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社与“蓝衣社”的真实故事

复兴社总社部分干部合影

在“文革”之前的十七年、加上“小道消息及手抄文学盛行泛滥”的“文革”十年及“卧底潜伏影视剧热潮”中，因《烈火中永生》、《红岩》、《小萝卜头》、《我所知道的戴笠》、《徐秋影案件》、《英雄虎胆》、《战斗在敌人心脏》、《一双绣花鞋》、《秘密战线》、《敌营十八年》、《保密局的枪声》及《潜伏》等诸多革命文艺影视作品的传播，“军统”、中统”、“中美合作所”、“保密局”、“老虎凳”、“辣椒水”还有什么“复兴社”、“十三太保”及“蓝衣社”等诸多的国民政府特务情报机构逐渐都不胫而走地成了中国老百姓谈之色变甚至毛骨悚然的“杀人不眨眼恶魔”，而其中的“特务”则成了“反动透顶更臭不可闻”的可怕职业身份。少年时期的笔者当时对这类作品自然也兴趣盎然，读了那些破旧的书籍后还经常会为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白色恐怖”猖獗的时代而深感欣慰。但成年尤其是在中年后再从许多抗日战争史料中读到这些特殊机构及其活动时，却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甚至“柳暗花明”的感觉。

其实，“特务”这一职业自古以来就已存在了，在著名的《孙子兵法》第十三篇中，孙先贤还在其中的“用间篇”中阐述了利用间谍在军事上的作用；他还将间谍归纳成五种：因间（诱使敌方的人民为己服务）、内间（诱使敌方的官吏为己服务）、反间（诱使敌方的间谍为己服务）、生间（使用合法身份或关系进行间谍活动，如外交官）与死间（故意泄漏假情报给敌方以让其上当受骗，最后让敌方处死假情报的报告人）。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稳定与安全，都设立了不同形式的军事情报及反间谍机构或组织，知名者如英国的军情五处及六处、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安全局及以色列的摩萨德（至于纳粹德国盖世太保及前苏联克格勃之类的机构，因其还同时拥有镇压自己国民的另一大“主业”，故不属于笔者的兴趣范围）。一个国家在遭遇外敌入侵、面临生死存亡时期，各类军事、政治及经济情报机构的能力及规模自然就会迅速扩大，以尽可能地满足战时状态下“防奸肃谍、知己知彼、克敌制胜”的特殊需要。

当年的复兴社（全名中华复兴社，全面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即被撤销）就是这样一个最高层在国家面临高度危急状态时秘密成立的特殊情报机构。

1931年至1932年的中国，在东北国土沦陷于日寇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呈现出了更动荡不安的状况：国民党内的宁沪粤桂湘实力派、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王法勤等多名中央大员组成的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孙科邓泽如唐绍仪邹鲁等人的“广州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张继谢持居正石青阳等多名中央大员组成的“西山会议派”等各实力派强烈反蒋介石反南京政府，针对东三省沦陷的特殊形势，各方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在蒋介石于12月15日被逼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回乡赋闲并获得明令撤销1930年（中原大战后）中央对汪精卫、孙科及阎锡山等348人的“开除党籍”决定后，民国大佬胡汉民、李济深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粤派大人物汪精卫、孙科、伍朝枢、邹鲁、李文范及陈友仁等才同意撤销了在广州自设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返回首都南京共同执掌国家党政军领导权（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为让粤系反对派大佬们放心“参政议政”，中央还将京沪地区的卫戍任务交粤系军队控制，蒋光鼐蔡廷锴的第19路军开始驻防镇江、常州、无锡、苏州至淞沪一线），共同筹划应对抗战卫国事宜；1932年1月28日驻沪日军又在淞沪地区挑起了激烈的侵略战端；而湘赣闽、鄂豫皖及湘鄂西的革命斗争则更是星火燎原，如火如荼；四川的大小军阀们就更肆无忌惮地年年月月互相征战，你死我活、涂炭桑梓。

