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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资助反馈”的新领域:共享洞悉基金与非营利组织的共创实验

SSIR中文版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2021-09-05


企业界收集用户反馈早已司空见惯,消费者偏好会成为企业制定战略的依据。但在慈善领域,终端用户的体验却很少被用于改进资助方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与服务。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共享洞悉基金与非营利组织及其终端用户一起,试图自行设计一个可以被推而广之的终端用户反馈体系,这在慈善界来说已是独具特色。



共享洞悉基金联合主席特韦尔斯基(右一)在 2018 年5月于得州休斯敦举行的受助者和共同资助者聚会中主持“反馈的未来”小组讨论



全文约11000字,读完约需22分钟,建议收藏细读。

原标题:《共享洞悉基金:开拓“资助反馈”的新领域》

由威廉和弗洛拉 • 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发起的慈善资助者联盟成立还不到一年,联盟的负责人已经感到举步维艰。这个名为“共享洞悉基金”(Fund for Shared Insight)的资助者联盟本来是想通过更好地聆听资助人和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也就是终端用户的反馈,来促进有效慈善。企业界收集用户反馈早已司空见惯,消费者偏好会成为企业制定战略的依据,对销售业绩表举足轻重。但在慈善领域,终端用户很少会被问及接受服务的时间是否方便,或者这些服务是否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等问题。

通过合理使用用户反馈来改进资助方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与服务,这么做的好处显而易见。然而共享洞悉基金的两位负责人费伊•特韦尔斯基和琳赛•路易在2015年1月走访了一些相关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后才清楚地意识到,要实现反馈的潜力确实很难。特韦尔斯基说:“当时没有现成的用户反馈信息平台可以规模化。这一领域内的一些先锋组织所采用的方法听上去都独具匠心,非常复杂。”

共享洞悉基金的探索正是一个化繁为简的过程。基金与其他资助方合作,不是将那些已被证实的方法规模化,而是与非营利组织及其终端用户一道,自行设计一个可以被推而广之的解决方案,这在慈善界来说已是独具特色。

共享洞悉基金的非比寻常之处有三点。

第一,这一资助者联盟的运作原则与众不同。许多联盟都有一个主要资助方,其员工负责召集、运作成员会议。但是共享洞悉基金有一个独立的运作结构。持股不一的成员可以平等发声,共同领导。成员认同机构准则,包括可公开意见,并与受助者进行面对面深入交流。大多数联盟类型的组织会委托第三方进行回顾性评估,而共享洞悉基金会在每次资助者会议上安插一名评估员,以获得实时的第三方意见。这些评估员以联盟所明确的变革目标为准则,对固守和偏离的部分及时给以警示。

第二,共享洞悉基金在短时间内招募了数量惊人的合作伙伴来共同开发反馈工具。联盟创立于2014年,当年就有6家资助方注入共计600万美元的资金。4年后,基金已投资2110万美元,与78家资助机构和184家非营利组织合作,开发并测试了一个堪称招牌的终端用户反馈工具。预期到2020年,任何拥有SurveyMonkey账户的非营利组织都能使用这一工具。


共享洞悉基金的变革理论本身就十分大胆。它旨在建设一个所有人都必须倾听、共情和回应的核心能力的规范,从而将非营利组织、基金会以及受助人和社区有效地连接起来。这一目标非常挑战资助方的能力,因为他们要能够聆听周围社区的不同声音、进行自我变革,并促进其组织内部和整个资助过程的公平和包容。与此同时,他们不仅要开发一种倾听反馈的工具,还要开拓一个有效使用反馈的新领域。


