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生态建设“四化”内涵的生态学释意
达良俊,男,教授,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目前任上海市城市化生态过程与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主任、自然资源部大都市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崇明生态研究院生物保育与恢复中心主任,开展城市植被生态学以及城市近自然生态恢复研究。
郭雪艳,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方向为基于风景园林学与生态学的人居环境生态建设理论与实践。
摘要:城市生态空间是实现生态宜居城市的重要载体,上海近期针对城市生态建设提出统筹推进绿化、彩化、珍贵化和效益化之“四化” 建设。文章基于生态哲学思想,以生命观、动态观、系统观的都市生态三观为指导、奉行“看法、想法、做法”三法论的思维模式,梳理剖析城市生态空间建设中存在的“假生态-伪生态”现象,从生态学视角全面理解“四化”建设的生态学内涵,以期通过“增质性绿化、季相性彩化、保育性珍贵化、多元性效益化”综合推进,科学构建以“近自然森林”为主的城市绿色生命地标,实现卓越全球城市的生态宜居建设目标。
关键词:生态空间;近自然森林;生态宜居;生命地标
全球高密度城市建设、高速度城镇化发展背景下,人类在享受着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福利”的同时,也面临着传统生态环境类城市病,以及日渐突显的社会经济类“新都市病”的双重挑战,人们的需求从对富足、便利、“易居”生活追求的初级阶段,转向渴望生态环境改善以及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的高级阶段,生态城市、宜居城市成为人居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和新时代发展的社会需求。上海市“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生态宜居家园的发展目标,面向2035,更是提出实现卓越的全球城市之远大目标,涵盖“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三大方面。针对“生态之城”建设,近期则提出统筹绿化、彩化、珍贵化、效益化的战略部署,以期通过“四化”建设途径,实现上海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最优化。如何统筹推进“四化”建设,实现生态型宜居城市最终目标,笔者认为,应从生态学视点奉行“看法、想法、做法”三法论的思维模式、梳理分析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的实践背景,全面理解“四化”建设的生态学内涵,正确指导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
1、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的实践背景
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以来,以经济利益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城市建设,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发展。目前,世界平均城市化率已超过55%,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城镇化率从起始之年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7年的58.5%,年均增长率超过1个百分点,城市成为人类生活及生产的主要场所[1]。然而,快速城镇化进程带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活改善的同时,引发了众多生态环境问题,原本良好的自然环境不断被过渡片段化、岛屿化和人工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从最初的和谐共生,在日益强烈的不合理人为干扰下,逐渐走向对立,致使各类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成为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命题。在快速生态空间需求压力和日益叠加的环境污染胁迫下,如何保障人居环境健康安全、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重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地+一田”城乡生态空间保护、建设与管理尤为重要与必要。城市要发展,更要生态健康发展,已成为当今中国重大的社会需求。
