从那天起,我一直在等待今天。“妍妍,”妈妈又走过来,叫我,“你等下去把书房里的书清一下,明天舅舅过来,先拖一部分书去新家。”她心情愉悦,说话的尾音微微上扬。书房,原来是爷爷奶奶的房间。爷爷出走以后,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们就叫那间房书房了。新家是租的电梯房,在江对岸,白沙洲大桥另一边,有些远。我知道妈妈是想离这里远一些,离这些年远一些。我答应着她,往书房去,末了回头,说了一句,“妈妈,爷爷不在了,你终于松了口气吧。”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旋即我便后悔了。看着妈妈愣住,我狼狈地解释了一句,“爷爷不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便钻进了书房。是的,妈妈终于不用再背负着“死去儿子的媳妇”这个身份,顶着那些打量的目光,竭力保持的距离与孝心,精打细算地持家了。她新买的衣服也更娇俏些,同楼上楼下开起了玩笑。往常,她很少跟他们说话。我将书架上的书一本本拿到纸箱中,摆齐,一边想着,也许有那么一个瞬间,妈妈,和我,都觉得爷爷的消失是件好事。书架上大多是爷爷的书。《民族魂》、《宋词选》一类上了年纪的,还有《花卉种植技巧大全》、《扦插与嫁接》一类的。爷爷是十堰人,五十年代来汉口,投奔很远的叔伯表叔,考上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蔬菜所。虽然他的工作是研究水生蔬菜——就是种藕,但他对种花情有独钟,爱买书钻研。爷爷从前告诉我,院里那棵腊梅就是他种的。离开十堰老家时,他十五岁,怕再也回不去,就把家门口将开未开的腊梅摘了一枝,带到武汉,泡发、剪枝、插到土里,竟存活下来。几经辗转,他终于在蔬菜所站稳脚跟,分了房,又跑回从前插种下的腊梅树前,折了根枝子,种到家属院里。好像树在哪里,根就在哪里。爷爷说,那是他从小闻的味道,心安。讲花卉种植的书,厚厚十几本,年久了,粘到一起去。我小心把书皮分开,费了一番功夫。有时两本书之间夹着一包试验品种子,上面手写着二十年前的日期,我觉得有趣,每本书都翻一翻,想看看爷爷还留下了什么新鲜玩意。结果,那本《水生植物种植100问》里,夹着一张入院通知单。这是我极熟悉的。在医院轮岗培训的时候,我在门诊导医台站了三个月,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帮助无数手拿入院通知单、不知去哪里办手续的老人,引路。姓名:林运涵。年龄:70。门诊诊断:肺空洞多发,肺转移CA?落款时间是2011年6月13日,爷爷离家出走的前一周。肺空洞这三个字,我也见过,在护理学院的教材上,在父亲的病历上。父亲在我十岁那年,CT查出肺癌,妈妈指着报告单上的肺空洞三个字,告诉我结果不好,是肺上破了几个大洞。只有半年,他就过世了。爷爷只有这一个孩子。我飞速翻找着其他书目,希望另有蛛丝马迹。但没有。我又拿下几本书,这次有了。书架深处几本小书的后面藏着一个塑料瓶子,瓶子原本装过什么东西,瓶身一圈包装纸被抠掉,只余黑色的粘胶和白纸的残边。我转了一圈,发现瓶底刻着“山东科机”几个字。掏出手机一查,是家农药生产公司。我又在浏览器里往下翻了几页,看了些图片,直到看到一张模糊不清的图——那瓶子形状与我手上的一模一样。那张图里,瓶子的外包装纸上写着,百草枯水剂。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爷爷。