01
共享洞悉基金的诞生

特韦尔斯基于2013年加入休利特基金会,并担任有效慈善部门的主任。她曾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工作过4年,在社会影响力战略发展和评估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特韦尔斯基和她新聘任的项目官员路易与基金会新任主席拉里•克雷默一道,对休利特现有的资助项目进行了复审。他们发现一项每年200万美元的资助项目已经进入了成熟退出阶段,因此需要对这笔资金进行重新部署。他们还发现,对专家会议、领域协会和测量工具等行业支持性的资助增长相对滞后。特韦尔斯基说:“我强烈地感到,需要有更多资助方来支持行业基础设施。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改变这个行业,就需要合作。”

当时,美国的年度慈善捐赠超过3000亿美元,资助了超过140万家非营利组织。特韦尔斯基说:“虽然200万美元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但对于我们试图影响的行业来说算不上什么。”但是她推断,一家资助方的承诺可以吸引其他慈善机构,这样就可以集腋成裘。

特韦尔斯基和路易向全美各地的基金会发出邀请,并组织了一系列探索性对话,与时任福特基金会副主席的德伦 • 沃克(现任主席)很快就成了亲密盟友。根据这些讨论的成果,特韦尔斯基和路易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四个可能成为共同关注点的主题展开调研:受益者反馈机制、基金会公开度、从大数据中学习,以及为寻求资助的非营利组织 建立一个共同的测量体系。

2014年2月,6名资助方代表齐聚福特基金会。他们最后决定将关注点聚焦前两个主题:强化受益人反馈,并鼓励基金会更进一步公开分享它们的做法以及成功和失败的 经验。6家机构承诺,未来3年每年投入从25万美元到200万美元不等的资金,组成一个共同基金。核心资助单位包括来自西海岸的休利特基金会和大卫与露西•派克德基金会,来自东海岸的福特基金会、丽塔•艾伦基金会、JPB基金会以及一家名为Liquidnet的科技金融公司。数月之后,来自中西部的凯洛格基金会成为创始联盟的最后一位成员。除了6家核心资助机构之外,还有一些机构决定以支持具体项目或一般运营费用的方式捐献小额资金,被称为“侧翼资助者”。

随着资金的到位,特韦尔斯基和路易开始着手将其他核心资助机构引入领导层:福特基金会副主席希拉里• 彭宁顿与特韦尔斯基一道担任该基金的联合主席。她们一起说服其他核心资助机构采纳了一种不常见的运营策略,建立一个拥有管理团队的独立实体,洛克菲勒慈善事业顾问(简称RPA)对此提供资金支持。

这一共同基金之所以能实现从决策制定到实施的快速循环,独立的运作管理结构和 专职员工功不可没。RPA的资金帮助特韦尔斯基和彭宁顿招募到了一位能干而又充满活力的项目总经理,梅琳达•图安。图安和两位联合主席有过长期的合作,曾在基金会担任过资助项目官员和顾问等职。她迅速组成一个有专业经验的小团队来管理资助项目和受助人支持,策划核心资助方会议,并根据联盟的决策采取行动。在路易的帮助下,图安策划了2014年7月的共同基金发起大会。

会议有三大目标:为共同基金命名,确定总体目标,决定创始项目。在那次会议上,领导Liquidnet公司社会影响力部门的布莱恩•沃尔什提到了商业领域对客户洞悉价值的重视。他的这一思路被参会者所接受。经过讨论,“共享洞悉基金”的名称就呼之而出了。参会资助方还确定了共同基金的战略目标,即“创建一个更乐于分享和倾听的开放型基金会文化”,而引入用户反馈机制是开放性的一种表现方式。最后,大会就资助的方向达成了一致,将80%的资助预算用于受益者反馈主题的资助申请,20%用于建设开放型基金会的主题项目。

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图安和路易就推出了共享洞悉基金的网站,并公布了项目申请表。虽然没怎么宣传,但到同年11月召开第二次会议时,就有总计187份的项目申请书蜂拥而至。这些申请书的主题集中在建立受益者反馈领域。路易说:“让我不开心的是,我们只能资助128个申请中的极少数。”

