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与记忆

在斯蒂格勒看来，“任何回忆都是一种遗忘”[1]，也就是说，回忆意味着经受遴选，遴选意味着“对曾经发生之事的剔减”[2]。

什么是遴选呢？遴选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选择吗？比如，我们常常说生活需要“选择性记忆”，或人和人在交往的时候需要“选择性表达”，这往往说的是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会选择性地披露信息，这种选择似乎主动的，毕竟我们可以预设好目的，然后只说符合我们目的的话。可是，我们的目的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我们期待呢？我们所想要的，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属于我们所想要的呢？

一个显而易见的日常现象是，情绪会影响我们对记忆的遴选，这种遴选过程一般不会被我们注意，不过一说我们就会想起。比如，我们测量一口袋苹果的重量，发现店主在秤上做了手脚，和店主进行争执，回到家之后，我们和家人谈论的就很可能不是苹果的口感、色泽、质地，而是店主的不地道。相比这个世界向我们提供的那些习以为常的美好（如苹果的口感、色泽、质地，小溪边、天空下的苹果树），往往是那些负面的事情更容易闯入我们的记忆（如店主的不地道），影响我们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虽然情绪对记忆的选择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必然的，如果我们是关注美好的人，也可能会忽视店主的不地道，如果我们是共情心很强的人，可能还会感受到店主的不容易，思考店主在时代中的境遇。

相比容易感知的情绪，技术对遴选准则的塑造就显得无声而隐蔽，更加容易沉淀到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在过去，技术中性论者会认为，技术是中性的，好坏只取决于人的使用，比如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用刀来杀人，只有坏人才会用刀杀人。吴国盛认为，这种观点的片面性在于它忽视了刀的物质结构所蕴含的意向性：刀本身是锋利的，这种锋利指向了刀的切割功能。[3]恰恰是由于技术中性论者对刀的锋利特性过于熟悉，对切割这一功能过于熟悉，他们才会误认为“刀”是一种纯粹客观中立的技术物，而遗忘了人不会用棉花砍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遗忘了刀本身也作为技术环境的一部分参与到了生活语境的构筑当中。出于对能动性的关注，技术中性论者注意到了人性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而遗忘了技术的稳定性与持存性，遗忘了能动性的条件。

如果说作为工具的技术仅仅是影响我们关于使用的意向性，那么，作为环境的技术则影响了我们在每一个当下产生的关于未来的预期，在深层次上影响了我们日常的选择，把我们裹挟到技术发展的趋势当中。毫无疑问，技术发展的趋势仍然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塑造的，只是不能忘记：选择的能力根植于我们对技术趋势的认识，而我们如何认识技术趋势这件事情，本身也受到技术趋势的裹挟。

通过石洞中的岩画、残存的碑文、保存完好或不完好的器具、带有伤痕的骨骼化石，我们能够回溯“狩猎—采集者”的生活。不难发现，沉淀在武器中的，是关于守护、制作、荣耀、技艺、食物、宴会、等级、受伤、治疗和死亡的记忆。制作武器的人已经预期了狩猎的场景，无论是锋利的枪头还是略微粗糙、不易打滑的枪杆，都是为了狩猎而设计。勇士冒着受伤的风险，用精巧的技艺捕获猎物，给部落带来食物，猎物的翎毛便是荣耀的见证，卓越的勇士在部落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和地位。没有不会受伤的勇士，伤痕同样见证了勇士为了部落所做出的牺牲和奉献。勇士之所以为勇士，就在于勇士在明知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冒着风险狩猎，从而给部落带回食物，维持部落的生存和发展。于是，我们可以发现，武器在起源之际，乃是为了守护，守护部落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之所以部落的人会聚在柴火旁，讲述关于勇士的故事，或者讲述关于英雄的史诗和神话，都是为了传承关于守护的记忆。这种讲述本身也是守护，通过守护部落的故事来开启关于部落的未来。守护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勇士和讲故事的老人，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守护部落，每个能够在部落中承担公共事务的人，都是部落的守护者。

我们之所以愿意守护同胞、守护脚下的土地，或许是像卢梭所说，我们是拥有怜悯之心的存在者，我们不忍心看着同胞受苦；或许是为了安定感，我们希望今天守护的孩子，在未来能够守护我们；或许是为了荣耀，为了让自己得到同胞的钦佩，为了让自己的故事在公共生活中不朽。事实上，无论是出于怜悯、安定感还是荣耀，我们之所以愿意守护，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我们已经把自己看作大伙儿中的一员。