面对中国社会如此无秩无序各自为政的混乱动荡状况，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却对此乱象一筹莫展的蒋介石在辞职下野前，曾邀集其黄埔军校的得意门生贺衷寒、桂永清、萧赞育、周复、腾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及康泽等人聚会，商讨如何走出眼前的困境，尽快恢复国家、军队、地方及社会的秩序，以期团结全国各界的力量抓紧筹划抗战的秘密准备工作。此次小型聚会之后先后又有曾扩情、甘国勋、潘佑强、酆悌、胡宗南、彭孟缉、杜心如、娄绍恺及赵范生等黄埔军校初期毕业生加入了讨论，也正是出差路过南京并应邀参加聚会的胡宗南首先提出了必须成立一个特殊情报组织负责秘密侦察收集各类反政府组织及个人活动情况的设想。

复兴社第二任书记长贺衷寒

1932年2月底，被迫下野一个多月的蒋介石在淞沪一·二八抗战爆发之初又接受“职业政客大佬”们的召唤回到南京主政，还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继孙科后任行政院长）以全面主持抗战军事。3月初，蒋介石召集参与筹建工作的约40人（此时又增加了梁干乔、邓文仪、任觉五、田载龙、张元良、侯志明及骆德荣等骨干；之后又增加了骨干刘健群）在南京励志社小礼堂秘密召开了中华复兴社的成立大会（此名称由蒋介石在数个初拟名称中亲自修改选定的“康泽提议”）；蒋为复兴社选定的纲领是“驱逐鞑虏，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成立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复兴社章程》及《复兴社纪律条例》，选举出了中央干事会及中央监察会。

复兴社社长由蒋介石自兼，由常务干事会书记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先后为腾杰、贺衷寒、酆悌、刘健群及康泽）；下设组织（周复）、宣传（康泽）、训练（桂永清）及特务（戴笠）等四个处。

复兴社其实压根就不是什么政府机构，更没有行政预算及人事编制，它只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本人直接领导并从委员长特别费中拨付经费的一个专门搜集重要情报的秘密组织；它也没有公开的办事机构及单位招牌（总社大门设在南京洪公祠南面的小街曹都巷，门口挂的招牌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调查登记处，会员接受训练期间均不得随意外出或接待访客）；总社及地方分社的所有负责干部均在公开的党政军警宪各部门担任自己的公开职务，完全没人知道他们的复兴社身份，如贺衷寒曾任鄂豫皖“剿总”政训处长，刘健群曾继贺衷寒后任军委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康泽曾任陆军官校特别研究班主任（萧赞育任副主任）及《中国日报》社长，潘佑强曾任国民政府军事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训练处处长。

至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一事，则完全系第四任书记刘健群的个人随意宣传所致。前中共党员干部刘健群投奔政府后加入了复兴社并成为骨干，负责理论研究及宣传工作，奉命考察意大利德国之后曾经写了一本题为《我对党的一点意见》的小册子，建议挑选一批优秀党员，模仿纳粹德国的“褐衫党”，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还建议限制“蓝衣党员”的私人财产。此建议并未获社长蒋介石及总社的同意，但他却擅自将此小册子发给了军委会政训班的学员，最后被总社下令收回，但却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于什么“蒋介石十三太保”之类的传闻就更是胡编乱造的花边新闻了。

复兴社成立当年的4月，特务处即侦破了广东实力派陈炯明与湖南实力派何健密谋反蒋的阴谋，并在武汉吓跑了陈炯明的密使；5/6月间又在武汉抓捕并处决了李济深派来武汉策反军校同学反蒋介石的密使；而在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及蔡廷锴等人于福州领导的“反蒋建国抗日”事变发生后，复兴社麾下的特务处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戴处长亲自潜往福州地区，成功策反了第19路军沈光汉、欧寿年、毛维寿、范汉杰及张炎等几乎全部的师长及总部电讯处长等人归顺中央政府，使同室操戈的战事很快就得以平息了。

复兴社成立不久后还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历史轶事。1933年元旦，黄埔四期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复兴社首任书记腾杰接获有高级官员“在家聚赌”的举报，本着严格执行蒋委员长禁止赌博的训令，立即亲自带人突袭了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的公馆，将正在打麻将的吴厅长及吴家亲友“人赃俱获”。此事导致吴厅长事后向委员长引咎辞职，但蒋介石随后也免去了滕书记的职务，在选举出新书记前暂由萧赞育代理（1948年11月，腾杰被任命为南京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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