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人，才是最牛“9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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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一部国产纪录片上映，它由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老人、中国人民心中的大神天团联袂“出演”。
这部电影是5集纪录片《西南联大》的姊妹篇——《九零后》，聚焦于每一个联大学子的个体故事，展现他们数十年的人生经历。
在这些年过九旬的“九零后”身上，我们惊觉：这些将近100岁的老人，依然奋战在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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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一部纪录片在全国公映了，讲述的是神一般的“90后”的故事。
它拥有史上最重量级的“演职表”——
106岁的《让子弹飞》原著者马识途；
102岁的《呼啸山庄》译者杨苡；
100岁的《莎士比亚全集》译者许渊冲；
99岁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
99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点击可查看）……
这部纪录片电影叫《九零后》，是纪录片《西南联大》的姊妹篇。
2018年，在没有任何预热的情况下，《西南联大》一经播出，就引起了轰动，豆瓣评分9.4分。
有热评说：“心神往之的一段历史，务实而又浪漫，艰苦而又活泼，大师星布，浩篇充栋。”
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八年零八个月，却诞生了172位院士，8位“两弹一星”元勋，2位诺贝尔奖得主。
相比《西南联大》的宏大叙事，导演徐蓓在新片《九零后》中，更聚焦每一个联大学子的个体故事。
比如，抗日战争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业，他们各自如何到了联大，他们如何在战火中学习、恋爱和生活，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他们如何参与建设等等。
这些老人的平均年龄已经到了96岁，而电影讲的是他们青春的故事。
每个人的生活都在1937年的7月份发生了改变。
巫宁坤老先生的讲述尤其动人。
七七事变后巫宁坤所在中学的校长宣布学校解散，“教师同学各自回家，大家都哭啊。我们有个唱女高音的女同学上台去，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他也跟着唱起来。
巫宁坤先生唱起《松花江上》
杨苡的父亲是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行长，她从小长在租界里。
杨苡保送进了南开大学，但南开又被炸了。虽然住在租界，但她和很多南开的学生一样，随学校迁往内地。
马识途先生战前是学化工的，但他觉得靠学的东西来抗战太慢了，就跑到大茅山去革命。
后来他的妻子牺牲，自己也面临被捕的危险，组织让他潜伏起来，于是他决定考西南联大。
“我一考就考上了。”
到西南联大的时候，他比同年级的人要大9岁，属于老大哥。
邓稼先的父亲是北大哲学系主任邓以蛰，当时邓以蛰因为患肺病和全家滞留在了北平。
邓稼先辗转来到昆明，1941年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西南联大，真是不可复制，因为这帮学生不一样。
杨振宁说：“国破家亡，有亡国的危险。”
没有抗战，就没有西南联大，就没有他们在云南求学的生活。
当年，三所学校南迁的时候，先是迁到长沙，组成了长沙联合大学。
但在1937年12月，长沙也沦陷了，于是师生们进一步从长沙西迁到更加偏僻的云南，分三路赶赴昆明。
一批坐汽车。从南边绕路，取道广西，经友谊关进入越南，走滇越铁路。
一批走水路。杨苡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们必须要先到上海，经过香港，从香港到海防，从海防坐火车。”
“到了中国边界，我们就站起来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松花江上》，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时候真是热泪盈眶。”
湘黔滇旅行团
第三批取名“湘黔滇旅行团”，1938年2月从长沙徒步去昆明。
路程总共3500里，一共284个学生，11个老师带队，长途跋涉68天。
吴大昌先生是湘黔滇步行团里极少数还健在的人，他现在讲起这段经历还是很兴奋：
外语系的查良铮，很重视学英文，以念字典出名。一路走一路念英文，念完这一张了就撕掉，再念一张。 有些人收民歌，有些人调查风俗，有人照相。我们学机械的人，看到那个水车很感兴趣，就看它怎么灌溉。
有很多学生从来没有出过北平城、天津城。这样一次跨越三个省，让他们真正了解了中国，甚至确定了他们一生的事业方向。
李锷鼎在途中第一次看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于是他就去学了水利发电技术专业。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终于正式开课。
在成为翻译家、物理学家、科学家之前，这些“90后”是什么样？
其实他们和我们年轻时一样淘气，比如他们会“嫌弃”自己的老师。
即便西南联大的师资力量堪称豪华，全部是振聋发聩的名字：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陈寅恪、钱穆、钱锺书、金岳霖、冯友兰、华罗庚、费孝通……
但巫宁坤却说：“那时候我对这些老师，没有什么很大的敬意，在课堂上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我们主要是在课下跟这些老师接触。”
联大的国文课是最出名的。
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
但杨振宁却一板一眼地挑剔：“这个办法我想不是很好，因为有点乱。它不是一个人教，太不系统化。”
联大学子在校园里上课、生活
除了“嫌弃”老师，他们也“嫌弃”学校的办学条件。
张道一说：“我原来想象大学应该比我的中学好得多，但是我到了西南联大注册以后，大吃一惊。”
潘际銮说：“教室是铁板房、干打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上头没有玻璃，是糊的竹纸。”
王希季说：“臭虫最初咬得我简直睡不着觉，浑身都痒。”
