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方“表音文字”是中文雅言的寄生物
西方“表音文字”是中文雅言的寄生物
——欧洲“原初”文学及哲学为“汉字密码”之展开
林鹏、诸玄识、董并生
完整的文字兼具“形、音、义”三要素。西方诸语言只有字音，缺乏字义，没有字形；因此可以说西方诸语言不仅“文字”晚出，而且极不完备。
所谓的“西方文明”及其高雅内涵，事实上都是华夏文明派生的；而以其文字最为典型，只不过被伪装得天衣无缝而已。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种文字体系是“西方文明”全面袭取中华文明的一个缩影。揭示这个真相对于解开“西方文明”之谜底尤为关键。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原来西方诸文字形态仅“发音形式”是其独特禀赋，而其“表意”则是寄生于汉语。“表意”在形式上是含义与定义，在内容上是雅言或雅道；凡此，都是汉语的原生特质。
作为欧洲文字元件的各种字母，包括希腊字母、罗马字母、英文字母、斯拉夫字母等，不过只是适应于印刷术的表音符号，除此之外别无其它意义；而且欧洲字母的真实源头，并非上古阶段的“腓尼基”，而是中古时期之阿拉伯。
（一）近代以前的欧洲不存在书面语言
“表意”是文字的本质属性，没有表意，就不会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表音”本身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字，因为声音是特殊性、狭隘性的——与文字所要求的“普遍共通”不相适应。那么，西方表音文字（字母系统）何以“横空出世、横行天下”呢？原来它是以中国纸及印刷术为其先决条件，而在中文雅言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西方文字的表音外壳所包孕的，正是汉语“表意”（雅言）的内涵。
事实上，当今通行世界的各种西方字母表音文字，都在表意内涵（文化含义、定义）的上无形地源于中文雅言。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安德鲁指出：在17—18世纪“西方人发现汉语结构这件事，对于世界其他语言（文字）是至关重要的。”。[〔见正刊注〕。]
另一方面，纯粹的“象形”也不能成为文字，最多只是小范围的宗教图符；因为它仅是客观具象（形似），表达思维的碎片而已。所谓的埃及象形文字（加上其他几种“古老文字”），其中有美其名曰“圣书字”者，但那都是小部分被夸大、大部分被伪造的；其始作俑者是被称为“埃及学之父”的基歇尔（AthanasiiKircher,1602—1680年），他利用中国资料和汉字杜撰“古埃及”及其“象形文字”，旨在贬低华夏文明。[〔见正刊注〕。]据意大利东方学家哈盖尔（Joseph Hager,1757—1819年）考证，埃及象形文字是汉字的低劣衍生。[〔见正刊注〕。]进而言之，所谓的“埃及文明”也是出于虚构，它的“王朝编年”是被“编年史之父”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按照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精心设计出来的。[〔见正刊注〕。]
在历史长河中，一方面是“沧海桑田”：有着无数次的事物变迁及天灾人祸；一方面是“画地为牢”：人群被天造地设和艰难险阻所分割和封闭。由此，人类的语言在空间上是千差万别，在时间上是出千变万化。就空间而言，古时候不存在像今天这样的公共传播，各地方言皆彼此隔阂、以邻为壑，口音既浓且怪、参差不齐；正所谓“五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风”，在不同人群之间，翻过一座山或渡过一条河，人们大概就无法听懂对方的言语白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伏羲画卦、苍颉造字（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书面表意语言——中文汉字。事实上，只有像中文那样的表意文字能够超越语音的转瞬即逝的局限，穿越时空，形成可靠的历史纪录。
与表意文字不同，所谓的“表音文字”是一种语音现象；佛经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言语道断”，其中的“言语”就是这种语音现象——漂浮在虚空中难以为继，因而“表音”不能传播。换句话说，仅靠“表音”无缘于文字。
伏尔泰在18世纪下半期曾说，“五百年前的欧洲不存在文字”[〔见正刊注〕。]。斯宾格勒也持同样见解，他还批评：把无文字的“古希腊”当作强烈依赖文字的欧美文明的源头，是一种耻辱。[〔见正刊注〕。]
除非满足一定的条件，字母表音文字在任何时空中都实难以立足。
（二）字母表音是书面语言的低级形式
在阐述字母表音文字如何产生之前，让我们先来比较一下文字的价值和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听信全盘西化的说教，把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奉为“高级文字”，而把中文汉字定性为近于原始性的“象形文字”。
然而，事实上从与中文汉字开始接触的时代，欧洲的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就已认识到：汉字是蕴含义理和哲理的智慧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有着本质区别。[〔见正刊注〕。]
中文汉字具备了形、音、义完整的文字三要素，重心在“义”（表意），是完备的文字形态。因此弗朗西斯·培根说，汉字是“真正的字”，它所指示的是事物概念或自然本质。[〔见正刊注〕。]莱布尼茨也曾指出，汉语是“哲学语言”，是全人类的通用语言的典范。[〔见正刊注〕。]
《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汉字是基于“形而下”，臻于“形而上”（道、道理：哲理性）的完备系统。相比之下，象形文字（视觉）和表音文字（听觉）都是“形而下”（器、器官：生物学）的形态，属于文字未成熟的阶段。
