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课程想象力：国外的“衡水中学”！课程变革的出路在哪里？
以下文章来源于大夏书系 ，作者徐莉
雷夫·艾斯奎斯的《第56号教室的奇迹》多年前曾登上教育类书籍销售排行榜第一名，附录D是“一天生活纪事”，看着这张一日时间表，想象日复一日每天近12小时的学习和工作，师生的勇气、毅力和热情令人心生敬佩。
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我们并不陌生，在我们的中学师生中更为普遍，只是没有莎士比亚戏剧、没有长途旅行、没有乐队、没有棒球……只有几个考试科目的老师各自为政的车轮大战和题海战术。
"知识就是力量工程"
有两个不到26岁的美国年轻人迈克尔·芬博格和大卫·莱文，他们抓住美国教育政策改革的契机，创立了“知识就是力量工程”（KIPP，全称Know Is Power Program）。
截至2011年8月，KIPP在美国2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创办了109所学校，服务学生3.2万名。
这个针对贫民区的教育项目，以更多的教学日（每周6天）、更长的教学时间（每天超过9小时）、校长有权辞退成绩不佳的教师、经常性的家访等“莱文–芬博格”式的特别举措，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成为促进教育公平的教育创新典范。
KIPP是美国特许学校中发展最快、最成功的佼佼者。KIPP学校的学生学习成绩提高幅度远远高于学区其他学校，学生超过85%最终进入大学——而这些学生居住的社区，只有不到25%的人能够上大学。
雷夫的学生是“爱学习的天使”，KIPP的学生“每个孩子都爱学”，他们在美国标准化考试中的表现令人瞩目。
如果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付出时间、力气就能争取更多的生活选择，如果更多的教学日、更长的教学时间、更加繁重的课业、更加严苛的行为改善计划就能改变命运，你会不会感叹——当下我国许多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不正在“享受”这种教育？只是，“每个孩子都爱学”并不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
改变，当然没有那么容易。KIPP首届38名毕业生的平均成绩在整个纽约市排名第五，90%进入著名高中，大多数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但高中毕业6年后，仅有21%的人顺利完成4年大学学业——拿到大学毕业证的只有8人。
没有顺利完成大学学业的万斯认为，KIPP的确在学习成绩方面让他为高中学习作好了准备，但却没有让他在心理或情感上作好准备。离开KIPP的大熔炉，他就逐渐失去了学习的内在动力，无法保持在KIPP时的专注和投入。
毕业生居高不下的大学辍学率成为KIPP必须面临的挑战。
布伦泽尔，这位KIPP早期的全面否定者后来加入KIPP成为教务长，致力于改变“以遵纪为基础”的教学体制，他认为“造就一种依赖惩罚的氛围，它最终必然会摧毁学生的独立判断与决策能力”。
他发现，“以遵纪为基础”的教学体制毫无例外地导致学生不估计自己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而且常常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老师面前表现出无比夸张的顺从，一旦离开老师的视线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为所欲为。
面对批评，KIPP作出改变：学校对学生实行的惩罚不再像以前那么严厉，处罚期限也不像以前那么长。学生与教导人员的违纪约谈尽管频率不减，但通常不再公开进行，更强调倾听学生心声，尊重学生等等。
但更为有趣的是，布伦泽尔在KIPP工作数年之后，并不像最初那样对KIPP的管理手段声色俱厉，他开始逐渐接受过分集权甚至独裁的行为约束体系。因为“无时无刻不引导孩子们掌握这些最基本的行为规范”，确实能够迅速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
有人拿被推到风口浪尖的衡水中学与KIPP学校作比较。但两者最大的不同是：KIPP学校是针对美国贫民区的教育项目，旨在促进教育公平，虽然KIPP学校在美国饱受争议，但它毕竟只是小众、非主流的特许学校，KIPP学校的出现和发展为美国低收入家庭增加了一种选择。
