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过得刚好。
如今，重情重义的人少了，郭德纲却依旧是一个守着旧规矩和旧习俗活在新时代的人。
他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游走在鼓励与谩骂之间，漫步过云端，坠入过深渊，把一出出险境化为台前更精彩的戏码，让一门被冷落的艺术重新焕发生机。
文 | 章朵拉
编辑 | Anita
农历新年将近，天津卫视和德云社官宣要联手打造一台相声春晚，郭德纲将带领德云社24位顶流相声演员登场演出，阵容强大。这些年，任命运的浪潮浮浮沉沉，郭德纲和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们还在说着相声。
郭德纲心中住着一个民国年代。
“着长衫戴礼帽，丢一大洋走下黄包车。在伙计招呼声中步入酒馆，一壶莲花白配四凉四热，对虾切片炒韭菜宽汁儿拌面。饭罢，走在十字街头斜观霓虹璀璨，一把洋钱扔出，众多乞儿拥上，他们笑我也笑。拐过弯儿进戏楼后台……”
那个年代军阀混战、动荡不安，但人与人之间重情义、讲道义。如今，重情重义的人少了，郭德纲却依旧是一个守着旧规矩和旧习俗活在新时代的人。
他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游走在鼓励与谩骂之间，漫步过云端，坠入过深渊，把一出出险境化为台前更精彩的戏码，让一门被冷落的艺术重新焕发生机。
去年年底，郭麒麟主演话剧《牛天赐》迎来最后一场，郭德纲在观众席默默观看儿子演出，谢幕时突然出现在台上，称赞“演得不错，比我强！”郭麒麟先是愣住，然后抱住父亲，埋头哭泣。
郭德纲一直是郭麒麟眼中的“严父”，他对儿子严格要求，即便有所成就，也从未夸奖过他。
这位“严父”本不愿儿子从艺，谁知郭麒麟偏偏爱好相声。逢郭麒麟十八岁生日，他曾写下一封家书，信中道出多年来的从艺感悟：“既落江湖内，便是薄命人。”
郭德纲小时候住在“相声窝子”天津的老城区，父亲去工作时，郭德纲便被安排到剧场里听相声。他从小跟同龄人玩不到一块，别的孩子喜欢骑马打仗，只有他痴迷于说相声，扮作大人模样，穿一身长袍马褂，拿一把折扇。
七岁学评书，九岁学相声，郭德纲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到子牙河畔练功，十年如一日。
与相声世家子弟不同， 郭德纲没有任何人脉和资源，他所有的成就都是赤手空拳打拼出来的。
三次赴京，前两次都以失败告终，没有相声团体愿意接纳他。1995年，他决定再次北上，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头。刚到北京的时候，他经常没钱交房租，房东在外面咣咣砸门，连踢门带骂街，他缩在屋里不敢出声。
籍籍无名的小人物郭德纲寻找着一切登台机会，他在丰台蒲黄榆的小评剧团唱过评剧，舞台只有两张席梦思那么大。
有一天，散了夜戏后没有公交车，他只能走20公里路回出租屋。挨着不到一尺宽的马路牙子，身边一辆辆大车呼啸而过，抬头只见几点寒星，一轮残月，他想到这些年来的坎坷遭遇，不禁鼻酸，掉下泪来。
90年代，相声艺术进入低迷时期，老一辈相声艺术巨星陨落，相声的地位逐渐被小品取代，许多相声演员离开舞台转而从事其他工作。郭德纲空有一身本事却不知路在何方，他从小向往的江湖竟没有一处有他的容身之地。
为了生计，他做临时工、当群众演员、写剧本，郭德纲把这个阶段称为“求衣求食”，生存下来，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
