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抗战中让人感动的“路上学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北华中及华东地区多省先后沦入日寇之手，数以千万不甘做亡国奴的沦陷区民众便纷纷举家南逃西遁，难民中成千上万中学生的上学读书受教育就成了严重的问题（多数大学已由政府整体提前迁到了华中及西南地区）。针对这一特殊的大难题，充分意识到“教育不垮，民族不亡”的国民政府为了能让流亡学生继续完成学业，储存国家的后备力量，责成教育部在西南及西北大后方设立国立中学以收容来自各省的流亡学生，并拨款资助各省教育主管部门用做流亡学校途中的各项费用。在后方的所有国立中学均施行学杂费及食宿费贷金制度，国家出钱让学生有学上、有衣穿、有饭吃；在流亡兼办学期间，临时中学的教职员工还兼做学生们的“临时父母”。最早的流亡中学是1934年即开始首迁北平的国立东北中学及国立东北中山中学。

1937年9月，时山东省教育厅根据战争形势研究全省公立学校下一步迁移计划，9月间给各中等学校下达令文：1、选拔15岁以上身体健康(女生慎选)自愿跟随学校迁移后方，并得到家长同意；2、随身携带自己能负担的行李及简单文具；3、先集合进行行军训练，等候学校出发命令集体出行；4、各校迁移费用由学校自行解决，出省后由教育厅负责；5、在省内分区集合，以接近陇海路为原则。并定：(1)济南以东学校，进驻临沂县各学校；(2)济南以北学校进驻济宁各学校；(3)济南以西、西北各学校进驻单县、曹县各学校。山东省教育厅计划山东省公立中学向西撤退，12月间设河南许昌、方城为全体师生集合点，继遵教育部令成立国立湖北中学，设校址于湖北(汉江畔)的郧阳及均县。由于战争形势危急，于1938年11月间再迁至四川省绵阳、梓潼县区，并更名为“国立第六中学”。5000余山东流亡师生耗时一年半，横跨鲁、豫、鄂、陕、川五省，艰难行程漫漫7000余里；途中还有22位女生因翻船而落水不幸身亡，临时中学校长随即被革除公职。

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到集合地许昌看望流亡师生，召集全体师生讲话：“从今以后你们渴了、饿了、冷了，或病了，都找不到你们的爸爸妈妈了。我现在把你们交给杨科长（教育厅基础教育科科长，山东省流亡学校总领队）了，渴了、饿了向他要吃喝，冷了向他要衣穿，病了要他请医生。他能向你们爸爸妈妈一样照顾你们。”师生们听过何厅长讲话十分伤感，忍不住掉下眼泪。

从1938年开始，出于确保教育规范化的考量，国民政府将流亡到西南西北大后方的各省临时中学统一改编为国立1至国立22等22所中学。后来为适应女子及海外流亡华侨子女入学，又设立了国立女子中学2所及华侨中学3所；其他无编号的国立中学还有“清华附中”、“复旦附中”、“同济附中”、“中大附中”及“国立女子师范”等。“国立”意味着财政捉襟见肘的国民政府彻底取消了中学教育原本由所在地省政府承担的旧政策，战时中学教育改由国家统一负责了。

大量“路上学校”迁至后方后改编成的三十余所国立中学，抗战期间的总招生人数约20万人，除了整体提高了国民的受教育及文化水平，还在国破家亡的非常状况下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的杰出人才。

2014年9月18日上午，笔者和几位朋友登门探访了暂居南京的国军抗战青年军人、旅美华人汪弘老先生，并聆听了老人让人喜更让人悲的真实故事。

2015年已在美国辞世的汪老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首都南京沦陷前夕随父母全家为躲日寇空袭从芜湖市区暂避难至农村，日寇迅即攻占芜湖后，已无家可归的汪家只能于1938年春节前趁月黑风高之夜，搭渔民的小船偷渡长江至无为县，再一路颠簸辗转途经含山、安庆、武汉、岳阳、常德、花垣及四川江津多地，最后流亡到了陪都重庆。

九二高龄却身体硬朗思维清晰的汪老，滔滔不绝且如数家珍地对我们叙述了他少年、青年、抗战及后半生一篇篇多姿多彩喜悲兼具的往事，令闻者既敬羡更忧伤。其中老人真情回顾的“一路逃难一路上学”喜悲故事，令在座的后辈听者无不为之感动不已。

汪老一家五口（包括他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虎口余生偷渡至江北后不久，即遇到了国民政府设立的难民救助站（沿途有很多，为难民供应饮水及少量食物），歇息数日后再步行（老人、妇女和儿童则乘坐独轮车或驴车）一路向西，经安庆抵达武汉。因西上四川重庆的运力严重不足，且码头屡屡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汪家老小被困武汉一筹莫展。很快，国民政府在武汉招收流亡的安徽籍中学生组成“安徽省临时中学”（后正式定名为“国立八中”，沦陷区各省都在武汉设有“临时中学”）公开招生，并负责带领学生一路上课生活一路逃难流亡，由湖北湖南贵州三省转赴四川后方。汪弘的父母只能将自己15岁的儿子和14岁的女儿托付给流亡中学，带着最小的弟弟在武汉候船西上。汪老跟着“安徽省临时中学”一路生活读书一路流亡。途中师生及教职员工绝大多数靠步行，学校在一地停下读书兼修整（地方政府、商会甚至军队都会提供各种帮助），先遣人员提前确定了下一个停留地后，全体师生员工再继续前进。辗转抵达四川江津后，汪老又顺利转入当地的“国立第九中学”继续就读高中。

汪老于1940年在重庆报考大名鼎鼎的西南联大落选后，即报名参加了国民政府卫生部研究院举办的“滇缅铁路美国勘探专家组员工培训班”，培训结业后一边担任专家组的翻译，一边做复考大学的准备。1942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1943年他又积极响应政府青年从军报国的号召，报名参加了“昆明译员训练班”，培训结业后以陆军上尉军衔分配到云南省开远的美军总部担任翻译官，协助美军顾问负责对中国军人培训教授美国援助军事装备的使用。其小弟弟后来也考入了空军幼年军校。

老人叙述完这段颠沛流离、读书不缀的“路上学校”历程后，还感慨无比地说：“鬼子的侵略让中国的一切都乱了套，但教育却仍然按部就班，我和无数青少年都在流亡途中不花一分钱依序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

汪老对“路上学校”及抗战期间教育历史的详尽回顾，既让笔者深为感动，更让笔者没齿难忘；笔者也期望能有更多的同胞了解并永远缅怀这一可歌可泣的珍贵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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