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毅安：饥饿的我们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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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北往事——旺盛的食欲
文/孙毅安
我出生在西安市新城区太华陕棉十一厂，也叫大华纱厂。这个位置，处于道北的中心位置。
一两岁的时候，爸爸妈妈要上班，我就被放在一个倒扣着的四条腿的木凳里。你可以想象，那就是我的固定摇篮兼移动婴儿车，因为当我需要回家时，大我五岁的三姐就拉着凳子把我运到屋里。
在我木凳摇篮的前方，摆着一个更小的木凳，上面放一块馍馍和一杯用炼乳冲出的代奶饮料。我实在想不出该怎么形容它，也只能如此称呼了。
炼乳是从草滩农场买的，五块钱一大洋瓷缸，够我吃一个礼拜。邻居朱大爷每次从我面前走过，都要说一句：小子生活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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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能记住一两岁的事情？朱大爷说的太多了。他早晨上班说一句，回来吃午饭又说一句，下午上班再说一句，傍晚收工再来一句。
反正每天我就在墙边站着，反正朱大爷要路过，他天天说，反复说，老和尚念经一样。我记事后，不仅记住了这句话，也记住了朱大爷那朴实真诚的表情。
隐约记得，大饥荒年代朱大爷家有人饿死。经历过那些没有食物的年头，他知道，炼乳真是好东西。
关于大饥荒，我没资格说，因为我幸运地降生在饥荒之后，所以朱大爷发自内心地说：小子好生活啊。他的感叹，不仅仅对于炼乳而发，也是对我这个幸运儿而发。
赶得早不如赶的巧，同样，生的早不如生的巧。比如我大哥大姐二姐三姐，他们都没我个子高，因为他们经过了那个可怕的饿得眼发蓝的时期，都属于营养不良。
然而我的个子也不高，属于普通身高，虽然我生下来的时候体重八斤。我猜我把母亲的血肉攫取太多了，这样想就觉得自己有点贪婪。
我们没有经历过饥荒，我们经历过饥饿。而且饥饿是长时期，每时每刻都在每个人身上发生(权贵家属不在此列)。
那个年代对食物是最渴望的。平心而论，不能说没饭吃，但是确实饿，随时随地饿。隔壁郭大大家蒸包子，我站在郭大大家门口说：郭大大，恁家包子可好吃，我不吃。
那时我四岁，郭大大赶紧进屋给我拿个大包子。
我一辈子都没做过偷盗之事，但是我九岁时，偷过邻居韩龙家的白面馒头。因为那刚蒸出来的喧腾腾的馒头太诱人了，香气四溢，我没办法抵御这诱惑。
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做贼。
快速增长的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在呼唤食物。然而食物是有限的，那时候最精明能干的母亲，就是会精打细算，能让一家老小都能吃到发下月工资的时候。
然而就算有钱，也不一定能吃上饭，因为你还必须有粮票，油票，肉票，甚至白糖票。没有这些，有钱你也只能吃个毛线。
吃的问题如此重要，甚至伟大领袖都关注并且做出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不干不稀，杂以番薯之类……
食物甚至影响到了择偶的标准，那时搞对象，最吃香的是"方向盘 ，炊事员，白大褂子，售货员"，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男的好娶女的好嫁，都是择偶的热门选择。
我每年的生日宴，就是一颗煮鸡蛋。在平时的饭食基础上，母亲会特意给我煮一颗鸡蛋，这就算庆祝生日了。所以我牢牢记得我的生日，生日不重要很扯淡，那颗鸡蛋很重要是真鸡蛋。记得有一年我过生日母亲忘记了，眼巴巴盼了一天，煮鸡蛋也没有降临，晚上我睡不着，半夜爬起来去摇熟睡的母亲，母亲问我啥事？我说妈，我今天过生。
