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要走的路，注定荆棘丛生
3月31日，华为正式发布了2022年财报。2022财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6423亿元，同比增长0.9%；净利润356亿元，同比下降68.69%。拜美国所赐，300多亿利润里，有200多亿是出售荣耀所得。如果扣除这部分，华为的实际净利率比山东煎饼还要薄。
华为，深圳之光
任正非，1944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一个贫困的小山村，家中兄弟姐妹6人。知识分子家庭对于知识的重视和追求，任正非家境虽不富裕，但他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也没中断过学业。
任正非1963年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并入重庆大学），在校期间自学三门外语、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专业技术，还把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刷了两遍。经人介绍，任正非认识了四川省副省长孟东波的女儿孟军。孟军个人能力非常强，擅长处理和协调各种事宜，也为任正非日后商业版图拓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两人自由恋爱，一拍即合。大学毕业，任正非由于表现优异，被部队直招入伍，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兵。
1983年国家建制撤销，从部队复员转业的任正非和妻子孟军一起来深圳闯荡。很快，孟军就当上了南油集团的高管，而任正非则去了该集团下属的电子厂做副经理。正当小两口为小家庭拼搏的时候，任正非在一次生意中，被贸易公司骗走200万。在万元户还凤毛麟角的上世纪80年代，任正非毫无争议地被原单位给解雇了。工作上触礁，任正非与妻子孟军的婚姻也因这件事争吵不断，亮起了红灯。双方矛盾无法协调，俩人选择分道扬镳，各自继续余生。
1987年，任正非集资21000元创立了华为（任正非取了“心系中华，有所作为”的后两个字）。按照国内企业注册的规则，在一定规模之下的公司，必须带有城市的名称，因此华为最早注册的名称是“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直到2000年，华为的收入过百亿人民币，经批准才改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一般公司创业之初就会考虑国际化，比如索尼Sony总裁对英文商标要求除了清晰响亮之外，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商标名称在大多数语言中的发音要相似。联想的英文名称也是在2003年从“Legend Group”改成“Lenovo”。因为在很多国家Legend都被注册了，Lenovo更好记和好读。“Huawei”的名字比较另类，老外很少将“ua”两个元音连在一起读，“HUAWEI”到最后也没改名，老外念念也就习惯了“Who are we？”，华为！
华为，为了生存
改革开放十年之后的1988年，深圳特区也完成初步的建设，背靠着经济，科技发展势头正处于上升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贸易和来料加工是深圳当时快速发展的两大类业务。
贸易主要形式就是流通，可涵盖进出口，代理，批发，渠道等多个行业，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词汇形容就是，反正自己不生产产品，做个“倒爷”。华为1988年正式营业，做的贸易主要是任正非熟悉的电子类产品。最早，华为代理的交换机是BH01，珠海一个小公司的产品。看华为卖得好，人家就不给供货了。后来，经辽宁省农话处一位处长介绍，华为开始代理香港康力公司模拟交换机业务，算是一只脚跨进电信行业。
那时的通信行业基本都是国企，外企还没进来，电信行业人才分布在通信运营商、研究单位、高校、国企、部委这类地方，国家分配工作，很少会有人到民企工作，民营企业甚至不允许举办招聘会，任正非完全是用前景、高薪“忽悠”人才。
为解决通信设备的技术难题，任正非曾背着一台交换机到当时的华中工学院找专家咨询。在这次咨询中，任正非第一次见到20岁出头的研究生郭平。郭平后来又跟随导师到深圳华为公司调研，第二次见到任正非。在那次，任正非的关于通信设备市场“华为将三分天下”的论点，打动了郭平。1988年，尚在读研的郭平加入华为，成为华为产品开发部的一名项目经理。1989年，郭平又拉来已考上清华大学博士的师兄郑宝。郑宝被郭平说服，同意到华为看一眼，这这样再没回清华读博，成为任正非的爱将……
