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依法公开”的“莫斯科大审判”
2019年9月偶然阅读了红旗出版社1992年翻译出版的《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其作者系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高官、后在派驻西班牙工作期间叛逃了美国）一书，发现这三次“大审判”都具有两个共同特点：一、都“依法公开审理”；二、都存在着环环相扣的离奇情节。
在斯大林1930年代实施的“大清洗”期间，曾经举行过三次举世瞩目的“莫斯科公开大审判”。第一次是1936年8月，被审判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阴谋集团（此时，距“集团首犯”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已达7年之久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斯米尔诺夫等16人被枪决；第二次是1937年1月，被审判的是反革命组织“平行总部”，拉狄克、皮达可夫及索科利尼科夫等17人被处死；第三次是1938年3月，被审判的是“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李可夫及托姆斯基等21人被枪决；早已不在国内的原布尔什维克革命领袖之一、苏联红军创始人及共产主义“不断革命理论”与“第四国际”创始人托洛茨基被三次缺席判处了死刑（1940年8月，克格勃派遣杀手将其秘密“执行死刑”于墨西哥寓所中）。
当然，三次公开大审判被处以极刑的“罪犯”还只是长期蒙骗了革命领袖列宁和斯大林同志的反革命大头目，而大清洗期间被挖出并被“从重从快绳之以法”的苏共十七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部长、副部长、苏军元帅及高级将领人数更多以万计；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被判死刑，牵连的无辜者更多达1500万人，赫鲁晓夫同志在1956年的“秘密报告”中已有详尽说明，索尔仁尼琴先生在其巨著《古拉格群岛》中也有更具体更清晰的叙述，笔者就不再赘述了。
前苏联在1930年代实施的三次轰轰烈烈“莫斯科大审判”在形式上都是“依法”公开审理的，庭审期间还邀请了西方国家记者、外交使团代表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1938年2月，苏联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对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集团”进行公开审讯。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指控布哈林委派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刺杀列宁，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及高尔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和帮凶。布哈林当庭承认了这些滔天罪行。在没有任何犯罪证据仅有被告口供的情况下，法官乌尔利希以“叛国罪”判处布哈林等21名被告死刑。1938年3月14日，布哈林及李可夫等“罪犯”一并被秘密执行了死刑。
因为是公开审判，全世界的人都得以通过各种方式目睹了三场情景奇特无比的法庭审判：在法庭上，这些“像检察官一样控诉自己的罪犯”几乎没有一个人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全部被告对自己被指控的罪行均“供认不讳”，并且还主动揭发其他的同伙与同谋者，争取立功赎罪。被告们都千篇一律地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而在他们的最后陈述中，又无一例外地用人间最美好的词汇纵情赞颂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
· 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在最后陈述中说：“不管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
· 前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对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
· 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 前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会被解除武装……”。
· 著名共产国际领导人、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拉科夫斯基供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
· 布哈林甚至还在法庭上感慨无比地讴歌：“斯大林是人类的希望！他是伟大的创造者！”
· 另一被告罗森霍尔茨则高呼：“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不屈不饶、英勇无畏、自我牺牲的光荣传统万岁！让我们继承这独一无二的光荣传统。在斯大林领导下走向光辉的未来！”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莫斯科法庭上的这些场景，让长久生活在民主和人权社会中的西方人百思不得其解。你只能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美国中央情报局直到20年后的1950年代，仍认为这是对犯人动用了“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或者是“对被告施以特殊毒品、药物、加催眠术”的复合技术，甚至还投入资金进行了长期研究，以图破解前苏联政治保卫总局及内务部的“特殊药剂”。
当时作为美国驻前苏联大使馆领事官的乔治·凯南（二战结束后曾担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后成为著名的“遏制战略及冷战理论”创始人）也曾经出席旁听过“莫斯科大审判”，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还记述了自己对前苏联当年上演的“公开审判”所做的嗤之以鼻评价。