母亲懊丧地拍了自己的额头，起身捅开灶火，给我煮了一颗世界上最好吃的鸡蛋。
我不知道家里的钱放在哪里，但我知道食物都放在哪里，馒头放在一个篮子里，挂在屋子中央，小孩子个子矮够不着，大孩子懂事不会去拿。我的小伙伴海亮，为了拿篮子里的馒头，把家里小板凳一个个摞起来，他站在上面抓篮子，结果板凳塌了，海亮没吃到馒头，却摔断了胳膊。我们都叫他叛徒"王连举"。
什么样的母亲，可以狠心把食物挂在半空中，不给自己亲生的孩子吃？
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在当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那时的工薪阶层，劳动者家里的任何一位母亲，都会这样做。这是没办法的，家里好几个孩子，母亲要筹划好每一顿饭，才可以让孩子们活下去。她无法让孩子吃饱吃好，但她要努力，保证让孩子活着。
也就是活着。
我家有五个孩子，食物在我家同样是稀缺资源。那时候合面擀面条，讲究的是三光——面光，手光，盆光。如果面合好后，手上盆里都是面痂，哈哈，你就等着挨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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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姐姐，也就是三姐，在家里蛮不讲理多吃多占，她的口头禅是：他吃我也吃！她说这话时，嗓音洪亮，理直气壮。每逢这时我爸就说，小女子不讲理。
长大一点，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搞吃的。那时我和小伙伴到厂里职工宿舍楼后面捡牙膏皮，青工都大手大脚，用完的牙膏皮就随手丟到窗外，所以隔段时间，就能在楼后地上捡到很多的牙膏皮。一个牙膏皮可以卖三分钱，而纱厂街十字路口一只胳膊店里，苹果皮梨皮，柿子皮，一分钱可以抓一把。只要你能抓到手里不掉下来，就都是你的。你想想，捡牙膏皮是多么有意义的事。
顺便说一句，为什么十字路口的杂货店叫一只胳膊昵？因为杂货店主只有一只胳膊，他用秤称东西时，就把秤杆搭肩膀上，用硕果仅存的那只胳膊移动秤砣，啥都不耽误。我们不知道店名，就认识一只胳膊，所以他的杂货店就成了一只胳膊。
那些晒干的苹果皮梨皮柿子皮，真甜真好吃。
吃饭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最亲切的日常问候语是：吃了吗？吃了，就万事大吉。人活着就是为了吃，文雅一点的说法叫民以食为天。然而我们的食物之天暗淡无光，只能在饥饿的黑暗里寻找食物。
因为我只知道打招呼的问候语是"吃了吗"？所以当我初三，因为历史老师朱东海与吴天明是中学同学，他带我去西影看所谓的内部电影，也就是未公映的外国电影时，那些观摩电影的导演，演员，他们见面居然说你好！简直惊呆了我。
你好，最近好吗？
多么高大上，又文雅又体现身份，我仿佛身处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太羡慕啦。或许这才是我十年后加入西影的潜在原因。
我们吃过知了，吃过麻雀，吃过蚂蚱，吃过猫咪，猫肉很酸。我还吃过狗，不过吃以前我不知道那是狗肉。
我曾经养过一只大公鸡，它长得威风凛凛，只要和四邻八舍的鸡们发生战争，从来没输过。我特别喜欢它，每天临睡前都要抱它一会儿，梳理它金色的羽毛。
有一天放学回来，我的大公鸡不见了，门口地上有散乱的金色羽毛。三姐说，爸杀了大公鸡。我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那一刻，我恨爸爸。