湿气缭绕的森林,密不透风的针叶树,发潮的腐泥,凹陷的脚印,爷爷躺在沼泽旁,脸上破了一个大洞,止于发际线,头只剩下周围一圈,空荡荡,透过洞,看得到他身下碾碎的黄叶。我就站在他身边,听水珠一滴一滴落在落叶上,滴答,滴答。白沙洲这片有句土话,宁死做官的老子,不死讨饭的娘。这大概是在歌颂母亲的伟大,哪怕讨饭,也能照顾好自己儿子,远胜于大富大贵却袖手旁观的爹。张继从小就知道这句话,知道我有多爱他。我们去东湖爬山,下山时我膝盖打软,他一路背着我,几千级台阶。他是妈妈的小男子汉。所以,我理解他对他外公的愤怒。纵使他有再大的欲望,怎么可以当着女儿的面,当着在病床上熟睡的、一无所知的女儿?我不愿意多想,这信息足够使我恐惧。张继住校,每周五晚回来,周日晚就走。他不在家的日子,我开始害怕与爸爸独处。每天三顿饭做完,洗了澡,就回屋里躺下了。爸爸说过我几句,怎么睡这么早,莫不是生病了?如果话到这里打住,那是友善的关心,但他一定会加上后半句,病了谁照顾你?莫指望我,就晓得给老子添麻烦,添了一辈子的麻烦。离婚成为我一个逃不脱的污点。以前,他批评我、否定我,总有几分道理,现在,好像只是为了斥责而生气。很快,我就和污点重逢了。我关上家门,就看见徐建平正站在单元门口,准备上楼,腋下夹着公文包,还是十年前的款式,手里拎着的两瓶枝江大曲,他老喝的。“你来干什么?”我问他。特地站在了楼梯正中间,卡住他的位置。“给老头送两瓶酒。”他举了举手里火红的盒子。颜色太靓丽,显得廉价而浮夸。他又嘿嘿一笑,“我儿子今天满月,姓徐的儿子。”离婚后的第二年,我给张继改了姓,徐建平很快再婚,只是没过几个月又离了。前两年听说他又找了一个,这回真成了。上回碰到从前的邻居,她说徐建平年轻的乡下老婆怀孕了,没想到这么快。我噎了一下,顺了顺气,说恭喜。徐建平说,“这房子要拆了吧?当年我们结婚,你还是从这房子里出嫁的。”我不接话,等他开口显露真正的目的。果然,徐建平问,拆了安置费会不会有多的?张继这两年读书,还用不到钱,能不能放他那儿周转一下?现在生了孩子,以前的小两房太挤了,想换个大房子,武汉的房价一天一个样,他不想等。算盘打得响,但掌柜不放权啊。我笑了,简单跟他说了这些天是怎样劝爸爸同意拆迁,又是怎样跟爸爸吵了无数架的。“老头真是铁了心。”徐建平感叹了一句,往后下了两级台阶,“算了,不去了,我劝不动。”“你怕是心疼你这两瓶酒,送了也白送。”我利落跟他告别,看着他走出楼梯间,在铁门那里又回过头来。“没事,我就想到一个事。老头要是没了,这房子就归你管了吧?”他说,“反正他也活不了几年了。”徐建平是个抖狠的人,平时没什么声响,关键时候站得出来。他身上有这座城市的冲动,火爆,江湖义气。二十年前,我看中的就是他这点。“给老子滚。”我佯装生气,踢了踢地上的灰。徐建平依然是笑嘻嘻的,“别说你没想过。”他的话在我脑子里晃悠,洗完澡上床,一个小时都没睡着。老房子隔音不好,我能听到客厅电视机的声音。爸爸永远不会在别人睡觉时把声音调小,他在乎的只是,这是他要看电视的时间点。我从声音辨认出他在看军旅题材电视剧。广告来了。他换台,古装戏,换台,新闻,换台,动画片,此时却停下了。故作天真的配音,说着出去春游的事儿。我能想象那画面,阳春三月,一片生机勃勃。这时我才发觉我所害怕的,爸爸身上的那种东西。六十八岁的爸爸还有着本能的性欲,这种超乎年龄的活力是抵抗,是不认输,满含延续生命的能量,是生机。生机不该出现在老人身上。他该顺从接受命运既定的轨迹,该安之若素走向最后的结局。这是一个老人该有的自知之明。就像,只有老房子拆迁了,我们才能住上新房子。那几天,我过得有些浑浑噩噩,总想起死去十年的妈妈。妈妈死后,在家里设了灵堂,亲戚朋友来上香祭拜,完了总要招呼他们去餐馆吃个便饭。