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关于守护这件事情的记忆是脆弱的，因为只有人才能作为守护者，而人是会死的。由于守护者会死，所以在过去，我们会讲述关于守护者的故事，乃至于把守护者升华成守护神，比如：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尝百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守护者之所以能变成守护神，同样是因为记忆总是伴随了遗忘，通过神话，可以发现，我们希望记住的，是那些最为美好的品质，是那些散发着神性光辉的行动。然而，神话由于遗忘了人的缺陷与有限性，也就消解了人性，消解了人的血肉之躯，于是也就没有作为剪辑之后的记忆被我们认识，而是逐渐成为了远离现实的传说，甚至竟然成为了现实的反面，比如，我们有时会悲观地认为，那些美好的事物仅仅存在于神话中，或者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仅仅属于理想，而现实总是残酷的。

这种悲观的看法根源于对遗忘的遗忘。由于我们遗忘了“记忆总是伴随着遗忘”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没有对遗忘加以认识和反思——我们甚至没有想起来应该要回忆起我们已经继承了什么，我们也就更加不可能想明白接下来要选择继承什么，我们也就注定无法走上寻根的道路。

与我们的健忘比起来，技术作为记忆的物质性载体就显得愈发可靠也愈发稳定了。虽然从人类诞生以来，就不仅发明武器（如镰刀、斧头，锥子、砍刀、长矛、长枪……）这种用于狩猎的技术，同时也发明了容器、装饰品、园艺等生活技术，可是，就像芒福德所洞见到的那样：相比其他技术，武器更加容易保存。可能竹篮、木屋、花园没过多少年就腐朽了、荒芜了，而一些石斧、青铜剑、铁枪则能够保存至今。然而，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任何回忆都伴随了遗忘，作为记忆的物质性载体，武器所能承载的，其实仅仅是关于制作武器、使用武器的记忆，如果没有结合石洞中的岩画、残存的碑文、各种别的器具和带着伤痕的骨骼化石，如果没有人把这些痕迹转化成关于原始人生活的故事，我们是无法回忆起与守护、荣耀、食物、宴会、受伤、治疗相关的活动的。

面对武器时，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进攻意向性，这种进攻意向性是脱离守护语境的。最初，人类发明武器（如长矛）是为了狩猎野兽，为了自保和获得食物，人类在打磨长矛的过程中就激活了关于投掷活动的预期，这样的过程伴随了进攻意向性的沉淀。脱离了关于守护的语境，不受限制的进攻意向性所关涉的对象不再局限于野兽，逐渐蔓延到了邻村的人（如部落战争），甚至蔓延到了无生命物体（如堂吉诃德战风车）。到了后来，伴随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人类已经不再需要对付野兽，但是进攻意向性并没有消散，而是与武器技术处于同一个发展趋势当中。可以发现，诸如弓箭、弩箭、大炮、坦克、飞机、原子弹……这些技术所对付的早已不再是野兽，而是人类自身。由于遗忘了守护，人类开始以追求安全（先发制人来防范侵犯者）的名义在世界上源源不断地创造威胁人类命运的武器。

这种对安全的悖谬性论证可以追溯到霍布斯。我们可以发现，霍布斯的悲哀、伟大与真诚都体现在他对遗忘的遗忘以及他在对遗忘没有丝毫自觉的情况下对时代作出的回应。按照吉莱斯皮的说法，霍布斯认为每个人都恐惧横死，但解救之道不在于克服对横死的恐惧，而在于消除作为其来源的暴力；在霍布斯看来，关键在于人们能够认识到，诸神并不干预尘世的事务，进而意识到自己应当走向现实，发现事物背后的原因，享受发现的喜悦，最终理解和掌控自然，消除横死的威胁。[4]可以发现，霍布斯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提倡好奇，只是，霍布斯的好奇是被恐惧激发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好奇是出于对比我们更高、更美的事物的爱。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并没有完全失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之光仍然照耀着他，引导他从关于横死的恐惧中走出来。即便如此，“每个人都恐惧横死”这个想法仍然没有得到反思，吉莱斯皮没有，沃尔夫也没有。

真正值得问的其实是：为什么霍布斯从“每个人都恐惧横死”出发思考人的境况，而不是从“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生活”出发思考人的境况？毫无疑问，作为有限的人，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和终有一死的宿命，我们向来就生活在希望和恐惧之间。可是，为什么霍布斯选择了从恐惧出发思考，而没有选择从希望出发思考？为什么霍布斯思考的问题是“为了避免横死，我们需要什么？”而不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我们需要什么？”

