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是否绑架了社会变革？｜荐书
该书揭示了那些来自特权阶层和有财富背景的既得利益者，在为社会变革而努力时所遭遇的自我矛盾。作者深入剖析了将麦肯锡式战略分析引入社会领域的缺陷、社会创投者的局限性，以及那些为商业和社会双赢摇旗呐喊的思想领袖的问题所在。
来自硅谷的亿万美元级别的跨国公司、社会企业家等已经为实现社会影响带来了强有力的新方法。如果我们完全拒绝他们带来的创新，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但如果我们对这些精英们处于保护自身利益而造成的创新的局限性视而不见，那么我们只是自欺欺人。我们必须让既得利益者继续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但我们也必须让他们负起责任来。
｜荐书｜
《胜者为王：精英们改变世界的迷局》
原著：阿南德•吉里德哈拉达斯
页数：304页
出版社：克诺夫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社会创新的黄金时代。数十亿美元涌入慈善事业，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和社会企业家精神蓬勃发展，社会影响力咨询和影响力投资已实现专业化。然而，在《胜者为王：精英们改变世界的迷局》一书中，前《纽约时报》驻外记者阿南德•吉里德哈拉达斯解释了为什么举杯庆祝还为时尚早。
“商业精英正在接管改变世界的工作。”阿南德在书中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以为自己正在改变这个世界。而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很多时候恰恰保护了其所希望解决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阿南德揭示了那些来自特权阶层和有财富背景的既得利益者，在为社会变革而努力时所遭遇的自我矛盾。他还深入剖析了将麦肯锡式战略分析引入社会领域的缺陷、社会创投者的局限性，以及那些发表天价演讲、为商业和社会双赢摇旗呐喊的思想领袖的问题所在。
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它对那些在现有权力体系中为社会变革而努力的人提出了挑战，引发我们去思考这些是否无意中成了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恰恰代表了让阿南德忧心忡忡的那群人：我做过风险投资，是一家社会影响咨询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坚定支持者。因此，阅读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场不忍释卷又屡屡被当头棒喝的过程，它从全新的角度对我和许多选择为社会进步而工作的朋友、同事提供了有益的洞见。
如果这本书只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无知诽谤，那么我们大可一笑置之。但阿南德是行走于慈善和商业两个世界的人物。他曾经是麦肯锡的咨询师，奉行的正是如今他书中所批判的方式。他熟悉达沃斯、阿斯彭和克林顿全球倡议等大场面，是许多慈善家、基金会总裁、风险资本家和社会企业家的朋友。
阿南德在结语中写道，这本书是写给他善意的朋友们的一封私人信，希望能警醒他们看到可能被忽视的危险。这种同理心的语调赋予这本书以说服力，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属于被批评对象的读者们。
阿南德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这些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们是否有意或无意地以避免质疑自己的商业行为、权力和财富的方式在重新定义今日世界之问题所在？当用个人行为代替政府政策和公共辩论时，这些人是否已经脱离了公正社会的基本前提？
阿南德在书中引用作家奥德尔•洛德的话，“用主人的工具拆不了主人的房子”。阿南德认为，这些人永远无法通过“改进一个建立在特权之上的系统，来解决因该系统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正义”。阿南德指出，问题不仅仅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不能真正理解那些无法享受利益的群体的需求，还包括制造出贫富悬殊差距的固有机制无法用来扭转因自身的存在所导致的失衡。
作者的这一观点十分在理。资本主义没能给近几年的美国经济带来多少好处。虽然美国的生产效率从1973年到2014年上升了72％，但同期工人工资仅上涨了9％。最富有的美国人近年来的收入增加了3倍，而超过1.17亿美国人的收入仅从16000美元增加到16200美元。财富在全球范围内日益集中：几年前，全球300个富人与世界一半人口拥有相同的资源。今天，全球8个富人就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曾经承诺过的共同富裕似乎不再发生。
阿南德在这本书中通过许多不同人的故事来表达他的观点。这些人要在不放弃既得利益的情况下为公共利益工作，为此必须做出微妙的妥协。这些困扰有很多种形式。
希拉里•柯亨必须在麦肯锡的职业生涯和一个小型非营利组织之间做出选择，两者都承诺有社会影响，但她如何去权衡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使命纯度与麦肯锡所能支配的权力和金钱呢？
劳里•蒂施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她已经捐出了数百万美元，但仍然无法克服自己在面对自身所拥有的财富时所产生的矛盾心理。
哈佛商学院教授（FSG联合创始人）迈克尔•波特认为，利润是扩大社会影响力的强大动力。但他同时看到许多公司以牺牲员工和客户为代价来优化利润。任何试图将财富与社会正义绑在一起的人都活在矛盾和不安之中。