我在收银台结账,听见他们议论,说,妈妈造孽,没享福就走了。又说,亚琴以后可以专心照顾她爸爸,一个人侍奉两个老人还是辛苦,她妈妈体贴她先走了,压力也能少很多。现在想想,及时地死去真是一种体贴。是的,我终于可以承认,在徐建平说出那句话之前,很多时候我早已幻想过,要是父亲死了,会怎么样?这个念头出现的第一刻,我觉得罪恶,但下一秒,又冒出轻松。爸爸死了,不会需要我一日三餐照顾,不再居高临下指责,以后也不会生病住院,不会花钱——他本该留给我的钱。小时候,单位有领导给大家分巧克力,进口的,他拿了两块回家,他一块,我一块。我吃得很香,他就把他的那块推给我,自己不吃了。这两块巧克力我记了三十年,每次吵架,都会想起那时候的甜。爸爸是爱我的,我曾经这样想。但现在,当我再次想到那块巧克力时,我恍然大悟,还有一种可能:那块巧克力不是爸爸忍痛割爱给我的,他只是不喜欢吃巧克力这种甜腻的东西罢了。爷爷十堰的亲戚打来了电话。爷爷有三个哥哥,大哥尚在,但子孙都留在当地县里,最远的也只是去了十堰城区,和武汉的爷爷慢慢就淡了。打电话来的是爷爷大哥的长子,按辈分我要叫他大伯。大伯说,今年是爷爷离家第八年,算来算去,人活着希望已经不大。他问妈妈,其实是问爷爷唯一的后人我,要不要在祖坟里给爷爷办个衣冠冢,落叶归根。逢年过节的,老家这边也有人照应。妈妈犹豫片刻,决定遵循老人的心愿。于是她顺从提出,买碑刻字的一点支出,她代表我来承担。按照操办父亲葬礼时的行情,大约在五千块左右。大伯客气推辞了一会儿,才说,村里预备修个宗祠,祠堂牌位和祠堂后林氏墓园的位置,可以一起“供奉”,而他们已为爷爷定好一处风水极佳的位置。妈妈愣了,问他,需要自己做什么?大伯说,最好是以我的名义捐些善款,到时候还能记在祠堂前的功德碑上,也是给爷爷长脸面。妈妈答应,又问,捐多少合适。大伯说,最好捐一万。我颇有些愤愤,觉得大伯只是想从我们的口袋里多掏一些钞票走,但妈妈说算了,给爷爷花钱的机会不多了,就当是在尽孝。我又想到奶奶和父亲,他们都葬在了武汉市郊的公墓。即便是衣冠冢,爷爷应该也想和他们在一起。“死人想什么还重要吗?坟啊碑啊,都是给活人看的。”妈妈说。不久,大伯又打来电话,说祠堂即将建成,希望我作为爷爷的后人,当天到场,敬奉上爷爷的牌位,同时还有一套林氏家谱要给我,作为根系的证明。妈妈劝我顺从他们的意思,孝顺,孝顺,顺从是本。她说,就当是最后一次给爷爷做点什么。她总容易妥协,总有很多个最后一次。爷爷的故乡,在十堰市郧县一个叫五峰乡的地方,不算远,新开的汉十高铁转客车,大半天就能到。自父亲去世后,我便没来过。之前也只在过年时来了两三回,模糊记得有条小溪,碧色见底,流急。听人说,那是汉江上游。大伯让他的小女儿来接我,也就是我的堂姐。堂姐孩子快上初中了,我们互相寒暄几句,幺娘还好吗?大伯还好吗?都好都好。这以外再没有什么交谈。我已经听不懂这里的土话,她努力用普通话向我介绍,我连蒙带猜,彼此很客气地一起假装大笑。又是那条记忆里熟悉的小溪。七八岁来这里时,父亲曾划了条小船,带我到江里钓鱼。他划得又稳又快,碎金的阳光洒在江面和他身上,像个超人。再望向江面,一条小船都没有,冬天的山上很是萧瑟。远远的,我看见江对面崖上有几个石洞,那是什么?我问堂姐,堂姐哦了一声,说,是老人洞。什么是老人洞?我追问。大概是老人住进去的,我也不蛮清楚,你可以去问我爸爸,他晓得。堂姐说。我又望了一眼崖壁上的老人洞,天色晚了,洞口只剩一片黑。江水不息,清脆的翻腾声,打向耳边和岸边。我跟在堂姐身后,沿着汉水,走向大伯的家。老人洞是现在隐晦的称呼,大伯说。他将供奉在堂屋正中观音像前的酒水洒在地上,进行着古老的祭拜仪式。他又点好香,递到我手上,继续讲说,祖上叫这些洞作自死窑。自死,就是老人在里面自己死。