与之类似的，我们还可以问：为什么过去的人在明明可以选择建设美好家园的情况下，仍然把大量的精力和资源用来发展武器技术，而没有把这部分精力和资源用于建设文明？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是：地球是有限的，如果人类把资源和精力用于战争，对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我们的生活需要和谐安全的环境，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就可能流离失所。反过来，如果我们把用于战争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对文明的建设当中，那么人类文明终归会变得更好，这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为什么在这些情态如此显然的情况下，人类文明就从未停止过战争呢？为什么我们关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总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支离破碎？

表面来看，原因就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文明，对于每一个被抛入其中的人来说，武器都已经在此了，比如，在我们出生之前，原子弹就已经被发明了。那么，就像我们会恐惧原子弹一样，过去的人也会恐惧坦克、大炮、弓弩、投石车……在现代国家进入热火朝天的军备竞赛之前，武器领域其实从来没有停下过发展的脚步。

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出生之前被发明的并不仅仅是原子弹，还有各种各样的住宅、公园、雕像、学校、医院、商场、图书馆、博物馆、生产车间、发电厂、炼钢厂、立交桥、通讯基站……我们人类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追寻。

这也就是说，人类文明中向来就存在至少两种循环的力量：第一种是名为“武器—恐惧”的循环，由于人类遗忘了武器的起源是荣耀与守护，遗忘了守护者的故事，所以人类为了自保或先发制人，不断地发展武器，进而让后来的人被前人所遗留的武器体系所裹挟。第二种是名为“容器—希望”的循环，即便世世代代的人都从未彻底摆脱对战争的恐惧，人类文明也没有彻底沉沦，仍然有杰出的技艺人和行动者，珍惜活着的每一寸光阴，留下能够光耀后世的作品和不朽的美言嘉行。

这两种循环并非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缠绕的。不能否认的是，许多民用技术都起源于军用，比如互联网，作为目前我们人类最依赖的技术，其实就起源于冷战时期美国的军方需求，在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升空以后，1958年艾森豪威尔就建立了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要解决的问题是“己方军事指挥中心已经被核武器打掉之后，如何维持指挥系统继续运转？”，1962年巴兰提出了“分布式网络”概念，这种思想成为了后来互联网的基础，而当阿帕网（现代互联网的前身）诞生的时候，战时通信问题反而被淡化了，人们关注的问题成为了如何加强散居在美国各地的学者之间的即时联系和资源共享。[5]从互联网的起源中，我们首先可以发现的是第一种循环的双重性，这种循环以给人的生存带来威胁的方式激发人的灵感，其次，我们不能遗忘，阿帕网的诞生也标志了第二种循环对第一种循环的消解与同化，如果没有这种消解与同化，人类文明必然早已毁灭了无数次。

但这仅仅是说明了“武器—恐惧”循环的历史性，并不能论证“武器—恐惧”循环的必要性。[6]原因在于，生存威胁仅仅是一种催化剂，这种催化剂的作用在于激发人，让受到恐惧激发的人在尚未看清世界的丰富性的情况下，就匆忙地要有所作为，而真正使得互联网得以可能的，是知识，比如电力供应和电网的知识、电子器件和电路的知识、通信和传输的知识、网络协议的知识、安全和加密的知识、分布式系统的知识……如果没有生存威胁，伴随人类对沟通需要的关注，伴随对相关知识的研究不断深入，互联网早晚也会诞生，而如果没有相关的知识，互联网绝不可能诞生。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其实是一个“早产儿”，是在加速发展的技术趋势中提前降临到人类文明中的礼物，它就像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一样，同时带给我们恐惧与希望。

不仅仅互联网，像原子弹、人造卫星、发电站、炼钢厂、流水线、通讯基站等诸多现代技术，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早产儿，它们在人类文明做好接纳它们的准备之前，就先行降临了。它们给人类文明带来丰富的可能性，也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也就是我们早已非常熟知的诸多全球性问题。就目前而言，我们尚未看到化解危机的可能性，却早已置身于不断加速的技术趋势当中。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如果仍然奢望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需要的并不是主动遗忘第一种循环，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对于第一种循环，我们早已产生了路径依赖。我们需要的首先是勇敢地直视这一循环，看清它的核心，也即看清我们人类文明延续真正所依赖的那一名为“守护”的意向性，从而开启新的循环模式。用新的循环模式替代旧的循环模式，才是唯一可能的道路。而新的循环模式同样不可能从天而降，而总是建立在我们对旧模式的继承和批判之上。

