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42期（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专题）
本期嘉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深圳是由市场主导而兴起的环境。在经济决策层面上，深圳是由投资者和企业家说了算，不是由政府说了算的地方。”在最近的访谈中，张军对搜狐财经和经济杂志说。张军是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等方面。他的新书《深圳奇迹》刚刚出版。张军说，深圳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这仰赖于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而正由于目前深圳的经济成绩，使得深圳市政府更不愿意打破多年来政府与市场间所形成的默契的均衡。“政府和市场间有一条“三八线”，双方不愿意越过“三八线”。这一点能够坚守到现在真的不容易。”他说，这是深圳过去创造经济奇迹的原因，也是未来深圳经济发展的优势。中国经济已进入下半程，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多。张军坦言，经济学家对经济转型的方向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未来的需求是什么，不知道未来的市场在哪里。”但他强调，未来我们需要自主地更多发现市场，自主地创造更多需求，自主地创新技术。这便要求更多的资源交由市场配置，要求由企业家和投资者更多地支配资源。深圳奇迹的经验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无论是深圳，还是整个中国经济，每一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张军强调，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深圳奇迹的经验弥足珍贵。在这篇访谈中，张军还和搜狐财经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探讨了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经验，以及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等话题。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认为中国能够实现改革开放的原因是什么？张军：中国改革最难的是开头。邓小平是一个很有策略的政治家，他自己去了日本、新加坡、美国，他也派了很多部委的领导人出国考察，写了很多考察报告，特别重要的是港澳经贸的考察报告。回来后，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强调要放弃阶级斗争的思想路线，必须把精力转到经济发展上面。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讲，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在学习邓小平的这一讲话。这样就营造出一个解放思想的舆论环境。我写这个书时发现，小岗村实际上并不是第一个包产到户的村庄。四川、安徽、河南很多地方都先于小岗村偷偷地做了这个冒险的选择。邓小平一直讲：第一，我们不要过于下结论，因为情况在发生变化；第二，我们要让老百姓自己选择，不要轻易阻止老百姓的选择；第三，要让老百姓相信我们是想改变中国，改革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个人觉得，其实中国的改革最难的就是开头，尤其是突破思想层面的束缚。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很多解释，但是我觉得，这些解释并不能完全捕捉在这背后所发生的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2015年，你同林毅夫、樊纲共同分享了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研究主题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的经济转型问题。从今天的眼光看，你能否简要评述下你当时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张军：上世纪90年代，大家很关心各国的经济转轨有何不同。我那时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我后来发现，虽然改革方式不同，但各个国家转型的道路都不是独立做出的选择，也就是说，它受到了很多影响。如果我们考虑中国和俄罗斯在转型初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或许我们能找到关于二者转型道路之所以不同的很多道理。在90年代中后期，我们可以查到前苏联国家经济转型后的经济增长、就业状况、财政收入等数据，并同中国的现实情况进行比照。我要去寻找不同转型道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是当时我的主要工作。中国转型的最大的特点是：在转型过程当中，经济产出和就业出现了增长趋势，并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出现经济衰退。我们就要去解释为什么？因为一个常见的转型道路，它的增长曲线是L型而不是J型的，然而中国却是后者。国家能力能使这个过程变得顺利，并通过体制外的自由化逐步吸纳更多资源，同时凝固传统的部门，这样的话，时间就会改变二者的比重，使得利益结构、经济结构可以逐步改变，整个经济走向市场化。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深圳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你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深圳未来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何在？张军：其实在我的《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里，有一章写的就是深圳特区在改革进程中的角色。40年来，深圳真的是创造了一个奇迹。靠近香港是深圳最大的优势。那时，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的港澳考察报告已经提出了要在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地方搞一些出口加工的建议。某种意义上讲，选择深圳是必然的，因为它靠近香港。但是深圳特区建设从一开始就不顺利。 深圳显然是一个很成功的特区。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其他地方，深圳是一个更市场化的经济体。