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黑暗时期的良心”—矢内原忠雄

作为我国东邻的岛国日本，在1895及1904年先后击败中华大清王朝、朝鲜国及俄罗斯帝国后，军国主义思潮出现了日益膨胀的趋势，到九·一八侵华战争之前已经演绎到了甚嚣尘上的程度，大量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甚至大学者（知名者如竹井添添、国分青厓、森槐南、森川竹磎、本田种竹、斋藤拙堂、狩野君山及大槻磐溪等），也放弃了应有的良知，跟在帝国军部好战头目的身后，以极为情绪化的言论与作品，大肆鼓吹宣传“打出国门”、“开疆拓土”、“大东亚共荣圈”及“构建亚洲与世界新秩序”，呕心沥血泡制“忠君思想”及“武运长久理论”。让人惊叹不已的是，在举国上下一齐亢奋高歌军国主义思想的畸形社会状态下，日本国却有一位硬骨头国民勇敢地逆潮流而上、公开发声反对自己国家侵略他国的知识分子勇士，他就是享有“日本黑暗时期的良心”及“日本的良心”之荣誉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及校长矢内原忠雄先生。

矢内原忠雄，1893-1961，出生在日本爱媛县越智郡富田村的一个医生家庭。日本经济学家，教授，东京大学总长。1905年（明治38年）就读神户中学，在考入东京大学预备学校“一高”后，选择了「一部甲类（英法科）」学科。因学习期间受到校长、基督教领袖内村鉴三教授的影响熏陶，后来他成了一名虔诚的无教会主义基督徒。考入东京大学后，又受到吉野作造教授的民本主意、新渡户稻造教授的人道主义影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思想。

1917年，矢内原忠雄从东京大学（原名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毕业后，因新渡户教授赴欧洲出任国际联盟的事务次长，矢内原忠雄作为其后任回到母校经济学部担任助理教授；其后又到英国及德国留学研究殖民政策，1923年归国升为教授。10月起担任东大「殖民政策」讲座教授。其学术成就集中表现在《殖民及殖民政策的理论研究》及《各个殖民地的实证研究》两部著作中。他所从事的殖民政策研究，并非站在统治阶级或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为其辩护，而是他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细致、深入、科学及实证的分析，以图探索出解决殖民主义危机的合理路径。其一生的其他著述还有《殖民及殖民政策》、《人口问题》（1928年）、《帝国主义下的台湾》（1929年）、《满州问题》（1934年）、《南洋群岛的研究》（1935年）及《帝国主义下的印度》（1937年）。

1927年（昭和2年），矢内原忠雄教授在台湾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后，将其所撰的讲义发表於《国家学会杂志》及《经济学论集》，由岩波书店编辑成《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专辑。此书从经济学者的视角，指出日本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批判了日本政府在殖民地台湾的许多不平等政策，指出这些经济、教育、政治的不平等都是为巩固日本人自身的利益。此书后被台湾日本总督府以违反《台湾出版规则》规定被禁止发行。当时，日本军部的话语权覆盖着日本社会的舆论。稍微具备理性异见的知识分子都会备受打压。不同的声音逐渐变的越来越少。而矢内原忠雄教授却依然向日本社会不加掩饰的表达自己的声音。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后，矢内原忠雄教授不顾个人的安危，反对日本出兵攻打中国，公开呼吁执政者悔改。他“以骨头做笔，以血汗做墨水”，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评论“国家的理想”，指出国家作为目的的理想就是正义，也就是保护弱者权益不受强者侵犯。国家如果违背了正义，国民就应该站出来批评批判。该论文虽然是抽象论述，并非将矛头直指当局，但也因触及到了对当时军国主义主旋律的批判，随即就成了众矢之的，遭到御用文人甚至普通民众的口诛笔伐（包括谩骂及侮辱）。

与此同时，矢内原忠雄教授还在其个人发行的杂志《通信》上登载了他的演说词，其中还有如下一段极为直率极为大胆的批评话语：

“今天，在虚伪的世道里，我们如此热爱的日本国的理想要被埋葬，我欲怒不能，欲哭不行。如果诸位明白了我的讲话内容，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矢内原忠雄教授使用的“埋葬掉国家”激进话语可捅了大马蜂窝，随即被军部确定为“不稳言论”。为此，他被当局逼迫辞去东京大学的教授职位。但辞职后的他仍然没有停止斗争，将杂志改名为《嘉信》继续发行；他还在自己家里开办了“星期六学校”，从基督教理念出发继续宣扬和平，谴责侵略战争。教授所办的刊物《嘉信》曾几次被当局勒令停刊，但他确信真理大于国法，再变更刊名为《嘉信会报》，继续发出自己对侵略战争的反对之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年的11月，矢内原忠雄教授回到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复职，他还将在自己家创办的“星期六学校”搬到社会上，公开讲演宣扬和平。其后担任东京大学社科研究所所长；1951年，作为南原繁教授的后任，矢内原忠雄教授被选为东京大学总长，连任两届直到1957年退休。

在日本举国上下一片军国主义的巨大声浪中，像矢内原忠雄教授这样主张和平与非战，始终不渝地将反对军国主义坚持到日本投降的人绝对属于凤毛麟角。因此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教授将矢内原忠雄教授称赞为“日本的良心”。

矢内原忠雄教授也是一位坚定不移坚守原则的大学者，他从基督教教义出发，公开反对东京大学校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警视厅便衣警察涉嫌秘密监视东大学生的“波波罗事件”发生后，他坚决地与当局及警视厅据理力争（为此闹得东京大学和警方的关系形同水火），但他又不允许学生搞罢课运动，甚至还将组织罢课的学生领袖予以开除。

矢内原忠雄教授的斗争在黑暗时代中虽然最终并没能阻止侵略战争的发生，但他敢于从正面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正表明他是一位富有理性、富有良心的日本人，因此后来的同胞视其为“黑暗时代里的一丝光亮”。当年，在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大潮席卷祸害全国之时，包括知识文化精英在内的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主动或被动地被大潮所裹挟。在当时的一亿日本民众中，热情或违心高呼支持口号者、积极报名入伍出征者、积极募捐支援圣战者、无私捐献废钢废铁者、甘愿为天皇玉碎抗敌者、当随军记者天天为侵略战争写歌功颂德文章者，几乎比比皆是，甚至还有文人自己组织什么《文学报国会》公开为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大唱赞歌。相比之下，矢内原忠雄教授无惧无畏的批判精神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1958年，已卸任退休的矢内原忠雄被授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1961年，“日本的良心”矢内原忠雄教授因患胃癌去世，享年68岁。矢内原忠雄教授作为一位知名学者，一生著作颇丰。除《殖民及殖民政策》、《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及《我走过的道路》外，还有《矢内原忠雄全集》（全29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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