借喻佛学“八识”：先看前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象形文字和表音文字分别对应“眼识”（视觉）与“耳识”（听觉）；而汉字则是“六识”的总和，其重心在“意识”（第六识）。不仅如此，汉字直通第七识（莫那识，即意根）和第八识（阿赖耶识、藏识）——“汉字密码”之蕴藏无穷。
《文心雕龙》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作为人与自然和谐互动、有机平衡的结果，心灵产生了文字，文字产生了文明及文学等。结合佛学，真正的文字是本于“六识”之首（意、心灵→表意文字），而不是前几识——单纯的视觉（象形）或听觉（表音）。
从这种整体思维来观察，近代以前的西方并未曾有过真正的文字、文学和文明。在1500年之后，由于偶遇“天时地利”（郑和远航、联通世界，提升了西东两洋的地缘战略地位），西方才接受到“东学西渐、中学西被”的影响，因而开始成为华夏的反面的子系。具体来讲，一如历史上的“蒙古征服、蒙古和平”，现代西方文明的各个方面都是寄生于中华文明而成长起来的，是其“矛盾体的对立面”（文明天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西方优势和美国霸权将会像历史长河中的蒙古等军事帝国那样，转瞬即逝、昙花一现。文明中心是“迂回西洋、返回东亚”。
真正的文字必须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然而，单纯的“象形”或“表音”都不能达到这一境界。相对而言，“表音”比“象形”还要低劣：“象形”是客观的具象，可以表达零星或孤立的场面（能被外人接受，从而形成原始文字）；“表音”则是主观的具象，只能表达狭隘或局部的声音（不能被他者所理解和接受，因而难以形成书面语言文字）。
需要指出的是，奠定欧洲比较语言学基础的一个如雷贯耳的名词——“印欧语系”，实际上是英国殖民主义学者所伪造的概念，其目的在于“名正言顺地”统治印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骗局的始作俑者——东方学家、语言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年），在其鼓吹“印欧语系”的同时，还组织翻译“把中国诗词改变成为了英文的习惯用语”。[〔见正刊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表音文字寄生于汉语的雅言“表意”。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现代印度所继承的两个具有正面意义的大英帝国遗产——英语及文官制度，实际上都是中国元素。前者我们将于下文详述，后者（文官制度）先在这里略为提及：两次鸦片战争之间，英国开始模仿中国的这种久经考验的成熟体制，先在东印度公司试点；1870年代在英国本土实行，1880年代普及到其余欧美国家。[〔见正刊注〕。]
（三）西方表音文字的前世今生
依照成说，西方最早出现的字母是希腊字母，希腊字母来源于腓尼基字母，又经过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字母，从而形成拉丁字母，而拉丁字母又是的近代欧洲字母的嫡祖。另一方面，希腊字母又派生出斯拉夫字母，就是今天东欧诸字母体系的前身。如今的考古学，也不遗余力地在西亚圣经故事的发生地寻根，旨在佐证腓尼基字母之源头。
大约在18世纪前后，欧洲人开始了对字母的关注。伏尔泰说，“用字母表达思想的技术，大概是很晚以后才在亚洲的这个地区发明出来的。”[〔见正刊注〕。]这种说法代表了18世纪欧洲人对欧洲字母起源的见解。
然而，伏尔泰却进一步声称：“认为腓尼基人发明字母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我不敢肯定他们是在迦勒底人之前就已经发明了这样的字母，然而他们的字母无疑是最完备和最有用的，因为他们有元音字母，而迦勒底人则没有。我不认为埃及人曾把他们的文字和语言传给其他民族。相反，腓尼基人却把他们的语言和字母传给了迦太基人，迦太基人把这些字母加以改变，后来又变成希腊的字母。”[〔见正刊注〕。]
这个腓尼基人为字母发明者的推断则被当成了历史事实。“希腊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现在几乎是没有疑义的了。”[〔见正刊注〕。]
伏尔泰说欧洲的字母起源于亚洲，大致不错。但是，说古希腊字母来自腓尼基字母，则是一个双重的虚构。古希腊文明出于虚构，我们已经辨明；其实就连腓尼基以及腓尼基字母又何尝不是出于虚构呢？[〔见正刊注〕。]换句话说，不仅古希腊文明及古罗马出于虚构，腓尼基的故事本身也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因而，腓尼基字母传到希腊形成希腊字母之说，纯属子虚乌有。
按照今天的“常识”，大约在公元前14-13世纪，有一位名叫桑楚尼亚松（Sanchoniathon）的“腓尼基作家”，写了一部《腓尼基》的历史书；到公元1世纪，比布罗斯的斐罗（Philo of Byblos）把该书“翻译”出来。
据《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诸神百科全书》披露：腓尼基的桑楚尼亚松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学家，他曾在腓尼基的比布鲁斯城（今沙特阿拉伯朱拜勒），写下腓尼基神塔特斯（God Taautus）创世的知识和智慧；塔（God Tau），这个腓尼基神，受到神往来于天地之间的启示，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字母表（腓尼基字母）。[〔见正刊注〕。]
实际上，桑楚尼亚松和腓尼基及其相关的“腓尼基字母”的传说，都是在15世纪由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1432-1502年）杜撰出来的；在17世纪初，被约瑟夫·斯卡利杰收进西方“正史”。[〔见正刊注〕。]