图安制定了一个评审标准,让所有资助方能够依此对第一批申请做出评估和比较。彭宁顿说:“我们严格按照制定的规范和行为准则办事。有时由资助方组成的联盟几乎就是各干各的,它们甚至没有把钱放在一个共有的资金池里,只是挑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做。” 特韦尔斯基、彭宁顿和共享洞悉基金的成员不仅对项目申请表如何遣词造句进行辩论,而且都积极参与项目申请的评审工作。最后,基金总共确定了14笔资助:其中7笔是大额多年资助,金额从30万美元到70万美元不等。这7笔资助都给了申请数 量最多的受益者反馈项目。还有2笔是对反馈领域相关研究的捐赠,剩下的5笔资助了致力于改善基金会分享和倾听的项目。这一领域的申请本身就不太多。

这些早期合作共事的经历促生了共享洞悉基金成员之间的信任。特韦尔斯基和彭宁
顿两位联合主席都极力在基金内部培养公开、平等的文化,积极促成对棘手问题的广泛讨论,直到形成决议。
如果仍然存在意见分歧,那么无论资助方在基金中所占的股份有 多少,每家机构都只有一票,少数服从多数。

举例来说,一个具有争议的申请来自有效慈善中心,该中心申请一笔大额资助,用来维持一个濒临关闭的名为“青年真相”的全美学生调查项目。该项目是收集终端用户反馈领域里的先锋。这项申请引发了一场关于“生存资助”的激烈辩论。特韦尔斯基和彭宁顿多年前参与了青年真相项目的创办,而且还曾担任有效慈善中心的董事。他们决定回避,不参与投票,但参加会议的部分环节来回答有关该项目的历史等问题。但随后他们意识到,他们坐在会议室里不走也是在施加影响,这与分享领导权的准则相冲突。特韦尔斯基说:“为了让团队做出公正的决定,我们需要回避。这是我们作为基金的共同创始人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我们相信基金的各方成员能做出最好的决定,并且我们会支持这个决定。”

最后联盟以3:2的投票结果同意资助,但资助额少于申请额。资助者一人一票的准则得以维护。这既加强了核心资助者对资助审核过程的信任,也为未来涉足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铺平了道路。有效慈善中心的主席菲尔•布坎南指出,这次资助让青年真相项目有机会实现转型,将商业收入增加到预算的70%以上,这将会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

在这次投票会议上,共享洞悉基金还引入了另一条治理原则:通过定期、严格的自 我审查,快速找出有效和无效的举措。为此基金聘请了ORS影响力公司的评估员斯塔乔维克。斯塔乔维克被安排参加基金员工和核心资助者的会议,并在会上汇报基金在实现其既定目标上的表现。


02
开发反馈工具:善倾听

许多大型基金会可以花数百万美元来建立一套变革理论和相应的策略。但要弄清楚它们的变革理论是否站得住脚,却可能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共享洞悉基金通过嵌入式评估和配备专职员工来把控每一个指标,在第一年就发现了资助方式上的问题,并调整了资助办法。


从对资助项目的市场反应来看:首先,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希望能够获得反馈实践方面的资助;其次,反馈项目资助申请书的平均质量高于促进基金会公开项目申请书。不过,共享洞悉基金很快就发现,即便是最终获得资金支持的反馈项目也不尽如人意。这其中有一部分机构追求面面俱到,想要开发出让所有非营利组织都能使用的资源,但却难以实现规模化。


例如,共同反馈是一个为非营利组织及其资助者收集和分享反馈数据的工具,由戴维•博布赖特和他领导的机构——问责之基设计。


问责之基自21世纪初以来就致力于推动受益者反馈机制,博布赖特力图将非营利界的参与式评估与企业使用的客户反馈工具相结合,他的这一创意影响了很多人,而他所开发的共同反馈这一工具却簇拥寥寥。与此同时,丹尼斯•惠特尔的创意-反馈实验室正在与400多家组织一起开发一个关于反馈方法和实践的全球学习网络,但它在扩大其资金基础方面却面临着挑战。