然而当晚饭时，摆在桌上的鸡肉实在是太香了，我不由自主拿起了一只鸡腿。这一刻，我又不恨爸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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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长的岁月里，饥饿如影随行，吊靴鬼一样紧紧跟着我们。夏天来了，我们路过田野就吃还未成熟的麦粒，把麦穗在手心揉碎，吹掉麦屑，掌心就有一小堆金色的麦粒。麦粒很甜，有泥土的芬芳。秋天，就去掰刚刚灌浆的玉米，咬一口会有乳白色的浆水，令人想起牛奶。我们还挖红薯，到农田摘西瓜，当然要躲开看园子的农民。
吃，吃，吃。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虽然顿顿有饭吃，但是饥饿永远都在，真是你来，或者不来，它就在那里，不离不弃。
我的一个小伙伴陈七斤，因为吃一颗鸡蛋噎死了，他趁父母没在家，偷偷煮鸡蛋吃，结果母亲突然回来了，七斤怕挨打，他把一颗刚煮熟的热鸡蛋连皮吞下，卡在喉咙里，当时就丧了命。
七斤卒，享年十岁。
我的另一个小伙伴吴建忠，在校办工厂偷电线，然后剥了绝缘皮卖铜线，好换钱去买麻饼吃。麻饼相当于今天的桃酥，两毛八分钱可以买一包。我吃过吴建忠请客的麻饼，太好吃了。他屡屡得手，我们就经常有麻饼吃。
有一天工厂停电，他溜进校办工厂故技重施，刚把电线一圈一圈缠在手上，来电了。
吴建忠卒，享年11岁。
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物，人们想了各种办法。京海的爹是钓鱼迷，每个礼拜天都要骑自行车到远郊的铲河霸河去垂钓，傍晚回来时，他的鱼篓里不仅有鱼，还有泥鳅黄鳝甚至剥了皮的青蛙。每当京海他老爹在公共水龙头前，将猎物都放在一个大木盆里宰杀清洗时都会有很多孩子围观。这时京海和海亮就会很遗自豪地说：俺家的鱼！
多年后我才意识到，京海爹不是因为爱好去钓鱼，是为孩子们的生存去钓鱼。那不是娱乐，是谋生的手段。
我爸爸不钓鱼，他喝酒踢足球。但是我哥养了很多兔子，爸妈之所以同意他养兔子，是因为兔子长大了可以吃肉。那时我经常跟着哥哥到野地给兔子拔草，捆一大捆背回来。兔子繁殖力很强，很快就能生一堆，于是兔子就在我家灶房的地下打洞，密密麻麻一层一层，结果遇上连阴雨，我家灶房塌了。
那些天，我美美吃了几天兔子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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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灶房还有一个趣事，我家灶房外墙下，堆了一圈土，目的是下雨天防水。我经常在灶房外土沿上撒尿，结果没想到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那土里长出了很多五颜六色的蘑菇。街坊邻居都有些好奇，这蘑菇能不能吃昵？
我家人不敢吃，但是有人敢。邻居谢大大是四川女人，她做饭很好吃，搁今天说就是有好厨艺。看到蘑菇谢大大高兴了，你们不敢吃，给我。
谢大大将蘑菇拿回家，不知道是蘑菇炒肉了还是蘑菇炖汤了，反正一家人上吐下泻，呼吸困难。幸亏厂里的职工医院就在五百米开外，街坊邻居齐动手，把老谢家都背进医院，这才化险为夷。
我从来不敢对谢大大说，五颜六色的毒蘑菇是我撒尿培育的品种。老天保佑谢大大平安无事，她老人家活到九十六岁才撒手人環，阿弥陀佛。
我们对于食物是如此渴望，以至于所有能吃的东西，都逃不过我们的魔爪。在我上初中时，教室外隔了一堵墙就是工厂的基建花园，主要摆放各种基建物资，空闲处就种了苹果树梨树，秋天刚开学，苹果梨都快熟了，坐在教室里就能闻到一阵一阵飘过来的清香，惹得孩子们馋蜒欲滴，哈喇子能流桌面上。
那堵围墙是无论如何挡不住我们摘苹果的欲望，最大的威胁是园子里的大黄狗。它有强壮的身躯和凌厉的牙齿，让我们望而却步。
小伙伴刘永山不怕，他胸有成竹地培训我们：狗没事，不怕！它来了，你弯腰，假装捡石头，你胳膊一抬，狗跑啦。
我们将信将疑：真哩？
永山说针在线上穿着哩，骗你是孙子。有人就说你说哩比唱哩还好听，有本事你去！
永山就去了。他跳过墙头，直奔苹果梨而去，还没跑到树下，大黄狗如一道黄色的闪电，向永山劈过来。永山弯腰，拣石头，再弯腰，再捡石头，反复做投掷的动作，仿佛在扔手榴弹，动作看起来很滑稽。大黄狗根本不鸟他的假动作，置若罔闻四爪翻飞，直奔永山而来。