记不清是什么朝代的事,总之那时这里还是一片山林,穷乡僻壤,粮食都不够。年满六十的老人,大多都会被送到自死窑里去。这些窑洞多建在江边峭壁上,老人难以自行进出,都是子女将老人背上去,留下三天的口粮,离开。三天后,粮食断绝,老人逐渐饿死。送老人进洞,一般在冬春两季。等到了夏天,汉江汛期来临,水涨起来,淹没山洞,老人的遗骸和遗物都被冲走,不留痕迹,子孙也不会伤心,大伯说。我心里说不出的沉,开口只很无力地问,为什么?其实答案不必言说。为了节省生活资源,为了减轻后辈负担,为了宗族的延续,为了生生长流。原始、野蛮,不讲道理,却充满生机。他们可真舍得,老人舍得,子孙也舍得。我不知道期盼大伯给我怎样的回答,只是想到方才看到的洞穴,洞口中黑暗的空虚让我恐惧,难以喘息。我忽然想到父亲火化的那一天。殡仪馆六点开第一炉,我们四点多就从家里出发,天很黑,只有路灯雾蒙蒙的光,湿气重,脚踩在小区院子里的路上,又软又黏。爷爷走到小区院子口忽然不走了。我那时不足十岁,牵着妈妈的手,缩着脖子,听爷爷说,他不去了,都怪自己没把儿子生好。爷爷那张诊断单上的肺空洞,是不是让他想到了父亲的肺癌?我终于知道爷爷为什么离家出走了:是自责,是惩罚,是不配安享晚年的否定,是对自己父亲身份的愧疚。在爷爷心里,父亲是因他生物学上诅咒一般的缺陷而死的。尽管医生说过,过度吸烟和酗酒是父亲肺癌早发的主要原因,但爷爷非要把命运的偶然背到自己身上来,不知和谁在较劲。这好像是做爸妈的本能。大伯还在说着老人洞的故事。他说,爷爷也对这个习俗充满了兴趣。说他有次回这里,还特意爬上洞穴拍了好些照片,拿了个本子专门把照片贴上去。“你爷爷是读过书的,”大伯说,“所以喜欢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老家接下来的活动,我都无心参加,只顶着一张笑脸,迎接各类问候与打量。祠堂风风火火落成,放了四挂五十万响的鞭炮,我进了香,叩了头,被拉到一旁的流水席上吃饭。穿着蓝色罩衣的邻居们前来帮伙,一天能收到一百块的报酬。大海碗装着的蒸圆子、烧甲鱼被送上来,吃不完的,有人径直倒进大红的塑料袋里,说打包带给家里不方便出来吃席的老人。真热闹啊。一片热闹中,我又想起了爷爷,这里俱是他的亲戚熟人,可真正记得他的有几个?我筋疲力尽回到武汉,又在家里到处翻找了一遍。没有大伯所说的,爷爷用来记录老人洞的本子。但是,身患顽疾的爷爷,的确是为了自我了断才离家出走的。我的内心很确凿:爷爷是去找自己的老人洞了。爸爸病了,应该是伤风。老话说吃了端午粽,才把寒衣送。贪凉,就容易得病,这病来得快,且急。我给张继做好夜宵,犒劳他学习辛苦,坐在餐厅,听到了父亲带有喘息的咳嗽声,我们都皱了皱眉。今天拆迁维稳办公室的人又来劝爸爸,开出的补偿条件比上次高了百分之十,并优先让我们选新房楼层大小。爸爸依然不退让,我的心里更加燥郁。有些道理是说不通的。爸爸活在自己的时代里,九十年代,或者更早,总之是他英明神武、无所不能的年纪,而我永远是不谙世事的孩子,无知、盲目、任性。世界已经翻天覆地,他们依然岿然不动稳如泰山,无法也无能去接受任何,新诞生的东西。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要是爸爸就这场病死掉了,多好。不愉快的记忆我愿就此勾销,他依然是圆满的父亲。房子拆迁了,我们就搬走,开启新的生活。我忍不住幻想起来,好久,意识到不妥,急忙深呼吸。张继吃着面,忽然开口说,“妈,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教我的那句话?宁可死做官的老子,不可死讨饭的娘。