不幸又幸运的是，伴随原子弹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力，可以预见的文明的毁灭反而开启了结束第一种循环的可能性。可以发现，虽然各种侵凌性的意向和与之相关的活动在现代社会不断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频繁、更加隐蔽了（比如污名化、恐吓、暗示、诱骗、起哄、站队形、摆姿势、绕圈子、冷暴力、拿捏规矩……），但与其说这些事情是人类对第一种循环的延续，不如说是人类对第一种循环的化解，通过这些戏剧性的小打小闹的行为，可以看到的是，无论大众还是精英，都在努力回避真正的暴力冲突，从而消解第一种循环，把文明推动到第二种循环的轨道当中。

在这每天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发生着的小打小闹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新的人类记忆正在逐渐形成，这种记忆与过往的记忆有了新的起源，它根植于两种相互关联而又相互区别的死亡意识。

第一种死亡意识是关于个体肉身的死亡意识，这种死亡意识与对不朽的追寻共同激活了关于外在化的意识。在过去，人类的预期能力是弱小的，就如同卢梭所说的加勒比人，早晨卖了自己的床，晚上又哭着想要买回，每个人出于对自己不可确知的死亡的恐惧而处于警惕状态，人们在与他人结盟，形成小规模的共同体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邻人”[7]、“异邦”、“他国”的概念。与此同时，出于对“人终有一死”这一宿命的回应，无数学者选择了用文字记录自己在有限的一生当中所见证到的理性的光辉，甚至把个体的同一性建立在业已完成的作品上，而彻底放弃对肉身生命的眷恋。从一般情况来说，这种选择也不是没有副作用，比如让大学逐渐成为了世俗生活中的象牙塔，成为了和中世纪修道院类似的角色，远离了自身在起源之际与世俗生活的丰富关联。

第二种死亡意识是关于文明的死亡意识，这种死亡意识甚至让学者也失去了栖居的安全感，因为作品仅仅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什么”，如果没有“谁”的存在，“什么”就丧失了重新激活的可能性。现代社会，无论是核武器的出现还是已勘测能源的有限性，都让人意识到了文明毁灭的可能性，这时，每个人仍然为自己不可确知的死亡感到恐惧和警惕，与此同时，新的死亡意识诞生了，每个现代人都逐渐意识到：文明就像个体一样，存在毁灭的可能性，这一毁灭的可能性同样是不可确知的。这种死亡意识同样让现代人警惕，但却在逐渐消解关于“邻人”、“异邦”、“他国”等概念，带来的是形如“地球村”、“全球化”、“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全新概念。这样的概念已经在此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回忆起了一种自我认同意识，即：我们是世界文明史的一部分。无论这种自我认同意识是多么薄弱，多么弱不禁风，它都已经解除封印了。它就像一颗种子，孕育着文明的希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首先需要直视的，乃是“落后就要挨打”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创伤记忆。

不应忘记的是，“落后就要挨打”是一个只有在功利主义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的口号。它甚至称不上是一个命题：事实上，即便按照功利主义的逻辑，一般的落后的地方也不会挨打，因为没有资源可以掠夺，攻打的代价远远小于获利的可能性，比如许多原始人的部落。只有那些无比富庶的落后之国，才会吸引坚船利炮，就比如昔日的大清王朝。而即便在这样的语境中，所谓的“富庶”仍然是庸常意义上的，说的仅仅是有形之物的富庶，而不是精神领域的富庶。我们近代中国挨打这段屈辱史所折射的，不仅仅是大清王朝的富庶和落后，还有当时西方军事主义者的狭隘、短浅、庸俗。当然，这种狭隘、短浅、庸俗也有历史性的根源：虽然人在起源之际就蕴含了神圣性与公共性，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拥有语言、理性和死亡意识，但人向来就没有摆脱过自身的动物性与工具性，也就向来没有摆脱过对“物”的依恋和与“使用”的渴望，也就恒常被那一名为“占有”的象征活动遮蔽心灵，在竭力成为关于某些事物的“占有者”的同时遗忘了自身在世界上能够作为“谁”的丰富可能性。事实上，动物性与工具性是人不可能摆脱的宿命，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让动物性与工具性遮蔽了人的神圣性与公共性。如果当时西方的军事主义者的视野不是那么狭隘，如果他们把圆明园看作世界文明史中的瑰宝，而不是把圆明园看作“异邦的财富”，他们就不会产生出“掠夺”的想法，更不可能做出“烧毁”的暴行，因为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每一件圆明园的物品都只有在圆明园中才能彰显出设计者的匠心，让圆明园的物品保存在圆明园才是最合适的保存文化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当时西方的军事主义者并没有把自身看作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而是把自身看作某个国家的一部分。当然，从历史来看，这也是他们缺少教育的缘故，他们缺少关于世界文明史的记忆。