十七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人们从最初对生活富足性及便利性等“易居”的追求,也已转向对拥有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实现美好人居环境等“宜居”的渴望。宜居性具体体现在宏观的都市环境、中观的社区(室外)环境、微观的居室(室内)环境等三个层面,包括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和公共安全度等六大指标[2]。城市发展历程阶段性的前进方式,正如自然演替群落的替代过程,在经济模式、生态环境和决策需求等三种驱动力的作用下,城市必将进入绿色发展新时代,迈向其生态演替的顶级阶段--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协调,存在与发展状态皆优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宜居城市” [3](图1)。
图1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市发展
2、看法: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假生态-伪生态”
城市生态空间作为城市生态系统具生命的绿色基础设施,是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的主要抓手与途径。纵观当今国内以绿地、林地、绿地及农田为组分的“三地+一田” 城乡生态空间的保护与建设,其中也涌现出一些被冠以生态的技术路径及工程举措,所衍生出的“假生态”、“伪生态”产物[1]。针对统筹推进“四化”建设,也存在有不同的理解与误区。
推进绿化,如何变绿?许多城市在快速追逐绿量增长时,未遵循生态规律建绿造林。绿林地群落构建大多采用纯林模式,结构简单,生物多样性低,自然程度亦不高,且易遭受病虫害侵袭,需依赖大量杀虫剂等控制,引发周边河道、土壤等生境二次污染的同时,造成昆虫大量受染与死亡,而受染的昆虫及果实等则进一步会流入食物链高端,并直接危害鸟类等高级消费者的健康与生存,绿林地往往成为有绿无虫、有绿无鸟的“绿色沙漠”[4]。在植物配置上未能充分考虑其动态竞争关系,后期植物个体间出现相互干扰,引发发育不良等现象,影响景观视觉美感,并制约群落的健康发展与稳定,本应成为城市风景线的绿色生态空间,却因未能充分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不能形成健康安全的绿林地生态系统,向人们提供高效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优质安全的生态产品。
所谓彩化,在以落叶阔叶植物为地带性植被的温带地区,刻意种植低纬度地区的常绿阔叶树种,而亚热带地区,则大力推介温带色叶树种的种植,一些地区甚至将高山杜鹃等高山植物引种至低海拔地区的平原地区,此类“跨地带”性种植,其直接会造成移种在温带的常绿阔叶植物因极端低温引发冻伤、甚至死亡,引种至亚热带的温带色叶树,也由于不显著的秋冬季相转替,以及缺乏气温骤降等变色条件,价格不菲的色叶树也无法正常变色完全,而获得如期的红黄相间之多彩景象;一些城市甚至采用塑料彩花、色树等装点城市,实现所谓的彩化。无论是摆设水泥树、塑料树般制造都市“假绿”,还是无法正常融入城市自然环境的“跨地带”性种植的都市“伪绿”,均无法正常演绎秋季城市健康之色彩[4]。
所谓珍贵化,为了营造吸睛景观,一些城市从国内外引进“珍、奇、特”植物种类,展示奇花异草,致使绿林地成为世界植物园[1](图2);或者引种跨地带性的珍稀濒危物种,甚至采用直接移栽古树巨木的手法,不仅对原产地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破坏,运输过程中也造成植株的物理机械损伤,部分个体甚至死亡。如此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伪生态做法,不仅是对生命的不敬畏,更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
图2 上海某居住区跨地带性种植——佛肚树
所谓效益化,随着城市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各国都经历了从追求以林产品为主的经济效益、景观美化为主的社会效益的早期阶段,向追求空气质量改善、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效益的需求转变历程,近年,正开始转向对可进入、可亲近、可游憩、可养生、可健身、可拥抱等回归自然的向往和追求层面。然而,不科学、不合理的“假生态-伪生态”实践,致使绿林地主导功能不明确,辅助功能不充分,生态系统质量不高、服务功能低效,近在身边的“绿水青山”,却不能都为民众换来极富生态价值的“金山银山”。为实现人居环境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城市绿林地建设必须实现从量到质的飞跃,所谓效益化需要的是优质高效的主导功能,以及多元复合的辅助功能。
纵观上述四化中的“假生态-伪生态”现象,其根源在于:对城市高强度人工化弊端的反思,所助推的城市再自然化过程,缺乏生态学理论的引导,未能演绎展示生态的真谛。“彩化”、“珍贵化”中跨地带种植以及珍、奇、特植物的引种,其表现出的本质是对本土文化的一种不尊重与不自信,城市拥有众多地标物,却缺失由本土植物和土著动物所表征的城市生命性地标。笔者认为,统筹推进“四化”应敬畏顺应自然规律,遵循应用生态学原理,注重人工与自然的完美拟合,以求形成可自更新、自循环、自维持、极富生命力的健康绿林地生态系统,构建形成具区域特性的城市生命地标[5]。
3、想法:基于生态哲学思想的城市生命地标
作为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城市绿化不应仅仅是一场都市化妆运动[6],洁化与美化并不等同于生态化,生态之城建设将该如何演绎真生态?对“生态”寓意的深层次理解,以及如何认知城市,拥有正确的都市生态观,至关重要。
