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抨击中国渔民滥捕，是中国人吃光了全球的海鲜吗？

凭借《罗密欧与朱丽叶》、《盗梦空间》、《泰坦尼克号》、《荒野猎人》等片圈粉无数，国人熟悉的、好莱坞明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中国人称“小李子”）。

除了演员身份，莱昂纳多也是一名环保概念的推动者。据联合国官网，他旗下的基金会为全世界逾35个创新养护项目提供了支持，以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和重要物种。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理解莱昂纳多为何会对《纽约时报》有关报道进一步发声。近期，莱昂纳多在社交账号上连续发文，炮轰我国渔民。

他表示：过去的20年里，中国将其深海捕鱼船队数量发展到数千艘，这导致中国耗尽了中国附近的海洋里的鱼类资源。但他们没停下来，反而他们的渔民航行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海洋，继续深海捕捞。这种做法对当地经济以及海洋物种的可持续性影响拉起了警铃。

小李子说的是实情吗？

中国海洋捕捞量排名世界第一，是事实。中国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的18%。相比之下，我们才占1亿吨全球海洋年捕捞量的15%（并不算过分）。

中国远洋（深海）捕捞量220多万吨，占世界年远洋（深海）捕捞量约450万吨近一半。但由于远洋（深海）捕捞运回国内的成本较高，所以大部分高价值水产品选择直接在国外销售，低价值品种才运回国内销售。也就是说，老外虽然自己没捞鱼，却也是中国捕捞业的受益者（他们可以获得性价比更高的海产品）。

中国渤海和黄海渔业资源局部“荒漠化”，近海和主要江河、湖泊的渔业资源衰退是事实。比如，浙江舟山渔场曾经的四大海产，只有带鱼还能形成鱼汛，野生大黄鱼、小黄鱼、乌贼的产量都是严重下降，但原因也不止是过度捕捞，还有海洋污染等各种原因。

所以，小李子的建议是？他没说，只是传了个话。“巧合”的是，在小李子发帖前，《纽约时报》9月26日和27日连发了两篇相关文章。

在9月26日题为“中国如何把靶子对准了全球渔业供应”的文章中，《纽约时报》更是宣称，中国的渔船已把中国海域的鱼都捕光了，跑到诸如印度洋、南太平洋、非洲以及南美的海域捕鱼。生生给中国渔民扣上一顶不顾吃相、抢夺别国资源和破坏环境的“大帽子”。

可持续发展，中国从来就没闲着

自1995年起，中国就全面实施伏季休渔制度，2018年黄河流域正式实施休禁渔制度，2020年发布了《长江十年禁渔计划》。保护渔业资源，中国是认真的。

中国远洋渔业起步于1985年，当时并不具备去公海捞捕的能力，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直到90年代，中国才开始在公海独立捕捞，我们向来是世界远洋渔业的跟进者、后来者、服从者。

中国严厉打击IUU问题（即所谓“非法、未报告、无管制远洋捕鱼”）。农业农村部会通过船位监控、观察员、补贴政策的制约。渔船实行24小时船位监测，所有远洋渔船均须安装并正常开启船位监测系统（VMS），每小时自动报告1次船位，远高于每4小时1次的国际通行做法。发现违规零容忍，不仅把企业整体资格取消掉，还会砸饭碗，将其驱除出行业，人列入黑名单。

自2017年以来，限制野生捕捞量和减少船只数量一直是中国渔业政策的核心，当时各省被告知要运营多少艘船只。根据《中国渔业年鉴》的数据，到2020年，中国近海作业船已从2015年的约27万艘减少到4万艘，总渔获量从1300万吨减少到近1000万吨。

为进一步保护和合理利用海洋生物资源，农业农村部多次调整完善海洋伏季休渔制度。2017-2018年对海洋伏季休渔的时间和作业类型作出更加严格的规定，同时科学设定了休渔期间特许捕捞品种；2020年以来，中国连续两年在西南大西洋、东太平洋等公海的重点渔场，实施自主休渔措施。这也是别的国家没搞过的。

除了实施自主休渔，中国还积极加入了8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委员会(ICCAT)、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IOTC)、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IATTC)、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NPFC)、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SPRFMO)、南印度洋渔业协定(SIOFA)、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

我们不是不欢迎国际组织或相关政府监督，只是不愿看到恶意无端地抹黑，为了黑而黑的做法。动动嘴巴很容易，但无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世界变的更美好了吗？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个水产消费大国。2021年，海洋捕捞产量占我国水产品总量的15%。远洋（深海）捕捞产量占其实不到4%。中国消费的水产不靠捞，而是靠自己养殖。

我国水产养殖种类达300种以上，涵盖鱼、虾、蟹、贝、藻等各类水产品种。其中草、鲢、鳙、鲤、鲫和罗非鱼等鱼类品种产量超过100万吨；河蟹产量超过50万吨；牡蛎、蛤和扇贝等产量超过100万吨；海带和江蓠产量超过30万吨。除了自用，中国水产品每年还大量出口，占全球产量的60%。喝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中国提供了大量优质水产品，你们就是这样感恩我们的贡献？