同样，即便是在功利主义的语境下，伴随人类对“功利”的反思和计算，也发现了“合作”而非“掠夺”才是获得长远利益的最佳方式。可以发现，在现代世界中，如冰岛、列支敦士登、安道尔、哥斯达黎加、圣马力诺等国家都没有自己的军队。冰岛在宪法上废除了军队，依赖北约得到军事保护，把文化、渔业、旅游业和能源作为经济支柱。列支敦士登依赖瑞士保护，依靠低税率和金融隐私吸引国际企业加入。安道尔依赖法国和西班牙保护，以低税率和美丽的自然风光文明。哥斯达黎加在1948年废除了军队，把军事开支用于其他社会领域，如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圣马力诺依靠意大利保护，依赖旅游业、金融服务、轻工业和手工艺品支撑经济。虽然这些国家都是小型国家，但是它们的存在方式所遵循的逻辑是能够得到普遍推广的，原因在于，它们并没有彻底摆脱功利主义的语境，但是它们所能提供的各种价值远远大于攻打它们所能掠夺的利益，也大于剥削它们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它们虽然没有军事力量，但仍然可以按照受保护的方式存在，而不是以受剥削的方式存在。也就是说，在大多数人仍然尚未对自身的动物性和工具性有所自觉的前提下，这些去军事化的政治共同体就已经存在了，它们向我们证明了：希望并非不能摆脱恐惧的支配。

事实上，我们真正需要回应的，并不仅仅是“落后就要挨打”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创伤记忆，更是“文明可能毁灭”这样一个终极的宿命。使得这件事情得以可能的关键前提是，每个人都觉醒本己之在，把自己作为“世界文明史中的一员”加以认识。这也就意味着一项事业，一项以推广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为核心的事业。[8]

在这个意义上，救亡图存的时代早已过去，而真正的启蒙事业尚未开始。

在过去，历史学家早已提出了启蒙运动，说的是那场在17~18世纪于欧洲发生的哲学及文化运动，说的是在政治领域采纳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学者的思想，改良政治制度，在知识领域像达伦贝尔、狄德罗他们那样对知识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分类，在社会领域发展期刊、出版社，建设图书馆和博物馆……在当时的语境中，这种对“启蒙”的理解其实没有大错，原因在于，当时的人类并未诞生第二种死亡意识，当时的人类也并没有面临诸多现代性问题和全球性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些做法以及相关的知识确实能够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

即便如此，即便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这种对“启蒙”的认识仍然是片面的，原因在于他们遗忘了启蒙精神。康德所说的启蒙精神乃是Sapere aude，是“敢于求知”，而不是“获得现成知识”。真理并不是现成给定的东西，而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去蔽，也就是在公共生活中，在诸多意见不同的人面前，揭示出那些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的知识，赢得大伙儿的认同。世界虽然是有限的，但世界所蕴含的丰富性仍然是个人永远不可能认识透彻的，在这个意义上，“求知”作为一种高贵的生存活动是没有止境的，“敢于求知”乃是一种不朽的意志，一种不朽的态度，启蒙精神是不朽的精神。

因此，过往历史学家的错误不在于断代，而在于编史学纲领，也就是说，他们的错误不在于他们提前给启蒙运动画上句号，而在于他们误认为启蒙这项事业是有终点的。他们没有意识到，组成启蒙运动的，表面来看，是17~18世纪思想家就他所处的历史境遇所做出的积极思考和写作，是当时出版商积极出版发行学术书籍的行动，这样的行动似乎是可以画上句号的，而实质上，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一次次鲜活的对话，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启发，而人类对知识的追寻是不存在终点的，世界恒常存在等待被人类发现的奥秘，那些阴沉、晦暗、隐蔽的领域向来就是有待理性之光照亮的场所。人类的启蒙事业的实质是人与人在每次对话中得到启发，是人在交往中领会到某些曾经拥有的欠缺和某个有待去是的存在方式，人的本质乃是去存在，每个人都永远不存在完成形态，哪怕死者的存在方式也会在后人的言说活动中发生变化，启蒙这项事业既是无止尽的，也是无止境的。