另一方面,一些获得资助的社会服务性机构则面临着完全不同的课题。这些机构都是各自领域的标杆性组织,其中有在安居领域的仁人家园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就业机会中。这些机构通过听取服务对象的意见,摸索如何完善服务。它们的变革之路已历经多年,但仍未能跳出自身组织的圈子。共享洞悉基金期待对这些知名的非营利组织的支持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但却发现对单个组织给予大笔资助仍然无法实现规模化。


2015年1月,特韦尔斯基、路易、图安和丽塔•艾伦基金会的创办人克里斯托弗森夫妇一起参加了华盛顿特区非营利组织的参访活动。当时,特韦尔斯基正在重读贝恩公司的客户忠诚专家弗雷德•雷奇汉撰写的《终极问题》一书。该书中有一项调查,这项调查只有一个问题:“从零到十的量度,你会把我们(或者这个产品/ 服务/ 品牌)推荐给朋友或同事的可能性有多大?”据此产生的度量标准被称为“净推荐值”,许多商业组织都使用净推荐值体系(简称NPS)来提高客户保留率、促进收入增长。


NPS体系的创意启发了这群参访者。他们最终决定,打造一个NPS的“非营利组织版”。这个版本建立在已有的问卷调查平台的基础上,任何组织都可以采用。


共享洞悉基金将这一NPS的改版命名为善倾听(Listen for Good,简称L4G)。这一决定促使基金重启了特韦尔斯基提出的关于扩大资助者参与的建议。特韦尔斯基曾提议,对基金支出的每笔资助提供匹配资助的机会。但是,仅在第一年就要再纳入另一批资助者的想法让一些共同创始人感到不安。尽管如此,在推广善倾听这一反馈工具的过程中引入匹配资助符合逻辑。基金的工作人员提议可以让资助方提名受助机构,但要求资助方另外出钱承担引入L4G工具的成本。此外,引入L4G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附带要求,该要求事关反馈体系的有效性和社会影响力。善倾听的对象必须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例如青年群体、有色人种和弱势群体。


这一设想招致了一些反对意见。有效慈善中心的布坎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调查项目开发者。他一度认为,由于非营利组织与其客户之间的权利关系,搞一个社会部门版的NPS没有任何意义。布坎南说:“你当然不会说一个资源提供者的坏话。”其他专家则质疑当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经常缺乏选择而且并不为服务买单时,该如何来评估服务体验。


面对不同的声音,共享洞悉基金的员工和资助者仍然决定要试一试。基金不再向单个组织提供大笔资助,而是将资金重新分配,用来设计可规模化的在线反馈工具。他们计划和早期用户一起进一步学习改善,到2020年实现可行的公开解决方案。


2015年4月,特韦尔斯基、路易和反馈工具开发顾问斯瑞福尔参加了由贝恩公 司社会影响力部门主办的NPS系统论坛。基金的代表还访问了现有的调查平台,如Satmetrix(NPS系统的共同开发者)、Salesforce.com和 SurveyMonkey。他们最终选择了SurveyMonkey,因为它易操作,而且拥有大量非营利客户群。到2015年年中,图安聘用青年真相项目前执行主任斯瑞福尔,负责开发一个以善倾听被资助机构为对象的技术支持项目。


善倾听这一工具的设想来自那次华盛顿特区实地考察,但这一创意通过基金对一些知名非营利组织的资助成为早期用户,才迈出了蹒跚学步的第一步。


以就业机会中心为例,该中心帮助刑满释放人员找到工作,让其逐步过上稳定、有成长性的生活。就业机会中心对客户进行了短信试点调查,获得了包括后续调查在内的50%的稳定参与率。


该中心还通过建立专案组和项目工作人员走访这两个反馈渠道进行面对面交流,并连续 三年使用基金资助总额60万美元中的一部分来聘用一名客户倡导员。客户倡导员的加入增加了获得反馈的数量,并确保提供反馈的参与者能得到回应。客户倡导员的功能以及将这一功能落到实处的技术支持是善倾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在反馈循环中用户的投入如何导致了变革,如何强化了自我倡导的力量。