1991年9月，华为租下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作为研制程控交换机的场所，五十多名年轻员工跟随任正非来到这栋破旧的厂房中，开始了他们充满艰险和未知的创业之路。
那时企事业单位总机下面会带几个分机，分机和分机之间打电话不花钱，接上市话打外线才付钱。90年代新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对用户交换机需求巨大。华为算是赚到了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打通了从货源到客户的通道，建立了销售和服务网络，积累了一些客户。任正非在国企追货款的时候，因上级不给钱打官司，他就把法律书看了个遍，“悟出了市场经济经济两个道理，一个就是客户，一个就是货源，中间的交易就是法律。我知道永远不可能掌握客户，只能掌握货物，怎么办？我们要研发。”
国内已经有部分通信厂商开始准备用户交换机的生产，后续的激烈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香港断了货源或者香港公司倒闭，也必然会影响到华为的生存。危机感之下，华为开始了自主研发，当然是从仿制开始。最早从国营厂购买零件自己组装，到成立一个小组，参照国营厂的电路和软件依葫芦画瓢，到进行“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路设计和软件开发”。
很幸运，华为赌赢了这个产品，也赌赢了华为的未来和发展，1991年，华为自己开发的用户交换机诞生。做研发后，华为现金流吃紧，开始给员工打白条发工资（每月发一部分生活费，年底结款这样，有点像工地。不同的是，华为欠款给利息）。任正非早期对研发和销售高度授权，高度信任。比如给你三万块钱的经费，你拿去用，把结账的单子拿回来给我就行了，没有过程监管。开拓市场也是这样，这个地区拿下来，你就是办事处主任，拿不下来，你也不用回来了。
1992年，华为销售额突破1亿元，员工超过100名，长公主孟晚舟那会深圳大学会计系刚毕业。不过孟晚舟没有直接进华为，而是去了更有“钱途”的建设银行工作。一年后银行整合网点被撤，孟晚舟只好离开。本计划出国留学，但美使馆认为她有移民倾向，拒签。任正非提议孟晚舟先到华为历练，以后真要是出国留学，也能用得上。于是，二十出头的小年轻孟晚舟，1993年也被父亲“忽悠”进华为，成为公司里忙得原地起飞的秘书三巨头之一（一开始，孟晚舟没公开身份）。
92年时，华为自主开发的设备利润明显是要高于代理产品的，但因产品面向企业，利润率不算高，还有一些客户还存在回款慢，回款困难的情况。当时邮电局（那个时候还未成为公司）局用交换机价格高，利润高，客户又相对有钱，安装一线电话用户直接先交5000元，还供不应求，让华为眼馋的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华为开始深入通信赛道。任正非这个时期曾说过“如果开发不成功，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93年10月份，华为C&C08 2000门交换机研发完成，94年万门机完成开发和入网，华为算是完成了自己第一个电信级的产品。以CC08为平台，华为发展了第一阶段的智能网，无线产品，光传输产品等，再加上国家对国产交换机的扶持，从此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华为，活下去才有未来
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对管理华为深感无力的任正非1997年决定到美国取经。1998年2月，任正非从美国访问回来后，在《华为人报》上发表了《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老任震撼于美国风起云涌、层出不穷的高科技企业，感叹于一些美国企业的优良企业管理。在近距离地考察了休斯、朗讯、惠普和IBM之后，任正非被IBM的IPD（集成产品开发）研发管理模式深深打动。他决心拜IBM为师，不惜一切代价将其管理精髓移植到华为身上。
华为是IBM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管理咨询项目，深谙中国人还价“拦腰砍”规则的IBM提出了一个方案，测算下来华为要投入20亿元人民币。花这么多钱学管理，一般的老板是舍不得的。没想到任正非没还价，直接拍板决定上马。据说时任IBM董事长的郭士纳得知消息后，对其秘书说了三个字：好好教。
1998年8月29日，50多位IBM顾问进驻华为，而华为也抽调了300多名业务骨干配合顾问们的工作。任正非召开动员大会，宣布华为要在3-5年，集中上马IPD（集成产品开发）、ISC（集成供应链）等8个管理变革项目，他拍着桌子强调说：谁要是抵触变革，就得离开华为！
