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漫游的地理或抵抗的空间｜下

《2005年南京大学建筑研究所艺术家访问及展览计划》在当年年初启动。邀请了四位居住在不同城市、在不同领域进行工作的中国著名艺术家参加，希望他们以“南京城”作为工作主题，以各自的方式对南京城市的空间进行研究，以作品的形式提出对南京城市空间的看法。研究所希望通过这个计划，为自己一直在进行的南京城市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维度，推进工作。四位艺术家的工作成果展出，是有关南京这个城市的另一种叙述。本次推送的是对此次研究及展示计划的评述。作者将艺术看作是切入当代城市主导性空间及其生产力量之中的前沿阵地，一个在主导性空间中显现自身的流动空间。艺术的行动，就是城市中存在着的大量微生物，一种高压力空间中的浮游生物，他们的生存形态及其战术选择构成城市空间的另外一些视点，从而向人们展示了城市的另一种面貌，激发并展示浮游生物般的个体感性经验的空间。艺术空间生产与整体社会空间生产之间的既关联又相互区别，它要成为一个抵抗的阵地，要重新焕发出空间斗争的勇气，要让艺术的想象地理成为对社会空间生产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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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敏    责编｜BLOOM绽

南京城｜漫游的地理或抵抗的空间｜下｜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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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空间的深度

一个城市总是有各种深度空间，决定并生产各种深度空间的力量，除了来自宏观政治经济层面以外，也包括城市中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显然，艺术的空间生产方式跟它们都有差别，它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深度性，这种深度既是附加性的，也是嵌入式的，是在以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之外的方式，进入到城市之内，在城市中组建出新的空间维度，并在这种组建活动中展示城市多维空间的关联。

季铁男的《生龙活虎计划》与杨福东及姚大钧的作品不同，不是在展示当代城市浮游生物式的漫游性空间，而是在进行城市地理的考古学发掘，通过援引南京城的历史地理文本，构建了一种不仅属于南京，而且还以不同方式属于其他中国城市的超时空特性。

如果说，杨福东的作品展示了南京城不可知的深度性的话，那么，姚大钧的作品则以中国古代“地听”方式展示了南京城声音的深度。与此相对应，季铁男的作品以城市的历史深度为背景，组建出了一种城市的双面剧场化空间。在这里，所谓城市的剧场化（路易斯•芒福德语），既指城市宏观生产力量的可视性，也指城市个体生存形态的叙事逻辑，它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空间生产规则，它们按照自己特定的空间规划，把对方想象成物质空间的剧场背景或在这个背景中某出特定戏剧的主角。中国古代都城的“龙脉”观念就是一种特定的剧场、有着特定主角的典型仪式及其地理叙事的戏剧文本，它由一整套中国古代空间生产的知识体系及其想象所支撑。社会空间的等级性、自然空间的有机性、历史空间的终极性是其核心思想，特定个体与空间之间对应关系，如同命运戏剧的高潮，稳定、持久、不可一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所谓的“龙脉”，也是一种霸权性空间，个体的（无论是君主还是普通个体）生存，就表现为对这种霸权空间的争夺和固守，所谓的封建性，也就表达出了对领土、故乡、家园等一系列古典概念的迷恋。而在当代社会的各种现代性力量面前，我们知道，即使中国人的传统空间想象依然存在，但真实的空间及其历史的变迁，已经使得以“龙脉”或“风水”等观念为基础的文化地理学体系几乎完全瓦解了。

在季铁男的作品中，当代南京空间与其中国传统文化地理学之间不仅呈现出了巨大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几乎已经没有内在的对应关系。我们面对的是传统空间的秩序在当代社会中的土崩瓦解，古代宏观戏剧完全被当代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所代替，乌托邦不是转化成了异托邦，而是消失了，几乎在当代城市空间中无法呈现出来。显然，导致传统中国文化地理瓦解的社会力量并不是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而是其它的社会宏观力量，如政治经济、建筑学的、城市规划的、抑或其他抽象的宏观社会系统，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现实目的，但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这些知识、权力与空间的集合性力量，却有可能导致了历史以及历史的空间性的完全断裂。即使季铁男的作品只是把南京城的“龙脉”当作一个不具有实质性的象征文本，只是一种特定的文本化空间组织形式，但正是各种不同的空间文本叙述方式与组织形式，在看似建立当代南京历史深度的过程中，实际上却是在表达这种城市实质性或实体性历史深度本身的瓦解。空间的历史性断裂，正是两种空间形式的并置：帝王的空间与普通人的日常空间。从长时期来看，南京，以及其他中国当代城市都具有一种超历史的空间特征。不是城市的历史不存在，而是城市的历史本身就是空间的不同叙述，表现了城市成为自我的生产过程实际是一场空间形态的斗争战斗，是各种的社会地理学相互分离又相互嵌入的空间想象，是不同的主角扮演者的空间叙述。城市剧场总是上演着形式各不相同的空间游戏。到处都是超历史空间的文本生产，城市空间生产的主导权总是被其他的空间所穿越、嵌入、侵蚀、分解和挪用。一次次背景与前台的转化，在这种转化中，社会主导力量通过交易、妥协、猜疑、反目为仇又和好如初的文本形式生产出新的城市地理，这是具有一种无序深度的复杂社会空间。当代中国城市的超时空与超历史特征，不是导致无历史性的空间，而是构建出多重历史的文本叙述形式并置。