成说所声称的、中世纪拉丁文有千年传承，以及有大量古希腊文献被流传下来的说法，实际上都缺乏事实依据。希腊文是欧洲东正教所使用的语言，而拉丁文则属于西方天主教会所使用的语言，两者的历史都没有通常所说的那么悠久。
欧洲表音文字生成的物质条件是“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及印刷术。若非借助于印刷术来锁定和规范表音符号（字母），若非使用成本低廉的纸张在变动中保持它们（字母）的一致与稳定，欧洲各民族纷繁复杂的表音文字便无从产生；即使产生，很快就会发生紊乱、变成乱码。尤其是印刷字体所要求的大写字母形成“刻板印象”，有利于普遍辨识。相反，在没有印刷版本规范的条件下，抄写人员都以手写传抄文本，即使是中文也难免三豕涉河，鲁鱼帝虎，更何况是一个缺乏字形要素的语音记号，并且在不同的语言族群之间隔几十代辗转传抄……。
图：表音文字需要印刷术锁定和规范它的符号（字母）。
在欧洲诸语言中以拉丁字母表为基础的字母表大约有70种。这70种字母表同属一个体系。现在还流传着中世纪“拉丁文独步千年”的神话。按照成说，在西欧“文字”历史分期第一个时期（5-15世纪）的一千多年期间，拉丁文基本上被视为唯一文字。[〔见正刊注〕。]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拉丁文的存在依托于罗马帝国所统治的疆域范围之内，如果罗马帝国被证明并不存在，拉丁文的存在就成问题；第二，这一分期法以古希腊文明的存在为前提，而事实上古希腊文明出于虚构。
在大致同一个千年期间，一个真正的语文传统在地中海东部及南部大规模展开，那就是阿拉伯语文的形成与扩张。除了中华文明之外，第一个使用纸张的文明是阿拉伯文明；第一部写在纸张上的宗教经典为《古兰经》。阿拉伯字母系统之所以得以广泛传播，得益于中国纸张的广泛应用。正是纸张应用的普及，使得阿拉伯字母的标音文字得以固定及伊斯兰教的概念可以被定义，这是其得以穿越时空广泛传播的物质条件。
问题在于，作为拉丁文使用地区的邻居，阿拉伯人竟然对一个独步千年的拉丁文的传统毫不知情。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独步千年的拉丁文传统其实并不存在。
实际上，欧洲的字母体系与阿拉伯字母同属一个系统。从出现的时间来看，欧洲字母应当晚于阿拉伯字母。欧洲对纸张及印刷术的需求晚于阿拉伯五百年，在阿拉伯向欧洲扩张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中国的造纸术与印刷术。正是在写于纸张之上的阿拉伯字母的广泛传播影响下，才有了包括希腊字母、拉丁字母在内的欧洲字母。
欧洲的字母系统是由纸张及印刷术将其字音、字义固定下来的。而在利用“四大发明”造纸术及印刷术之前，在碎片化的欧洲原始族群之间，各种方言口语及手写字母，则会随时随地发生变乱，不可能产生广泛通行的字母表音文字。
（四）西方字母表音文字的诞生
根据帕夫洛夫斯基教授的研究，欧洲是在14世纪左右才开始有文字的（希腊文和拉丁文，都是宗教文字，而与“古代”希腊—罗马无关）。[〔见正刊注〕。]来自中国的纸张记载了12-14世纪欧洲的口语。“早自12世纪起，拉丁语就不再是独立存在的语言了；基督教世界同时拥有众多语种的日常口语；大约从12世纪至14世纪，这些日常口语纷至沓来，竞相绽放。早在印刷术产生之前，它们有的就被誊写到了纸上，并争先恐后地创建起各自的语言文学……”[〔见正刊注〕。]
人类学家H.S.张伯伦认为，西方文明是依靠纸的文明（our civilisation is of paper），而以前的历史都是不真实的（尽管他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武断地宣称，是欧洲、而不是中国发明的造纸术）。[〔见正刊注〕。]尼尔·鲍得也说：
世界没有纸那就是不真实的，犹如文明全然是纸糊的。……实际上，如果人们不用纸，……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我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纸，文明的进步真得很慢，以致（20世纪）我们这一代人仅仅达到黑暗时代（中世纪）的水平。[〔见正刊注〕。]
从英语书面语言的历史来看，例如人们至今关于莎士比亚的考证，仅发现的证据包括他的六个签名；当时英语书面化的过程刚刚开始不久，作为“大文豪”，莎士比亚所留下的签名不仅笔画狼藉，而且每一次的名字拼写都不一样，以致单靠这些签名不能辨认姓甚名谁。这也是手写字母难以形成通用文字的真实写照。莎士比亚本人究竟是文豪，还是文盲？后来所统计的16世纪英国文盲率是75%，只要有签名的人就不在其列（如果按照读和写的标准，那就会高得多）。那么，莎士比亚的“签名”算不算呢？
应该说，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非常原始：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从不洗澡，据说这是千年习俗；所谓的国王和贵族实际上都是匪类土酋，经常举办“人肉宴”；当时的英国人对于纸张及印刷术都闻所未闻，在莎士比亚身后才出现造纸作坊；之后大半个世纪，英文才勉强开始写作，再过大半个世纪才有了正规的英语词典。英国及欧洲各国的朝代谱系和贵族系列以及“封建社会”并非“古已有之”。实际上这些都是在18—19世纪，按照被耶稣会士所介绍的中国历史编造出来的“历史故事”！
美国圣约翰大学教授布雷特·布拉克指出：“在印刷机与活字版被发明之前和在大量的便宜纸张被使用之前，字母是不可能出现的，完全意义上的文字更不可能。……。进而，还得等到在科学进步的曙光下，提供更多的技术帮助，字母系统的效应才会充分发挥。”[〔见正刊注〕。]
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欧文·方格也说：“在印刷编排字母构成书写文字的基础之前，……（欧洲）各地的方言土语都是不可能变成适合的文字的……。”[〔见正刊注〕。]
即使导入了中国纸张，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解。例如，十五世纪操英语的英国人之间相互看不懂对方所写的书面英文。