生态学(ecology)由德国博物学家E.Haeckel于1866年首先提出,定义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三好学教授1895年将ecology译为生态学,后经武汉大学张挺教授介绍到我国[7]。笔者认为三好学的“生态”具有“生之态”之寓意,强调的是“生”的形态、状态或态势。尽管在《辞源》《辞海》等中未见“生态”一词,但“生”可在中国传统经典中寻其踪迹,《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生也”,《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儒家的“生生”思想,其表征的“生生不息”之寓意,更符合贴切“生”之发展态势[8];而态即为“態”,出自《说文解字》,意态也,从心从能;《新华辞典》则这样定义生态:即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及发展的状态。鉴此,“生态”既是“生”之存在“状态”,“生”之发展“态势”,更是“生”之人生“态度”,强调从心对待生物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追求其良好的存在状态与美好的发展态势。
生态学认为“城市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生态系统,具有一般生态系统的基本特性,由人、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与各种环境条件等非生物要素组成,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构成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生态学视角下的城市具备生命体的基本属性,对待城市我们应具有生命观、动态观、系统观的都市生态三观[1]。其中,生命观表征绿色生态空间作为城市生存背景的有机性及其生命的延续性,城市不可机械地被当作理化体、景观体,而是具有生命特征的生物体,树立生命观,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前提;动态观体现了城市发展的阶段性及其驱动性,城市的发展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中群落的演替过程,也是由低级向高级、初级至顶极的动态发展过程,城市建设要有动态观的前瞻性,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系统观则强调城市的整体性和复合性,城市是由自然-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系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命活动的基本意义,在于维持个体的存活和延续种族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将人类活动的基本意义理解为:维持个体的生存与惠及我们的子孙,这是生态的基本内涵,与中国几千年“生生不息”的综合观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一脉相承。
4、做法:上海统筹推进“四化”建设的生态学方法与路径
上海统筹推进“四化”建设,应在进一步充分挖掘绿“量”,全面提升绿“质”基础上,以城市近自然型绿色生命地标构建营造为抓手,追求以季相变幻为特点的色彩化、以生物多样性保育为基底的珍贵化、以功能多元拓展为导向的效益化,通过增质性绿化、季相性彩化、保育性珍贵化、多元性效益化的全方位综合推进,实现卓越全球城市的生态宜居建设目标。
增质性绿化。一方面挖掘绿化增量空间,与现存绿色生态空间相叠加耦合,对已经绿化的空间,缺苗缺绿的进行补绿;其次,挖掘有潜力的增量空间,包括裸地、废弃地、三角地、棕地等孔隙地、遗忘地和闲置地,并将国土绿化任务进行逐级量化分解,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宜绿地要科学补绿,暂时不适宜的立地条件,经过改造调整后还要进行绿化。保证满足约束性指标基础上,多层次、多形式尽可能拓展国土绿化空间。
绿质提升方面,以城市生态三观为指导,构建形成以乡土植物与土著动物为主体的近自然生物群落,提供优质可持续的生态服务功能。近自然生物群落,是以潜在自然植被理论和演替理论为指导,在传统的“适地适树”的基础上,推行“适生境适群落”和“适功能适群落”原则,选取乡土植物、容器育苗技术等接近自然、模拟自然的植被工程学技术,构建“异龄、复层-落叶常绿混交”模式的近自然森林(图3),并充分考虑土著动物的生存空间,为其提供栖息地,通过人工营造与生境自然恢复完美结合,引导土著动物的回归(图4),最终形成结构完整、多样性丰富、高生物量、高生态效益、可自更新(图5)、自循环及自维持的,后期少管护甚至零管护的,具有区域特色、极富季相变化的城市生命地标[9]。
图3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近自然森林生态岛——校园生态文化之“生命地标”
图4 上海浦东近自然森林样板地——鸟类栖息
图5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近自然森林生态岛——林下更新