37岁的雷维尔思就看到了自己参与反馈后的效果。他建议就业机会中心在等候室里提供驾照更新的信息。“对于那些和我一样想要重新开始的伙计们来说,更新驾照非常实用。”很快,等候室里就有了加州机动车部门的相关文件,并附有模拟测试题。这次经历也给雷维尔思的职场生涯带来了新的灵感。他在旧金山社区住房合作伙伴机构担任住户服务咨询师。机构要求雷维尔思每周举办三次活动,雷维尔思发现这些活动的出席率都非常低。他决定具体了解居民们想要什么样的课程或活动。居民们给出了棒球分析课、游戏之夜、快闪理发店和美发沙龙等活动建议。据雷维尔思介绍,他负责的居民楼的50名居民中有高达三成的住户前来参加了活动。接下来,雷维尔思请居民们在2018年度居民调查时评价他的表现。据他透露,居民对他的满意度达到了92%。


为雷维尔思这样的终端用户助一臂之力是反馈循环的最大好处之所在。就业机会中心的首席影响力官布拉德•都丁表示:“收集用户反馈、倾听利益相关者的声音意味着你开始考虑权利关系、如何提高参与者的影响力,以及机构员工与成员之间的关系。我们怎样才能创建一个包容参与者需求,并让他们在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模式?为什么不能邀请我们服务的对象列席就业机会中心的理事会呢?”


将净推荐值体系的基本方法与就业机会中心等知名非营利机构的经历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善倾听体系的五步流程和五个问题。通过这个调查可以从任何服务体验中找出那些不确定的部分,比如: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是否受到尊重?这些服务是否对你有帮助?


截至2015年7月,共享洞悉基金在网站上创建了善倾听的登录页面,并发布了一份项目申请说明:基金承诺,将为每家采用善倾听反馈系统的机构负担为期两年6万美元成本的三分之二。虽然基金并没有对此做大力宣传,但在两个月内就吸引了由25家共同资助者提名的53家非营利组织的申请,这些申请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从劳动力发展到医疗保健在内的各个行业。最终,基金决定资助其中的46家。与此同时,就业机会中心等长期合作机构将善倾听的匿名调查内容添加到了机构的反馈机制中。就业机会中心在等候室里提供平板电脑来收集这些反馈。都丁说:“匿名调查结果对我们的服务评级下降了约20%,这让我们对实名评估中的‘礼貌偏差值’有了更好的理解。”


图安和路易出席全美各地的非营利组织和资助者会议,宣传2017年和2018年的善倾听资助计划,最后基金总共给出了112笔资助。共享洞悉基金借助嵌入式评估工具ORS影响力跟踪进展,了解善倾听体系运行良好与否,再加上斯瑞福尔的技术团队的反馈,就能快速制作出该工具的原型。斯瑞福尔和路易从第一轮资助中就发现实施成本在第二年会下降,他们可以将每笔资助的资金减少四分之一,将其降至45000美元,共同资助者的配额也会随之降低,这样一来,善倾听的预算就可以支持更多的机构。



03
项目评估


到2017年,核心资助者最初承诺的三年渐近尾声,共享洞悉基金已准备好对资助项目的有效性,特别是善倾听系统的成果进行评估。ORS影响力公司在对基金过往三年项目的评估报告中,对基金能够快速决断、敢于大胆下注、乐于学习并且及时调整轨道给予肯定。评估还指出,善倾听系统的引入对于改进非营利组织的服务似有助益。ORS在报告中称:“共享洞悉基金实现了绝大部分既定目标。”


但是,评估人员也发现,以鼓励基金会建立开放文化为主题的资助并没有引起多少变化。该报告总结道:“只有少数几家基金会在获得第一轮资助之后改变了做法。”共享洞悉基金根据评估结果调整了战略目标,从创建一个“更具公开文化、更具分享和倾听特色的基金会”,变成确保“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受助人和社区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连接,并对他们的投入和反馈有更多回应”。斯塔乔维克表示:“有些人认为反馈本身就是基金会公开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须能听到用户反馈并做出回应才能算公开,所以现在我们谈的是‘你如何促使基金会使用反馈’?”