渔业资源当然需要保护，更需要科学的管理。“十三五”期间各地每年组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2000余次，投入增殖放流资金近10亿元，放流水生生物苗种300多亿尾，为恢复渔业种群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以及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鱼礁能为鱼类等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和索饵繁殖场所，使鱼类聚集而形成渔场。为修建人工鱼礁，自2003年以来，像舟山市共投入资金1.25亿元，先后在中街山列岛和马鞍列岛等海域，投放各类人工鱼礁47.5万空立方米；为恢复渔场资源，舟山从1982年开始，每年进行海洋渔业增殖放流，从未间断。

近年来，东海渔场的日本对虾、海蜇、梭子蟹等捕捞量逐年增加，已近绝迹的大黄鱼有了零星渔获量，三疣梭子蟹产量增幅最明显。目前，大黄鱼已连续7年蝉联我国养殖规模最大和产量最大的海水鱼类，其他野生种群也开始逐渐恢复。

拓展阅读：消逝的纽芬兰渔场

纽芬兰渔场曾经是与日本的北海道渔场、英国的北海渔场和秘鲁的秘鲁渔场齐名的世界四大渔场。这四大渔场多由寒暖流交汇或上升补偿流形成，丰富的饵料引来鱼群。

纽芬兰岛渔场周围是舒展的大陆架，水深不到百米。从北极圈南下的冷洋流沿海岸进入圣劳伦斯湾，在纽芬兰岛附近与墨西哥湾暖洋流相遇，冷暖洋流之间的温差使表层和深层的海水发生交换，海底的养分被翻上来，浮游生物非常丰富，从这里入海的圣劳伦斯河也从陆地带来更多的养料，吸引了大量海洋生物来这片海域捕食、产卵和繁殖。

1497年，意大利航海探险家约翰·卡博特在日志中写道：“只要把石头放在篮子里，把它沉到水里，篮子里马上就装满了鳕鱼。”另一位船员则形容道：“鱼群是那样的稠密，我们简直就是踩在鱼群的背上走上岸的。”

纽芬兰渔场被发现的时代，恰好欧洲的肉食昂贵，且因宗教原因，一年中有很长时间不允许吃禽畜肉。高蛋白的巨量鳕鱼给欧洲人带来了“新生活”，成为欧洲廉价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17世纪，英国成为纽芬兰渔场的主角，将大量的鳕鱼干卖到欧洲各国而发了大财。纽芬兰1907年成为自治领，随英参加了一战。后来美国等渔业产业繁盛了，全球鱼肉价格的下跌，纽芬兰地区财政萎缩，债台高筑，于1949年加入加拿大联邦。

纽芬兰渔场以往都是以渔民家庭为主体，小船作业。捕获量适中，并特意避开了鳕鱼群的产卵繁殖季节，经几百年的捕捞，渔业资源仍十分丰饶。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大型机械化拖网渔船成群结队地驶入了纽芬兰湾。渔轮上配备了现代化技术，可将鲜鱼速冻保鲜，先进的速冻技术让欧洲人也能够享受来自遥远纽芬兰的新鲜鳕鱼了。纽芬兰的渔民没有能力与大型机械化船队竞争，只能眼睁睁看着鳕鱼被外国渔业公司捞走。

全盛时代不到十年，纽芬兰渔场产量便开始从巅峰滑落，到了1975年，近海产量已经减少了六成。1977年，加拿大政府宣布设立海洋经济保护区，不过也只是将外国渔轮挡在门外。加拿大政府大力发展本国现代渔业，不仅使用大型拖网渔轮，而且用更现代化的破冰船和高科技电子、声呐技术将船队武装起来，让残存的鳕鱼无处可逃。

1987年，加拿大渔业部长自豪地宣布，纽芬兰近海鳕鱼的捕捞量达到了110万吨，创下了历史纪录。可就在第二年，渔场的鳕鱼生物量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1992年捕捞量暴跌之后，加拿大政府不得不下达纽芬兰渔场的禁渔令。本指望两三年以后鱼群就会回来，可关闭已整整二十年了，鱼群仍不见踪影。

“一切都太晚了！”鱼群没有足够的时间繁衍，生态环境的彻底破坏改变了鳕鱼的生活习性，使它们的生长、成熟和繁殖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如今的纽芬兰渔场，鳕鱼只在每年5-12月允许捕捞(南海岸总配额每年仅7,000吨，仅相当于当年一艘拖网渔船不到两天的捕捞量)；此外，每年还允许在4-7月捕捞5,000吨峨螺和6万吨螃蟹，4-12月允许捕虾，其余时间，渔民们只能靠失业金躺平。

就在纽芬兰出现危机的时候，挪威的鳕鱼也开始告急。鳕鱼捕捞同样是挪威北部的经济命脉，有上千年的渔业历史，八百多座渔村和数万渔民。为了保护鳕鱼资源，挪威政府立即实施了严格的配额管理。

面对愤怒的抗议、攻击和谩骂，在执政党的短期政治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面前，挪威政府选择了后者。管理部门顶住巨大压力，严格限制对鳕鱼的捕捞，并在1990年1月通过了巴伦支海渔场长期休渔的决议。幸运的是，经过3年的痛苦等待，大鳕鱼群又回归了，鳕鱼生物量甚至超过了25年前。

“一切有效的行动，必须在海洋尚有生机的时候采取。”像纽芬兰这样过分透支的渔场，无论是禁渔，还是补救措施，“来的”都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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