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启蒙概念｜二｜下

《启蒙的辩证法》这本书是一种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概论。严格说来，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哲学书。这个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说法很让人怀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委婉措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这本书是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话的，一种历史观的对话。院外将陆续推送此书的重译稿与相关的导读系列。本次推送的是“启蒙概念”章第二节的下半部分，在对待名称与实存关系的问题上，无论最后站在哪一边，都无法避免沦为“虚假的反欺骗形式”。黑格尔希望借"特定的否定"来区别启蒙和"实证主义的堕落"，但因把否定的全过程规定为已知的“绝对”而自陷于神话之中。同样，实事求是的启蒙在审判之前就已做出了判决。事实在计算理性所构建的自给自足的世界中循环复现，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唯一存在。该统治逻辑也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着作用，个体被定义为物或数据符号，受着既定事实的统治。而以自我保存为导向的理性人，也只会在非此即彼中选择，没有了不做选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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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诺    译｜夏凡    责编｜星丛

启蒙辩证法｜启蒙概念｜二｜下｜1944, 1947

本文4000字以内｜接上期

唯名论的启蒙止步于“名”：非广延的、点状的概念，专有的名称。尽管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我们再也无法确定专有名称原来是不是属概念（类的名称），然而两者的命运并不相同。休谟和马赫所否认的“实体自我”并不等于“名”。在犹太教里，即使父权社会的观念高涨到毁灭神话的地步，名称与存在的关系仍然得到了承认，因为犹太教禁止称呼上帝的名字。犹太教的祛魅世界否定了上帝观念里的巫术元素，从而与巫术达成了和解。犹太教禁止用任何词语来抚慰凡人（有死者）的绝望。他们把希望留给了禁忌：禁止把假神误认为上帝，禁止把有限者误认为无限，禁止把谎言误认为真理。救赎的保证在于拒绝任何描述救赎的信仰，知识则在于拒绝妄想。然而否定并不是抽象的。不分青红皂白地破除一切实有，比方说佛教关于虚无的刻版说法，就和它的对立阵营（泛神论以及拾其牙慧的资产阶级怀疑论）一样，违反了禁止称呼“绝对”之名的诫律。无论是把世界解释为虚无还是全有，这两种解释都是神话，得到保证的救赎之路不过是高级的巫术实践。自满于对未来的预言也好，将“否定”神圣化为救赎也罢，都是虚假的反欺骗形式。形象的权利在“忠实地遵守诫律”中得到补救。这种遵守，这种“特定的否定”，并不像“真伪皆空”的怀疑论那样，依靠抽象概念的主权来抗拒直观的诱惑。“特定的否定”也不是像严格主义那样，只是因为“绝对”的不完美的表象（偶像、形象）无法严格符合理念而抛弃这些表象的。相反，辩证法把每一个形象都揭示为文字。它教导我们从形象的特征去判读对其虚假性的供认，这种坦白就剥夺了形象的权力，而把它移交给真理。于是，语言便不只是单纯的符号系统而已。通过“特定的否定”这个概念，黑格尔强调了一个可以把启蒙和“实证主义的堕落”（他自己也有份）区分开来的因素。由于他最终把否定的全部过程的已知结果（体系的总体性和历史的总体性）规定为“绝对”，从而亲自触犯了诫律，并自陷于神话里。