我现在一想,觉得这句话不是在夸娘,而是在骂做官的老子,对孩子太不用心,连讨饭的都不如。”我想开口,没能发出声音来。我知道,张继脑海里想的,和我是同一件事。是的,这老房子困住的不止是我,还有张继。我得让他住上崭新的大房子,同学们才愿意同他相处。在这老院子里住了十年,他从没邀请过同学到家里来。他是在意的,我知道。我从柜子里拿了一包感冒冲剂。撕开,倒入杯子,加水,加一瓶盖药。这瓶药是从前的版本,除了喝着有些苦,大约不会有其他不适。我走进父亲房间,他正歪在床头打瞌睡,听见声音,睁开了眼。我默默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说了句“吃药吧”,就走了出去。半小时后我再进来,杯子已经空了。我很镇定,拿杯子去厨房洗干净。张继本来站在冰箱前找东西吃,看到我,很自觉地让出了路。我朝他笑了笑,打开了料理台的水龙头。那瓶药,剩下的倒进下水道,空瓶子和客厅的垃圾一起收拾好,下楼,丢进垃圾桶,行云流水。爸爸总说我优柔寡断,他不知道,我只有在选择时才会犹豫不决,一旦迈出第一步,就义无反顾了。有人敲门。是楼上林爷爷,带着刚熬好的鸡汤来看父亲。站在门口,我说,爸爸已经睡了,今天精神不太好。林爷爷把鸡汤递给我,又问,要不去医院看看?我的手稍微抖了一下,鸡汤从留有缝隙的保鲜盒中洒了出来,于是急忙从门口鞋架上拿纸擦拭。我叹了口气,说,自己有点担心爸爸,一天都做不好事情。林爷爷宽慰似地拍了拍我的肩,说,不行明天就去医院吧。你爸爸心脏也不好,我听收音机讲,感冒也容易有心肌炎。我也是满面愁容,说,是啊,这几天下雨,不好出门,又担心医院人多,感染什么病,一直拖到现在。早知道就……林爷爷也叹了一口气,说,没事的,你爸爸吉人自有天相。上次心脏那么严重,都化险为夷了,这次也一定能撑过去。我点头,苦笑,又说了两句,微笑目送他离开。我将鸡汤放在桌上,打开,闻了闻,莫名觉得腥。门铃又响了。还是林爷爷。他堆着笑,指着门外散乱的废纸箱,问我这些箱子还要不要,不要他想拿去卖了废品。我想起林爷爷有到处捡塑料瓶卖废品的习惯。我把纸箱递给他,又从屋子里拿了两个爸爸喝完的空酒瓶,他心满意足地离开。夜晚,父亲的咳嗽声弱了。他有时会忍不住呻吟两下,在空寂的黑暗中格外刺耳。我走到窗边,凝视外面的夜景,心里像夜空,高远又低沉。张继喂流浪猫的那瓶药,我没有丢。我从他柜子里找了出来,放进了我衣柜深处。但哪怕那瓶农药我拿走了,他能弄到手第一次,就能再弄到手很多次。如果,我无法阻止张继去做这件事,那么,我只能比他做得更快一步。不过也好,房子到时候可以办继承手续,我来签字拆迁,估计一个月,最多三个月。夏天,汛期来了,我们就能开始新生活了。马路上传来歌声,由远及近。是谁半夜开了车窗,大声外放着音乐。我倾耳听,是首老歌。“就让我默默地真心为你,一切在无言中。”“亲爱的,我永远祝福你,好人就有好梦。”在医院,我找同事们旁敲侧击,有没有听说过老人洞的事?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反问我什么是老人洞。我随便找了本小说的名字糊弄过去,又听见办公室的一位大姐说,白沙洲的事情,该去问白沙洲本地人。是的,我该去问张姨。我想,得等到周末,拿点水果去他们家,借口邻里惜别,顺便套话。可惜还没等我万事俱备,张姨先来找了我。张继发病了。他抱膝坐在墙角,极恐惧的样子,嘴里嘟嘟嚷嚷,不知道说些什么,手边是散落的药片,估计是张姨想给他喂药,他反抗,失手打翻了。别强迫他吃药,我对张姨说,他现在还算安全,没有破坏性行为,观察一下,今晚让他好好休息,再看要不要去医院。他为什么突然发病?张姨说张继在书房清东西,他们这周末就搬走,所以张姨让他清理一下不要的书。