马识途最绝，因为嫌弃学校的食堂，他索性自己办食堂，去菜市场找来便宜的菜叶子，煮成菜汤，让大家先喝汤，产生饱腹感，再上米饭。
在校园里，他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校长梅贻琦（点击可查看）在日记中提到，几乎每天都会响起空袭警报。
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
一次空袭中，费孝通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震垮了，整个院子被毁灭。
金岳霖先生70万字的手稿，因为日军的空袭而不幸丢失，他不得不重新写过。
但在熟悉日本飞机的空袭规律以后，大家就变得从容了。
飞机一来，就去安全的地方躲着，有的背英文单词，有的复习上课的笔记。
也有人干脆不跑警报，甚至警报一来就去洗澡，因为人少，热水管够。
还有人一听到警报就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熟透了。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也会产生爱情。
许渊冲先生特别可爱，他在联大喜欢了4个女孩，还写下了日记。
“她要下课了……”“她今天穿了一件什么样的衣服……”“她又跟其他男同学说话了……”
谈恋爱在当时还是比较小众的行为。
潘际銮先生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工学院太苦了，一不留神就不及格，谁有时间谈恋爱。”
也就是许渊冲、杨苡这样学外文的才有时间谈恋爱。
联大的物理系真的太牛了，出了两位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朱光亚；出了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
其中三位的老师是吴大猷——中国现代物理教学的奠基人。
娃娃脸的邓稼先
邓稼先长着一张娃娃脸，年龄比一般的同学都要小一些。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就是喜欢缠着同学讲故事，没完没了地讲。
当然他也反过来给别人讲故事。
大家对他的评价就是特别纯粹，还给他起外号叫“pure”。
杨振宁跟邓稼先是一对好朋友，杨振宁当时在联大非常有名气，经常骑车来找邓稼先，然后在一棵古树下面背诵诗句。
李政道是一个胖胖的小孩，每天课后他都去找吴大猷要更多的读物和习题。
有时，吴大猷风湿病发作，他就替老师捶背，还帮做些家务琐事。
后来联大解散后，李政道才念到大学二年级，但叶企孙和吴大猷破格推荐他去美国做博士生，这个机遇几乎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时候大家都格外爱才，也敢爱才。
1942年初，日军入侵缅甸，云南成为前线，大批西南联大学子投笔从军。
许渊冲被分配到飞虎队的机要秘书室，他的同学黄维本主动要求去缅甸参战，结果连人带马被激流卷走。
诗人穆旦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差点丧命。在侥幸逃出森林后，他去印度休养了三个月，几次都差点因为饥饿后遗症导致的过饱而死去。
战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立了一个纪念碑，上面刻有834位在抗日战争中参军的联大学生的名字。
冯友兰撰写碑文：“联大先后毕业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1946年5月4号，西南联大解散，三所大学回归原址，各自办学，西南联大的学子也各奔东西。
朱光亚在美国用很短的时间读完了博士，随后他写了一封信——《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他说：
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二十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 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 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
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共有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
1950年2月，朱光亚、王希季归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归国。
1950年10月，吴大昌归国。
1951年，巫宁坤、许渊冲归国。
1953年，查良铮夫妇、杨苡夫妇归国。
1955年，郑哲敏归国。
紧接着：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邓稼先和杨振宁这对朋友，选择了两条路来完成自己的科学事业。
1950年，邓稼先选择回国。
杨振宁跟李政道在1957年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和邓稼先
邓稼先去世后，杨振宁写了一本回忆录，他这样写道：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筹划昼夜不断地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又要有稳健的判断。
可是理论是否够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说：“原子弹、氢弹研究的成功不是邓稼先一个人的成果。”
最让人觉得敬佩的是，这些将近100岁的老人，依然奋战在第一线。
93岁的院士潘际銮，每天骑着电瓶车去办公室，干得活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少；
96岁的院士郑哲敏每天还上半天班，帮后辈们解决爆炸方面的技术难题；
郑哲敏院士
99岁的杨振宁，前不久给清华捐出了一间资料室；
100岁的许渊冲，翻完了莎士比亚，正在翻王尔德；
许渊冲
103岁的吴大昌，还在研究《华为工作法》；
102岁的杨苡，依然践行着“Make the most of everyday”的准则；
106岁的马识途，去年还出了新书，仍想要“为社会做一点好事情”……
马识途
西南联大已不在，但西南联大精神，永远还在。
愿我们，都能做清醒向上的现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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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和平年代的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