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扫荡过的社会，需要一种新的均衡 | 新的问题意识
2020年6月16日，《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乐平公益基金会，携手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共同举办首期云上“思享会”，围绕“时代的反思与重塑——新的问题意识”的主题，邀请各界专家、学者分享他们的思考和见解。
本文中，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学术主编关凯回顾了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发展。他认为，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从前的国家化政治建设、后来的市场化经济建设，都使社会更加脆弱，传统结构被摧毁，新的社会组织不发达，人们在政治上服从国家，经济上自私自利，导致一种畸形的个体主义和原子化社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一定要去搞社会建设，建设社会才能使社会系统保持好的运转，并且达到一个新的社会均衡系统，否则这个社会就会不稳定。”"
新冠疫情对整个世界的冲击，暴露了当代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与弱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甚至全球秩序，原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平衡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这注定是一个历史级的事件。理解这一切，需要简单回顾一下历史。所以我在这里拉开一个百年的时间轴来说。
历史上，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系发达，皇权代表天意，农耕社会的价值观长期稳定，但无法内生出工业文明。百年以前，就在中国共产党快成立的时候，中国曾经能达到的那种社会均衡的秩序已经越来越维持不下去了。中国社会原来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比如儒释道三位一体，其实能替代一些宗教的作用，发挥整体价值观的功能，大家都还知道自己的本份是什么，也知道我们的道德基础应该是怎样的。那种社会均衡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被打破，之后中国陷入鸦片战争以降的百年耻辱，社会大系统面临的是一个根本性危机，它再也无法提供整体性秩序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革命的方式把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国家化的政治动员深入基层，产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这样才恢复了国家主权，进入新的世界体系，实际上又达到一种新的均衡。这种新的均衡基本上是用政治手段达成的。我们在学校里学党史的时候总是接受到这样的教育，中国社会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这样的叙事倒也是真实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确实很缺乏物质基础。
在毛泽东时代，我们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了秩序的问题。但是它也有一个代价，就是每一个国民个体直接进入国家的政治性组织里，直接面对国家。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国家下放了一些权力给社会，实际上就是部分下放了一些经济权力给社会，这样社会就开始发育了。经过四十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变得复杂化、多元化，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从前的国家化政治建设、后来的市场化经济建设，都使社会更加脆弱，传统结构被摧毁，新的社会组织不发达，人们在政治上服从国家，经济上自私自利，导致一种畸形的个体主义和原子化社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社会有很多问题，人人自危，缺乏凝聚力、公信力，阶层分化、贫富分化，逼着社会进入重新调整阶段。
如果不能尽快让政治经济社会重新达到一种平衡，首先危害的是政治秩序。此番疫情冲击之下，经济生产、消费各环节失调，互联网平台在方便疫情条件下日常生活供应的同时也在摧毁实体商业。事实上，即使没有疫情，很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已经在积累，特别是社会缺失道德，底层人民群众的生计和利益缺少保障，社会自主修复能力很弱，这都对整体秩序构成威胁。
疫情之后，甚至在持续抗疫的条件下，只有把社会恢复与经济恢复一起考虑，才可能达到一种新平衡，并释放经济和社会能量，让其持续保持生机和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一定要去搞社会建设，建设社会才能使社会系统保持好的运转，并且达到一个新的社会均衡系统，否则这个社会就会不稳定。
我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的未来。也就是说，由经济市场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实际上已经打破了一个高度中心化的社会格局，去中心化正成为一个现实的社会过程。
打破集权化、中心化之后的长久社会影响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主要从事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特别是基层社区调查，偏经验研究——我看到了一点：这个社会必须要重新恢复一种社会均衡状态，社会必须依靠自身能够解决一些自身的问题，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才能持存下去，否则会有太多的问题。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代表着一种对未来趋势的判断。这种趋势的变化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由“弗洛依德事件”作为导火索引发的美国社会骚乱，绝非简单的种族问题。这一代黑人除了“颜色黑”，其余已经彻底美国化了，无论语言、价值观、生活方式还是闹事的口号与行动策略，和自己的非洲起源已经没有半点关系。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思考这个问题更容易些。那么，它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更有力的冲击来自新冠病毒。新冠病毒这个看不见的小东西，恰恰能打破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建构的各种“虚构故事”。
按照赫拉利《人类简史》的说法，人类社会能够组织起来，大规模合作，靠的就是意识形态上的“虚构故事”，包括宗教等等。但这些“虚构故事”这次被小小的病毒冲击得一塌糊涂。也就是说，我们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建构，其实都很孱弱，包括各种“传统”意义上的行为规范，实际上都被病毒在不同程度上颠覆了。
在我看来，全球各国皆面临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世界各地表现出来的特性不一样，各国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另外，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特别需要思考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人类在自然世界里到底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是不是需要反思自身认为依靠某种思想就能征服世界的这个逻辑？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显然，比思想更实在的是生存本身。
总之，新冠病毒使我们发现，当下世界范围内，各种制度都很苍白，说理也很苍白。不过，我认为病毒的贡献恰恰是开辟了社会创新的道路，它扫荡了所有既有的权威，扫荡了我们思想上的路径依赖，它给我们开创了一个直接赤裸裸地面对未来的可能性。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工具、思想工具来面对这一切？我觉得答案应该是社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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