当然，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启蒙这项事业是既无止尽又无止境的，但就“在人类的意向生活中结束‘武器—恐惧’循环”这件事情而言，所需要的启蒙工作仍然是有限的，并不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我们已经拥有了互联网。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公共空间拥有像互联网这般巨大的潜能：在信息储存方面，互联网能够承载的知识资源超越了一切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在沟通交流方面，互联网能够提供的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品质远远超过了电报、书信和电话；在资源的可复制性方面，互联网能够提供的速度超过了一切工厂和车间；在成果的制作和展示方面，互联网所消耗的成本同样远远小于一切工厂和车间。当然，恰恰是由于互联网的潜能如此巨大，它也反而使得关于第一种循环的路径依赖更加根深蒂固，在目前的网络空间中，诸多小打小闹的行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持续不断地上演，在网民的意向生活中加深关于第一种循环的记忆，而这件事情往往并没有被网民意识到。可以发现，虽然互联网确实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在人类的意向生活中结束‘武器—恐惧’循环”的可能性，可是，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在实际生活中，人类在互联网上的诸多活动虽然在努力促进这件事情的发生，但由于缺乏对两种循环的自觉，就结果而言，更像是在不断阻碍这件事情发生。当然，这种阻碍之所以可能，又同样是源于网民心底深处仍然存在着对守护世界的向往，毫无疑问的事情是，绝大多数网民在互联网上的小打小闹都是无功利的，他们只是由于缺乏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没有足够开阔的历史视野，所以对自己思想深处的许多前见没有反思。在这样的意义上，诸多网民都潜在地是“世界文明史的一员”。

不应忘记，“在人类的意向生活中结束‘武器—恐惧’循环”这件事情之所以可能，前提是第二种死亡意识已经诞生，也就是对“文明可能毁灭”这样一件事情的实际性的认识。死亡意识带出的是对不朽的追寻。如果说第一种死亡意识带来的是关于个人层面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追寻，那么，第二种死亡意识带来的则是全新的衡量三不朽的尺度。

虽然说对不朽的追寻是不朽的追寻，但是衡量不朽的尺度是会发生变化的。在过去，我们的史官会把“开疆拓土”、“收复失地”等活动看作“立功”，古希腊人会把“上战场”看作“荣耀”，这种尺度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都是能够得到理解的，而这些事情从我们现在看来则已经过时。显然，如果我们仍然简单地把“开疆拓土”视为“立功”，那么我们就还没有真正觉醒第二种死亡意识，原因首先在于，当我们想到“开疆拓土”这件事情时，我们仍然把自己置身于某个“国家”当中，仍然没有摆脱关于“邻人”、“异邦”、“他国”等观念，仍然遗忘了自己作为“世界文明史的一员”这一更加本真的身份。

这种观念层面的滞后是正常而且必然的，因为某个观念的革新总是伴随了观念体系的革新，某个新观念的展开与历史进程的展开是同步的：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回忆起自己向来就是“世界文明史的一员”，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关于“人类文明延续何以可能”的对话和交流，就有越来越多的新话题出现，就有越来越多的新的意向性在人们的意向生活中得到沉淀，最终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好比，在1543年哥白尼重新提出“日心说”之后，又过了上百年，欧洲人才发展出全新的价值尺度和生活方式一样。所谓历史的先行者，就是在绝大多数人都尚未回忆起自己向来就是“世界文明史的一员”的情况下，他们首先基于对未来的先行领会和本真的思虑，坚定地守护着自己作为“世界文明史的一员”的身份，并用他们的言说和行动，带给身边的人启发，从而推动历史，一点一点改写“人类文明终将毁灭”的命运——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人类文明无法消解关于“邻人”、“异邦”、“他国”等观念，无法消解那自古以来沉淀在武器之上的关于侵凌的意向性，无法回忆起武器起源于守护这样一个本真的历史事实，那么人类文明就必然毁灭。原因在于，“开疆拓土”、“收复失地”带来的极有可能是现代战争，现代战争的毁灭性与古代战争完全不同，现代战争不仅带来生命的消亡，同时带来文明的动荡、环境的破坏、仇恨的积累、后续战争的可能性……在这个有限的世界上，现代战争是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延续的。也就是说，无论“在意向生活中结束‘武器—恐惧’循环”这件事情多么困难，从人类文明延续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都是必要的，是不得不做的。[9]虽然就算我们努力了，这件事情未必能够成功。但是如果不做，人类文明必然毁灭。就像个人向来就生活在希望与恐惧之间一样，人类文明也向来就存在于希望与恐惧之间。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把公共生活建立在对可怕事情的回避之上，同样也要把公共生活建立在对美好事情的向往之上，而且后者应该逐渐成为我们主要关心的事情。

就比如，在互联网上，我们大可以对许多不公平的事情保持关注，积极地发声，哪怕被禁言也在所不辞，但我们也要珍惜自己的热忱与时间，把更多的时间用来阅读、思考和积累，反思那些沉淀在自己生命深处的意向性，一点一点解放自己，只有在我们已经见证了思想的光芒之后，才有可能用自己的文字照亮更多的读者。