“在英语史界人们依然在争论，10世纪、11世纪诺曼人入侵之前，英语究竟有多一致？但没有疑义的是，当14、15世纪英语恢复使用的时候，……现存的文学作品通过其自身的各种特点，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作家的语言词汇的风格。那个时期，所有的作品都是手抄形式的，重要的文件都用拉丁语书写，所以国内其它地区的人是否能读懂一部作品，对作品本身而言或许并不重要。如果一部作品希望为各地的读者所理解，那就会有人来改写它的方言。就像《世界的运行者》的作者在改写《圣母升天》时所作的一样。
它由南部英语写就，我已将其化为我们自己的语言---北部人的话语因为我们无法阅读其它的英语（Cursor Mundi,Assumption of Our Lady,Ⅱ.51-4）
杰弗里•乔叟在14世纪80年代用伦敦英语创作了诗歌《特洛伊罗斯和克里希德》。在结尾处他写道：我们所说、所写的英语如此迥异，所以我祈求上帝，使我不致误写你，也不误读你，只因忽视语言差异。无论你在何地阅读或歌唱，愿你都能通晓，我这古语所含的意义。（Chaucer,Troilus and Criseide,v,Ⅱ.1793-9）”[〔见正刊注〕。]
这是表音文字的共同规律。“不仅仅是英语，同一时期内，西欧其他语种，特别是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至少在发音上与英语截然不同的语言，都经历了几乎相同的变化过程。”[〔见正刊注〕。]
近代前不久的高卢地区有一种大众方言，所使用的就是拉丁语。这种方言口语，应该是天主教教会所使用的书面宗教语言——拉丁语的源头；而不是相反：一种宗教学术语言变成了大众口语方言。[〔见正刊注〕。]而“希腊语”也是一样，虽然是东正教所使用的书面语言，据欧洲学者揭露，它原本是来源于一种阿拉伯语古代方言的西亚语言[〔见正刊注〕。]。
因此可以说，西方字母的起源与传播并非如成说所讲述的那样：腓尼基字母→希腊字母→罗马字母……；实际的流传途径应该是：阿拉伯→斯拉夫→东正教（希腊文）→基督教（拉丁文，以法国南部的一种方言口语为基础）→近代欧洲诸语言。[〔见正刊注〕。]
（五）新生“文字”引发西方厄运
在普及中国纸张及印刷术的过程中，西方字母表音文字的生成经历可谓一波三折：先是依靠“中国因素”（纸张与造纸术）而起，然而草创未久，已呈现病入膏肓之症状；幸亏经中国文化的“对症下药”及“回天之术”，使其寄生于中文雅言之下从而逐渐获得生机。
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有两个先天绝症：1.附和声音——“声浪覆舟”；2.缺乏意涵——“言不及义”（借用《论语》中的成语）。下面先看后果，再谈救治。
既然表音文字“附和声音”，也就难免随着语音的时空差异而变得混乱不堪。尽管如此，发生了两桩与此相关的“怪事”：一是原本不可能出现的表音文字，因有“贵人相助”，终于“铁树开花”；一是它从开始就危机四伏、命悬一线，所幸“再遇贵人”得以起死回生。
如前所述，西方最早的文字是基督教的宗教文字（东正教希腊文、天主教拉丁文）。然而，基督教获得文字之时，也是其神权社会解体之始。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宗教失控，世俗势力兴起，从而发生人神火拼（宗教战争）。如果不是指南针把大部分的火药能量从对内消耗转向对外扩张，那么，欧洲人相互间的自相残杀就会导致自身的彻底毁灭。果真如此，就不会有后来的欧美文明和海洋霸权了。
与宗教文字相对立、随后出现的世俗文字（欧洲各地的方言文字），像雨后春笋一般地群起而林立。然而不管是宗教文字，还是世俗文字，都不仅未能促进沟通与媾和，反而加剧误解和武斗；以致17世纪上半期，在宗教战争耗丧上千万的人口之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可归因于“语言危机”。哈佛大学教授安妮·凯莉指出：词语的混乱反而制造新仇旧恨，因而“战火愈演愈烈，那么多人死于非命，却都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了什么？反正都是嫉妒和恐惧，杀人或被杀。怎样才能‘让国民用耳朵来和解呢’？”[〔见正刊注〕。]
图：17世纪的宗教迫害。
图：17世纪的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
《墨子·尚同》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天下之乱也。”墨子这里说的是虽然是中国古代的语言，然而，这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在不同时代通过一个语音现象来准确传达思想的非现实性。没有是非标准，缺乏共通言辞，就谈不上讲道理与相互谅解。于是我们见到了这样的景象：在欧洲引进文字的过程中，除了恶语相向，就是大动干戈。
在17世纪的欧洲，新兴的书面语言表音文字，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面临着夭折或难产的危险。首先是宗教语言和文字（希腊文与拉丁文）早已半死不活。批评家们抨击拉丁语和希腊语，视其为“死亡的语言”。[〔见正刊注〕。]就是在意大利，拉丁语也是奄奄一息。[〔见正刊注〕。]
再看世俗的语言文字，以英语为例；它被五位代表人物宣布为“已死的语言”（fallen language），他们是培根、斯普拉特（Thomas Sprat）、威尔金斯（John Wilkins）、斯威夫特（Swift）和约翰逊（Samuel Johnson）。[〔见正刊注〕。]
正是这些有识之士，他们反观本国语言文字之绝望，从中文那里找到了拯救的希望。
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克拉森阐述道：
对于中国，观察者像英国人约翰·韦布（John Webb）所总结的那样，她的历史悠久、相对稳定和起伏繁荣，这都多少归功于其语言文字的完美；……汉字能被称之为“真正文字”，是合乎自然的理性语言，它有六个特点：简易、简洁、悠久、鲜活、概括性和表达适中。
17世纪的欧洲，学术高峰的标志就是寻找“真正文字”，它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情：宗教与政治的危机，语言与文字的改革。
