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那十年中的风云人物（下篇）

<续上篇>在轰轰烈烈的“十年艰辛探索”（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曾经长江后浪推前浪地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战天斗地”、“浑身是胆雄赳赳”、“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小车不倒只管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甚至“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各类风云人物，猪年新春读史书之余，情不自禁又回眸起那十年中曾经红红火火、翻云覆雨、叱咤风云和扬名五湖四海的62名时代弄潮儿（包括“洋造反派”）名录，特汇编出上述人物的简况如下以飨读者（排名不分先后）：

32. 于会泳，上海京剧团戏剧作曲，因其编曲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海港》及《杜鹃山》等扬名全国，曾官至中央委员、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及文化部部长，1976年被隔离审查并于隔离期间服毒自尽；

33. 刘庆棠，中央歌舞剧院芭蕾舞团演员，因出演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男主角洪常青党代表而扬名全国，“文革”开始后参与芭蕾舞剧团的革命造反行动并担任剧团核心组负责人、革委会主任及党支部书记，后官至剧团党委书记、中央委员及文化部副部长，1976年被捕入狱；

34. 刘英俊，解放军驻黑龙江省佳木斯第23军士兵，1966年因控制受惊马匹救儿童而捐躯，人民日报刊发了《人民的好儿子》社论并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并被中央树为“雷锋式标兵”人物；

35. 浩  亮，原名钱浩梁，后奉江青之命改姓更名，中国京剧院演员，因奉组织之命顶替其师李少春饰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主角李玉和而扬名全国，“文革”开始后担任中国京剧院“红灯记战斗兵团”负责人，后官至京剧院党委副书记、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及文化部副部长，因涉嫌“四人帮”集团反革命活动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

36. 年四旺，解放军士兵，1966年服役山西省大同期间因掀石头救火车身负重伤而成为全军全国学习的榜样人物，其事迹记入了小学教科书，后官至总后勤部党委委员、九大主席团成员，1997年移民美国；

37. 金训华，上海赴黑龙江省插队知识青年，1969年因抢救国家财产（两根木电线杆）而溺死于洪水之中，被树为英雄人物并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38. 尹  达，考古学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937年投奔延安，任职陕北公学及马列学院研究部，著有《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常委、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及《历史研究》主编，曾受到最高领袖的公开表扬，1966年官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及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

39. 李劫夫，作曲家，1938年入党，先后担任延安剧社教员、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社长、东北野战军九纵文工团团长、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及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其早期代表歌曲有《二小放牛郎》、《我们走在大路上》及《蝶恋花-答李淑一同志》，“文革”期间为毛泽东的全部诗词及大量语录谱了曲，典型歌曲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1971年10月因涉嫌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与其妻张洛同被隔离审查，1976年12月病死于“学习班”中，其创作的全部歌曲被封禁至1981年后；

40. 吴桂贤，陕西省咸阳西北国棉一厂纺织女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全国劳动模范，“九大”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兼陕西省委副书记，1975年被最高领袖亲点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后自愿返回地方工作，改革开放后受聘担任深圳中外合资企业鸿华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副总经理，退休后担任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主席；

41. 杨美玲，山西省原平县食品公司屠宰场女徒工，因在杀猪生产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个人体会被《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日以《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为题隆重刊发而名扬全国，后官至县革命委员会常委及县食品公司革委会副主任；

42. 王进喜，原玉门油田石油钻井工，1960年因“毅然用身体搅拌水泥压制井喷”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事后被树为全国“工业学大庆”标兵人物并授予“铁人”称号，后官至钻井指挥部副指挥、大庆市革委会副主任、大庆市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1970年病故；

43. 庄则栋，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因在日本参赛期间主动接触美国乒乓球队引起最高领导人重视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乒乓球外交”代表人物，后官至中央委员、国家体委核心小组副书记及国家体委主任，因涉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活动，1976年10月后被隔离审查，1980年调山西省乒乓球队任教练，1983年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44. 陶  铸，原名陶际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1927年参加革命，“文革”前历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中南局第一书记，1966年5月调北京担任中宣部长，后官至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第一顾问，1967年5月因反对“怀疑一切论”与“最大保皇派”问题被捕入狱审查，1969年死于安徽省巢湖拘禁地，1978年底获平反昭血；

45. 谢静宜，1952年参军（中央军委长春机要学校），初中文化程度，长期任中办机要局译电员及资料员，1966年后开始名扬全国，曾先后官至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委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梁效”批判组负责人，积极参与“批林批孔”及“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因涉嫌“四人帮”集团反革命活动，1976年10月被捕入狱审查，1981年被免于起诉（其同案犯迟群获刑18年）；