季铁男｜《生龙活虎计划》

都市再生方案

该计划是季铁男“微观都市方略”（micro-urbanism）理论在南京的一次实践。他根据传统南京城市“龙蟠虎踞”的说法，首先在南京的“龙脉”上找出了七个“微区”（micro-zone），作为他进行都市再生工作的介入点。他认为，现实中的“龙脉”或被街道切断，或被地下通道挖空，不再被人注意和感知。这个计划希望通过对“龙脉”上的七个微区的处理，使南京的自然地景与内在结构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和提示。这个计划以微观都市的“战术”来处理这七个微区，“以一种低限介入的手段来进行都市再生工作”（季铁男，方案阐述）。

朱文的《四季酒店》与上述三个作品相比，却是在构建一种城市地理边界的深度空间。

在我们的生存经验中，时间总是空间的一个维度，反过来，空间中也总存在着一个时间的维度，这种经验构成了有着时间与空间的一系列形而上学思想体现。自福柯、列菲伏尔等人提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空间时代（一个有趣的反讽性术语）的观点后，时间这个过去几乎是统治性的经验与理论概念，越来越成为空间概念以及理解当代社会空间的辅助性与解释性术语。在朱文的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把时间，也就是把季节表达为特定空间的经验性传统。秋天，等于收获，也就是丰收的田野。在《四季酒店》中，空间，也就是置身于南京地理边缘的酒店，被自然的季节时间化了，同时又反过来，时间与季节的流逝性，被转化成了空间上固定的点，四个酒店（概念意义上的）形成了季节的一次轮回，以及这种轮回的空间关联（它们分别处于南京的东南西北角上）。一个季节就是一个要到达的地方。只是这个要到达的地方既是目的地，也是驿站，是固定却又要轮回着的空间节点。时间与空间因此实现了相互的转换，所有的时间都在转换成空间，而所有的空间也处于轮回的流转之中。而当代超时空城市已经完全失去了这种功能，只有空间，没有时间与季节。

显然，自然地理在朱文的这个作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在他本人过去的小说中，录像厅、小酒馆、杂乱的小巷与拥挤的集体宿舍才是主要的空间场所。在从小说到空间艺术（包括电影）的转换中，朱文还进行了一次场所的变迁，他眼中的南京城发生了空间性的变化。作为四位艺术家中最了解南京城的一位，他区别于过去的文学创作，在《四季酒店》中为南京城构想了全新的空间深度，这种空间深度已经没有了过去小说中的南京的本土性或地方性，而转向了季节、地理方位、酒店这些宏观文化地理景观，南京成为了一个演绎时间轮回的宏大剧场，它的地缘被四个季节的酒店所界定，因此而获得了一种空间布局及其深度的完整性。

通过季铁男与朱文的作品，南京城再次建构了自己的城市空间深度，历史与幻想成为重构南京空间的地基，自然地理成为了当代城市的基石。这既是我们提到过的超时空城市一种表征，也是艺术介入城市空间的一种方式。两个艺术作品在此具有了一种乌托邦的意味，只是它们一个是挖掘历史的地表，另一个是未来的城市规划，并通过这种历史叙事的指向，展示出乌托邦与当代城市的裂痕。季铁男与朱文的作品，如同南京城市空间的两道伤口，在直接或间接展示南京当代空间的同时，也展示出了南京城文化与自然地理的机理。但我在此更多地看到的是，这是一种有关城市的空间想象，这种空间想象从反面告诉我们的是，当代城市几乎不再可能重新回归到某种完整性之中。

朱文｜《四季酒店，流动的圣节》

建筑计划

朱文的作品是一个建筑计划，他希望通过这个建筑使南京城市的一个特殊方面呈现出来。这个被命名为“四季酒店”的建筑，是一个可移动的、可随着季节的变换分别放置在南京的四个不同地点的酒店，“随着四季变更，这个酒店总是出现在这个城市最具魅力的地方。”（朱文，建筑概念阐述）。南京大学建筑研究所的研究生根据他的设想设计出了具体的建筑方案。在方案中，这个酒店由盒子式的客房单元、可伸缩的交通连接管道、以及可收放的公共活动帐篷等三个部分组成。

南京城的空间节点

无论是当代城市的漫游空间，还是新的城市空间深度，《南京城》艺术项目都提出了有关当代中国城市空间艺术经验的核心问题，即，如何理解当代城市的复杂性，如何洞察当代城市在地理景观与空间变迁方面错综复杂局面中的关键因素，如何以作品形成与当代城市空间的有机关联，如何使艺术在当代城市空间剧烈震荡过程中具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生产性与实践性？也就是说，在我们肯定漫游性与重新建立城市的空间深度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空间建构功能之外，我们还能期待艺术为当代城市空间做些什么？