张继很听话,但清着清着就不对劲起来。我们在客厅里说着话,张继也逐渐平息。张姨扶他上床躺下,我则往书房走去,想知道是不是什么东西、什么记忆触发了他的病,之后也可以警惕。书房有些乱,没几本书,都是《知音》《家庭与健康》《特别关注》《今古传奇》一类的老杂志。我翻了翻,最新的一本,发行日期也是十年前了。一片过刊里,我看到了一个老式硬壳笔记本,被翻开了,面朝下趴着。我拿起来,这字迹我万分熟悉,是爷爷的。“湖北省十堰市郧县五峰乡荔湾村老人洞遗址,图片两张。”“湖北省十堰市郧县五峰乡杨岭村老人洞遗址,图片一张。”是大伯说的,专门研究老人洞的那本笔记。张姨走了进来,我问她,这本子哪里来的?她说不知道,很久前这本子就在书房里,她也没翻开过。我说,这是我爷爷的本子,可能落在这里了。张姨忙说,拿回去吧,我们搬家了,这些旧东西也都不准备留下。我拿着本子,又走到张继房里看了一眼。躺好的张继睁着眼,望向空气中的灰尘,或者虚空本身。我给他打了个招呼,说我走了。他瞟过来,忽然用力盯住我手上的本子,表情紧缩,变形,尖叫出声——他又恢复到方才的惊恐了。我只好迅速把本子藏到身后。又闹了半个小时,张继睡着了。我回到家中,不等洗漱,径直坐到客厅里,翻看爷爷的笔记。张继和爷爷之间,或许有过我不知道的隐秘交流。我翻开笔记,不过都是对于老人洞地址、外观、当地民俗传说的简单介绍。有一条写到老人洞中的构造:“自死窑底部内侧,有一等边三角形石孔,石孔每边宽约40厘米,深约20厘米,边缘锋利,刚好容得下一个成年人的头颅。有村民说,饥寒交迫的老人受不了时,便仰面躺下,将头伸入石孔之中,向上一顶,锋利的石棱能帮助老人结束痛苦。”我有些毛骨悚然,但说不清到底在害怕什么。快十二点了,妈妈已睡熟,我走到妈妈房里,摸了摸她的枕头。靠近脸的地方,热烘烘的,我心里镇定了些。窗帘没关,冷冷的光透了进来,月光、路灯和深不见底的黑暗。我小跑两步,拉上窗帘,不想看到漆黑的东西,也不想去思考黑夜中有什么。妈妈翻了个身,我轻脚走出房间。那本子我想收起来,最后又翻了两下。爷爷的笔记占了三分之二篇幅,最后关于武汉周边红安县古樽活埋老人的调查,只写了一小段。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纸,塑料包装纸。是山东科机公司生产的百草枯水剂。薄如蝉翼的一条塑封纸,因时间而变得脆了,我拿起来,哗啦啦响,是围绕在农药瓶瓶身的那一圈。我几乎是跌跌撞撞跑到了打包好的箱子前。入院通知单和那个农药瓶,我一并放进了装书的纸箱里。我拿出农药瓶,塑封纸和它像同一个西瓜的两瓣那样,花纹完美地贴合到了一起。连瓶身上未撕干净的一点白色的粘胶痕,都心心相印。这是一个完整的百草枯农药瓶。我坐在沙发上,深呼吸,努力梳理我一直不愿去想的信息。一开始,是张继外公感冒,久久不好,爷爷去探望他,回来说,张继外公口腔溃疡很厉害,应该去医院的。又说,好的病让人死得快,这次估计是好病。没等到去医院,张爹爹就不行了。后来,爷爷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个农药瓶。他用了四五十年的农药,熟悉到无以复加,光凭一个小瓶盖就能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药,何况一整个药瓶。他一定是想到了什么,所以才那么忧伤。张爹爹不愿意老,所以死得那样惨,于是,爷爷想要体面地死,才离家出走。那他给张继这个本子和这张包装纸,是恐吓,还是威慑?不是的,爷爷是善良的,他爱读书。笔记本最后的几行,爷爷写着,进老人洞是一种开朗的生死观,是放下对生的欲望,期待子孙有更轻松的未来。