2003年12月，IBM顾问给华为做出的考核数据显示：华为订单及时交货率已达到65％，库存周转率则上升到5.7次/年，订单的履行周期也缩短到17天。而此前，这几项数字分别是30%，3.6次/年，20-25天。根据IBM顾问的经验，华为这些数据与世界级企业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004年至2007年，任正非再度斥资20亿元师从IBM，先后进行了EMT（企业最高决策与权力机构）、财务监管等第二期管理变革……华为向西方企业学习，终发展成令西方企业忌惮的中国公司。
1999年，华为高层在深圳麒麟山庄召开股东代表大会，推举孙亚芳为华为董事长，“华为女皇”从此走上台前。2000年，华为和当时全球有影响力的摩托罗拉合作，为摩托罗拉代工，这也为华为三年后独立生产手机预留了注脚。
2001年3月，正当华为发展势头十分良好的时候，已卸任华为董事长的任正非在企业内刊发表了长文《华为的冬天》，清醒地预感到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后对电信市场的冲击。随后，华为开始推进《华为公司法》，华为的组织结构进一步优化，华为全员忙着“过冬”。
从2000年开始，中国在无线通信标准（CDMA、GSM……）上举棋不定。日本在2G时代落后，没自己的标准，搞出一个PHS（无线市话）技术。这个技术是对有线电话网络的改进，利用有线电话的基站来发射无线信号、成本低，但只能在本地打电话，离开本地信号就不好，用不成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不太想用，邮电部看不上。中国电信就自己搞，就找到华为。
华为高层判断小灵通能赚大钱，但任正非的态度是：是短暂的赚钱机会，可华为是一家“为未来投资”的企业。宁可赔死，也不去做过时的技术。华为主攻GSM方向，不过在是否保留对CDMA的跟踪研发还有争议。2001年，中国政府为让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同意让联通采用CDMA，华为毫无准备，吃了大亏。在2001-2002年联通的一二期招标中，华为接连败北。
2002年末，任正非召集手机立项讨论会，因提议做手机而被任正非激烈批评过的张利华再次向他汇报，任正非平和地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纪平（时任华为CFO），拿出十个亿来做手机”；第二句是：“为什么中兴GSM手机没有做好，亏损了好几年，你们要想清楚。做手机跟做系统设备不一样，做法和打法都不同，华为公司要专门成立独立的终端公司做手机，独立运作！”
从2003年1月开始，华为还陷入与通讯巨头思科起诉华为侵权的官司中。面对咄咄逼人的思科，华为先承诺可以不生产遭思科起诉的产品，后联手思科的死对头3COM搅局。最后，思科和华为达成和解。坚持不做终端的任正非也开始改口，自己在年初的会议上也做了检讨。2003年7月，华为成立手机部，开始做小灵通手机。做的是贴牌，只要养活自己，不求高利润，但是错过了发展小灵通的最佳时机。
华为营收长期停留在200亿的水平，通信领先地位被威胁。任正非感到自己“顶不住”压力，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人生第一次出现了“放弃”华为的念头。任正非曾说：我不怕来自外面的压力，外面怎么压我，我都不怕，还是坚定走下去。我害怕来自内部的压力，内部不断有高层写信、写报告给我，“你这个决策错了，会葬送华为公司的”。2003年12月，海南岛某度假沙滩，49岁的任正非和摩托罗拉首席运营官迈克-扎菲罗夫斯基相谈甚欢。几个星期后，华为和摩托罗拉签署了摩托罗托拟以75亿美元收购华为的意向书。
当时有两个打算：一部分人去做拖拉机，把洛阳等拖拉机厂买下来，解决漏油、发动机不耐高温的问题，打造拖拉机王国；绝大部分人继续走通信道路，戴着摩托罗拉的“帽子”，打遍全世界。不过由于摩托罗拉沉迷于2G手机，赶不上3G浪潮，2003年圣诞节前连款新机都没推出，摩托罗拉董事会失去耐心，把扎菲罗夫斯基给炒了。新官不认旧账，华为收购一事也就黄了。
“幸存”下来的华为“被迫出走”海外，大力开拓中国以外的无线通讯市场，去非洲、中东、南美这些地方搭建GSM网络。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对价格比较敏感，欧美电信巨头一直不太当回事。华为利用海外市场支撑了几年发展，一直等到2008年中国3G网络启动，华为的冬天才过去。
2004年2月，华为出品的中国第一款WCDMA手机参加法国戛纳3GSM大会并现场演示。2008年，欧洲、美国和中国当时有三个3G标准，华为为避免重蹈CDMA的覆辙，三个标准都同时在研发。尽管华为早早的就加入了TD-SCDMA产业联盟，但并没有投入太多的资源。