为了进一步评估善倾听系统,基金聘请了“哈德+公司”(Harder+Company)从29000名调查参与者那里挖掘数据。“哈德+公司”的工作包含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标准的细分(如种族、性别和年龄)定量且定性地明确参与者反馈的模式和差异,二是评估调查问题本身的有效性,三是判断NPS系统在非营利环境中的效力。它的调查结论让共享洞悉基金的团队感到喜忧参半,引发了基金接下来的新举措。



04
贯彻EDI原则

EDI原则是平等(种族、性别及其他)、多样和包容(Equity,Diversity,Inclusion)三原则的简称。早在“哈德+公司”开始调查之前,基金的核心资助者就围绕如何贯彻EDI原则进行了对话。


共享洞悉基金的核心资助者在多个维度上体现了多元化,但是在他们派到基金的十几名代表当中,只有三位不是白人,他们分别是凯洛格基金会的两名代表华盛顿和迪亚兹,福特基金会的代表卡多纳。这两家基金会都致力于贯彻EDI原则,尤其是对于种族平等问题。华盛顿指出:“我们希望可以把种族问题加入用户反馈调查之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回应来自有色人种的反馈?”另一名白人资助者代表,JPB基金会主席芭芭拉•皮考尔也是EDI原则强有力的支持者,她努力在机构内部促成有关EDI的对话。其他核心资助成员的行动授权不多,他们所属的机构在相关领域的作为也不清晰。


2016年3月,共享洞悉基金核心资助方代表齐聚休利特基金会,介绍了所属机构在EDI原则上的立场。派克德基金会代表凯茜 • 瑞奇回忆道 :“这是一场长达三小时的对话。种族问题一直与我们如影相随。类似“黑人的命也是命”也已经开始了好几年,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却知之甚少。今天它已经成为美国的首要问题之一。”


这次会议之后,在资助者的大力支持下,基金的员工开始做出改变。图安邀请EDI咨询师古拉蒂-帕蒂加入团队担任EDI顾问。2017年,斯瑞福尔开始对基金的技术援助人员构成进行多元化。与此同时,图安和路易加强了善倾听体系在有色人种比例高的美国南部各州的拓展活动,从该地区获得了更多的项目申请书。2018年,基金正式成立了一个资助者小组委员会,负责将对EDI原则的承诺转化为实践。


2017年,共享洞悉基金开始了第三轮用户反馈资助。随着这些资助金的拨出,基金投票决定将该资助项目延长三年,并且向更多的核心资助者敞开大门。有6家资助机构新加盟(1家退出),基金资助者对EDI原则的呼声越来越高。2017年11月30日,13家核心资助机构齐聚加州帕洛奥托市的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并在会上发布了“哈德+公司”对善倾听系统的调查报告。


“哈德+公司”的一些调查结果令人振奋:在最高为10分的评级中,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给服务他们的非营利组织打了9分。然而,每一家调查对象组织都收到了较低评分,还有一些组织的评分总体上非常低。这一分布恰好证明了其有效性。此外,“哈德+公司”的分析还发现,对调查问题的反馈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这表明反馈者理解NPS系统的设问。


但是,“哈德+公司”的发现中也有令人不安的信息。细分数据显示,青少年给出的平均服务评分较低。最令人不安的是调查首次发现,有色人种对服务的评价不如白人那么正面,虽然不同有色种族和不同服务类型的反馈评价之间存在差异。更深入的数据挖掘显示,有色人种和青少年反馈者之间存在高度重叠。每个组织如果能将它们的数据分类并单独分析,可能会获得有关种族、性别、年龄和民族更准确的信息。斯瑞福尔说:“并不是某一类群体会长期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好的体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