他是在安慰张继,老人总是会死,老人心里也想着死。那张塑料包装纸,是宽恕,也是爷爷留在这里的眼睛,代替爷爷审视他。所以,张继是在看到这些东西后才彻底失控犯病的。他在恐惧。极度的恐惧让他精神坠入深渊。他在害怕什么?是秘密被人识破,还是认罪伏法的结果?但爷爷已经死了。我看着手上的东西,这些证据,如果还有资格被称为证据的话,根本无法证实什么。客厅的窗帘没有关,我望着窗外的黑暗,心跳加速。我想到两位老人离开的时候,想到了张爹爹的葬礼,殡仪馆的灵车来了又走,想到梦里脸上破了一个洞的爷爷,静静躺在地上。明天是大寒。日历上写,宜嫁娶,修坟,乔迁。明天我们就要搬家了,离开这老得都要长斑的家属院,离开这生锈发腥的房子。从七年前我就盼着这天,盼着,盼着。院子里只剩七八户人,下周五是搬离的最后期限。我和张继准备搬到江对面去,那里没有认识的人,没有亲戚。虽然和爸妈两边的亲戚都没什么来往,我还是想离他们远远的。江那边,张继上班也会方便。他刚在六角亭精神病院住了两周,出院了。等开春,他病好了,还能去商场上班。林妍总说,分裂症是终身疾病,我不信。那么多治好了的人,她没看到罢了。张继就是太聪明,爱想太多,才生了病。等他再长大一点,想开了,病就好了。东西已经收拾好,家具柜子,锅碗瓢盆,我都不带走,旧的东西和旧的房子一起,被拆掉吧,我迫不及待开始新的生活。门铃响,是林妍。她递过来一个纸袋子,说刚才清东西,发现有些我爸的书、照片,落在她爷爷书房。我接过来,谢了几句,又问有没有要帮忙的,去了新家也要常见面。林妍一一答应,很亲热地拍拍我的肩,转身上楼去了。我打开纸袋,是几本蔬菜种植的书,已经过时,丢了也罢。还有一张照片,一个瓶子。照片是爸爸和林爷爷在蔬菜所门前的合影,瓶子是百草枯。是我只见过一次,却永远不会忘记的样子。张继已经睡了,我匆匆擦洗完,躺进被子里。没有泡脚,脚冷得像冰铁。我无暇去想这瓶子为何兜兜转转来到林妍手上,这不重要。我关心的,是林妍知不知道,知道多少?她又如何判断出这瓶子是我家的东西?她又为什么要还给我?是威胁,还是警告?我想不通。我最后一次碰那个瓶子,是在救护车来的早晨。太阳升起来时,父亲已经冰凉。为了让他睡得更沉,我加了一些医生给我开的安眠药。半夜他呕吐时我来收拾过,但被套上依然沾染了血渍与胆汁,呕吐物的臭味与血腥在屋子里发酵,我却闻不到。开了窗,一股雨后清晨的新鲜,我换上新被套,将父亲常吃的心脏病药放在床头柜上显眼的位置,和强效感冒药放在一起。一夜未眠,我的精神依然很好。等张继醒了,再让他去打120。我知道,要救护车先来拉一条没有起伏的心电图,才能去社区医院办死亡证。解释已经在心里排练过无数遍,重感冒,前两天一直下雨,没去医院,心脏病史,又不按时吃药,谁想得到……爸爸,你会保佑我的吧。我喃喃出声,问他。他只是沉睡。我摸了摸他的头,染了黑发后新长出的发根悉数全白。他的眼角亮晶晶的,我疑心是之前的冷汗,想给他擦掉,却越擦越多。是眼泪。我的手开始颤抖,一直不想去承认的某些情绪翻涌上来。我用袖子擦,又抽床头的纸巾,纸巾盒被碰倒,我擦拭着,深色的水渍又从他的嘴角溢出,我咬紧嘴唇,用力擦着,擦着,终于擦干了,脱力跌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咬着衣服,无声大哭起来,脑海中再无下一步行动,只有撕心裂肺的痛苦。在张继醒来之前,我已整理好了一切。我打开书房的电脑查清楚,死亡后肌肉松弛,身体各个器官会不受控制。这并不是父亲的泪水,只是尸体的体液。我甚至打开了父亲的口腔,将里面的剩余的血水也擦拭干净。我知道,必须天衣无缝。只有足够冷静,才能自己掌握自己接下来的命运。天此时已经大亮,太阳照进了父亲的房间。