这不仅仅是他的哲学（黑格尔哲学是进步思想的神圣化）遭遇到的情形，也是冷静客观、实事求是的启蒙本身（实事求是将启蒙区别于黑格尔乃至一般的形而上学）免不了的结果。因为启蒙和任何体系一样，都是极权主义的。启蒙的虚假性，并不像它的敌人浪漫主义始终批判的那样，在于分析的方法、倒退回元素、反思的解析，而在于对启蒙来说，在审判开始之前，判决便已经做出。在数学的情形里，当一个未知数成为等式（方程式）里的未知数时，在确定其数值之前，它会被标示为已知数。无论是在量子理论出现前还是出现后，自然都可以被归纳到数学里；即使那些无法列入的、无法解析的和非理性的，都可以用数学定理转换一下。启蒙事先就把完全数学化的世界与真理等同起来，以为这样的同一性可以确保启蒙能够阻止神秘事物的回归。启蒙把思想设定为数学。这样一来，数学就仿佛犯人被无罪释放，而摇身一变为终审法庭。“一个无限的世界，此处即各种观念性的世界，被认为是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的认识无法个别地、零打碎敲地、像在撞大运一般地把握其对象，而是通过理性的和系统的方法——通过一个无限进步的过程——最终触及每个完全自在存在的对象……在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里，自然本身在新数学的指导下被观念化，用现在的话说，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多样性。”思想把自己物化为自行运转的自动过程，模仿着思维自己创造的机器，好让机器能够最终取代思维。启蒙抛弃了古典的要求，即对思想自身进行思考——费希特的哲学是该要求的激进阐发；因为启蒙偏离了“控制实践”的诫命，而那诫命却是费希特信守奉行的。数学的处理方法俨然成为思想的仪式。尽管有公理的自我设限，数学仍然把自己设定为必然的和客观的：数学把思想变成物，变成工具，正如数学自称的那样。然而，随着这种模仿，随着思维对世界的这种模拟，事实成为唯一者，即使是否认上帝的存在，也被归于形而上学的判断。对于坐在启蒙理性的审判席上的实证主义而言，偏离可知世界的思想不再只是被禁止的，而且是无意义的空话。幸好实证主义无需变成无神论，因为被物化了的思维甚至不再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实证主义的审查而言，正式的礼拜被视为与认识无关的特殊社会活动，和艺术一样，它都乐于放行；但是，拒绝上帝，即使自称是一种认识，也不能过关。科学的信念认为，思维如果偏离了加工事实的本职，逾越了实存的范围，那它不是发疯了就是自取灭亡，就好像要原始部落的巫师走出他为了招魂降神而画的圈子一样，在这两种情形中，触犯禁忌都会给逾矩者带来严重的灾难。对自然的统治标出了一个圈子，《纯粹理性批判》把思想禁锢于圈内。康德认为，那种不辞辛劳、坚持不懈地追逐无限性的学说，无异于执着于它的缺陷以及永恒的有限性。他的宣告是一种神谕：世界上没有任何存在是科学无法理解的，但是科学能理解的东西并不是存在。根据康德的说法，哲学判断以新事物为目标，却无法认识任何新事物，因为判断总是在重复那些理性已经置于对象里的东西。思维躲在科学的领域里，以规避通灵者之梦，但是如今它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对自然的世界统治转向了思维的主体本身，对于主体而言，什么也没有了，除了永远同一的“我思”，它能够伴随我的所有观念。主体与客体都变成虚无。唯有抽象的自我才有权去记录和体系化，而它面对的也只有抽象的物质，那样的物质并不占有任何性质，而只是这种占有的基底。精神和世界终于相等了，不过那是因为它们彼此抵消了。在思想被缩减为数学工具时，世界的许可也被认定为它自身的尺度。主体理性在名义上的胜利，亦即让一切存在者都臣服于逻辑的形式主义，其代价是让理性对直接的实际存在者俯首贴耳。认识的全部要求都被牺牲了：理解实存本身，不仅要注意到人们度量它的那些抽象的时空关系，也要把它们思考为表面的事物，思考为被中介的概念要素——唯有阐明那些要素的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和人类学意义，才可能实现上述要求。认识的要求并不在于单纯的知觉、分类和计算，而在于对每个直接事物的“特定的否定”。但是数学的形式主义以数字为媒介，它是直接性事物的最抽象的形态，因此它只在直接性中去把握思维。事实总是对的，认识自限于事实的重复，思维把自己变成了纯粹的同语反复。思维机器越是臣服于存在者，它就越盲目地满足于对存在者的复制（再生产）。于是启蒙回摆到神话，而不知如何挣脱。因为神话以各种形态反映了实存的本质：循环、命运、统治世界才是真理，而希望被剥夺了。生动的神话形象就像清晰的科学公式那样证明了事实的永恒性，纯粹的实存被表现为它所阻断的意义。世界作为巨大的分析判断，是科学仅存的梦，它与那描述“珀耳塞福涅被掳掠而形成了春秋更替”的宇宙神话属于同一个模式。神话事件的独特性本想把事实予以合法化，但那只是个谎言。女神被掳的故事原本就是指自然的死亡。每年秋天都会重复它的死亡，而重复也不是各自独立的事件的前后相继，而是每次都一样的。随着时间意识的加强，事件也更加独特地沉淀在过去里，而在每个新的季节周期里，也会通过回溯远古的仪式来平息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如此的区隔无济于事。由于设定了独特的往昔事件，季节的周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来自古代的恐惧延伸覆盖到所有事件，一切都不过是其重复而已。无论是把事实纳于传说中的史前时代，还是纳入数学的形式主义，在当下事物与仪式中的神话事件（或者与科学里的抽象范畴）的象征（符号）关系里，新的事物似乎都是前定的，因而其实就是古老的东西。实存并不是没有希望的，知识才是没有希望的。知识以形象的或数学的符号，把实存占有且永久保存为某种图式。

