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整人手段有哪些？
阅读本文前，请您先点击上面的蓝色字体“历史微时刻”，再点击“关注”，这样您就可以继续免费收到最新文章了，每天都有更新！
作者/来源：《师哲回忆录》
康生这个人，现在知道他很坏的人不少，但对他怎样使坏，知者却不甚多。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由于工作关系，我同他接触较多，也就了解较多。康生并非偶然出现的一个人，他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上此类人并不太少见，只不过康生身居高位，危害更大罢了。因此把康生曝光，有利于识别这一类人。
康生的“抢救运动”
说是康生的“抢救运动”，是因为这一害人运动确实是他一手策划、制造的。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时，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更不是整人。
所以整风开始后，干部们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压力，能够集中的读点书是很难得的机会。除了22个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干部必读的六本书等口大家学习都很认真，做笔记，写心得，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做检讨，思想认识确实得到了提高，获益匪浅;党内也出现了更加团结的气象。但是最终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事情是如伺演变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杨家岭宿舍闲聊时。他向毛泽东的窑洞呶呶嘴说:“我们的同志总不明白，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却还不会使用，不知道使用权力。”这话与他以后的所作作为联系起来，实在是意味深长。
康生是中央社会调查部的部长，是反奸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掌握了那时的主要专政机器;他又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泽东，后是刘少奇，都是挂名)，是整风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人，于是他实际上掌握了对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后又转人审干，他又把中央党校也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该院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
但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矛头指向许多党内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罢休。1942年5、6月间他又亲自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发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13日)、《政治家、艺术家》(《谷雨》一卷四期)等杂文，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
他在这些文章中指责延安干部群众之间隔阂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人缺乏关怀爱护，“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的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来衬托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
对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言论，毛泽东曾不指名地批评过，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等等。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是善意的。面康生则是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并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5月27日—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揭发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康生多次出席，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成全(陈传纲)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顿三风，还要整顿“人风”。所谓“人风”，无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还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
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也给中央和任弼时写了一封信，也把陈伯达说得一文不值，这些信我都看过。
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研究工作)夫妇二人过去认识王实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触，潘芳、宗正夫妇二人同王实味是邻居，来往较多，康生便把他们与王实味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
康生先在枣园组织批斗于炳然，从于炳然株连到成全和王里，再株连到潘芳和宗正。从8月至1}月，对他们先后开了72天的批斗大会，把他们与王实味一起打成“反党集团”。
同年加月，在中央党校斗争吴奚如，把吴打成叛徒、特务(后来得到甄别平反)。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把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务”。张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一名党员，那时还不到20岁。由于他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
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批斗他七夭七夜，最后还以假相威胁，张克勤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一个“红旗党”。
此后，“红旗党”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党的地下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意即国民党“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引诱进步青年加人，而实际上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樊大畏在很久以后给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什么“红旗党”、‘红旗政策气全都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
张克勤是“恃务”这件事，谢老(谢党哉)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但由于康生处在反奸的权威地位，对他无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风学习中正常的检讨、反省引向审干、一肃反，并且把它说成是一种规律，杜撰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千，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谬论。
康生的能量
1942年1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大肆宣传“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实际上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入主动交待，并迅速查清，当时称为“戴案’);“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报告后，少数单位审查干部开始，接着各单位也都纷纷跟了上来。
1943年4月，传出敌人可能进攻边区的风声，康生又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迫害干部。一天，康生把周兴(边区保安处处长)和我‘保安处一局局长)叫了去，给我们布置抓人。抓入的理由，他说一方面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以防有问题的人与胡“联络’。
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画完之后，要我们把打了“。”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
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打了“。”的有个名字是“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这个“。”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换成了“.”。两天以后，从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
与此同时，李克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汪金祥（社会部二室主任)奉命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这次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审干开始。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接着，康生把假特务张克勤当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坦白交代”的报告。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张克勤根据审讯人的提示和读过的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却说三“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少”;“张克勤提出‘红旗政策”，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殊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使我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使我们对延安特务的数目之多，得到了一个答案”。