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了线下生活。就比如，学生可以在学校组织世界史阅读社团，理念上可以放开，要敢于提出大问题，比如追问技术的起源。通过开放的理念，凝聚宽泛的共识，从而带出松弛的行动纲领，比如，可以在汗青堂系列、甲骨文系列、人文与社会译丛、科学源流译丛等经典丛书中挑选书目，定期组织阅读活动和交流活动，把交流活动中的心得领悟整理成文章，在公共平台发表，努力照亮身边的人，以及远方的人。这种松弛的行动纲领带出的是自由的公共领域，从而学生可以作为大伙儿中的一员，在大伙儿的见证下，彰显自身的独特性，通过自己的美言嘉行让卓越的理念得到高扬，让所有见证者也为见证其言行而感到荣耀，就像昔日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见证《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诞生一般。

其实，线下生活和线上生活是可以结合的。比如学生可以在学校组织社团，在家里通过会议软件线上召开读书会，与远方的同学在元宇宙中照面，共同阅读同一段文字。又比如，学生可以通过发邮件的方式，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建立自己的文献交流网络。[10]

就推广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这项事业而言，教师的地位也是不容取代的，ChatGPT能够回答各种问题，但却无法感知学生的困惑、无法与学生共情、无法在多姿多彩的生活世界中启迪学生的灵性生命。这也就是说，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教师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关注学生有哪些问题，或是担心学生考不好，同样也应该关心，学生有哪些独特之处，学生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育人的角度来看，后者是更重要的，事实上，在教育领域，“皮格马利翁效应”和“墨菲效应”的效力是最为显著的。教师应该意识到，在教育中，除了试卷能够测量的能力，也有试卷难以测量的德性，比如：学生是否追求知识？学生有没有人生理想？学生对老师、同学、父母是否尊重？学生与身边的人交流是否融洽？学生是否有公共意识？学生对于公共利益是否存在关切？学生的知识背景是否瓷实？学生是否追寻卓越？学生是否发自内心希望世界变得更好一些？学生是否认识到了世界的复杂性？学生是否聆听到了时代的脉搏？学生是否在积极适应环境？学生有没有主动回应时代的呼声？学生的校园生活是否幸福？学生的身心发展是否健全？学生是否学会了想事情？学生的生命力是否充沛？学生有没有对生活产生发自内心的热爱？学生是否有珍惜每一次和他人对话交流的机会，真诚地表达，努力给对方带来启发？学生在校园中的美言嘉行有没有被我们看见和言说？我们有没有给学生留下长存于心的记忆？学生在校园中有没有结交到知己好友？课堂中的精彩瞬间有没有得到记录？学生有没有感觉到自己被需要？学生有没有在校园生活中获得成就感和荣耀感？学生对死亡有没有严肃的认识，还是仅仅是以逃避的态度面对这一生命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学生是否遗忘了诞生性，是否遗忘了曾经那个对世间一切都充满好奇的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教师可以试着阅读人物传记，比如艾萨克森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传》，艾利夫的《牛顿新传》，了解历史中存在过的天才的一生，看见在耀眼的光辉之下，他们有血有肉的一面，再结合自身的日常教育活动，在心目中构想出自己理想学生的形象，并可以大胆问一问自己：我能够培养出一个像达·芬奇、牛顿那样卓越的天才吗？这才是教师的荣耀所在。

毫无疑问，成为“世界文明史的一员”意味着走上一条充满坎坷与挑战的道路，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条道路上也充满了光辉与荣耀。而“在人类的意向生活中结束‘武器—恐惧’循环”，无非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件事情罢了。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去做，也就是不断开辟“容器—希望”循环：通过阅读和对话，借助文字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明当中遨游；整合生命科学史、现代医学和不同文明的修炼方式，堂堂正正地追寻长生不老；研究生态学、乡村环境、堆肥，探索乡村可持续性的根源，发展独特的乡村文化，避免城市文化带来的诸多问题；研究垃圾的归宿，为城市文明的可持续性寻找新的方案；开展边缘文化研讨会，丰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周遭世界是我们得以栖身其中的容器。所谓开辟“容器—希望”循环，也就是从周遭世界出发去追问理想生活，围绕我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去逐渐改善我们的周遭世界，遵循理想的指引，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这方面，最基本的事情就是阅读、言说和聆听。作为记忆有限的人，我们只有通过阅读，才能继承人类文明世世代代留存下来的记忆，才能在技术趋势的裹挟下获得独立思考的定力，从而觉醒选择记忆的能力。同样，我们只有通过言说，才能表达我们的思想，与他人建立沟通，从而聆听他人的回应。