中国政府当时考虑，TD-SCDMA本来就弱，技术不成熟，如果交给电信或联通，让移动用欧美标准，移动一下子就称霸中国市场了，联通和电信谁负责建设TD-SCDMA谁就会垮掉。因此，只能让最强的移动公司来建TD-SCDMA。就这样，第三轮招标过后，物美价廉质量过硬的华为、中兴的产品就挤掉大唐，胜出。
华为在通讯设备和移动终端两大领域同时发力，依托国内市场，开拓全球市场，进入发展的快车道。2G追赶，3G突破，4G追平，5G赶超，华为成为全球通讯产业第一巨头。2018年2月27日，华为在MWC2018大展上发布了首款3GPP标准5G商用芯片巴龙5G01和5G商用终端，而美国此时在5G上没有什么起色，与华为存在很大的差距，于是美国撕下伪善的面具、赤膊上场，疯狂打压。因为如果不遏制华为，那么在后面的6G研发上，美国将输得一塌糊涂。
美国政府先是将华为列为威胁其科技霸权的重要企业。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加拿大警方拘留，原因是美国认为孟晚舟涉嫌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有关禁令。没过多久，美国政府宣布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从禁购买华为产品，到禁提供华为手机操作系统，到禁提供华为手机芯片，最后到禁为华为代工手机芯片。
4G以下是人与人之间通信；上行带宽非常宽的5G可以完成物与物、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通信，可用于工业控制、自动控制、自动驾驶、车联网等系统。在无线通信的技术中，华为微波与5G相结合的方式，无疑是目前最先进的，最好解决西方国家通信问题的方案。只需要在原有的通信设备上进行简单的升级就能实现，不仅可使用5G，还兼容4G和3G，不但不需要增加太多的设备成本，而且不需要增加太多的改造成本。
“华为不造车”，有效期5年！
华为的四项基本业务，运营商在全国和全球来说，主要和中兴竞争，这一块是有竞争优势的；
华为的云计算业务，和阿里云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企业网业务，华为的综合优势是明显的，未来对集团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手机/笔记本这些终端产品，是受打击的。芯片设计了也造不出来，这有待友军的火力支援。
可预计的是，美国对华为的封锁还会继续，甚至在欧洲拉美的营收不排除进一步下降。华为的新业务，在汽车领域可能放缓，在智慧城市等业务可能有所收获。
早在2020年，任正非就签署了一份名为《关于智能汽车部件业务管理的决议》，称“华为不造车”。在2022年财报沟通会上，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又是再度向外界重申“华为不造车”的立场。
目前华为汽车业务合作模式主要有三种：一个是卖标准化零部件的模式；第二是“HI模式”（为车厂提供整体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第三是“智选模式”（比如华为与赛力斯的合作）
华为自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成立以来，累计投入达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6亿元），研发团队达到7000人的规模。但2022年，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营收20.77亿元，占华为总营收的比例仅为0.3%。
华为不下场“造车”可能无法弥补研发的亏空，而美国继续制裁，国外车企也很难再选择华为。造车新势力“蔚小理”在智能化方面自己在做，也不可能选择华为。HI模式里的车企半死不活，广汽退出，北汽极狐销量不佳，只剩阿维塔。通过与赛力斯合作AITO问界，华为智选模式是有可能成功，但也面临着拍板“小灵通”时的窘境：想办事钱却总不够花，这种成长的痛苦苹果可能是体会不到的。
华为公司的价值体系理想是要为人类服务，不只是为金钱服务，这与华尔街有一些区别。第二，华为不为员工服务，这与欧洲也有区别。欧洲挣到钱都分给大家，大家很幸福，都在街上喝咖啡，国家就没有强大的发展力量。华为赚了钱，不给股东，也不给员工，而是给客户，一方面是投向未来的科学研究，一方面是为客户服务的精神落实到底。
走的太快容易跌跟头，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到达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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