他是那么安详,宛如沉睡。爸爸,你会保佑我的。我用肯定的语气告诉他,随后,蹲在床边,用尽全力,大声哀泣,打破了整个家属院小区,安静的清晨。就像今天夜里一样安静的清晨。我躺着,甚至听得到远处乌鸦的叫声,犀利,声嘶力竭,不久又暗哑下去了。紧接着,传来街上几个年轻男女的笑声,喝醉了酒,大声吵闹着。我忽然难受起来,一种活力与衰败同时进入了我的身体,在夜晚,在黑暗之中,觉得离死亡很近。脚依然很冷,这时,如果身边能有个冒着热气的人,该多好。相隔七年,我五十岁了,忽然就明白父亲那时想要再娶的心。性是本能,更是抵抗,是想找一位战友,彼此热烘烘的,才能熬过黑暗、呼啸、静寂,熬过死亡的恐惧。张继就在隔壁睡着,呼噜声规律。我五十岁了,他才二十八。我二十八的时候,正抱着张继去江边看牛蛙。牛蛙叫得可真大声啊,几百只,几千只灰褐色的怪物,在泥泞的江水中用力鼓起腮帮。在被食用之前,他们的绿豆眼瞪圆了,恶狠狠叫着。听丰年,蛙声一片,江水被他们甩在身后,奔流不息。他们叫得震耳欲聋,瓜哇,瓜哇,瓜哇。公交车行驶在白沙洲长江大桥上,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天气阴了,风里都是寒意,中央气象台刚刚发布寒潮蓝色预警,武汉迎来了今年最猛烈,也是最后一次降温。昨天,我们所有的行李都被搬到了江对岸的新家里,两室两厅,很宽敞的房子,还有电梯,和家属院完全不一样。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回去,把昨天忘带的、走廊里的一盆花,带到新家去。走到楼下花园,我伸手摘了一朵腊梅,香得熏人。我顺手把腊梅插进花盆里,如果它能成活,爷爷是不是就能循着香味,找到我们的新家了?我胡乱想着。老人洞,我没有再找,也许让这件事过去,就是最好的答案。公汽前排坐着对母女,在讨论白沙洲建江豚自然保护区的事儿。从明年开始,长江禁渔十年,各种保护区纷至沓来。“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江豚?”小女孩问妈妈,“它不能吃,也没有大熊猫可爱。”妈妈回答说因为要保护长江的生态。“生态又是什么?”小女孩追问,妈妈答不出来了。大人质问大人,结果往往是吵架。小孩质问大人,结果往往是转移话题。我以为那母亲要换个话题,或者用为母的威严压制住女孩,但她忽然又开口说,“生态就是,强壮的、弱小的,都能一块活着,好好活着。因为保护弱小是人类很高尚的地方。”那女孩好像没有听懂,我也没有。我转头望向窗外,晚高峰,桥上堵住,公交正好停在白沙洲上方。冬季,灰白的河漫滩漏了出来,几丛杂草保持顽强的绿意。现在白沙洲的面积大概是夏季涨水时的两倍大。我欣赏着江景,忽然把手紧紧扒在车窗上,悟出了什么。梅雨来临前,这里数平方米的砂石漫滩都会露出来,绿草成荫,比人还高。从前甚至有人在上面种萝卜,虽然现在早没有这个需求。而汛期来临,芳草萋萋的沙洲,一大半的面积都会被淹没。那些草、卵、虫,植物,动物,生灵,一并汇入滚滚长江之中,包括人的遗骸。白沙洲就是最好的老人洞。我打开车窗,一阵冷风扑到脸上,这才发现下雪了。前面的母女回头望了我一眼,我有些愧疚,迅速把窗关上。公汽开动起来,哒哒,哒哒,夜已经降下来了。这桥刚建成时,我们全家曾一起来看大桥亮灯。啪,一道光芒洒在江面上,所有桥头灯一齐亮起,朱红的白沙洲大桥殷殷发光。我们都很高兴,没有人注意到爷爷的表情。我又想起爷爷曾经抄下的那句童谣:“月牙弯弯,小河缓缓。把老房子拆了吧,把枯棉花枝子烧了吧,把人种在土里,等他们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