永山见势不好，撒丫子就跑，慌乱之中跑错方向了，他应该跑向靠近教室的南墙，结果跑向了东墙，而东墙的外面，是学校的大茅房，墙根下是长长的粪坑。
永山纵身翻过墙，扑通一声，掉进了茅坑里。
再看到永山时，他正一瘸一拐在操场上走，午后阳光下，他的头上身上，金灿灿亮闪闪都是大便。我们远远看着他走到水龙头下，大开龙头冲着，十月的天气，已经有些冷了。永山的嘴唇发紫，打着哆嗦。
一直到高中毕业，饥饿就像最好的朋友，从没有离开过我们。公平而准确地说，我们没挨过真正的饿，但我们也没体会过真正的饱。因为这种饥饿，是隐形的饥饿，时刻提醒你食物是宝贵的。遇到能吃东西的机会，千万、绝对不能放过。我的一个李姓回民小伙伴(我不敢写出他的名字)，当把一个别人给他的，夹着肉的饼吃到一半时，被告知里面夹的是猪肉。小李伙伴犹豫了半天，还是义无反顾地把饼和肉吃完了。
那时的孩子都瘦骨嶙峋，具体形象可以参考今天的曹县棒子娃。只要稍微丰满一些，就会被称为胖子。比如我就有个外号孙老肥，其实我一点不肥，就是脸圆一些。我出生八斤重，在新生儿里算很重的，可是我直到高中毕业，身高只有一米七二。
甚至在我已经到北京读大学，饥饿也没有离开过我。我们住在学校的东门，而饭堂在学校的西门，吃个饭，必须穿过整个校园，足足有两公里的距离，经常刚吃完饭，还没走到宿舍就又饿了。之所以出现这样基础设施选址不合理的情况，是因为wg期间，二炮一支部队占了我们的校园做司令部，司令部坐落在校园中央，我们只能住在一头吃在另一头。后来饥饿的学生忍无可忍，上了街，此事惊动了邓大人，亲自过问才得以解决。
我刚上大学没多久，大姐陪着母亲到北京看我，带来一大块腊牛肉，这是西安回民街的特产。我们全宿舍的室友一起分享，大快朵颐。之前，我和室友赵永琪闹了小矛盾，我俩彼此不说话。母亲带来的腊牛肉我主动分给赵永琪，他犹豫片刻接受了，之后永琪送了我一本书，还题了词：友谊长在，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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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俩重归于好。
你看看，在那个年代，食物就是如此重要。它不仅可以驱赶饥饿，还可以弥补友谊。
在大学时，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室友许玉东的新疆老乡关克宇在北外读书，克宇爱到我们宿舍玩，大家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克宇约我去找他的哥们小李子(原谅我不能写出名字)家里玩耍，小李子的父亲是一位将军，具体上中下将我就不知道了。小李子家里养了很多狗，他还说，小时候在家拿肉罐头喂大狼狗。
简直匪夷所思，那时我连饭都吃不饱，这孙子拿罐头喂狗吃？我不相信这个。小李子又说，大饥荒年代，他大哥也是拿肉罐头喂狗吃。
哎呦我了个去。
从八十年代开始，日子一天一天变好了，我们不缺吃的了。再往后，我们也不缺钱了。可是无论生活发生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对食物的热爱以及对食物的尊重，已经在我心里深深地打下烙印。我可以浪费所有东西，但唯独不敢浪费食物。那些饥饿日子的记忆，已经进入我的血管，融入我的基因，成为一种本能。就像杰克伦敦小说里那个在阿拉斯加荒野里艰难求生的乘客，即便已经被救上船，再也不缺食物了，依然会把饼干偷偷藏在床下隐秘处。
今天的孩子们，永远不会体会到我们曾有过的感受，每当我在酒店餐馆，看到别人桌上摆满了剩下的饭菜，我都有强烈的冲上去打包带走的冲动，简直不可抑制。
愿未来的岁月里，食物永远丰富，愿饥饿的时光，永远不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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