《圣经》中上帝拆毁巴别塔的故事，象征着宗教与政治的冲突、以及宗教改革与反改革的决裂。……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1623—1687年）概括道：英格兰的宗教战争的原因之一是，语言文字的糟糕及其所造成的举国误解。假如人们对于“神”（God）、“天堂”（heaven）和“地狱”（hell）等概念，有着相同定义；那么，宗教战争或许不会发生。
那时的欧洲，有众多的像威廉·佩蒂这样的学者、神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他们试图发现和设计一种通用语言，而使上述的致命误解不再出现。
约翰·韦布宣称他找到了这种通用语言，那就是汉语。他相信在巴别塔事件中，汉语幸免于难，安然长存。……反观当时的欧洲，语言文字存在着滥用词语……的问题，以及欺诈、败坏和淫荡（低俗、劣质）。……韦布强调汉语能够适当的表达思想。[〔见正刊注〕。]
图：按照西方传奇，《圣经》之“巴别塔事件”打乱人类语言。
（六）中国文化——西方表音文字的救星
芝加哥大学教授索萨西说：“自从欧洲人开始知道中国的书写文字，它就被当成完美文字的范式。”[〔见正刊注〕。]
现代早期的欧洲精英们——从培根到莱布尼茨——在其对照汉语时，都认识到了西方文字的两个先天绝症（附和声音、缺乏意涵）。针对第一个先天绝症（附和声音、声浪覆舟），他们希望、并且尝试按照汉语模式，创造一种可以普遍通用的表意文字。波特教授指出：
整个时代，欧洲人都是在汉语这个最重要的外来式样下，探索“替代语言”（指创造中国式的“通用语言”，以取代欧洲的宗教与方言文字）……。
“合理语言的理论”这个中心议题，左右着欧洲人与汉语的“有缘相会”，它产生了独特的中文表达模式的综合视野；非常奇妙，令人憧憬于那遥远和美妙的语言王国。[〔见正刊注〕。]
图：17世纪的欧洲精英（培根、威尔金斯、斯威夫特和莱布尼茨等）都希望、并且尝试按照汉字模式，创造一种适合于他们自己的“表意文字”或“哲学文字”，从而取代那陷于“语言危机”的字母表音文字，但没有成功。
显然在欧洲，创造一种基于表意的通用语言（文字）、以取代它的基于方言的表音文字，这样的做法是不切实际、因而不会成功，尽管莱布尼茨坚持到最后；[〔见正刊注〕。]但是，如此几代人努力并没有付之东流，其收获都已汇聚到了相对成功的医治第二个先天绝症之中。
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的第二个先天缺陷（缺乏意涵、“言不及义”），也就是不具有像汉字那样的“表意功能”——不能自体“含义”和“定义”。前者已加剧宗教战争，后者使它变得难以缓解。最终多亏中国文化之“启蒙”，而转危为安（启蒙运动：神的社会→人的社会），拯救了整个西方社会及其拼音文字。
如果要说18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字有其“含义”的话，那充其量也是很偏狭的语义。例如，其宗教文字不能表达、并且排斥有关“人”的内涵（人情、人智、人事等）；而世俗文字除了日常对话之外，则都是粗话俗话，不能表达“雅言”的涵义（高雅、高深、高尚等）。
“表音”意味着不能自体定义。培根为此痛心疾首，他用钱币作比喻来启示世人，即：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词义，这就是价值，所以它们是大众语言的“通货”；而字母表音文字则好比不含价值的货币，仅凭发音乃强人所难，所以很难行之有效、通行无阻。[〔见正刊注〕。]
图：弗朗西斯·培根。
举例来说。如十六世纪“拉丁文”不能转译“哲学概念”。“让我们试试把16世纪法语在表达中所没有的大部分概念翻译成拉丁语。「绝对」（Absolu）？拉丁文的absolutus意思是「结束」、「完成」，仅此而已，没有哲学上的用法。「抽象」（Abstrait）？拉丁文的abstractus意思是「孤立」或者「心不在焉」。西塞罗无疑会提出一种「专门折磨人的玩意儿」（Quod cogitatione tantum percipitur）。这样说也对，也不对。……对于「相对」（relatif）来说也是一样，翻译成pertinens ad？可能是另一个意思了，后期罗马帝国及中世纪拉丁语中的relativus只有一种语法上的意义。”[〔见正刊注〕。]
既然字母表音文字不能“自体定义”，那就只能借助于传入欧洲的中国文化及其表意文字来弥补这个固有缺陷。正如加拿大英语教授尤金妮亚所言：在“中国风”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英语词汇是通过想象中国事物而被定义的。[〔见正刊注〕。]
没有一个思想的模版，试图单靠语音来表白思想的内涵是徒劳的。例如，对于“思想概念”的翻译也是如此，其前提是掌握所翻译“思想”的内容。没有确定的定义和概念描述，要翻译思想的内容同样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注意的是，要想翻译一种思想，你首先必须掌握它；而在这方面，掌握一种思想的标志，就是字词；在通俗法语中所没有的字词，你怎么用拉丁语去表示呢？而且说到底，如果严格说，我们可以用一个长长的句子来表达「决定论」所表示的意思---好心的高尔泽（Goelzer）在他的《法语-拉丁语辞典》中便在努力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19世纪和20世纪的法国人，我们上过哲学课，我们的老师在把哲学的字词传达给我们的同时，也把这些字词所表达的概念教给了我们。可是，16世纪的人既没有读过哲学业士，也没有读过数学业士，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解释来翻译这一概念，而且单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决定论」这个共有的、常用的，而且几乎是通俗的概念，这个我们从十六岁的时候便毫不费力地知道了的概念，在他们来说却是永远得不出来的，因为这需要不止一个人的努力。”[〔见正刊注〕。]
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被誉为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里程牌”——“这本书影响了其他一切”（The book that influenced all others），它把文学品质通过词典的形式呈现给了世界。[〔见正刊注〕。]