我们需要一面批评衡水中学的过度管控，一面思考我们的教育为不同的家庭和学子提供了哪些选择？
不同的家庭和学子是否有选择的可能？我们既然不认可衡水中学的教育模式，实践中我们怎么能任由它成为主流教育的主流方式而不寻求改变？
放眼望去，其实中国内地的学校早已习惯了以遵纪为基础的教与学，大多是各种各样的衡水中学。我们不知道，或者是忘了，秩序与规则既是学习的内容，也是为了能促进持续有意义的学习，且后者更为重要。
在一次采访中，一位知名县中的优秀学生谈及自己的学习体验，说一切都很好，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这个每天课表上有十节正课，将七八成时间力气都用在静默听讲和刷题的女孩从未意识到，学习和生活还能有不同的样式和选项。
阅读对这个时代教育变革者的报道，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共同点——通过一个孩子或者几个孩子的发展状况，以及他们在世俗意义上获得的成功和成就来呈现这种变革的合理性和价值。
实际上，多数变革只是资源的重新分配，意味着解决一些旧问题的同时制造了新的问题，萨托利说“零和政治”，是之谓也。没有一份清醒诚实，只挑拣合乎自己要求的案例来自我证明，这样的变革者与他们所反对的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常有人提议专门调研衡水中学学生在后续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寻找这种教育的弊端作为批评的证据支撑，这事在KIPP学校的案例中是学校自己专门成立一个穿越学院，由专人管理跟踪KIPP的毕业生，持续提供帮助，解决KIPP毕业生大学高辍学率的问题。
KIPP学校通过关注学生在校状况及未来学业、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建立教育行为和学生终身发展之间的关联，并致力于提供切实的支持和作出改变。
KIPP意识到，更高强度的学习、更高标准的行为改善计划确实能够迅速提高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业水平，但是这些孩子还需要比富裕家庭的孩子拥有更多的勇气、更多的情绪智力和更多的自控力。
重视培养孩子的勇气、情绪智力、自控力、社交能力，提供支持，帮助孩子作出正确的人生决策，拥有快乐、有意义、创造性的人生，这些正是KIPP需要努力和正在努力的地方，这种努力的成效也在逐步显现。
处在争议中的衡水中学也在寻求改变，对学校活动的报道确实比以前多了，譬如投入近50万元筹建模拟飞行训练室、航模社团为一条河道的改造工程进行了航拍、在全国中学生模联大会上获得佳绩……
就像衡中的拥护者申辩的那样，批评者不应仅仅将一个、几个或几十个学生的发展困难、失败作为普遍性的结果来证明衡中模式的错误和失败，反之亦然。
更具有专业精神的做法是：在变革之初，行动方案中除了目标远景，许诺各种好，还必须就目标达成情况订立相应的评估指标和办法，在过程中不断自我监控，不以目标的正确取代过程中的检讨调整，不以目标的正确无视过程中的偏离悖谬。
在辨析“民主”这个大命题时，萨托利指出，混乱大多来自用自己的理想批评别人的现实，教育变革领域也是。
一个致力于教育变革的朋友批评当下教育落后时，配图为高中教室的照片，桌上成堆的书本题集，桌后一个个埋头的学子。我问在座的中学校长和教师，“这是事实吗？”“当然是。”
“你们印制学校宣传画册的时候会用这张照片吗？”“当然不会。”“你们很清楚社会喜欢看什么，家长想要什么，但我们致力于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优化改善了吗？”“没有。我们选择在不同的场合说着不同的话，以设法满足各方不同的需求。”
我转头问朋友：“你知道他们引以为傲的除了高考成绩，还有STEM、编程、陶艺、骑马、射箭等海量的选修课和社团吗？你知道他们和学生一起承受升学压力同样煎熬无奈，同样渴望改变吗？你知道他们在课程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有许多宝贵经验和教训吗？”
“不知道。”
“因为你将教育变革的意义与价值，根植于对他们的全盘否定，根植于定见甚至想象。”
请拿自己的现实对比别人的现实，用自己的理想对比别人的理想，只有这样才能意识到，彼此并不是敌人。
文章来源：本文摘编自《未来课程想象力》
微信编辑：李中华
监 制：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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