而被邀请旁听的许多西方国家旁听者，事后竟然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也许这正是斯大林精心导演这三幕“司法戏剧”所希望看到的“效果”。
然而，百密也难免一疏，大审判演出中也出现过数次“穿帮露陷”瑕疵。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为了说服人们相信坚决反对托洛茨基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其实与托洛茨基是一伙，被告戈尔茨曼供认，他秉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指令，于1932年11月在哥本哈根的“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接头（有西方国家媒体后来公开了托洛茨基公子当时在柏林学校中写给其父的信件）策划了暗杀斯大林的阴谋。不幸的是这个供述交代得有点画蛇添足，反而弄巧成拙了。丹麦报纸很快就发表声明，“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在1917年就被拆除。这场“策划阴谋”的会面地点，成为虚无飘渺完全没有立足点的“海市蜃楼”，可怜的“污点证人”戈尔茨曼最后也被判处了死刑。
在第二次大审判中，被告皮达科夫供认，1935年12月中旬，他秘密乘飞机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附近的某机场着陆，与托洛茨基策划借德国军队夺取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挪威《晚邮报》随后发表声明称：“奥斯陆附近的这座机场在整个12月间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降落过”；大审判后也有西方媒体发文提出调查皮达可夫在挪威海关及入出境管理部门的记录。
“莫斯科大审判”之后，也有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国际人权组织及大量新闻媒体迅速发出了明确的质疑与抨击之声，指责苏联法庭对所有的案件都没能提供一点点有效的犯罪证据。尴尬之余，斯大林大元帅随即授意国家首席公诉人、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在第二次审判会上对外国媒体发表了绝对“苏联特色”的司法解释：
“指控被告的罪行是被告亲手造成的……但是，我们要具有什么样的证据才符合诉讼要求呢？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您说这是阴谋案，但您的证据何在呢？……”。
“我敢肯定，对有关阴谋事件的案子，不能提这样的要求，刑事诉讼学中的基本法则也是这样讲的嘛。”。
身陷囹圄的布哈林看了审讯人员事先写好的“承认在《德俄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之前企图暗杀革命领袖列宁” 的审讯笔录，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并愤慨指出：“斯大林这是要把死去的列宁同志也送上被告席呀！”他坚决拒绝在这份所谓的“供词”上签字。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布哈林一直拒绝承认完全莫须有的罪行，他整天闭口不语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看书写作沉思。于是，内务部办案人员加紧了刑讯，对付布哈林的侦讯人员增加了一倍。接替已被捕的前委员雅戈达职务的新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将军还亲自督战，伏罗希洛夫作为政治局的代表也参与了审讯。他们把布哈林的妻子和儿子作为“人质”，以他们的安全为要挟，对布哈林“晓以利害，政策攻心”。内务部也像对待其他受审人一样，以斯大林的名义向布哈林许诺，只要他能满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子就会平安无事，他本人也只会受点监禁之苦。
内务部审讯人员的要挟，点在了布哈林的死穴上。以后案件的进程一如内务部所愿，布哈林同意以自己的屈服妥协来获取妻儿的生命安全。
此外，当时“革命司法”热情极为高昂的政治局委员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大清洗中亲自签批的死刑判决文件数量超过了斯大林）劝说季诺维也夫的一番话，也可作为产生这一现象的旁证：“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
列宁去世后，曾与斯大林及加米涅夫短暂结盟为“三驾马车”、力推斯大林成为革命接班人的季诺维也夫在临刑之前竟然还会留下这样的遗言：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
“莫斯科大审判”环环相扣的剧情还有许多。作为“大清洗”兼“大审判”最重要的办案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及政治保卫总局自身也无法幸免被清洗,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其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做替罪羊。“大清洗”前期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雅戈达将军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办案要求”且知道太多“基洛夫案”的内幕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将军所取代,不久即被捕入狱并于1938年遭处决（此批被处决的“罪恶敌人”还有热情主持第一及第二波大清洗的总检察长格雷连科）；叶若夫将军在按斯大林的旨意把“大清洗”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了同样可悲的下场,1938年7月他被贝利亚将军所取代,1940年4月1日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被处决；而骄横跋扈的贝利亚将军则在1953年斯大林大元帅咽气数日后即被临时组成的最高领导班子秘密逮捕并从快处决了。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