容器是多种多样、层次丰富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关注的容器，我们每个人都早已栖居在各种各样的容器中了。比如，成年人努力挣钱，有时就是为了能够有一个可以让自己自由装扮的小屋；比如，大学生喜欢泡在篮球场、足球场、图书馆、博物馆；比如，环卫工人把垃圾放进垃圾车，把垃圾从城市运送到填埋场和焚烧站；比如，现代学者有时候沉浸在书本世界或网络空间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喜欢和朋友闲聊，通过语言赋予生活以意义……世界上既有有形的容器，也有无形的容器，语言是存在的家。

归根结底，作为有死的、被抛在世的、健忘的、充满缺陷的、依赖后天学习的、生活在大伙儿中间的独特的存在者，我们向来就承蒙了天空与大地的守护，承蒙了书本与知识的守护，也早已在内心深处烙印下了关于守护的记忆。这份记忆或许会被尘封，但终归会被唤醒。在我们觉醒作为世界文明史的一员的身份认同之前，我们向来就已经生活在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当中了。

[1]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2]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3] 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4] 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

[5] 胡翌霖：《人的延伸——技术通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

[6] 在《技术与时间1》中，有这样一段文本：“这个衰落——死亡——就是争议‘eris’（‘竞争、嫉妒、争吵的精神’）的起源。争议存在于神界本身，但是在人类世界中，衰落永远使人类面临四分五裂、战争一触即发的威胁：人类处于警惕状态。这是一个共同体永远必须获得的必要政治条件。”读到这里时，我感觉很奇怪，斯蒂格勒怎么可能如此言说呢？斯蒂格勒为什么会持有如此霍布斯式的政治哲学观点呢？明明在对卢梭的批判时，斯蒂格勒已经明确指出了卢梭的怜悯是对霍布斯的超越，他怎么可能回到霍布斯呢？于是，我查阅了原文，发现原文是“Cette déchéance, le mourir, est l’origine de l’éris(« esprit de concurrence, de jalousie, de querelle ») qui s’enracine dans le monde divin lui-même, et fait éternellement peser sur eux la menace de la dispersion, de la guerre toujours imminente, comme stasis. C’est la nécessité politique pour une communauté restant toujours à conquérir. ”这段话的直译是“这种衰落、死亡是éris（‘竞争、嫉妒、争吵的精神’）的起源，它植根于神界本身，并永远对凡人（在这一章中，eux指代凡人，dieux指代诸神）施加分裂的威胁，以及永远迫在眉睫的战争，就像stasis一样。对于一个总是有待征服的共同体来说，这是政治上的必要性。”在原文的这一段话中，éris和stasis都是斜体，然而，只有éris得到了翻译，stasis却被裴程遗忘了，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遗忘，因为在这一章有许多斜体词，代表这些词源于古希腊，裴程在翻译时几乎都注意到了，中文译本做了加粗的处理，而独独stasis不仅没有得到加粗，甚至没有得到翻译。stasis的古希腊语为στάσις，这个概念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都会讨论，在英语世界也有了比较成熟的翻译，比如Barker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Πολιτικά》时把stásis这个词翻译为faction，我们可以将其翻译为派系。可以发现，斯蒂格勒的原文所说的是：古希腊各个城邦的派系之所以总是处于纷争（éris）状态，是由于它们总是渴望征服。言下之意是，如果要消解纷争，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征服”这一古老的意向性。斯蒂格勒强调的恰恰是纷争的历史性而非必要性。这在我看来是斯蒂格勒关于Éris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哲学洞见。

参考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206页，以及Stiegler, Bernard. La faute d'Épiméthée: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Diss. Paris, EHESS, 1993. 关于faction这个翻译，参考Aristotle.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notes and appendixes by Ernest Barker, Clarendon Press, 1946.

[7] 在基督教不断强调“爱邻人”的同时，不能忘记的是，在我们思及和谈及“邻人”之际，我们已经产生了形如“异己”、“非我族类”的认识。也就是说，基督教愈是强调“爱邻人”，关于“异己”和“非我族类”的前见就越是深刻。问题的关键向来就不在于“爱邻人”，而在于把“邻人”转化成“同胞”，转化也不是同化，我们自古就有“君子和而不同”的说法，在过去，我们曾通过自身独特的礼仪文化，让不同地域、不同风俗的人享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这一历史事件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特的。

[8] 二者的理念有细微的差异，博雅教育侧重的是人格的统一性，通识教育侧重的是知识的统一性，当然，在形式和内容上，二者都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9] 就像对遗忘的遗忘一般，这乃是对恐惧的恐惧。

[10] 顺便提一句，我的邮箱是[e-mail]，目前关心的学术领域是技术哲学和科学史，个人爱好是修真，欢迎对相关话题有兴趣的小伙伴发邮件和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