季相性彩化。一方面,综合考虑区域气候、土壤、水文、地形、主导功能等因素,揭示不同生态立地单元能够支持植物群落成立及发展的潜能及条件,以丰富的乡土植物多样性为基础,构建多彩的群落类型,营造丰富多彩的城市“生物季相”景观(图6)。同时,四季分明是亚热带区域的主要特色,借助四季动态变化,应以常绿植物为本底,演绎早春新绿、盛夏繁花、晚秋色叶、深冬枯姿丰富的季相变化。经历了冬季的枯姿残景,早春的新绿翠色将会彰显万物复苏生机之盎然,盛夏的绿树重荫、似锦繁花则是城市缤纷靓丽之展现,金秋霜叶红黄相映更添丰收之喜悦,隆冬落叶凋零,枯枝孕育着稚芽静待来年早春蓄势待发。
图6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近自然森林生态岛——金秋色叶
保育性珍贵化。重视打造城市绿色生命地标,是解决千城一面、移花接木式绿化模式的珍贵本土文化良方。营建集自然化、区域化、人性化于一体的近自然型城市绿色生命地标,可适当选用上海海岛及周边区域自然分布的有重要保护价值及高经济价值的植物种类,如常绿阔叶树种的舟山新木姜子、红楠、铁冬青等,落叶阔叶树种的普陀鹅耳枥、香果树、青钱柳、蓝果树、秤锤树、蜡瓣花等分布北界与珍稀孑遗植物,科学展示其保护价值,触发对自然生态认知的同时,激发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多元性效益化。城市有限的生态空间与强烈的生态需求间矛盾,必须加强对生态资源的高效保护与利用,提升其生态系统服务转化率。首先应对现有绿林地进行分析评价,确定其保护与开发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主导功能进行分类提升;其次应针对各类绿林地综合潜力的分析,确定其相应多元功能拓展方向及思路。确保主导功能有效发挥基础上,拓展多元功能(图7),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与最优化,让城市有限的生态空间变为更多的“金山银山”,让公众更大程度地享受城市绿林地带来的生态福祉。
图7 城市生态空间多元复合功能体系
5、结语
生态需求、自然的回归是当今第一大社会需求,作为城市唯一具生命的绿色基础设施,是人们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城市生态空间建设应拒绝伪生态、假生态,从规划设计到建设实施,再到管理运营,全面演绎真生态。应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珍视本地乡土植物与土著动物的生态价值,科学统筹推进绿化、彩化、珍贵化和效益化的“四化”建设,通过构建近自然型“地标性”生物群落[1,5],实现城市绿色生态空间增值提效,以满足人们亲近自然的愿望,对接自然生态的需求,实现草木苍翠、虫鸣鸟啼,水木清华、鸢飞鱼跃,人水至和、欢声笑语的和谐景象,构筑出生态宜居的美好城市。
本文章主体内容,近期已纳入市领导有关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公园城市”工作举措批示中,下发规资局和绿化局。
参考文献
1. 达良俊, 郭雪艳. 生态宜居与城市近自然森林--基于生态哲学思想的城市生命地标建构[J]. 中国城市林业, 2017(8), 15(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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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达良俊,田志慧,陈晓双. 2009.生态城市发展与建设模式[J].现代城市研究.(7):11-17
4. 李艳艳,商侃侃,达良俊等. 城市化进程中上海植被的多样性、空间格局和动态响应(Ⅳ): 人工植物群落景观与生态协调性评价[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6): 1-11
5.达良俊, 李艳艳, 章君果等. 关于上海城市“地标性”植物群落建设的思考[J]. 城市问题, 2009, (8): 37-39
6. 达良俊, 郭雪艳, 生态化不是简单化个妆[N].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8-09-04(08)
7. 宋永昌, 由文辉, 王祥荣. 城市生态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8. 达良俊. 生态学的发展[J].绿色中国, 2017,(13), 46-49.
9. Guo XY, Li WL, DaLJ. Near-Natural Silviculture: Sustainable Approach for Urban Renaturalization?Assessment Based on 10 Years Recovering Dynamics and Eco-Benefits inShanghai[J].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 Development, 2015: A5015001.
【本文来源】
达良俊, 郭雪艳. 上海城市生态建设中“四化”内涵的生态学释意。园林, 2019(1),p8-13
城市生态空间建设应拒绝伪生态、假生态,从规划设计到建设实施,再到管理运营,全面演绎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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