然而事实上，约翰逊之大功告成乃与“中国助缘”密切相关。按照巴罗爵士（Sir John Barrow,1764—1848年）的说法，那时“约翰逊博士脑子里都是汉语”。[〔见正刊注〕。]戴维斯爵士进一步指出：《约翰逊词典》中的几万个英语词汇和成千上万个汉字，所表示的都是同样的意思。[〔见正刊注〕。]虽然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约翰逊掩盖了英语“表意”（含义、定义）的中国源泉，但他的各种书稿不乏讨论中国文化和语言，乃至说到如何“解码汉语”。[〔见正刊注〕。]另外，中国学者范存忠写过一部专著《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涉及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图：约翰逊英语词典。
（七）西方表音文字的表意内涵——中文雅言
如前所述，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自身无法“表意”——“含义”和“定义”。后者的问题已被解决，前者又怎么办呢？当然还是离不开中国文化。
近代以前的欧洲是“神的社会”，其关于“人的社会、人的文明”，它没有什么概念；所以它的文字几乎不能表达人情、人智、人事等。而与此相对的世俗文字则囿于方言土语，文辞中缺乏高雅、高深、高尚等内涵。西方诸文字有待于大量融摄外来成分，主要是来自中国的精神文化及物质文化。其做法是，用中文雅言的内涵对表音文字进行充实以及内容置换——用旧瓶装新酒：表音形式是本土的，表意内容是外来的。主要表现为下列的“三管齐下”：
Ⅰ.从“中国风”吸收中国物质文化和视觉艺术——“高雅”词义；
Ⅱ.从翻译文本获取中国“形而上”的哲学思想——“高深”词义；
Ⅲ.得力于儒学把道德从“神本”变为“人本”——“高尚”词义。
如果没有如此的“雅言”（高雅、高深、高深），那么，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就不可能书写文学及哲学，也不可能成为民族性和国际性的“通用文字”。
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约翰斯指出：在18世纪，“对上层英国人来说，他们所归化的贵族版的‘中国风’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视觉语言，……从而使他们分享绅士的价值和品味。”[〔见正刊注〕。]
凡妮莎博士指出：“中国风，……一种多功能视觉语言被用来表达和显示英国的商业精神。”[〔见正刊注〕。]斯洛博达教授则说：“‘中国风’，一种中国式的视觉语言，……与塑造现代英国的文化力量是相关的。”[〔见正刊注〕。]日本学者内田启一写道：“西方人的研究表明，西方人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他们把中国人的认知和思维方式纳入自己的学术之中，……采用和消化耶稣会士的翻译。”[〔见正刊注〕。]这也就是奥布莱恩教授所说：“智者们希望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式的学术。”[〔见正刊注〕。]
关于中国文化（雅言）及其物质文化元素被融摄进入西方诸语言文字，英国诺丁汉大学传媒学教授格拉德斯顿写道：
在17—18世纪，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交流显著加强……，它在欧洲内部导致了对中国物品的狂热，延伸到模仿和产生中国视觉艺术的作品、建筑、服装、室内装潢和园艺设计……。凡此，都涉及到如何解释、说明高度抽象的中国视觉和文字资源，以及那些非特定组合的不同工艺和文体元素。进而，欧洲的“中国热”又延伸到消化中国文化的思想和实践中，以此作为法律、文学、政治和哲学的话语部分。[〔见正刊注〕。]
这也就是如大卫·波特所说的那样：“中国书面文字的特性已经注入了现代欧洲的语言话语之中。”[〔见正刊注〕。]
通过“解码汉字”来为欧洲的表意文字借取含义、借鉴定义。唐纳德·拉赫教授说，早在17世纪，欧洲语言学家就致力于解码汉语系统。[〔见正刊注〕。]
美国历史学家芒杰利略写道：
17世纪的欧洲人寻求通用语言，使他们迷恋上汉语。培根和其他的欧洲精英都认识到，作为这方面的模范，汉语的表意原则使它能够超越地区和方言的多样性。由于如此见解，汉语便成为正在热议的通用语言的候选者。……德国找到“汉语密钥”（ClavisSinica），说明赴华耶稣会士所提供的信息，已被欧洲知识界消化了。
关于通用语言的可能性的信念包括这样一个前提，即全人类所有语言共享一个深层结构（深层表意）；一旦被辨明，不仅可以创造一种普遍理解的理想语言，而且（对欧洲人来说）还能破译像汉语那样的未知语言。[〔见正刊注〕。]
（八）西方文学是“汉字密码”的展开
首先提出“汉字密码”、并且说明它对于西方的文字和文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他在其所著《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之密码》中阐述了这一命题。
尤金妮亚教授指出：“中国性”（Chineseness）不仅规定英语自身，而且还在英语文学发展中发挥关键效应。[〔见正刊注〕。]
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西方文学都是“汉字密码”（包括“表意、雅言”）的展开。几乎全部的18世纪以前的“西方经典”，特别是荷马、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等“历史人物”的著作，都是在18—19世纪的“中国风、中国启蒙”的影响下，被运用包含“雅言”（表意）的现代西方文字，改写或重写、编篡与编造出来的；而在之前，它们皆为15—17世纪的旧文字的产物，最多只是粗糙的材料，没有任何文学价值：
17世纪的莎剧（作品）是“一堆垃圾（a heap of rubbish）”。[〔见正刊注〕。.]