思想领袖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阿南德认为他们为社会变革提供一些看起来简洁易行的创意。“然而，这些创意在带来希望的同时，并不打算去挑战任何既有的东西。”
例如，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艾米•卡迪了解到，她2012年所做的有关女性如何使用有力的肢体语言来克服性别偏见的TED演讲之所以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没有指责男性对造成这种偏见所负有的责任。社会影响力领域的咨询顾问们也是如此，他们的任何提案都不能让客户感到难堪。
阿南德在书中的许多故事都有着相同的主题：我们可以谈论受害者可以做些什么来解决问题，但却回避讨论始作俑者，以及他们必须牺牲什么来避免问题的再次发生和延续。
至于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阿南德采访了硅谷一群风险投资的“颠覆先锋”，他们踌躇满志地准备颠覆任何需要变革的系统，只要不涉及他们自身的财富创造引擎。
以Even为例，这是一款由风险投资支持的应用程序，专为数百万因工作时间不稳定而无法对收入进行准确预估的人群设计。只要出260美元的年费，该应用程序就能计算出一个人的平均收入，并帮助预留任何超额进账来应对收入缩水的时期。这个程序对管理不可预测的现金流方面很有帮助，尽管它不能解决因工作时间不稳定而导致的其他问题，例如遇到临时加班的情况时如何找到托儿服务。让那些处于贫困边缘的人用自己的钱来解决因大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引发的问题，这个逻辑的错误应该从何说起？制定禁止这一“动态调度”的《劳动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岂不是更好？
阿南德总结道：“如果慈善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投资、经营公司、管理财富，改变给政治家捐款时游说的目标……那么那些社会中的危险因素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没有人会这么说。”即使是福特基金会主席达伦•沃克也承认，他必须“激励富人做更多好事，但永远不要告诉他们要减少伤害。告诉富人对社会多一些回报，但永远不要告诉他们对社会少一些索取”。只有既得利益者才有资格告诉那些弱势群体要如何去改变，反之则从来行不通。
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阿南德引用巴哈伊的一句话说：“（社会）变革不是一群人为了给另一群人谋福利而进行的项目。”相反，我们必须“共同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动员政府的力量，扎根于公民社会，让所要帮助的对象能对提供的解决方案发表意见，同时为每个公民提供同样发表意见的机会”。
我们当然要承认政府的作用。然而，也正是阿南德所批评的这些既得利益者选择与政府合作来为他们的财富增值，掠夺地球资源，肆意摧毁数百万人所依赖的社会安全网。
阿南德明智地指出了让既得利益者们来制造解决方案的危险性，以及在不改变现有经济体系的情况去帮助那些体系的受害者的悖论。但并非所有既得利益者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承认，也有许多道德高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赞同提高富人的税率，赞同采用更好的《劳动法》，支持环境保护。今天我们看到的只追求短期利益、不受监管、高度不公平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的模式。
例如，二战后的二十年里，在强大的反垄断和银行监管措施、工会化、稳定就业、环境保护和高税率的支持下，至少绝大多数的美国白人(91％)都拥有了真正的幸福感。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阿南德所指出的系统问题已经有了更好的答案，诸如使用集合影响力框架来建立跨部门联盟，“正向偏差”问题解决策略和以人为本的设计等方法。这些方法都能帮助将那些社会问题的当事人的想法更好地传递给那些有能力和资源进行变革的人。此外，我们必须承认，来自硅谷的亿万美元级别的慈善活动家、跨国公司、社会企业家、非营利组织战略顾问和影响力投资者已经为实现社会影响带来了强有力的新方法。如果我们完全拒绝他们带来的创新，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然而，我们也必须倾听阿南德的警告：如果我们对这些精英们处于保护自身利益而造成的创新的局限性视而不见，如果我们不敢指出他们身上存在的利益冲突甚至伪善，如果我们假装不去改变政府腐败，不去改变残酷、剥削的资本主义模式也能实现社会正义，那么我们只是自欺欺人而已。我们必须让既得利益者继续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但我们也必须让他们负起责任来。
《胜者为王》这本书给了我对自己的工作进行重新审视的机会。我将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但会同时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忽略这些做法的偏见和局限性。把社会问题受害者的呼声掩埋起来，用既得利益者的眼光来重新定义社会问题的确更轻松，但我们必须愿意公开指责那些导致不公正的商业做法，无论这些做法的背后是谁，需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必须让社会问题当事人的呼声体现在解决问题的方案之中。我们必须对政府问责，让其真正为公众谋福利。最后，当我们能够在享受财富和既得利益的同时追求社会正义的时候，切勿忽视那些看似微妙实则深刻的违和感。
译者：李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