到场的核心资助者各自阐明了其所属基金会对致力于平等和包容目标的承诺。波士顿基金会分享了它从善倾听的受助方—波士顿联合资本(简称UCB)那里的学习体会。UCB由安娜和埃里克 • 莱斯利兄妹创立,前者曾任特许学校教师,后者是校长。该机构旨在帮助波士顿低收入社区的成年人参与当地学校和社区建设。他们从消费者会员卡这一概念中获得启发,推出了“社区会员卡”来促进居民对社区的忠诚度。根据其参加学校家长教师会议、社区会议或市政厅集会所花费的时间,波士顿的1100多名UCB会员每年可以获得高达500美元的购物卡。这些购物卡的金额远可以抵消其参会的花销。


加西亚是有4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参与了育儿班、学校旅行等会员活动。当拿到第一张购物卡的时候,她对UCB项目的忠诚度一路飙升。加西亚在接受采访时说:“孩子们要一套卡通人物床单作为圣诞礼物,我可买不起。但现在我有了一张150美元的礼品卡。”加西亚患有脑瘫,UCB的各种活动让她重树生活信心,从依靠政府救济成长为波士社区的一名网络领导者。她不但参加了调查,还把它推荐给了其他人。“我通过调查学到了很多东西。UCB里有很多受教育程度高的成员,他们拥有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这意味着我可以参加更多的教育拓展活动。


对于UCB来说,善倾听的调查结果暴露了它项目的一个缺口:缺乏成员间相互学习。UCB开始组织成员晚会,每月至少两次将成员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相互了解、交流信 息,并分享他们发现的资源。埃里克 • 莱斯利意识到践行EDI原则的下一步应该是改 革 UCB的治理结构,提出了让网络成员加入理事会流程的动议。


共享洞悉基金的这次全体会议恰好发生在BLM运动宣布在感恩节到圣诞节的消费旺季抵制白人商业的两天后。与此同时,倡导女性权益的MeToo运动正在美国各地风起云涌。在这一大背景下,贯彻EDI原则已经成了基金一个明确的优先事项,而UCB和就业机会中心的经验或许能为基金将善倾听系统与贯彻EDI原则联系起来提供参考。


2016年,福特基金会将其在基金的持有份额减少了一半(每年100万美元)。升任福特基金会执行副主席的彭宁顿也将联合主席的职位轮换给帕卡德基金会的瑞奇。尽管彭宁顿的新职位让她分身乏术,她还是优先考虑留在基金的理事会,并对基金的议程在体现EDI原则上是否足够提出尖锐的问题。彭宁顿说:“反馈本身并不能解决结构性不平等、歧视和种族主义等原则问题。用户反馈非常有必要,但仅有反馈还远远不够 。”



05
开拓用户反馈市场

2018年3月7日,共享洞悉基金的资助者齐聚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参加基金一年三次的大会。这次会议的目标是讨论基金的下一个重要里程碑:通过SurveyMonkey
公开提供善倾听系统。
为此基金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如何更深入地吸引资助者,如何将EDI原则有效引入所有项目,如何让善倾听系统适用于倡导和发展援助等更多领域,如何实现系统的大面积推广。

在联合主席瑞奇的带领下,会议围绕议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与会者就善倾听系统下一步预算的使用规划展开了辩论。如何使用这笔钱?是用来邀请另一轮资助对象,专注于在SurveyMonkey上构建公开版的系统,还是将系统的60家共同资助方合并为一支反馈的联盟力量?对非营利组织开放使用工具可以扩大市场,但这么做是否会削弱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爱因霍恩家族慈善信托(简称EFCT)于2017年加盟成为核心资助者。EFCT提名的善倾听系统资助候选机构因不是专门为弱势群体 服务的组织而未能过关。EFCT代表罗斯伯格说:“我完全理解这一决定。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在哪里、如何使用我们有限的资源。”

参会各方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果没有首先在成员机构内部以及基金成员之间 引入反馈体系,没有率先遵守EDI原则,没有将用户反馈用于纠正不公平、消除歧视的话,又如何能催化出一个用户反馈的市场?罗斯伯格问道:“我们究竟只是为了让非营利组织收集反馈意见而资助,还是为了让资助方改变自己的行为,在日常行动中与服务对象共同开展双向、公开和诚实的反馈?”