于是他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省的地下党，统统宣布为“红旗党”。他当时还不敢说陕西的党全是“红旗党”，但他说关中、汉中的党组织是“红旗党”。这“红旗党”就是这样从康生的头脑中设计出来，通过审讯人员教给被审查者，变成“供词”之后，又反过来作为康生扩大“肃反”的依据。
1943年轰动一时的“绥德特务”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这里仅以绥德师范为例:该校师生员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达162人。该校语文教师栾丁生被打成“六个县的特务头子”。
那时，假坦白成风，只要点到谁，谁就会立即承认是“特务”，而且谁瞎编得越多、越离奇，谁就越受赏识，越光荣。康生十分欣赏“绥德经验”，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还通过新华社，广发到各根据地。
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邀了绥德师范一个女学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发言，该女生编了一套她自己怎样“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极为欣赏，让她到处作报告，待为上宾，和首长同坐主席台上。
绥德的肃反扩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强烈不满，为了弄清真相，组织上派我带几个人到绥德去处理那里的烂摊子，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受到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视的。可是我在1963年被捕之后，康生仍企图把它变成我的罪状之一，说我“放走了许多特务，把绥德的特务线索搞断了。
1943年10月间，我应召回到延安。我在绥德期间，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这两处关押的人，被认定为“特务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等处，有上千的人，是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
更多的人则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个花招，叫做“‘抢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已’”。而转为“自救”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仅仅是打人骂人的现象少了，吃不饱饭的现象却未改善，逼供变成了诱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红花，骑大洋马，上主席台。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冤假错案。
康生的“功劳”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干、肃反工作做个总结。这个总结报告由我和周兴起草，我们如实地叙述了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缺点错误，提出了纠正的意见。康生命我们写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于是分段送给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给他以后，他压了好几夭，最后说“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编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摆其“功”。他说:“在这一年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许多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这些“巨大的成绩”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党的组织内清出了托派、国特王实味等内奸分子;在政权系统中清出了王毓琪、吴南山、樊作材等特务分子;在军队中清出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害分子，在民众中清出了杨宏超、邓应贤等特务分子及其组织;在学校系统中清出了栾丁生等特务分子，在工厂系统中揭破了张志刚等特务分子……”
他所列上述名单中，除了吴南山确系“戴案”分子、杨宏超是军统特务(此人并未向军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瞎编情报为了卖钱，并很快破获了)，邓应贤、张志刚二人我不了解以外，其余都是地地道道的冤假错案。
他报告的基调是一味肯定成绩，反对“极右”。他说:“我们这次反奸并未完结，仅仅是从坦白运动开始转入甄别工作。在过去坦白运动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奸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新的方法，得到很大成绩。如果不进行这项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还有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
对运动中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但他是这样说的:“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可疑，就认为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定有庞大组织;既有组织，定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下层组织。
因此，对每一个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一定要求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一定要信以为真，不准怀疑。如果是这样一一确有许多地方是这样，那是错误的。如果有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出逼、供、刑的各种形式来。”
他所说的这一切错误估计和错误作法、全部是他自己所为，他从来不曾提醒过人们“慎重”，然而他把责任轻飘飘地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头上，与他丝毫无干。所以周兴对我说:“这样的报告，只有康生能做，我们是作不了的。’，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主要发明正是所谓“特务如麻”。为了证实他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就必须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这里简单剖析其几种主要手段:
一、精神折磨，刑讯逼供。首先给被怀疑的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接着进行肉体的折磨。1943年5、6月间，康生召集过一次会，讨论起草《审讯条例》。参加会议的有许建国、周兴、谭政文、周同、钱益民、李克农、汪金祥和我。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有的人主张在条例上规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坚决反对。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有同志说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气壮地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用刑逼供是相当普遍的，如打人、骂人、抓人、关押、“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犯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二、挑拨离间，互相“揭发”。整风学习时，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条，而康生把它利用来为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服务。他说:“如果你不把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想清除掉、那么内奸就清不出来，这个自由主义就是奸细活动的营养剂。我们的经验就是:哪个地方的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那个地方的奸细也就特别猖狂”。造成谁不“揭发”谁就受“自由主义”压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间起码的信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间的某些矛盾让他们互相“咬”，然后又作为根据去抓人、关人、通供。康生把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说:“利用反革命分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打了头一炮。”类似张克勤这样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获至宝，再去逼牵连到的人，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同时也使多少个家庭破裂: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美其名曰“调查研究”。怎样找问题呢?康生说:“……叫做三种自传(下面实际说了四种，但他原话如此—笔者注):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查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后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他为的就是抓住“漏洞”，无限上纲，进行逼供。
四、布置人员，“引蛇出洞”。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里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话，把另一人的言论“引”出来，然后揪住辫子不松手。
五、“坦白”光荣，备受优待。与上述各种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党的宽大政策，制造“特务光荣”的气氛。你不“坦白”，就关起来，要受种种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给自由，吃好的，瞎编的越多越受优待。于是有些人为了不吃眼前亏，，也就纷纷“坦白”。
以上所引康生的话，都是他在枣园、在杨家岭、在保安处、在各种干部会议上多次讲过的，他的作法都是当年的过来人亲身感觉过的.康生这一套使许多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蒙蔽了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