在启蒙的世界里，神话潜入了世俗性当中。完全涤除了魔鬼及其概念衍生物的实存，在其纯粹的自然性里，拥有史前原属于魔鬼的超自然性（神秘神圣性）。打着“赤裸裸的事实”的名义，造成了这些野蛮事实的社会不公被神圣化为永远不得更改的东西——正如巫医在众神的保护下被神圣化。统治的代价不只是人类与被统治的对象的异化：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的关系，甚至每个人与自身的关系，都着了魔。个体萎缩为习俗的反应与功能操作的交汇点，实际上后者才是对他的期待。泛灵论为物赋予灵魂，而工业主义则把灵魂给物化了。在总体计划之前，经济制度就已经为商品赋予了价值，而那些价值决定了人们的行为。随着自由交换的结束，商品丧失了所有经济性质，只剩下拜物教的性质，于是拜物教转瞬间扩散到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通过无数的大规模生产组织及其文化，标准化的行为模式铭刻在个体身上，并成为唯一自然的、正当的、合乎理性的模式。个体仅仅把自身定义为物，定义为统计元素，定义为success or failure（原文为英语）。个体的衡量标准是自我保存，即是否成功适应他的功能的客观性及其模范。所有其他东西，思想和罪行，都会遭遇集体的力量——从学校到工会，集体的力量无所不在。即便是有威胁的集体力量也只是骗人的表面，底下潜伏着某种力量在操纵着残暴的集体性。怂恿着个体的集体野蛮，并不代表人的真正性质，就像价值也不代表所购买的物品。恶魔般的扭曲形象，号称是对事物和人类的没有偏见的认识，实际上这样的形象可以回溯到一种统治，一种原理：该原理把超力灌注到鬼神中，该原理让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巫师和巫医的把戏。古代把无法理解的死亡承认为命运，现在命运转移到了完全可理解的实存。那时的人在每天中午突然觉察到自然无所不在的力量而惴惴不安，现在同样的恐惧无时无刻不侵袭我们：人类预知到一个无所不在的力量将要焚烧这个没有出口的世界，我们既是该力量本身，却又对它无可奈何。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未完待续｜

▽启蒙概念

▽奥德修斯｜神话与启蒙

▽朱丽叶特｜启蒙与道德

▽文化工业

▽反犹主义诸要素｜启蒙的问题

▽笔记与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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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保存

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

兼论福柯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关联

启蒙将神话的世界祛魅，并重新成为新的神话的辩证法，如果离开了对自我保存原则的阐述便会失去力量，自我保存范畴因此是启蒙的辩证法的重要逻辑环节。如果我们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还会发现这样一个重要且有趣的思想史关联，那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自我保存原则所展开的批判，恰恰与此后福柯的生命政治批判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这一关联在两者的文本中清楚地表现出来。自我保存正是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而这两者，共同标志着一种新的统治形式，从一种自然性和理性的标志，被解释为了统治性的和非理性的原则。福柯在界定生命政治的定义时，同样也谈及了自我保存原则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正是自我保存原则的确立使得统治权力在19世纪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启蒙辩证法》中的主题和生命政治的主题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在自我保存原则之上的统治。二者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结构上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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