基金的核心资助方在为善倾听做未来规划的同时也评估各自的表现。图安在白板上 列出了11月各方为实现最新目标所做出的承诺,并要求各成员用红色(没有进展)、 黄色(略有进展)或绿色(进展显著)的贴纸分别来表示进度。在本次会议上,欧文 基金会、埃德娜•克拉克基金会(简称EMCF)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加入,成为善倾听项目的共同资助方或侧翼资助者。它们的加盟带来了新的视角。欧文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格利说:“我们的团队负责在基金会内部建立反馈体系。这实际上是为了确保基金成员能够‘说到做到’,通过反馈来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受助人。”

克拉克基金会的罗德里格兹在会上提议,在推出善倾听公共测试版之前再增添一轮资助,可以激励更多的共同资助方采用和推广这种方法。结果,最后一轮资助的预算和 计划以较大优势获得通过。(该资助已于2018年6月截止。)


06
    未来设想       

共享洞悉基金的成员对未来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设想,其中包括基金逐渐从资助者和实施者发展成为领域建设者,让倾听和反馈成为非营利组织和资助方促进平等和包容的关键手段。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瑞奇说:“这可比设计一个可规模化的反馈机制要困难得多了。”

此时,来自基金资助对象的经验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18年3月基金会议的前一天,基金组织资助者访问了纽约市的几家善倾听系统受助机构。其中一个例子来自纽约市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网络的成员,这家机构的申请因其决定按种族来了解客户体验而脱颖而出。作为善倾听试点的一部分,这个课后辅导班仅对 27名学生进行了调查。虽然样本很小,但不同种族的反馈差异却很悬殊。白人学生对该项目的评价高于拉丁裔学生的两倍多,黑人学生的四倍多,以及亚洲学生的六倍多。

STEM教育网络如实分享了这一结果。这家机构的评估主管说:“我们做评估就是为了分享好消息和坏消息。我们正在尝试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我们会吸取教训,并提出改善的建议。”

这番话与共享洞悉基金的精神如出一辙:探索未知领域,不断学习,不断提高,在坚持共创文化的前提下把控变化。而这正是共享洞悉基金资助方们合作的故事与众不同的原因。

基金从一开始就坚信能设计出可规模化的解决方案,不是针对某一个社会问题,而是为提高非营利组织和资助方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的有效性。基金不断修正路线,直到找到了善倾听,并通过资助计划成功地说服了数十家资助方和非营利组织采纳了善倾听系统,希望它们的使用体验能够推动善倾听系统于2020年实现付费使用。

今天,共享洞悉基金继续通过修正路线、重新设计和占领舆论高地来将资助方、非营利组织与社区连接起来。基金还将目光瞄准为倡导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发善倾听版本。

然而,也有意见质疑基金是否需要向其他方面投资,例如向基金会推广倾听少数声音的重要性。特韦尔斯基说:“反馈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它在提高对服务对象的尊重、改善服务质量方面有获得巨大回报的潜力。我们可以去争取妇女的健康平等权利。但是,如果那些赢得权利的妇女在医疗机构并没有得到优质的照顾和尊重,那仍然没有任何意义。”





本文来源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07期 作者:卡蒂•史密斯•米尔韦(Katie Smith Milway)布利吉斯潘集团(The Bridgespan Group)高级顾问和独立咨询师译者:陈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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