他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从北京坐十几个小时火车赶到合肥，在闷热的夏天，被关在闹市区的透明玻璃柜里生活48小时，路过的人能看见他的一举一动，就像一件被陈列的商品。
往事历历在目，他宽慰自己：一切都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磨砺。
郭德纲曾说：“我拿相声当命。”在那段经典的相声演出——《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中，他为传统相声的沦落痛心疾首：“我爱相声，我怕它完了”。听罢，观众小声啜泣，很多相声演员在后台偷偷抹泪。
郭德纲的好搭档于谦也爱相声，但大千世界，乐子很多，抽烟、喝酒、烫头、养马、唱摇滚......相声落没了，日子还要过下去。
直到于谦遇到郭德纲，他才重新燃起内心的希望：“原来我还能说相声，原来我还爱说相声。”郭德纲有着一股子韧劲，吃再多苦，受再多侮辱，心心念念的相声必须说下去。
一开始是在小茶馆里说，北京琉璃厂的茶馆没有舞台，靠墙挂着布帘儿，仅够坐50人，墙上贴着一张纸，听相声、听评书两块钱一位。开场之前，在门口派上一两个人，边打板边吆喝，招揽客人，有时候郭德纲还得去当托儿。
在这里，他认识了志趣相投的相声演员张文顺、李菁，三人搭起班子，取名北京相声大会，提出让“相声回归剧场”。
转战两三百人的剧场说相声，乾隆年间的老戏楼中和戏院是名副其实的老字号，梅兰芳、程砚秋等各路曲艺名家都曾在这登台献艺，只是人去楼空，曾经锣鼓不停、好戏不断的戏院早已破旧没落。
郭德纲调侃：“大栅栏里连条狗都没有。”
有一回，剧场只来了一位观众，郭德纲照说不误，上场时还指着这位观众说：“你得好好听，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我们后台人比你多。”
后来，北京相声大会更名北京德云社。经营多年，德云社入不敷出、举步维艰，一百多人的剧场，最热闹时也不过五六十人。
那时候，德云社像汪洋大海上的孤舟，随风飘荡，不知何时能靠岸。
因此，德云社被大众熟知，小剧场渐渐由原来的几十人，变成了几百人，甚至在上千人的大剧院也一票难求。
纪念社团创办十周年时，德云社办了六场专场演出。最后一场演出，郭德纲在叫好声中返场22次，谢幕时，观众们涌到台前，不停鼓掌。
从小茶馆到大剧院，郭德纲终于迎来了“花团锦簇”和“灯彩佳话”。
在外界看来，郭德纲有时候是个小心眼的人，对待仇人，他向来睚眦必报。
德云社走红了，也招致了同行的忌恨，北京相声同行曾请求有关部门封杀郭德纲，将其树立为“三俗”典型，因为组织不力，最终没能成行。为了抓住郭德纲的把柄，每次德云社演出，同行冒充观众在台下把所有敏感的话语都记下来，演出结束后交给有关部门。
有人劝郭德纲以德报怨，但他绝不退让。
“一沾相声，寸步不让”，相声界风云变幻，郭德纲是不羁的斗士。不管是同行的围追堵截，媒体的口诛笔伐，又或是社团内讧与徒弟出走。每一次风波，即便是千夫所指，郭德纲杀伐果断，绝不拖泥带水，该骂的骂，该赶的赶。
当年，侯耀文力排众议收郭德纲为徒，他眼中的郭德纲看似“狠辣”，实则“脆弱”，他评价这位心爱的徒弟：一路坎坷走来，他势必嫉恶如仇。
▲ 纪念侯耀文相声专场
对待恩人，郭德纲竭尽仁义之道。他不爱热闹，朋友很少，仅有的几个都是患难之交。
老艺术家张文顺与郭德纲是忘年之交，这个歪肩膀的老头儿曾陪着德云社走过最难捱的时光。
老先生70大寿时，和郭德纲表演了最后一出《大实话》，他哑着嗓子给郭德纲捧哏，上台前，他坐在轮椅上吸氧，靠着最后一丝力气昂首走上舞台。演出后，郭德纲将表演的收入除去必须的开支外，全部给老先生治病养老。老先生去世时，德云社停演7天，为他办了一桩体面的葬礼。