就是因为有特区这个尚方宝剑，使得深圳在发展过程中基本屏蔽了很多行政干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制度，即保护当地的市场，保护当地的创业精神。深圳是由市场主导而兴起的环境。深圳政府目前的财政状况在全国几乎所有城市中都是最好的，这更加让政府不愿打破原有的体制，因为现在这种做法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深圳进入了一种非常好的均衡状态。政府和市场间有一条“三八线”，双方不愿意越过“三八线”。这一点能够坚守到现在真的不容易。如张五常先生讲的，深圳是一个全新的移民城市。深圳人口的平均年龄很低（不到30岁），充满活力。此外，深圳没有歧视的文化，大家彼此都是深圳人，包括政府公务员也都是外地人，这对整个市场的发育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深圳很容易形成一种有利于创业的好环境。搜狐财经&经济杂志：未来深圳的发展会不会像张五常老先生所说的那样，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我想，无论是深圳，还是整个中国经济，每一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战略要能产生预期效果，需要广东与香港和澳门之间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上做很多突破，并不需要去设计产业的分布，只需要创造条件有利于市场选择就行了。因为最后还是需要市场和企业家的认可和买账。有时候会歪打正着，没有设计出的东西反而发展得更好。另外，深圳要非常谨慎地处理一些自己面临的挑战，比如深圳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并不是很好，需要做很多改变。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上海自贸区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试图在2020年建成国际最高标准的自贸试验区。你是如何看待这一目标的？建立自由贸易港区需要进行一系列改革，因为现行体制有很多的管控，有很多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地方，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搞自贸区已经五六年时间了，我希望越早改革越好。全球有很多自由贸易港区，上海可以对标迪拜、新加坡，甚至是香港。我们需要有紧迫感，抓住自由贸易港区建设的机会，大胆去对标和复制人家的东西。上海要把建设自由贸易港区作为中心，其它目标要服务这个中心才对。金融的改革试验也是要在这个目标下推进。感觉现在上海自贸区建设有点多点推进的问题，没有抓住中心，这样会影响进程和效果。国际上自贸港区有先行者的模板，我们可以学习和复制很多东西，不能老是强调自己的特色，结果不仅进展缓慢，而且可能搞得四不像。搜狐财经&经济杂志：未来中国要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你认为重点应做好哪些改革？上半程的典型特点是追赶模式。在上半程，我们有很多需要补课的地方，比如需要发现市场、需要重新配置劳动力，需要由原来封闭的经济体转向与全球经济对接等等。中国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所以中国经济才实现快速的增长。在中国经济的上半程，赶超模式下的那套做法是确定的。下半程意味着，接下来我们能否像过去四十年那样，继续发现更多的市场和更多的需求，还能否找到可以重新配置资源的空间。过去市场和需求都在那，但未来需要我们去创造出来，为了这些转变，我们就需要从模仿转向创新。
未来的需求在哪？经济学家对此没有答案。不排除我们没有抓住成功转型机会的可能性，所以为什么现在出现了很多关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我们不知道未来的需求是什么，不知道未来的市场在哪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这就需要重新考虑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比如产业政策——过去的产业政策是鼓励市场主体进入，因为我们的供给不足。未来肯定就不是这样了。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都要建立在如何去鼓励创新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未来我们更多是需要通过更多的创新活动自主地发现市场，自主地创造更多需求。我觉得这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是海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相比起京派经济学者，你认为海派经济学者有何特点？张军：我不认为有海派经济学者（的说法）。可能在北京以外，上海经济学者的相对影响力更大一点。二者首先是规模的区别。北京的经济学者多，动辄就有上百个经济学家坐下来一同开会，这在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找二三十个经济学者一同开会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现在大学的经济学研究并不一定需要开会的这种交流方式了。很多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都远离城市中心，像剑桥、牛津、普林斯顿都并不是在中心城市。从未来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趋势看，更多的好研究基本上是在大学做的，那么大学也不见得一定是在北京或上海。所以这真正取决于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否更适合于做原创研究。我想中国还需要时间。北京上海这些地方肯定可以出很多好的研究，但我相信将来好的研究也会在其它地方做出来。其实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研究和国家转型过程是高度联系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参与到这一过程中了，所以我们在基础理论、原创研究这些方面还比较滞后。未来，我相信新一代的年轻人会寻找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沉下心来，愿意花时间去做基础性的原创研究。到那个时候，中国在经济理论的影响力才会大幅度提高。经济总量和创新能力是有关系的。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转变的开头，所以将来不见得有必要区别经济学者是京派还是海派。到时它会变成个人之间的区别，而可能和城市没有太多的关系了。（搜狐智库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转载自搜狐财经与经济杂志联合打造的“致知100人”系列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