《荷马史诗》是野蛮、放荡、原始、简陋。[〔见正刊注〕。]
乔叟的诗歌“比最低的庸俗更粗俗”。[〔见正刊注〕。]
但丁作品是“未成品、不礼貌、语言粗俗”。[〔见正刊注〕。]
奠定欧美文学基础的“五朵金花”，都是在18世纪被用“中国风”的审美和语言伪造出来的；它们是：现代版《荷马史诗》、现代版莎士比亚作品、麦克弗森的《莪相》、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城堡》和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后者就像韩国首尔大学教授恩庆敏所指出的那样：
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1729—1811年）毕生致力于揭示那些镶嵌在汉字中的“古代符号密码”（ancient symbolic code）。珀西遵循培根、威尔金斯和约翰·韦布的教导：汉字是合理性、通用性和真实性。一方面，他重新估价字母文字，重视它与汉字的关联；另一方面，他则大搞歪门邪道，即利用汉字的“原初纯正、亘古传承”这两个特点，从中提取信息来伪造英国的“文学传统”（包括乔叟的诗歌）——珀西首先写了《中国事物汇编》和翻译了《好逑传》，再一边参照它们、一边解码汉字，终于虚构出了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古英语诗歌遗产”（《英诗辑古》）。[〔见正刊注〕。]
恩庆敏教授2018年出版的著作（剑桥大学出版社）论证了英语文学是被中国文化及汉语开启的。[〔见正刊注〕。]加上先前多位英美教授的研究，关于英国或西方之“中国源”的主题已经昭然若揭了。
（九）作为西方哲学语言的中文汉字
19世纪的德国曾是欧洲哲学及希腊哲学的重镇，然而，在莱布尼兹的弟子沃尔夫之前，用德语表述哲学概念闻所未闻。作为德国哲学的开山祖师，沃尔夫正是由于坚持在哈勒大学里讲授中国哲学（宋明理学），并受到上千名各国学生的欢迎而被驱逐出境的。不料这一事件导致人们的热议，从而使沃尔夫在德国一举成名，中国哲学也因而成为显学，不过却被戴上了一顶“德国哲学”的帽子。[1721年，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发表《论中国的实践哲学》演讲。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是第一位用德语写作哲学作品的德国哲学家，该演讲于1721年7月12日他在就职哈勒大学校长的典礼仪式上发表。详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第476-48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在原始意义上，也许日尔曼语言是英语之母；但在现代语言和文学上，则正好相反。主要是由于远离“中国风、中国热”（启蒙运动），德文的成熟晚于英文大约半个世纪；而且催生德国文学“狂飙突进运动”（18世纪后期）的，大抵是被基于中国资料伪造的“英国古风”（《莪相》和《英诗辑古》）的影响所激发。
16世纪的德语，按照恩格斯的比喻说法，是一个三十年未清扫的牛圈、臭不可闻，充满着脏话恶语；[〔见正刊注〕。]马克思批评那时的“散文”粗俗不堪、平淡无味。[〔见正刊注〕。]甚至到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嫌德语太低劣，宁愿使用他国语言。[〔见正刊注〕。]
德语的“表意”（含义）也是源于汉语，虽然大部分是通过英语和法语间接摄入的。芒杰利略教授说：在欧洲“消化关于中国语言的信息”的过程中，“德国寻求‘汉语密钥’，……这是吸收中国信息的一部分，由此，……中国（文化）已渗透到了一潭死水的欧洲腹地”。[〔见正刊注〕。]
贝蒂娜和普尔蒂编著《中国与德国启蒙》一书，写道：
撇开莱布尼茨坚持寻求通用语言这个有关中国的话题，……除了中国概念作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另一半，在歌德的“中国事物”中，体现了密码式的纯文学，它出现了支离破碎的中国想象，沿着多线的现代学科而裂变，中国喻义被用于各种对象和专业语言之中。……从歌德有关中国诗文的遗著来看，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卷入如此交流之中。歌德改编的来自英语翻译和评论的中国诗文，都已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从而建立了互文转换的链条；由此，汉语信息所表示的，不仅是特定的文化身份，而且是形成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普遍的知识模式。[〔见正刊注〕。.]