事实上，我隐约感觉到了《南京城》针对当前的南京城市空间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总体性的否定意味，古典主义漫游与城市自然地理学的重新建构，多多少少都隐含了这种对当代城市空间的拒斥，而这种拒斥，或者是否定性，甚至是更强烈的批判意味，在我看来，具有比较典型的现代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似乎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价值取向。杨福东《幼夜》的白日梦气质，姚大钧一直所倡导的“真实声音美学”，季铁男《生龙活虎计划》作品中所流露的历史地理学意味，以及朱文《四季酒店》里浓郁的自然主义诗意，都在或强或弱地展示出了一种面对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的超时空特征的现代主义回归之路，它们都让我有意无意地回到了现代城市的空间起始点上。我们都是也总是城市的闯入者，也是城市的异乡客，城市总是需要仔细辨认的，当代城市的高强度压力，导致我们的艺术总是在激发并展示浮游生物般的个体感性经验的空间。

此时的艺术行为及其作品形式如同孩子般的游戏，它看到的世界是成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一个被压抑、被边缘化、去意义化的世界，也是一个有着自我生长空间与方式的世界，一个隐蔽的、附着性、撤退着的世界。艺术在此成为一种成长着的经验，一种既在寻找真理与真相，也在展示喜悦与忧虑相混杂的感性经验自身的随机历程，在一定程度上说，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的巨大变迁，确确实实在使得我们命中注定地成为了一个游戏者。

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空间，是否还可以以其他方式展示我们面前的超时空城市地理，除游戏之外，我们如何理解并展示当代城市建设过程中那些最重要的权力体系，以及这种权力体系如何四处引发的空间冲突与抗争？空间的生成与生产，总是一场潜在的空间冲突，这既是当代中国超时空城市的建立机制，也是高压力空间形成与变动的原因。还有那些城市中更低下的、最隐蔽与最隐晦的空间，那些正在以遗迹的方式存在并随时逃逸的空间，那些不可告人的、非法的黑暗空间，那些反美学的、反诗意的甚至是反城市规划的空间，它们是否存在，它们在何处，当代艺术是否能够与它们产生特定的关系，并通过这种特定关系穿越当代空间中最具有权力和最卑微的广泛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寻找到或占据那些关键性的空间节点，形成新的戏剧冲突的场所？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当代城市正在平面上扩张自己，在高度上提升并升华自己，而在深度上挖掘自己，在中心与边缘的坚持上面瓦解自己。这导致了到处都是城市的超时空遗迹，这是一段旷日持久的城市大变迁过程，这场大变迁又是一种在其原有空间范围上的有机体大迁徙。处处都可能涌现潮起潮落，处处都可能沧海桑田。而所有那些空间上稳固的核心点，如皇宫、纪念碑及其他权力中心点，也因其外在环境的变迁而逐步改变着自己的形象与功能。我们还要看到，当代中国城市在成为自己的时候也成为了自己的异国他乡。而在我们的城市与异国他乡之间，《南京城》艺术项目具有一种新型艺术生产空间的规划性质，它至少看出了艺术空间生产与整体社会空间生产之间的既关联又相互区别，艺术的空间生产行为如同政府城市规划、房地产商的投资与投机、个体或社群的城市空间游击战术等等一样，是多重城市空间生产力量之一。在此，《南京城》表达出了一种寻找南京城市空间节点的企图。无论如何，当代的艺术空间不能只是主导性空间生产力量的一个环节，更不能只充当它们的尾端，被当作主导性社会空间生产的产品、剩余物和遗迹，而要成为一个抵抗的阵地，要重新焕发出空间斗争的勇气，要让艺术的想象地理成为对社会空间生产的抵制。

观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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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今日先锋》第14辑｜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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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之旅｜2005年“南京城”艺术家访问计划

该计划认为艺术家们完全不同于建筑学与城市规划的工作，将使南京城市空间的更多层面呈现出来。自2005年5月起，季铁男、姚大钧、杨福东、朱文等四位艺术家先后来到南京，进行短期工作。他们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展开了对南京城市的考察与研究，以及实地的创作。他们也以小型研讨会与公开讲座的形式，与研究所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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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或现场

中国建筑与当代艺术结合的十年通过一种现场化的叙述方式，呈现当建筑师和艺术家具有相异身份的个体实践被“捆束”后，个体和整体在运动状态上的变化。作者进而通过分析身份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相互映射的复杂关系指出，集聚的意义在于，每一个身份进入共同现场都能成为一次持续的施力和受力过程，都会在推动集体涌动的同时发生自身的蜕变，因而集聚的效应究竟如何，必然只能在历时性的观察中，而非快速的重写中，被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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