46. 杨荣国，1938年参加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新中国“儒法斗争学说”创始人，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主要著述《中国古代思想史》，“文革”初期遭批斗，1973年后官至中山大学哲学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校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广东省理论工作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积极参与“批林批孔”运动，为“梁效”批判组提供了许多理论及历史依据；

47. 金敬迈，1949年参加解放军，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任话剧演员、创作员，《欧阳海之歌》作者，该书经过多次奉命修改后创下了7000万册的发行量，1966年调中央担任“文化口”（原国家文化部被砸烂后的文化临时主管部门）负责人，后官至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组长，1968年被捕入狱，直至1976年获释；

48. 章含之，北京外语学院教师，民国耆老章士钊养女，毛泽东私人英文教师、翻译，离婚后成为原外交部长乔冠华续妻，曾官至外交部亚洲司处长、副司长，“文革”后期因屡屡出现在荧屏上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涉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活动，1976年10月后被隔离审查，1982年获释；

49. 蔡永祥，浙江省军区三支队驻守钱塘江大桥的士兵，1966年因“奋不顾身掀翻大木头拯救旅客列车”的英勇事迹迅速被军队总政治部、军报及人民日报予以最大力度的报道，并掀起了“向蔡永祥学习”的全国性热潮，蔡永祥被追认为共产党员、记一等功荣誉并迅速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之后政府分别在事发地及其家乡安徽省肥东县建造了“蔡永祥纪念馆”（无比遗憾的是，破坏大桥的歹毒案犯至今尚未抓获）；

50. 王国福，北京市大兴县大白楼大队农民，互助组组长、生产队长，1969年病故，其“村民不全住新房、自己永住长工屋”的无私精神和“身住大白楼，胸怀全世界”的崇高情操由《人民日报》1970年1月发布的长篇通讯《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而迅速传遍全国，其光荣事迹之后还被收进了小学教科书，也成了其后“忆苦思甜”运动的重要学习材料；

51. 李素文，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品门市部女售货员，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家喻户晓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曾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过《为革命卖菜》发言，后官至辽宁省团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常委、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财贸系统负责人、财贸战线“批邓及右倾翻案风”领导小组负责人，“文革”结束后回到沈阳在沈阳糖果厂劳动锻炼；

52. 金祖敏，1950年加入共青团，“文革”前任上海电机厂工人、工段长，1966年参加革命造反，任上海工总司负责人及市委工业组、市总工会、市革委会组织组负责人，曾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后经王洪文推荐调中央，官至中央委员及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1976年10月被捕入狱审查并被开除党籍，后担任美资企业驻沪办事处总经理；

53. 姚连蔚，陕西省西安847厂工人、政工员、政工组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66年参加革命造反，先后任“西安工联”群众组织负责人、厂革委会副主任，后官至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总工会主席、省委常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77年7月因曾经策划指挥西安武斗被停职审查，次年送回陕西继续审查，1979年被捕入狱，1981年被免于起诉，1984年被开除党籍；

54. 倪志福，北京618厂工人、技术员、工程师、总工程师、厂党委书记，全国先进生产者，因发明“倪志福钻头”而名扬全国，后官至9~15届中央委员、两届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及天津警备区第一政委等重要职务，曾获“中国久经考验的政治不倒翁”之美称；

55. 刘结挺，原名刘瑞新，1938年参加革命，新政权建立后曾任第18军的团副政委、四川省宜宾县委书记、宜宾地委副书记、第一书记、宜宾军分区政委，1963年因严重违法乱纪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5年被开除党籍，1966年积极参与革命造反并恢复了党籍，曾官至四川省革委会筹备组副组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委员及成都军区副政委，1971年8月因“策划操纵武斗”被隔离审查并再次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1982年因涉嫌林彪反革命集团案获刑20年；

56. 张西挺，原名简玉霞，刘结挺之妻，1941年入党，曾任宜宾市委第一书记，1963年因偕其夫严重违法乱纪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5年被开除党籍，1966年积极参与革命造反并恢复党籍，曾官至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政工组长、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1年8月因“策划操纵武斗”被隔离审查并再次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1982年因涉嫌林彪反革命集团案获刑5年；