“表意”属于“形而上”，它与哲学有关；那就是为什么17世纪的欧洲精英称：汉语是普适性和哲学性的（威尔金斯参照汉字设计“哲学语言”）[〔见正刊注〕。]。鉴于此，仅凭表音文字这一点就可以得出西方不可能有原创哲学的结论。西方哲学（包括古希腊哲学）都是“二”（主客两分），它是“一”（一元合分）的异化；其活水源头在何方，不言而喻。
图：威尔金斯（John Wilkins,1614—1672年）的论文《真正的字和哲学语言》（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在英国皇家学会被讨论（1668年）。威尔金斯建议这种新的通用语言很适合自然哲学家使用。资料来源。[〔见正刊注〕。]
美国银行家杂志（1909年）宣布：“在许多世纪以前，中国就有了我们所谓的‘现代思想’的古代知识库，并且一直在实践中。”[〔见正刊注〕。]
18世纪初的法国文献学家、图书馆馆长让·哈尔端揭露，几乎所有的希腊-罗马的作者和著作都是在14世纪以后被伪造的。[〔见正刊注〕。]所谓的“文艺复兴”，那是被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宣扬出来的；就思想而已，其原本是：在东方的影响下，近代早期的意大利出现了神学的正面与反面的新观念；其反面的被称之为“人文主义”（神职学者），他们纷纷在阴暗角落里，或残垣断壁中“发现”古代手稿，此乃希腊-罗马及其典籍之由来。没有文字的古代，哪里可能有文献的存在！而人文主义所伪造的这些手稿在“文字”上则是很糟糕的（18世纪以前的旧文字产生不了精品）所以后来都被改造、被“经典化”了。例如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年）对于柏拉图的作品，是“半翻译、半重写”。[〔见正刊注〕。]
这就是说，西方哲学实际上也是“汉字密码”的展开。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确认，“在莱布尼茨的规划中，汉字模式的功能是作为西方哲学的基石。不少哲学家和诗人追随莱布尼茨，而把汉字想象为宇宙密码。”[〔见正刊注〕。]
是儒学（包括《易经》）开启了德国哲学的。如果说作为这方面的先行者莱布尼茨，是使用拉丁文和法文引进中国哲学的；那么，作为第一个使用德语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年）所讲授和撰写的，则是以中国哲学为主，从而“形成了德国哲学心灵与语言”。[（见正刊注）。]这就是说，德国哲学仅表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而其“表意”内涵则是中国的。
在德国哲学成长的过程中，可以说是爆炸式的“吞吐”华夏思想（吐出来的就变成了“德国哲学”），其哲学家们引进模式可以概括为“纵横累进”：
就莱布尼茨的开辟功效来说，分为“奇正”：“正”是纵向传递：莱布尼茨→沃尔夫→→赫尔德→康德→黑格尔……；“奇”是横向反馈，例如莱布尼茨启迪了瑞典人斯威登堡，后者钻研中国玄学，从而奠基了共济会的理论，反过来又影响了包括康德、黑格尔在内的众多欧美知识精英。除此之外，每一代德国哲学家又都从其他途径撷取东方智慧，例如黑格尔赴巴黎向汉学家雷慕莎学习老子，从而形成其辩证逻辑体系。
波兹南大学的罗卡兹论文《中国是怎样创造欧洲的》，其中写道：
非宗教的启蒙世俗主义诞生于儒家精神。……在17—18世纪，中国文化影响了欧洲世俗主义的出现与发展，这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显著特征。……重新诠释儒学作为“一神教密码”〔引者按：耶稣会士白晋说：“基督教的神秘已被预先包含在最古老中国文献中。”[〔见正刊注〕。]“《易经》包含了全部的基督教的理智和启示。”〕[〔见正刊注〕。]。……中国文化促成了欧洲哲学历史的诞生。[〔见正刊注〕。]
（十）认识不到中文的真正价值，就不能彻底破除西方伪史
从现实状况来看，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表意文字，被实际上很低级的“声音符号”所绑架和禁锢了（也包括中国人的文字信念）。现代的人们长期以来已被西方中心论的线性逻辑所误导。
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一书前言所写的那样，只有真正理解了中文的特质，才能全面地认清西方虚构历史的真实情况。该前言中这样写道：
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当代西方人来说，由于没有对真正的“文字”承载文献功能的切身体会，因而对于十五世纪前后在欧洲被大量“炮制”出来的所谓“古文献”缺乏一个参照物，就难以理解和接受其“全盘造假”的事实，或者甚至反过来怀疑起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真实性。
现代西方学者陶醉在从十九世纪开始出版的各种有关“古典学”及“东方学”浩如烟海的著作之中，单举19世纪有关“近东”的著作，就有6万本之多。[〔见正刊注〕。]
而西方“古典学”方面著作的数量一定大大多于西方的“东方学”著作之数量。然而，“19世纪的史学家们所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大多数是在18世纪设定的框架中进行。”[〔见正刊注〕。]问题不在“古典学”著作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其原始资料是“真”是“伪”；原始资料“既伪”，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研究著作一定如滚雪球一般、滚得越大就离“真”越远。
认识了汉字，并通过汉字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从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刻石文字、宣纸麻纸的书写材料载体，了解中国历代的史官制度，了解各种文体：经疏注释、诸子百家、诗词歌赋、骈文散文、箴铭颂赞、论说诏策、章表记序等，了解了中国有各种类书、丛书，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道藏》、《佛藏》等，了解了中国有历代经籍志、艺文志，有大量的官私目录，有版本校勘之学，字体有真草隶篆等等，数不胜数的古文献产生与传承的诸多条件。了解了这些中国文献学常识之后，依此为参照系，拿来去与西方所谓的“古典文献”对比一番，就容易发现原来在西方、这些古文献赖以存在的条件一概没有，既没有文字的演变历史，没有历史文献制度，也没有文献的载体，有的只是从西亚、北非借来的一套“拼音字母”。再寻绎那些所谓西方“古文献”的来历，就会发现那不过像是在捕捉一个语音现象中的虚幻泡影。[〔见正刊注〕。]
“表意”是立体、深远和无限的，“表音”是平面、肤浅和有限的。因此可以说：不认真搞懂中文、认识到中文汉字的真正价值，就不能彻底揭露西方伪史之底细；揭露了西方拼音文字之义涵的中国源头，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才可能彻底截除西方伪史的根基。
原来西方的“原初”文学与哲学，并非由来于什么古希腊的“民主大神”及古罗马的“法制精神”，更不是什么欧洲蛮族特殊的“自由精神”，以及植根于什么基督教或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西方的“原初”文学与哲学都是袭取了中国文化片段、对中国文化进行割裂与曲解而形成的一个典型的“文明怪胎”。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破除西方中心论，从而推翻和解除无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论话语权”对中国文化的压制与束缚。
哲学家德里达宣布：逻各斯主义的死亡，以“语音在场”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大厦必将倒塌；回到莱布尼茨解析汉字密码、开创欧洲哲学的原点，进行大周期的“否定之否定”的飞跃。不久的将来，人们的记忆选择会厌恶和告别不断增加、疲于奔命的字母符号组合。思维的捷径是“直道而行”——不假外物（不仅借用作为中间环节的表音字母）而直指意识、直达藏识；神交玄奥之高古，灵启天地之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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