于谦是德云社粉丝心中的“德云皇后”，两人台上珠联璧合，郭德纲的包袱加上于谦的捧哏，时常爆笑全场；台下，两个生性、志趣迥然不同的人形成了互补，相处地如鱼得水。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德云社相继出走了几个台柱子，但“皇上”和“皇后”永不分开。
因为这份珍贵的信任，郭德纲让儿子郭麒麟拜于谦为师。郭麒麟给师父于谦写过一封家书，信中坦言比起父亲，在师父面前更能袒露心扉，就在大家猜测郭德纲会不会嫉妒时，他转发了这封家书，配了一段文字：自有明月照山河。
郭德纲是个极其看重传统的人，24年的时间，德云社成了一块金字招牌，但老规矩始终不容逾越。
德云社的作品，大多是老活翻新，“无论多新的相声，包袱都是旧相声里有的。”郭德纲的书《过得刚好》中多次提到“传统”两个字。
从“鹤”字辈开始，德云社开始面向全社会招徒，应者如云，但能留下来的人寥寥无几。从上千个报名者中选拔出几十人，逐批淘汰。与赵本山的二人转徒弟不同，郭德纲的徒弟大多是一张白纸，甚至很多人是草根出身，孔云龙与岳云鹏就曾是面馆的门童与递菜员。
社团沿袭“三年学徒两年效力”的相声科班传统，徒弟们吃过的苦，郭德纲当年都吃过。他认定相声最重要的是基本功，只有耐得住寂寞和冷眼，才有机会受到关注和追捧。儿徒每天要背诵太平歌词，大清早起床跟着师父去河边喊嗓子，日复一日，从不懈怠。
郭德纲对传统的执着也惹来了许多是非，这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三年一修”的家谱，一旦出现退出师门或做出忤逆之事，要被剔除家谱，收回赐的艺名。
在郭德纲的心中，德云社不是一家公司、一个团队这么简单，那是一个大家族——“我们是一家子，过的是日子。“
郭德纲家中住着好几个同吃同住的徒弟，春节时候，一些外地的徒弟也不回家，跟师父一起过年。一家人从早上十点多就开始准备，和面、擀皮儿、包饺子，流水席从早上到深夜。
早期跟在身边的徒弟结婚，郭德纲自掏腰包为他们办婚礼，从婚照、戒指、家用电器到婚宴都是他一手包办。徒弟李云杰的母亲病危，家中大小费用都是他和夫人王惠一同出的。
德云社成了一个特殊的存在， 它坚守着古老的传统，顽强地在现代社会生存了下来，它没有昙花一现反而越来越红火，张云雷、郭麒麟、孟鹤堂、张鹤伦......越来越多的相声演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后援团。
年轻女孩们不看综艺、不听演唱会，纷纷举着应援牌和荧光棒来听相声，她们对郭德纲和于谦没兴趣，想看的是霄字科小哥哥，一开嗓，她们在台下如痴如醉地跟着齐唱：太阳落了山，秋虫儿闹声喧，日思夜想的六哥哥，来在了我的门前呐......
如今，江湖还是那个江湖，却早已物是人非，回望来时路，郭德纲最初不过是想着要说一辈子的相声。
他盼望着和于谦老师80多岁的时候，两个老头儿，一个头上顶着白色桃形，一个顶着白色卷发，站在小茶馆的舞台上给大家说相声，还是熟悉的开场白：今天人来得很多，我很熟悉，旁边这位大家很熟悉，“驴谦”老师......
参考资料：
郭德纲《过得刚好》
王俣钦《我眼中的德云社》
人物《郭德纲：对待同行，对待「叛徒」，对待过往》
摩登中产《德云社迷雾十年》
作者：章朵拉，读者人物原创作者，新媒体编辑，自由撰稿人，不是矫情的人，却有文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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