57. 侯玉兰，扬州市邗江县方巷大队农民女青年，贫协组长，全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在1965年由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亲自蹲点主持的“社会主义教育及全面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中成为名扬全国的典型人物，后官至方巷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书记、公社妇联主任、县革委会常委，她与同大队的三名女青年（陆翠娥、董翠英及柏翠萍，简称“三翠姑娘”）被工作队塑造成“学语录、背语录、随身带语录、大讲特讲语录、活学活用语录、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学活用先进集体，1966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题为《让毛泽东思想在农民群众中深深扎根》的长篇社论；但大名鼎鼎的“方巷经验”宣传工作却在“文革”初期变成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严厉攻击华东局、江苏省委、省政府、《新华日报》及“走资派”的借口，逼时任省委书记江谓清、省委宣传部及《新华日报》领导班子就“压制宣传毛泽东思想、与林副主席对着干”等错误问题向江青及中央文革做了深刻的检讨；

58. 杨国庆，北京20岁青年（也有文学青年身份之说），1966年4月19日持菜刀在北京友谊商店内砍伤两名外国友人——马里共和国来访贵宾巴卡里·特拉奥雷和东德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马雷的夫人，该案迅速震惊了全国；据警方发布的案犯信息称杨某因其“恶霸地主兼国民党还乡团长”父亲被镇压，而蓄意采取疯狂的阶级报复，案犯杨国庆于同年6月10日被从重从快执行了死刑；

59. 遇罗克，北京65中学高中毕业生，北京人民机械厂工人，代课教师，1966年2月13日在《文汇报》发表《和机械唯物主义斗争的时候到了》，公开质疑抨击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又于下半年在《中学生文革报》上公开了发表了强烈批判出身论和血统论的系列文章，其中的《出身论》迅速在全国范围引起了激烈的反响；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该文是大毒草，必须严厉批判，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入狱，1970年3月5日以“大造反革命舆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及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罪名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了；

60.杨 贵，原名杨绍青，私塾文化，1943年入党，历任河南省汤阴县委宣传部长、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林县县委书记、安阳地委书记、省委常委、副书记，因担任国家典型农业水利工程“林县红旗渠”总设计师兼建设总指挥而名扬全国，1973年调任“四人帮”控制的公安部副部长兼河南省地市县领导职务，中央候补委员，“文革”结束后长期接受组织审查，1979年调五机部工作，再调任山东省渤海农场副场长，1982年调任国家农业部三西办公室副主任，2006年恢复享受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级待遇；

61.李庆霖，福建莆田人。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分配至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知识青年儿子李良模“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等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改善知青生活，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不久被誉为“反潮流英雄”，后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县“知青办”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1973年在《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文章《谈反潮流》。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8月提前出狱，2004年2月病逝；

62. 李敦白，美国人，出生于1921年，当时著名的“洋人造反派”。他入大学不久即在左翼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介绍下秘密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二战”期间他以美国军人的身份来到中国服役，日本投降后接到退伍命令回国的他却与昆明的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地下党负责人建议他去延安教毛泽东学英语。他乃设法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视察员的身份留在中国，继而于1946年秋转赴延安，同年成为中共党员，从此开始投身自己长期倾心向往的中国革命事业，长达三十余年。晚年的李敦白忆述其“文革”初期的风云际会时直言：“政治权力的致命吸引，呼风唤雨的巨大幻觉，也让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旅居中国期间，李敦白的主要身份是中国对外广播的专家顾问，其人生的“鼎盛”时期是“文革”初期成为中国最积极也最具影响力的“洋人造反战士”和可以“通天”的风云人物，一度还被中央文革小组任命为广播事业局代局长；而其人生“低谷”则是两次被误认为美国间谍而被捕入狱，被单独监禁长达16年（1949-1955、1968-1977）；第一次出狱后，重回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平时“不断提醒自己，要比红更红”的李敦白同志，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受组织的激发鼓励，还挖出了他所在部门的唯一“右派分子”——部门负责人陈维熙，之后还积极参加了批判温济泽副局长的群众大会。轰轰烈烈运动开始后，自认为必须永远“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的李敦白同志又在第一时间加入了广电局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大义灭亲地口诛笔伐了与他关系亲密的顶头上司梅益局长；后来又应江青之召参加了王光美的批斗大会。

1980年，曾经的美国“洋造反战士” 李敦白同志携中国妻子返回了自己的祖国，晚年他对自己在中国的35年革命历程继续保持着坚定不移地的“无怨无悔”态度。

看看上述历史风云人物跌宕起伏、轰轰烈烈、良莠并存、天上地下的人生简要历程，再细读一部部记述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若再聆听一些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后，你一定就不难理解咱们中国在前进道路上的“十年探索”有多么艰难险阻和史无前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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